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凯伦·科茨  赵霞 2020年4月17日上午，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凯伦·科茨教授与剑桥大学访问学者、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赵霞副教授就儿童文学的相关话题展开了一场视频对谈。本报特别刊发此次对谈中关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与审美批评转向部分的内容。 文化批评的意义与反思 赵霞：近四、五十年来，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我看来，变化的线索之一，是它逐渐从文学批评转向了文化批评。尤其是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纵观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的研究著作与论文，女性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等词几乎无处不在。 但我也注意到，西方儿童文学界开始出现了对这一研究现象进行反思和反拨的趋向。我的意思是，文化研究对于儿童文学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它给儿童文学带来了许多重大影响，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方面。某种程度上，它改变了我们思考儿童文学的方式。但当文化研究变得无处不在，问题也随之而来。 所以，让我们来谈一谈文化批评对于儿童文学研究的意义和问题。尤其是问题。 凯伦·科茨：如果认定儿童文学为特定文化的价值和趣味设定了某些标准，文化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我记得有人说，要是你想了解一种文化，去看看五十年前的孩子们都读些什么。之前我们也谈到了孩提时代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理解故事和语言运作的方式，决定了一种文化的价值观。 但儿童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模式，也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它总是建立在分类的基础上，断言某个种族或身份就意味着某种表现。它总是说，我们应该这样或那样，应该看到这个或那个，或者，这不是某个角色应该得到的表现。这许许多多的“应该”，其实都是模式。这是将自己看重的价值强加于讨论的文本。因此，它看上去似乎以某种方式拓展了我们的认识模板——我喜欢你之前使用的这个词，模板——其实并没有帮助特定群体或者身处批评家所说“对”的方式之外的那些孩子解决问题。我有一个学生是非裔美国人，她总觉得自己跟周围人格格不入。她最喜欢的书是《哈利·波特》，她读幻想作品，不喜欢都市小说。而她所处的文化环境，邻居、家人、一起上学的男女同学，都认为她很不合群。她并不喜欢那些描绘跟她在差不多环境中长大的女孩们的故事，因为书中的表现不符合她的价值观。她需要的是更多的模板。我想说的就是，文化批评似乎进一步缩小了我们可以接受的文化模式。 就像存在着单一故事的危险一样，我担忧的是一种单一的批评视角带来的危险，它降低了文学表现的多样性。当你想要出版一个作品，而出版商告诉你，由于你笔下的角色不符合人们期待的行为模式，所以也不会吸引读者。这就导致了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故事，不是一个模式下的更多故事，而是那种愿意冒险去表现人们身处不同的文化、种族、宗教以及身体缺陷状态下的个体多样性的故事。 赵霞：用你的话说，儿童文学及其批评应该是“包容”性的。就强调个性、特性、个人文化的独一无二而言，你是否同意莱丝尼克-奥贝斯坦在其《儿童文学：批评与虚构的儿童》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即强调每个儿童都是个体。她把这种对个体性的强调推向极致，认为只有个体，而不存在任何对个体的通约或概括。 凯伦·科茨：我在很大程度上表示理解。但我更倾向一种被称为万花筒细胞的心理模型。个人就像万花筒一样，具有许多不同的面向，可以组成不同的图案，但其图案总是在变化。就像你之前说的，我们一生都在不断变化。如果我们从多个面向的角度看待个体，并且考虑到历时性，也就是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什么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只有个别的时刻和个别的场景，只有个别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必须是可读的。我的意思是，它应该能承载足量的图式，以使自己成为合格的故事，而不至于古怪到毫无道理的地步。 赵霞：它属于人，而不仅仅是个人。 凯伦·科茨：是。还是那句话，你得先认可一个图式，进而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突破这个图式。这就是个人性的来源。 赵霞：也许应该将它视作一个反思点——在思考有关儿童、童年、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批评的一切普遍性时，都把这一点个性牢记在心。 回归审美批评的趋向及尝试 凯伦·科茨：谈论文化批评的转向，很重要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在很多时候丢掉了小说的技法。