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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信息化时代的文学文本有可能经过改编和再创作，从而脱离原来的形态。文化研究者正在为这种变化调整研究策略，探讨其规律和生成机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不同的是，文化研究者除了关注新形态起源和新要素发展，更多关注的是外部形态。因为外部形态是新发生的，变化着的，引人入胜的，而内部形态是固有的，大体不变的。文化批评者放弃对文本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价值的研究，尝试通过对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的揭示，重新塑造一种文学期待和文学想象。这一研究潮流表现出以下几种特征：解释经典的行为学盛行；通过外部经验揭示经典本质；用新技术+新观念重估经典作品。文化研究的这种阐释模式带来新的问题，即阐释行为表现为阐释目的与文本的疏离。经典文学通过感性的方式揭示人的情感和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此构建一种人类健康发展的价值体系。文化批评将这一价值框架打破，把文学作为单纯的历史对象加以考察，文学内部的精神性被忽略，文学作为精神故乡的连接被切断。鉴于此，文化批评需要解决返还文学内部、返还文学本身这个难题。 关键词：文学阐释; 文化批评; 文学经典化; 文学内部研究; 文学外部研究 作者简介：卓今，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进入21世纪以后，文学史以及文学经典的重构话题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想潮流。面对海量的文化产品和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学研究需要对应这种现实，提出新的方案，解决新的难题。当下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一部作品印成书籍并不是终端形式，它可能被改编成影视剧，开发成游戏，还可能有更多的延伸（游戏的周边产品，玩偶、模型、旅游景点等）。大多数衍生品的原始形态仍然是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作品，但人们似乎忘记了开端。被无限分割、附加、扭曲、变形、延长，在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多种多样改头换面，其本质还是不是文学？当代文学研究已然拓展到了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者必须为这些无限增加的量而忙碌，探讨其规律和生成机制。与文学研究不同的是，文化研究者除了关注新形态起源和新要素发展，更大的兴趣还在外部形态。因为外部形态是新发生的、变化着的、引人入胜的，而内部形态是固有的、大体不变的。这一研究潮流表现出以下几种特征：一是解释经典的行为学盛行；二是通过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外部经验揭示经典本质；三是以新技术+新观念重估经典作品。文化批评者放弃对文本内部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价值的研究，尝试通过揭示外部形态，重新塑造一种文学期待和文学想象。本文试图通过上述研究，解释文化批评与经典化的关联。 一、解释经典的行为学 文学作品传播的传统方式，需要接受者捧着纸质书阅读，去剧院看戏，去电影院看电影，其行为受周边环境、条件的限制，如时间、金钱、精神、爱好、修养、个人文化层次等因素。其方式是亲密式、触摸式，主体与对象之间近距离的接触，读者与书本的接触，买/借书，翻阅；观众与剧场、影院，通行方式，步行/乘车，购票。行为人与目标之间设定了障碍，通过一定的努力，行为人才能有效接近目标和达到目标。数字化时代，在接受行为模式上，电子媒体取消了所有的难度，读者/观众毫不费力地接受各种文化产品，甚至大部分是免费消费，打开电视机、手机，娱乐项目应有尽有，唾手可得。有些文化产品通过广告宣传强行置入。这种被资本挟裹的阅读/接受，按照传统经典的标准，这些作品/产品绝大多数成不了经典，市场规律可能促使生产者出产精品，但精品不一定能成为经典。文学作品呈现的方式改变了，文学的本质并无改变。形成文学经典的本质要素也未改变。文学研究者看到了现实社会的变化，研究方法从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复杂的社会行为研究。经典概念从核心扩大到外围。文本形态从书本到非书本，如广告牌、服饰、用具、工艺品等行为艺术，承载内容从文字扩大到图画/音像、符号。研究目的从个人纯粹审美变为不得不兼顾项目赞助人的利益。 （一）文化批评阐释行为表现为阐释目的与文本疏离 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各派系之间各说各话，以某一具体事例做靶子，针锋相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研究与生态批评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干预立场上是一致的，但在各自目标对象上有分歧，某些观念形成对立且不可兼容。