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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评的经典化难题(3)

http://www.newdu.com 2020-06-29 《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 卓今 参加讨论

    三、新技术+新观念:重估经典作品
    网络时代自媒体式的公共阐释,导致对现代经典的认同出现更多的分歧。公共性阐释包含非理性因素,没有一个既定的标准。偏认知功能的接受者希望从作品中获得知识性的东西,偏审美功能与情感性(感性经验)的接受者希望从作品中获得精神和心灵的慰藉,偏历史性功能的接受者希望从作品中获得某种价值和文化认同。这种对经典感知的强弱是他们判断文学作品是否成为经典的根本要素。文本意义的层次是另外一个话题,有些作品的表层意蕴是倾向于审美功能和感性体验,它的深层意蕴却有很强的历史性和知识性,需要读者用力挖掘。伟大的经典总是不能让人一眼看透。作品固有的价值属于哪一种倾向,需要不同时代的公共阐释。大多数作品很难包含所有的倾向。像《红楼梦》这类作品可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但读者仍然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正如鲁迅对《红楼梦》读者的分类,“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小引》)。卡夫卡之所以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才成为经典,用冷酷的感性体验包裹了深刻的认知,读者需要像打开核桃壳一样用力,才能品尝到美味的果肉。他的思想的超前性和深刻性一开始就是一种拒绝读者的姿态。
    (一)网络文学经典化问题
    在文学史上,很多通俗性作品一开始都不被看好。宋元话本起于勾栏酒肆,被正统文人看不起。小说从“小道”升为主流体裁花了漫长的时间。网络写作还处在幼年时期,幼年时主体性是比较弱的,比较容易受他人和外在因素的操控。主体性成型需要社会环境和历史的塑造。通俗性作品很容易变成“有固定的套路”的类型化写作。类型小说很容易获得读者的青睐,如官场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等,民国初期的鸳鸯蝴蝶派曾经“洛阳纸贵”,网络小说如玄幻、修仙、家庭伦理、科幻、宫斗、盗墓等。模式化写作与流水作业是反经典路线的。早期阅读网络文学需要跨越一定程度的技术壁垒,至少需要一台电脑。手机普及以后,这个壁垒自动消除。另一个壁垒难以消除,那就是阅读网络文学需要投入较大精力和较长时间,造成另一种意义的“有难度的阅读”。一部优秀网络作品想要像传统纸质出版物那样得到广泛传诵,必须经过二次创作,改编成电视剧、游戏、动漫,需要资本介入,需要文化产业链的支持。点击率、跟帖都是网络文学与读者互动的一种普通的阅读形式。互联网技术形成的新的社会群体“宅男”“宅女”们,他们是网络文学的公共阐释者。量与质是网络写作的二元对立模式,有量才有存在感,量是网络写作存在的必要条件,催更、打赏都是鼓励量的手段。毫无疑问,在海量的文字中,人的智思被摊薄,有效性被稀释,与传统概念中“高度浓缩”“人类智慧结晶”的经典特征不相符。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一直悬置在这里。经典无疑都具有独创性,它的独创性如何呈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认为文学的独创性概括起来有这几个特征。第一,必须让人看上一眼,就能立刻明白是他的作品。第二,必须凭一己之力对自己风格更新换代。第三,其独具特色的风格必须随着时间流逝化为标准,吸纳到人们精神中,成为价值判断基准的一部分,或成为后来者丰富的引用源泉。网络文学如何标示独创性?无论是风格、文字,还是思想,要让人一眼辨识出来,需要有极大的阅读量,有对比阅读。要想“成为后来者丰富的引用源泉”,需要句式的锤炼和思想的前瞻性。这是网络文学需要面对的难题。传统的写作,读者愿意忍受长长的铺垫,还时不时回头品味作家的用心,在春秋笔法、草蛇灰线中发现一些隐藏很深的微言大义。经典被反复阅读,不断阐释,能够解释人的基本情感、一般经验。由于超强的体力透支,网络文学是年轻人的天下。年轻化存在题材和生活阅历单薄的问题,缺少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难有创新和突破,加上商业手段的催逼,难免题材类似、桥段重复、人设雷同。传统文学尚且有不可避免的同质化现象,网络文学这一现象更不可避免。等到有生活阅历后,青春不再,网络写作属高强度劳动,体力承受不起。那些一开始就追求品质,重视文学性,走传统路子的作者,会因为经济、体力等各种原因退出网络。这样一来,网络始终留不住有实力的作家。有力量的作品是作家深刻地用情、用心的结果,需要沉淀和笨拙地操作,网络写作单纯的速度意识会与这种要求形成对抗。现实对艺术家很苛刻,智力资源是活性的、变动不居的,需要时时刻刻补充能量,积累库存,有节制的运用。
    (二)公共阐释中的另一个“公众”
    无限分割、碎片化、格式化,是网络时代的阅读和传播的特征,公众的评判很难集中在同一个方向。资本和媒体可以操控。大数据平台默认一种阅读风格后,不断推送同一类型的文章。电子新闻媒介已经开始用AI当编辑(AI选送的文章点击率比人工编辑要高得多)。而且AI通过大数据测算出人们的喜好,能有效地抓住关键词,是最称职的“标题党”。公共阐释与传播媒介方式对文学经典的决定性作用,在资讯不发达时期,有多少沉默的文本本该成为经典而没有成为经典。那么,资讯和传媒极度发达的时代,同样有优秀的文本被AI和数据平台筛选掉而依旧是沉默的文本。资本和资讯的高压与经典化构成对立关系。同权力和政治高压一样,公众在这种高压之下都是沉默的羔羊,公共阐释中的“公共”成为不完全的“公共”。“每个人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知识、行为规范、制度,都是现实的基础。在这个现实基础之上,阐释主体在建构对象时必然也被对象所建构。”作为传统阐释主体的人的“公众”尽管有发声的权利和平台,但仍然避免不了被新规则(人工智能)挤兑。从而构成一种双向缺席,原本有发声权利的阐释主体的缺席和阐释对象中被埋没的优质要素的缺席。