当评论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批评某个角色的表现形式，他们没有注意到的事实是，这是一个创作的故事。如果我是作家，我编了一个故事，我从各人身上取来特点，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人。文学可以在我们世界上不曾经验过的方式来开始和结束。 赵霞：就让我们来谈谈儿童文学批评的文学层面，或者说审美维度。我认为当下西方儿童文学批评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试图恢复批评的审美维度。也就是说，不仅从文化研究、也要从审美分析的视角来研究儿童文学。文体分析是否可以作为例证之一？ 凯伦·科茨：我认为是。这种趋向正在显露。有的批评者对细致的文体分析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也有人做的是有距离的分析，那是数字人文领域发生的情形：人们试图通过向Python之类的程序输入文本来弄清楚儿童文学的一部分文体特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人在叙事学方面做出了有意思的新研究。我有个朋友即将出版一本书，重新聚焦人物角色研究。玛丽亚·尼古拉耶娃有本书叫《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据我这个朋友在若干会议上透露，他探讨的是儿童文学的作者如何既将读者拉进作品的世界，同时又使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他们在此中完成某些自己的评价。他研究作者如何创造出一个角色，既给人真实感，同时又执行着故事的功能。他特别地着眼于角色如何不仅是现实世界的复制，还是精心构造的叙事承担者。我认为意识形态研究离不开文本细读的支撑。 赵霞：所以，儿童文学批评不该丢弃文化研究，但需要将它与文本研读紧密地联系起来。如果想要谈论文化问题，就通过文学的分析来谈论，而不仅仅是谈文化战争。谈论图式、思想、概念，应该同时谈论文本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影响了读者对文化的理解。 我在2018年读到过《教育中的儿童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或许你也看到过这篇文章。文中对尼尔·盖曼《坟场之书》的开头做了非常细致的文体解读。作者试图揭示，尼尔·盖曼的文本如何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叙述展示，它还有力地引导着它的读者。所有的用词、句法和结构，都在试图将读者带向某处。我一开始读到这篇文章，非常兴奋，但好像刚读了个开头，它就结束了。我想，作者只是展示了存在这样一种文本研究的可能性。这仅仅是个开始。它也许代表了这类研究在当下儿童文学批评中的基本状况。 凯伦·科茨：你知道吗，有意思的是，我在2013年的一次演讲中做过类似的解读。那是在霍林斯大学的弗朗西莉娅·巴特勒会议上，我演讲的题目是“儿童文学中的恐怖”。我分析了《坟场之书》的前九页。演讲是录音的。我不知道发表这篇文章的人有没有听过我的演讲，因为我从未发表过相关的文章。 赵霞：这……是拷贝吗？是《坟场之书》开头的文体分析？ 凯伦·科茨：我想不是拷贝吧。但是，两者非常接近。 赵霞：不可思议。这么说，你把灵感给了别人。 凯伦·科茨：就让我们称之为灵感吧。这篇文章的作者没有提过。所以，这可能只是巧合。 儿童诗歌的审美研究 赵霞：儿童诗歌是你的另一个领域。你对儿童诗歌的细读和语言分析十分吸引我。你引用里尔克的诗论，“采撷不可见之物的蜜蜂”，来譬喻儿童诗歌的意义。我印象深刻的是你分析那首著名的童谣《一闪一闪小星星》。你的分析给我很大震动，因为那跟一般的儿童诗分析很不一样。我们读这首诗，也许会说，诗歌很短，很简单，谈论的是孩子们熟悉的事物。感受它的氛围，体味它的语言，你会感到它虽然简单，却很别致，很动人。而你的分析试图揭示它为什么如此特别，如此动人。不同的声音带给词语和诗句不同的意境。这些语音形式层面的内容，我们有时认其为文本的表面，竭力去寻求语言之下的含义，却忽略了它也许才是儿童文学的核心。 也是读了你的分析，我忽然意识到，卡罗尔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就此改编的“一闪一闪小蝙蝠”，其效果究竟来自何处。因为“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读起来是诗意的，悠远的，它的声韵带你飞向天空，听起来就很浪漫。而“twinkle twinkle little bat”呢，“twinkle twinkle”(一闪一闪)，其声韵感觉还是浪漫、悠扬的，但是“bat”（蝙蝠）一词，突然出现的爆破重音，将一切浪漫转向了某种戏仿的滑稽。这里，最重要的也许不是卡罗尔将“星星”换成了“蝙蝠”，更重要的也许他改变了这首诗的声音。我认为，这是长期以来儿童文学批评中被忽视的方面，尤其是在儿童诗歌的批评中。你谈到过大卫·埃利奥特的儿童诗《公牛》。我认为，在这部作品里，正是诗歌形式给这个复述的神话故事带来了独特的效果。 凯伦·科茨：没错。 赵霞：记得爱默生说过，每个词语都曾是一首诗。我们的语言里究竟埋藏着哪些跟我们密切相关的讯息？我联想到了你在《镜子和永无岛》里写到的，那个“我”追寻着“一种已经失去且必须寻回的整体性”。我的理解是，当你在《镜子和永无岛》里谈论这个问题时，你实际上认为，这种“整体性”是无从恢复的。但当你谈论儿童诗歌，谈论细读儿童诗歌的经验时，我们似乎又有望通过诗歌的经验，来恢复这种整体感。 凯伦·科茨：我在《国际儿童文学研究期刊》上发表过另一篇论文，《诗歌的意义》，也谈到这个话题。我的观点很拉康：我们的身体和经验与语言世界之间始终是异质的。换句话说，当你尝试使用某种语言表达某物时，实际上并不是在谈论事物本身。你谈论的是产生自这一体系的心理观念的形成。 