据美国《ABC7News》2018年11月30日报道，知名极端动保组织PETA（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在美国加州101高速公路边设立了一个广告牌，广告牌上画着一个穿蓝色衬衣的金发“鸡蛋”脸女人，旁边附着醒目的大字：“面对现实吧，吃鸡蛋就别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下行小字写：“蛋和乳制品都是残害雌性动物的产物。”这是对女性主义者的挑衅。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些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对经典文学进行挑剔，有些批评已经溢出了文化批评的边界。尤其是背后有大资本、大财团支持的研究团体，很难说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性文化研究。在资本化时代，出于正义和道德的目的正当性文化研究一不小心就走向自己的反面。每个个体都出于一种善的动机，注入群体后，使它具有了活力，而某种理性的活力集团很容易成为一个“利维坦”一样的怪物，最后建立起一个自己并不想要的现实。后殖民主义热衷于指责那些操控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行为。牧场、乳制品等农产品集团，以及皮草、皮革等世界级时尚品牌则不喜欢那些维护生态动保基本权利的生态主义者。站在道德高地的生态主义批评者有意忽略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而女性主义批评的敏感和尖锐越过了性别平等诉求，颠倒过来再次变成一个性别压迫另一个性别。与纯粹的文学经典化不一样，文化研究总是溢出学术边界，希望对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产生影响，以政治正确的名义干预各种事务。经典文学作品在这里仅仅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工具，在某种斗争中被卷入其中，具体某些作品有的浮上来，再沉下去。文化研究作为公共阐释的方式之一，它也是一种综合判断，恰好符合文学经典化生成过程的要求，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公共阐释语境里，所有打着经典建构主义旗号的文化研究，尽管不具有本质性，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小觑。 （二）技术、文化工程、艺术准入标准与阐释难度成正比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发展与文学经典化有深刻的内在关联。物质文化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早期最贵重的材质甲骨、青铜，只有占卜和祭祀活动刻录在上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日常生活不是不值得记载，而是材料太昂贵，掌管文化（识字）的人寥寥无几。在青铜器、龟甲、兽骨上刻字，需要专门的技师。周代的“史墙盘”是在青铜材料的底部铸刻铭文，周代列王文、武、成、康、昭、穆的事迹以及当世天子的文功武德，都浓缩在这284个字上。而“逑钟”和“逑盘”也是类似的“追孝”铭文。铭刻这样的文字就是一种政治权力和雄厚财力的彰显。东汉发明纸张之后，文学批评活动、文学史写作、文学选集的编撰以及书籍目录的编纂空前活跃。各类“文选”成为经典化的平台。生产力的发展与精神文化的增幅似乎是成正比的，至少在数量上是这样。在质量上，文明程度的提升也是成正比的。作为书写媒介的纸张的发明和传播，以及11世纪印刷术的推广，使得经典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印刷术的出现使明清长篇小说得以问世，各种私人作坊的刊刻使大篇幅、大容量的作品得以留传，不需要运用国家力量进行文化大工程建设。适当的技术，在人力可控的范围之内，技术与经典化相得益彰。网络写作之前，大工业印刷带来的报纸、书刊，虽然每年数以万计的新作出版，一切文本都在可控的范围。网络时代是一次巨大的变革，网络写作直接越过文化部门和期刊编辑的审查。发表零门槛，每个人都是作家，每个人都是出版社。经典化的行为学进入一个新起点。电子媒介传播、数字技术等，海量的文学作品和疑似文学作品，鱼龙混杂，而阐释者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目的不同，需求不同。人工智能参与写作，经典如何定义，机器人的作品是否能够成为人类的经典？生产力发展、技术的革新、文明程度提升，经典的遴选难度加大，经典化程度步伐放缓。 （三）伪经考证及制作动机的经典阐释的深层文化意义：“另一种形式的思考、分析和发明” 后世的价值取向如何重构早期作品，版本对于意义的确立，也是经典传承中的一种阐释学行为。毫无疑问，后世的评判对早期作品的流传和保存会产生影响。经典文本的存留面临许多不确定的危险，自然损毁与人为损毁。自然损毁如保存不当、磨损、水浸、火烧等。人为损毁有两种情况：一是不重视，任其消亡。由于经典的淘汰机制使一些自动淘汰的作品不再有机会露面，文学史、文学批评不再提起，文本不再受到重视甚至完全被忽视。有些作品有机会在某些类书中留下目录。二是官方的禁书运动造成的损毁。政治强权下的禁书运动造成的毁灭比自然消亡来得猛烈，被列入名单的书籍不管是经典还是普通作品，都是灭顶之灾。“尽管秦文化重视实用的风格使得许多技术层面的知识得以存留，但是以理论为主题的体现较高思辨等级的文化遗产遭遇‘秦火’造成的文化劫难，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虽然‘民间《诗》《书》，未必能家摧而户烧之，燔余烬遗，往往或有’（刘师培《六经残于秦火考》），我们却不能在回顾文化史时，轻易否定毁灭文明成就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焚书”事实的记载应该是比较权威的证明。