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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主体论的理论转换 有关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碰撞和互动，已生成了不少的文论观念、判断、命题和结论，但其中有两个最主要的理论取向或结果：一是文学的主体间性；二是审美反映论或审美意识形态论。 主体间性是文学主体论者在受到质疑、批评甚或否定之后，经过深入反思的一种结果。实际上，在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提出并引起热火朝天讨论的1986年，就已有某些或是从哲学角度，或是从美学和文艺学角度讨论有关主体间性的译文和论文了，⑧但人们那时的关注点是主体性问题，对主体间性尚知之甚少而未加太多注意。到了上世纪90年代，学界才开始自觉地关注主体间性问题，⑨但是较好地认识和理解西方有关主体间性理论，消化吸收，并从中获得解释中国文论和美学问题的启示，从而展开具有本土化和时代针对性的文学主体间性的讨论，是新世纪以后的事了。我们不难看到，从新世纪伊始，以不同角度、立场与观点讨论主体间性的文章陆陆续续地发表出来，⑨其中，仅是杨春时就发表了专门讨论文学主体间性的论文10来篇，而且他在此阶段出版的一本美学专著里设专章用84页的篇幅讨论文学的主体间性问题，书中就主体间性的不同领域，主体间性的根据和内涵，主体间性哲学，审美的主体间性，审美语言符号的主体间性，审美主体间性的时空结构，审美主体间性的构成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⑩ 从总体上看，文学的主体间性文论在3方面显示出了它的理论特色： 一是在深入自身反思中依然守望着主体性文论的基本立场，有意警惕当下的文论再度走进机械反映论的境地，因此其主张虽然充分考虑到了个人主体与他者或群体主体，考虑到了对象主体和拟人主体，考虑到了在审美活动中人与世界生命的同一性，但却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坚守着文学主体性的根本原则。总之，这些文学的主体间性思想，是在赋予作者、读者、作品与世界所有要素以生命特性的前提下，来确认和讨论它们各自自由自主的主体性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于是通常与主体相对的客体或对象的概念便在其理论中消失了。 二是认为审美活动中通常的主客体只有在相互无征服，无支配的关系中，所谓客体才能成为另一个主体，才会使主客体在自由的共在生存中构成主体间性。 三是它是基于广阔的包容性，对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理论进行反思、修正、补充和发展的结果，它相信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的主体性根据，借鉴西方现代诸如舍勒、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在中国古代道家的原始性主体间性思想和古代文论中的“感兴论”等概念中探寻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在超离现实的文学艺术中放逐了被动的“客体”概念和冰冷的物本主义观念，从而不论中西，不分古今地进行理论探索。其合理性虽尚待历史的检验，但其广阔的视野，包容的态度，超越的格局却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多维互动的主张，与后现代或后历史的文化语境中文论的多元化现实，也算是一种自觉不自觉的理论回应。 客观地说，主体间性文论是已经初见系统化逻辑特征的一种文论思想，是建立在中国当代文论史事实和现状的深刻思考，也是合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论史逻辑的理论成果，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论具有健康的推动能量和积极意义，但是，还很难确认它已经生根、开花、结果了，甚至可以肯定地说，尚未形成中国当下文论更广泛的共识，所以才有学者提出“新时期文论主要建立了审美意识形态文论，包含着文论的主体性”，“就像‘主体性文论’并没有在新时期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主导一样，主体间性文论也没有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主导”(张玉能、张弓107)。 更加体现新中国历史传统和时代主导思想的文论在平行的历史维度上形成，这便是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两种文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思想背景，在反思文学机械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的弊端或缺陷的基础上，合理接受从文学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某些思想观念基础上提出的。众所周知，反映论文论或意识形态文论并非是中国新时期的新文论，而是新时期以前的中国当代主导性文论。两种观念都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反映论文论的直接思想背景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与意识关系的理论，意识形态论文论的直接思想背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审美反映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创新点在于“审美”概念的介入及其重新阐释。