    (三)人工智能与文学阐释新规则
    人们不断地预测,在未来若干年,人工智能会取代哪些工种。连作家都有一种危机感,因为机器人偶得和小冰已经可以写出不错的诗句。作家韩少功做了一个试验,他把两首诗放在一起,让人们辨认哪一首出自机器人,哪一首出自古代诗人。两首诗如下:
    其一
    西窗楼角听潮声,水上征帆一点轻。
    清秋暮时烟雨远,只身醉梦白云生。
    其二
    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气昏昏上接天。
    清渚白沙茫不辨,只应灯火是渔船。
    其中一首来自宋代诗人秦观,另一首出自IBM公司写诗软件“偶得”之手。接受测试的是某大学三十多位文学专业研究生,只见他们“犹疑不决抓耳挠腮”。机器人冰冷坚硬的躯体居然能写出柔软温暖的诗句。那么,反过来说,机器人能读懂这样的诗吗?伽达默尔认为:“没有一件艺术品会永远用同样的方式感染我们。”他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为文学艺术本身的复杂性、神秘性和不可知性。当阐释者带着问题去解读某个文本,那么阐释者不可能用“我们已经知道”的方式去获取一个答案。接受者不能从文学艺术作品上获得一个对应的信息,也不可能像对待新闻报道那样理解其全部的意义。那么,这给人工智能提出了挑战。AI可以写诗、作文、绘画,但它没有情感,不能被感动和感知,它是否可以担任文学评论家。面对一个从未被评论过的作品,它是否能够调动数据库组装成某些观点,对这个文本进行一种新的“认知”。最为关键的是,它是否能辨别经典。假使它把所有的检测经典的标准都罗列出来,去检验一部作品,由于缺少感动,它的判断是否可靠。按照这个规则,只要读者细心体会这两首诗,不难发现真假。韩少功在《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一文中认为:“人机之间的主从格局,最终能否被一举颠覆?一种逻辑化、程式化、模块化、工具理性化的AI最终能否实现自我满足、自我更新、自我嬗变,从而有朝一日终将人类一脚踢开?……不用怀疑,有关争议还会继续下去。”事情结果到底怎样?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这种怀疑争议“恰好是人类智能的自由特权之一。换句话说,也是一件机器人尚不能为之事”。机器人充当价值判断者是有问题的,文学阐释恰好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
    并不是说人工智能在经典阐释方面完全束手无策,它仍然可以做一些初级的工作。将已有的经典作品以及对经典作品的评论输入数据库,根据大数据,以往的人类经验,它还是可作一些适当的判断。人类总是感觉经验不足,在如何挑选经典这件事情上相当费脑力。评论家告诉人们哪些是经典,哪些不是,似乎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并且拿不出有足够说服力的东西。将来人们会不会依赖AI去做这一项工作,它会说出一千条正当的理由,因为它有大数据支撑。
    日本文学理论家夏目漱石在《论文学》中把文学性用符号表示,试图使其公式化。他认为,一般而论,文学内容,若要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F+f),其中,F表示焦点印象或观念,f代表情绪。大体上可以共为三种:1.有F而无f,即有知性的要素,而缺少情绪的要素,例如我们关于三角观念中,就没有附带什么情绪。2.伴随F而发生f,例如我们对于花儿、星星等的观念。3.只有f,而找不到与其相当的F,所谓“fear of everything and fear of nothing”,意即没有任何理由而又感到恐怖之类。以上三种,成为文学的是第二种情况。AI对于1和3的情况是没有问题的,由于 2有f,对于花儿和星星产生的联想,受到的感染,带来的复杂的情绪,都是根据接受者个人的情感历程和教育程度决定的。机器人偶得永远不会有“清渚白沙茫不辨”这种巨大的感情困惑。读者有时候阅读文学作品时被某个情节或者意象感触,产生极大的情感波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f要素。这正是限制人工智能的要素。
    四、余论
    文化批评阐释根据文艺现实的内外环境变化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其理论基础涉及文学外部经验,如在人类学寻找种族与文化传统问题,通过政治学标准识别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从社会学和伦理学中寻找阶级、秩序、族群等问题。而文学内部经验如审美、艺术表现力、语言构成、人物塑造等因素则转化为外部的社会学样本。文学总体的愿望是为了抵达美好,但大多数时候呈现的是不圆满,包括错误和遗憾。作品中的人物,可能为了守护情义,而做出一些看似“糊涂”的选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文学一直试图通过感性的方式构建一种人类健康发展的价值体系,传统的文学阐释方法倾向于将文学视为人的精神停靠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一价值框架被打破。文化批评放弃对文学内部的观察,把文学单纯地作为历史对象加以考察,执着于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利,这正好是新技术、人工智能可以做到的事情。文化批评是否能从历史对象中走出来回到精神故乡,体察人的感觉、知性和理性所构成的丰富复杂景象。从对象返还到文学内部、返还到精神本身,这是当下文化研究需要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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