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但特别强调留下技术类书籍：“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司马迁又在《史记·李斯列传》中再次记录这一建议，蠲除文学《诗》《书》及百家语，保留医药、卜筮、种树之类书籍。秦始皇采纳了他的建议，认为“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焚书”事件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损毁，致使后世学者为了抢救文献而进行艰苦的修补和复述工作。早在《通志》（卷七一《校雠略》）就有《秦不绝儒学论》之说，对秦始皇焚书之事存疑，谓之“秦人焚书而书存”，或曰“诸儒穷经而经绝”。王子今对“秦人焚书而书存”一说，认为有两个原因，“一者因‘博士官所职’的国家典藏；二者因民间在艰险情况下的保护和传承”。那么，在传承和保护过程中所进行的补缀难免有修正和扭曲的可能。尤其是复述和“伪经”，众所周知，有关“古文《尚书》”“今文《尚书》”文本的争议至今没有定论。 “伪经”制作可以视作早期的经典行为学事件。每一时期的文学都有自己标志性的个性。成员之间相同习俗和文化背景构成某些共同行为特征，达成某种共识，通过公共阐释达到克服文艺表征可能出现的弱点或者缺陷，使阐释行为有理性和预见性。伪造经典的行为在当时也形成了某种共识。行为主体明白违反者要受到制裁和惩罚，怀着某种伟大而隐忍的奉献精神：在历代“评家”和“选家”的共同评判下，成为被肯定的文化事件。 某种意义上，汉代伪书盛行实乃迫不得已。如果说博尔赫斯笔下的经典伪造者皮埃尔·梅纳尔纯粹出于个人爱好。刘歆父子及众儒生的经典伪造似乎有说不出的苦衷。博尔赫斯为梅纳尔的造假行为提炼出非凡的意义。起因是一位叫路易·梅纳德的人，义务为古人当枪手，为狄德罗写出了《咖啡馆的魔王》。如果不是被法朗士看出破绽，就收到《狄德罗选集》里去了。引发了博尔赫斯写了一篇幽默晦涩的小说《〈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尔》。当然他首先谴责伪经制造者对读者的欺骗行为是不可饶恕的。梅纳尔自己的“可见的”作品并不多，有象征主义的十四行诗一首，还有7篇文艺评论，4篇语言学和句法学文章，2篇棋艺研究文章，一部文艺理论专著，几篇其他杂类文章。他的天才用在了伪造经典这项“伟大”的工程上。他的最有价值的著作是《吉诃德》——他替塞万提斯写的一部小说。他认为塞万提斯应该写这么一部小说。这部未完成的伪经典还是被人发现了。他完全可以重新塑造一个“吉诃德”。但他却执意要写出同塞万提斯“逐字逐句不谋而合的篇章”。他首先要掌握西班牙语，重新信奉天主教，让自己进行一场模拟——同摩尔人和土耳其人打仗，忘掉1602至1918年间的欧洲历史，让自己“成为”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经博尔赫斯鉴定“塞万提斯和梅纳尔的文字语言完全相同，然而后者丰富多彩的程度几乎是前者望尘莫及的”。 “这些虚无主义的验证并无新意，奇特的是皮埃尔·梅纳尔由此引出的决定。他决定抢在人类的所有艰辛化为乌有之前，着手进行一项极其复杂、事先就知道是无足轻重的工作。他殚精竭虑、焚膏继晷地用一种外语复制一部早已有之的书。草稿的数量越来越多；他顽强地修订，撕毁了成千上万张手稿（我记得他的有方格的笔记本，黑笔的涂改，特殊的排版符号和蝇头小字。傍晚时分，他喜欢到尼姆郊外散步；往往带着他的笔记本，把它付之一炬。原注）。他不让任何人看到他的手稿，不让它们保存下来。我曾想查找，但是白费心机。” 他把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另一种形式的思考、分析和发明，是一种“智力的正常呼吸”。伪造这样一部经典难度更大、付出更多，他完全是在挑战智力的极限，珍惜古人的思想，以这种方式向古人致敬，并承认当代人的无力和不开化。“所有的人都应能进行各种各样的思考。”博尔赫斯讽刺中带有赞赏。 刘歆的爱好与梅纳德（梅纳德为真实的伪造者，梅纳尔为博尔赫斯的小说人物）类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就揭发了刘歆，他为古人写出了《左传》《毛诗》《周礼》等一系列典籍，为了骗过同代和后代，他还把天下之书篡改了一遍，比如把刘版《左传》中的文字塞进《史记》。钱玄同也揭发刘歆，说他自创了一套先秦文字。但是，问题是康有为和钱玄同的考证可靠吗？替古人写书，其艰辛程度堪比原创，既不得名又无大利。不得不怀疑，因为这个行为违背人性自私自利的天性。事实上康有为、钱玄同他们是有私心的，旧章不可信，从此要维新，于是对经典进行“强制阐释”。钱穆先生通过考证、辨伪，认为康有为等“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康有为和钱玄同在讲故事，钱穆在进行理性阐释。伪经制造者的行为同样也可以提炼出伟大的意义：焚书坑儒之后，书生们可能自己认为是凭记忆复制，真正意义上的“为往圣继绝学”。 像上述《狄德罗选集》差点误收伪作的情况并不少见，个人文集和全集收入篇目，由于失误忝列为经典的案例最典型的应该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MAGA1），由于经过俄文转译，当时没有条件一一甄别，误收了不属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有11篇之多。MAGA1的权威性毋庸置疑，人们很长时间一直把这些篇目当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这种情况纯非偶然，作为经典阐释学行为中的事件还是有研究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