承认文学所具有的审美属性并在文论中概念化，在上世纪80年代如同文学主体论一样，是一种响亮的理论声音，给新时期的中国文论注入了生命般的活力，也更接近文学艺术的真理。 在已有的反映论或意识形态论文论中注入审美的概念，有一个外在的时代针对性或目的，这就是与认识论文论相区别，较早祭出文学“审美”属性的李泽厚和蒋孔阳，较早提出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童庆炳、钱中文和王元骧等都明确解释过这一理论主旨，(11)如后来在童庆炳主编的全国通用文学理论教材中说，在文学的认识因素与审美因素的双重性质中，“审美性质总是直接的和突出的，而意识形态性质(即社会性质)则是间接的和隐蔽的”(71)。因此，他们在新时期反复论证的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所强调的不是“反映论”或“认识论”，而是“审美”。 就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而言，它们都或隐或显地关注和重视文学主体的当有能量，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学主体论主张是重合的，譬如强调文学主体的能动，自主，情感，个性，体验甚至潜意识等具有生命本体和存在本体论意义的主体性的特征，正如钱中文所说：“从反映论观察文学，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某些本质方面可以得到阐明。但是反映论到底是一种哲学原理，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在反映现实生活时，只是在总体上符合这种原理，而其本身不是一种原理式的运动，哲学式的反映。文学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反映——审美反映，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较之反映论原理的内涵，丰富得不可比拟。反映论所说的反映，是一种二重的、曲折的反映，是一种可以使幻想脱离现实的反映，是一种有关主体能动性原则的说明。审美反映则涉及具体的人的精神心理的各个方面，他的潜在的动力，隐伏意识的种种形态，能动的主体在这里复杂多样，而且充满着种种创造活力，这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精灵。”(10)可见，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主体论思想与新时期的形象思维讨论和文学主体论观念进行了较好的综合，使得这一文学观念获得了文论界的广泛共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命题。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文论史给当下提供的启示，给未来指出的取向，都在证明着这份文论遗产的重要价值，其中从文学是人学到文学主体论，从文学主体论再到文学主体间性与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一系列生动的观念史事件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文论史演进的经典维度。在这一激荡的观念史空间中，我们虽然能够听到更加复杂的反响，但择其要者有三：一是守望主体论。学界一直在以或显或隐、或全般或部分的方式守望着文学的主体性，这里包括文学主体论和文学主体间性思想，也包括把文学主体论思想因素溶解在“审美”之中的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二是文论作为整个社会文化有机体的一部分。无论文论家们如何定位文论，中国这40年文论史并不是沿着阿多诺“自我同一艺术(self-identical art)的理想”(7)展开的，而是在挣脱与认同社会文化同一性中曲折地前行。人们必须承认，这40年，中国文论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是因为它拥有了可以舒展的语境，但同时，形象思维讨论中政治的介入，《太阳和人》电影在国家决策层的分歧及其最终命运，《人妖之间》引起的表面看起来不平常的后续事件，刘再复文学主体论不仅引发学术性讨论也受到了明确的批判，凡此种种，即便这是一个文化和思想宽容的时代，也不会纵容冲击国家主导文化的原则，文论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种样式的有效性，必须在其文化有机体系中是建构性的，而不是解构性的。三是调适理论的成果。与上述情况有关，中国改革开放40年文论史是一部与以政治文化为统领的文化语境的调适史，那些被文化有机体确认的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和共识性的文论都是一种调适理论，如由文学是人学，文学真实性观念，典型理论，形象思维思想等构成的文学本体论成就，由文学是人学，文学主体论和主体间性理论所构成的文学主体论文论，由文学是人学，文学主体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所构成的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等，都是在与代表整个文化方向的思想和理论的调适中发生，在应对和自省的调适中发展，以调适理论实现其生命力存续的文论成果。这些文论史现象，或许可以说其中蕴含着文论主体对自我的信任，也蕴含着对他者的充分尊重和理性回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