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拯救发妻》的写作实在是个时空混乱的过程，经历了多伦多、三亚、温州三个地方，在疫情大爆发之时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整个过程中思维都随着地点的更换处在不停变换甚至撕裂的状态，到今天再看一遍，感觉还是一地鸡毛。 小说的情节内核基本是顺着两个人物展开的：一个是加拿大老富豪妻子史密逊太太，另一个是中国来的新富豪妻子曙蓝。两个人借着一辆豪车和一个大雷雨之夜而相交，演绎出一些可以有多种解释的冲突和一个似是而非的结局。 史密逊太太的灵感来自九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读书时的一件旧事。当时在中国留学生圈子里传着一桩奇闻：有人在当地的英文报纸上看到一则宝马豪车以50块美金转手的广告，以为是玩笑，打电话过去，还真有其事，原来售车的人是一个大富豪的妻子。她发现丈夫和秘书有了私情，就以白菜价一件一件地出售丈夫的珍品，以示报复。那时的留学生们都穷得响叮当，有车的人不算很多，即使买了车，也都是那种公里数很高、只值几百块钱的老爷车。这桩传闻的真实性最终也没有得到证实，但光听着就已经满足了我们当时的惊奇。 曙蓝的灵感来自当下。曙蓝当然是个虚构的人物，但她也不是空穴来风。这十数年里多伦多出现了一些被富豪丈夫送往国外居住的妻子们，俗称富婆，或款婆。这些人已经被成见牢固地贴上了一些标签：炫富、挥霍、无聊、无知、傲慢……商标一旦被贴上，所有归在这个群体里的人似乎很难有翻身的机会。但我也观察到了这个群体并非千人一面，也有一些例外。有一些人能和国内的生活方式做适度切割，平静地接受了丈夫的感情变化，低调地开启属于自己在异国的独立生活，学习英语，进修学位或者证书，找工作，把孩子送到普通公立学校，在自己上班的时间里雇小时工照看孩子……曙蓝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在我的小说里，她是她们的综合体。 《拯救发妻》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两个年代两个族裔中的婚变故事，也可以说是在两条线上发生的发妻故事。两个故事的大致框架早就有了，我的难题是怎么让这两条线交集，产生某种纠缠不清的关系。交集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让两个发妻产生共同的仇恨——对丈夫，对小三，或者对催发婚变的环境；也可以把婚变演绎成一个励志故事——两个发妻在人生的某一点上相遇，由于同病相怜而产生互助，最后用财富和成功来报复男人的负心；当然，也可以把小说写成一个孩子眼中的控诉，一个中国女子在陌生环境里遭遇的文化冲突，等等等等。哪条路似乎都行得通，只要我肯坚持，最终条条路都能抵达罗马。 我在脑子里设想了一两条路，但走着走着，就厌倦了，不想再走下去。我感觉这些路都被别的脚印踩过，太平实，太保险，无非是为了达成某种心理安慰，满足某种内心期待。可是，我为什么不可以选择一条远离期待的路呢？我完全可以不要安慰不要励志也不要复仇，不求实现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对结局的企图，只想借故事的外套营造一种氛围，生出一些疑惑不安。凭什么小说非得达到某种诉求，图谋一种终结感呢？假如出发时不想着罗马，途程就可以自由。 《拯救发妻》写到一小半的时候，我的想法变了，我变得只想描述，而不去关心描述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也许，描述本身就是目的。 我们总是期待小说存在着某种内在逻辑，因为我们坚信逻辑一定存在。逻辑是建立在我们的常识之上的，但常识又从哪里来的呢？常识来自我们的经验。可经验又从哪里来的呢？经验来自我们的感知。感知那玩意儿可以是我们的宇宙，也可以是我们的监狱，因为感知限制了经验、常识和逻辑。我们对无法感知的东西，就无法提炼出其中的逻辑。可是存在不限于我们的感知，存在不会由于我们无法感知而消失。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果真存在着一些很多人都无法感知的东西，那么，我们对已知经验常识逻辑的解释，就会遭到空前的颠覆。 我不再想用我的常识感知和经验来写这部小说。我打算抽去逻辑，模糊一些依靠经验和认知建立的界限。我想在那样的模糊空间里重新塑造我的故事，我想把原本不在一个维度上的东西摊平在一个平面里，让它们自由穿越。 于是，就有了《拯救发妻》的最后版本。 《拯救发妻》写完后，我发给几个肯对我说真话的朋友私下里看过，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问我：史密逊太太真死了吗？假如她早死了，她怎么可能帮助曙蓝？曙蓝自己呢，到底是死还是活？小书看见了她的父亲，是因为她也死了吗？死人才能看见死人，对吗？…… 我的回答既不是yes,也不是no, 而是maybe（也许），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明确答案。我只能告诉我的朋友们：能不能把这篇小说当作梦境来解读？因为梦境没有边界，也没有逻辑。在抽去了逻辑的梦境里，我们能看见一些醒着时看不见的东西，能穿越某些清醒时固若金汤的界限，比如生和死、想像和真实。 2020.5.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