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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向来很少写自己的事，可能是出于内心的一种选择性隐蔽，不太想暴露自己的生活，并且有时候我会认为带自传性的小说像一种圈套，轻易地让读者代入作家的形象（当然也不是说自传性不是好的选择，兴许只是自己还没那个能力）。为了避免这种状态，我常常会写除了自己之外的一切。在我近来的写作里以女性为主线的小说变得更多一些，其实写下这些也令自己惊讶，因为我并没有身为女性本身的那种敏锐。虽然没有足够透彻，但在小说里，女性的视角帮了我很多，主要是艺术上的一种运用，我希望自己这么做能够避重就轻，选择更适合的角度，来完成想要的表达。 写《嘉兰》的时候有那么一会让我感到不安，因为嘉兰身上有一种从小形成的“甘愿被虐”的内在，带毁灭性的，如果仅仅以她的背景谈崇拜父权主义会有些过火，于是我在写阿玏的时候，理应让他拥有一种温柔，才能从蛮横的霸权发展到妥协的转变。我不可能做爱丽丝·门罗所做过的事那样去以更高超的方式来写，因为这需要一种了不起的能力，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描写一段关系的转变会让我感觉局促不安，因为人们对另一半发生新的看法可能基于很多方面。我试图在嘉兰与阿玏中间找到一个点，但他们的关系已经很牢靠，对他们而言，能打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工作问题与第三者的介入——在工作出了问题时，人类会被迫作出某种选择，从而发生某些新人物引发碰撞。这么说可能有些程式化了，但小说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基本的结构，小说家应该做的是考虑如何从自己的角度去描述。我相信嘉兰与阿玏在第三者离开后必然会发生一些走向，未知或可知兴许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突破口已经打开。 以男性为视角的《水星》篇幅较短，初衷是想要透析一种脆弱的报复心理。在这篇文章里，我抛出无波澜危机的命题——生活中很多不起眼的事物都潜藏蹊跷，当你发现迹象的时候，状况已经很糟糕了，寸步难行会是一个很好的小说转折。水星是个隐喻，在《沼泽》中我也使用了这种方法，期望隐喻的喻指不提出一个语象，而直指人物的心境或精神。《沼泽》写得更为概念化一些，当初在处理人物时，是本着一种纯真下笔的，后来发现自己野心太大，很难将一个性格饱满的人物最大化地呈现出来，于是那个与男人有关的沼泽地，也形成了一种隐喻。叶昀并未因为父母不幸的婚姻而产生了一种抗拒，但生活中的母亲控制欲很强，许多事情在叶昀心中是矛盾的，她对男人同时有着期盼与失望。为了体现这种纯真，我在叶昀的姐姐身上难免作了一些坏事。 在一篇小说当中，善与恶都是很必要的存在，如何运用这些特质在人物身上发生冲突的效果是个考验，某种手法用多了他们会同类化，描述过于真切又会显得太过刻意。 我在试图摸索一种片段，特别是在这几篇小说里，探讨某些自由而激烈的事情。创作小说最大的危险是把人物写得过于美好，我会自觉地避开。偏执的方式虽然会使人物某些瞬间不讨喜，但能够让阅读体验加分，这是文学虚构当中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于我而言）。又或者以一种适当缺乏思想的言语进行，这种做法可以辩护一种写作主张，人物的眼界虽然出自于作者的知识，但体现一种立意的时候，也许能让小说显得更迷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