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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会通 探微论闳

http://www.newdu.com 2020-04-09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王志清 参加讨论

    《文史探赜——古代文学纵横论》是姜剑云26年的研究成果,诚如书名,以“纵”说,研究跨度自魏晋至明清;以“横”论,涉及诗文小说、佛学、玄学、美学等。切入集中在三个时间节点,即魏晋—中唐—金元,而所有的切入皆聚焦文义。
    谢灵运研究是全书的侧重,而对这部分内容的阐述又集中在佛性上论。谢灵运精通梵文,信解佛理,还曾有过翻译、注释甚至改治佛教典籍的经历,其创作思维方式深受佛学影响,其诗中亦深蕴庄禅玄理,因此,要抵达谢灵运之精深处,就要在佛教上探进。作者研究谢灵运有专门拜师孙昌武的经历。孙昌武说:“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许多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大创获都和佛、道二教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义理与佛性纠缠,或者说佛性渗透在义理中。该书认为,“刘宋时期尚好‘文义’蔚然成风”。这与佛学兴起的关系极大。“谢诗带有‘玄言尾巴’,是由时代学术思潮、个人气质性情和思维方式等因素决定的”。梁启超在《陶渊明》中曾指出:“批评文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时代心理,二是作者个性。”书中之论亦从时代与个性展开。从时代方面看,“文义”不仅成了衡量一个人文章水平、理论素养的标准,也是统治者选拔人才的重要参考标准,追求“文义”兼美,成为当时文人的努力方向。而从个性方面说,“谢灵运处于这样一个赏好‘文义’的时代,自身又具备高度的玄学修养,他不仅重‘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而且重‘义’,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颇受争议的‘玄学尾巴’。‘玄学尾巴’是他展示‘文义’的刻意表现,是引以为荣的玄学水平、文学水平的标志”。这个结论显示了作者不同于众的新解,即谢灵运把山水作为一种体悟玄理的载体,而其诗往往拖一个“玄言尾巴”,则是一种佛性自觉。
    会通文史是作者研究的自觉。书中关于中唐的诗歌研究,特别是对雅正诗派的研究,强化了学人对于雅正诗派及其作用的认识。中唐时期,通俗、怪奇与雅正三派互为影响,互为制约,彼此消长。作者提出,在贞元至长庆约二十年的短暂“中兴”氛围中,尤其在元和当时诗坛的特定时空中,任何一派均不能脱离其矛盾对立面而单独存在。三大流派实际上相反相成,鼎立共存共始终,所谓无雅无俗,无奇无正,雅俗相依相映,奇正相争相生是也。作者从对雅正诗派的探讨入手,得出结论:“中唐之所以为‘盛后之再盛’,使唐诗能成其广、成其大,当从此处寻奥探微。基于此,雅正诗派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诗史上的重要角色地位即不言而喻。”
    书中对裴度与韩愈关系的探微也很有意味。韩愈的生死升降,均与裴度有关,裴度对韩愈有知遇之恩。裴度“素称坚正”,累创奇功。他与权德舆、令狐楚等均为雅正诗派的领袖,都非常重视诗歌的“有补于时”,鄙视出格乖常、不满“发愤之文”,认为这些诗文“不是正气”。该书作者细考发现:韩愈诗之古调收敛与裴度有关。元和十一年韩愈还在大作古调,“百怪入我肠”。元和十二年就有了重要改观,这一年他随裴度出征,所存诗十七首,没有一首是古体。作者感慨,从此以后,直至去世,韩愈“今体”居多,韩愈的转变,是怪奇派衰变的重要原因。中唐三诗派的起落隐显、异化衰变,皆与时代有关。从中唐切入,作者发现了唐代诗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盛唐尚天然之美,中唐反美为美,晚唐以美为美:中唐是对盛唐的否定,晚唐是对盛唐之否定的否定。书中指出,随着这样一个文学的嬗变进化运动,怪奇诗派的长短得失,在李商隐、杜牧这里得到了最后的取舍和扬弃。因而,“怪奇诗派的发展,也终于在李商隐他们这儿被画上了一个巨大的句号”。
    当下古典文学研究者重文献,或者擅文献,而文论乏力。曹植云“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意思是,高度的文学素养与艺术才能是评论者和鉴赏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作者在书中考察了以李纯甫作为领袖的金代诗群。他认为,李纯甫“尚怪求奇、追步唐人是完全出于自觉的”。而这个诗群的出现,扭转了金中期文坛浮弱轻艳的倾向,实现了文风的实在性转换。这个论题尚未有人涉及,进而书中有“引玉”之意。
    关于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文学与人学关系的探讨,是不易说清楚的话题。作者不满学界对“诗性精神”的轻率使用,而参与了论争。他认为:“关于‘诗性精神’,我们将其指称为作家主体的一种抒情精神,界说为作家的一种内在冲动。”因为“诗、乐、舞的这种本非为了审美目的,而是出乎原始冲动的、自发本能的抒发情感的生成机理和现象,我们称之为诗性”。先民们的诗性创作,不是为了艺术审美的需要,而是出于本能的、自发的、不发不快的创作。“文学精神”则是一种唯美精神,以诗歌为例,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合力助得唐诗繁荣。界定“诗性”是极其艰难的,如同界定什么是美一样。言文学是人学,只是个比喻,或者说文学部分地包含了人学,而绝非二者的内涵外延绝对重合。作者关于“文学是人学”的研究,让人既看到了文学与人学间的密切关系,又分清了文学与人学间的学科界限,而更重要的是,在文学研究领域,提倡人学思维有助于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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