我认为，儿童诗歌扮演了一种桥梁角色。儿童在语言中寻找自我感，因为他们想让别人理解自己，惟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自我表达以及他人对你的评价。人们对你表达评价，以某种方式定义你，你也借此定义自己。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语言完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之外没有身体。这就是为什么儿童诗歌这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进入语言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复制语音的过程。因此，节奏，呼吸，平衡，乐感，所有这些看似在语义层之外的内容，不仅与词语的意义有关，还与它们的发音——声音的音量、音调、语气、质感——有关。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种混合隐喻。 赵霞：所以，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谈论儿童诗歌时，我们谈论的实际上是语言的身体部分，或者说语言的感觉部分。它与我们的身体直接相连。你听到它，凭借直觉而不是反思对它做出回应。或者说，它击中了你。与语言之间的这种联系，始终可以回溯到我们的身体，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意识——那不是一种反思性的意识，而是对于自我身体的审美直觉或审美体认。我是我自己，我可以感觉到它。所以我以这种方式存在。这就是阅读儿童诗歌的意义之一。 凯伦·科茨：是的。 赵霞：你谈到了声音和节奏在儿童感觉中的内化。这让我想到了中国的儿童文学评论家刘绪源。他不仅从事儿童文学评论，也是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他很有思想，而且很高产。遗憾的是，他在2018年去世了。2014年，他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著作《美与幼童：从婴幼儿看审美发生》。在这本书中，他也谈到了声音和节奏的内化。他说，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对语言的声音和节奏非常敏感，包括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声音和节奏。随着孩子长大，这种节奏感会逐渐“松开”。“松开”的意思，不是指它消失了，而是它变得“内在化”了。你不一定一眼就能认出它来，但它留在个体身上，成为他理解生活、表达自我的一种基础节奏。节奏的松开和内化，这个说法，跟你似乎不谋而合。 凯伦·科茨：为什么会有同样的说法？证明这是真理嘛（笑）。 审美阅读的交往意义 赵霞：谈到这里，我想我们可以说，在儿童文学这个特殊的文类里，除了文化内涵，除了教育目的——包括最广泛的教育，即教孩子如何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还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打动人的力量。阅读的时候，我们被语言的声音和节奏所打动。这种力量，即便不曾被主动意识到，也会对你产生影响。也许这就是儿童文学对于儿童和成年人的内在意义。阅读儿童文学，你可能获得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首先，打动你的是这种来自语言的身体部分的力量。 凯伦·科茨：我认为是。另外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有一部论文集，名叫《交往的乐感》。 赵霞：是谈论语言中的音乐性因素吗？ 凯伦·科茨：是的。书中有一篇文章，谈到了各种仪式性的游戏，比如你会带着孩子一起玩的手指歌之类，边唱边动。它基本上是无厘头的，但它可以教孩子如何参与交往仪式。我在《布鲁姆斯伯里儿童与青少年文学导论》以及前面那篇文章里都谈到，这类活动不仅内在地连接起你的大脑神经元，使你感到与自我身体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在某些方面更重要的或许是，它还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好比你们是一家人那样。书中有篇艾伦·迪桑纳亚克的论文，谈到了母亲与婴儿之间最初的交流，认为那才是艺术的摇篮。当你跟婴儿交流的时候，无时不在调整你的语气、乐感。你跟一个婴儿说“你好呀！”，不是你平常说这句话的样子。迪桑纳亚克提出很重要的一点：这么做的时候，不是我们在教婴儿怎么说话，而是他们反过来在教我们，因为只有当我们这样跟婴儿交流时，才会得到他们的回应。要是你跟一个婴儿大谈你很帅之类，婴儿不会搭理你。但如果你在话里加上乐感、音调，诸如此类，它就会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彼此关联的感觉。我认为就儿童诗歌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它不只关乎你如何与自己融为一体，也关乎你如何跟同龄人、家人，所有你爱的人以及更广泛的交往社区融为一体。 赵霞：我认为这正是审美的本义，也是审美的意义。我们总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审美的话题，但每一次回归，总会伴随着理解的拓展、加厚和深化。 凯伦·科茨：没错。 赵霞：不知不觉谈了这么久。谢谢你，凯伦。 凯伦·科茨：也谢谢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