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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以汉语及吴方言的正反问句为例，分析汉语普通话及吴方言中疑问和焦点这两个语法范畴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这种互动关系在汉语与吴方言中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文章所说的互动关系是指两个语法范畴之间的互相影响，就疑问和焦点这两个范畴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疑问表达手段对正反问句疑问焦点的影响；二是焦点表现形式对正反问句表达功能的影响。 关 键 词：正反问句；疑问；焦点；互动 作者简介：祁峰，男，浙江绍兴人，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浦江人才。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3YJC740072）资助。 1 引言 疑问（interrogation）和焦点（focus）是两个重要的语法范畴。疑问从功能语法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交互性的语言行为，典型的交互式话语形式由一问一答构成（张伯江2005）。至于焦点，我们认为，说话者用超音段的、局部性的韵律语法手段，对话语中某些片断进行凸显操作，这些被凸显操作的话语片断就是焦点（祁峰2014a：32）。疑问与焦点之间的关系自吕叔湘（1944/1990：281）提出之后，逐渐成为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研究述评可以参看祁峰（2014b）。 关于汉语正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较早的研究是汤廷池（1984）和林裕文（1985）。汤廷池（1984）将正反问句与是非问句作对比，指出是非问句提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命题来表示问话者的认定或假设，并要求对方同意，但是对于命题内容的“信息焦点”或“疑问焦点”却没有交代清楚，因此是非问句可以用判断动词“是”来加强其信息焦点或疑问焦点。而正反问句没有提出这种认定或假设要求对方同意，而是提出正反两方面的可能性要求对方选择，选择事项（即“X不X”）是正反问句的疑问焦点，因此正反问句不能再用判断动词“是”来加强其他的疑问焦点。例如： （1）a.是你明天要去台北吗？ （2）a.*是你明天要不要到台北去？ b.你是明天要去台北吗？ b.*你是明天要不要到台北去？ c.你明天是要去台北吗？ c.*你明天是要不要到台北去？ 例（1）是是非问句，加上“是”之后，句子都可以说，句子的焦点是“是”后面的句法成分；例（2）是正反问句，加上“是”之后，句子都不能说。林裕文（1985）指出，在正反问（“X不X”）中，“X不X”既负载疑问信息，也是疑问点。之后又有一些研究者，如邵敬敏（1996）等就正反问句中疑问焦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正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如何来确定，对于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正反问句采用“X不X”这种谓词变形来表达句中的疑问焦点。可以看到，以往对疑问和焦点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一种单向性研究。当然也有学者，如汤廷池（1984）讨论到了焦点标记词“是”对正反问句疑问功能表达的影响。 关于吴方言正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如李小凡（1998：123-141）指出，苏州话中有“副词-并列短语”混合式问句，即“阿VP勒勿VP”，例如：  李小凡指出，上面两个例句中，两个疑问点是重合的，答语也是共同的，此类问句既可省略副词“阿”，也可省略并列短语的否定项“勿VP”。根据朱德熙（1985）的研究，这是一种不同历史层面的“沉积”，是吴方言受到北方方言影响的结果。刘丹青（1991）认为，从共时平面来看，它们的分布是有区别的。“阿VP勒勿VP”实际上是“正反选择问”，除了可以直接询问之外，还可以用在间接问句中。 需要说明的是，像苏州话和上海话中的“阿VP”句式到底归属在哪一类疑问句是有争议的。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归入正反问句，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归入是非问句。前者主要依据的是语义功能，后者主要依据的是结构形式。我们认为，“阿VP”句式虽然是吴方言中一种特殊的疑问句，但是从结构形式来看，还是把它归入是非问句比较合适，而且从世界语言来看，是非问比正反问更具有普遍性意义（刘丹青2008：3）。为此，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不涉及吴方言中的“阿VP”句式。 可以说，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是疑问表达手段对句子焦点的影响，而对疑问与焦点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少，所以这给本文的研究留有一定的理论探讨空间，为此我们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汉语普通话及吴方言中的正反问句来看疑问和焦点这两个范畴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里所说的互动关系是指两个语法范畴之间的互相影响，②就疑问和焦点这两个范畴而言，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表达疑问的多种手段如何决定正反问句的焦点？是单一手段还是多种手段来决定？二是焦点表现形式会对正反问句中疑问功能或疑问意义的表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疑问表达手段对正反问句焦点的影响 这里所说的疑问表达手段是指实现疑问意义或疑问功能的形式。Thompson（1998）根据前人对世界语言广泛调查的材料，归纳出疑问表达的五种方式：1）动词倒置（inversion）；2）疑问语素（interrogative morphemes）；3）附加问句（tag questions）；4）非语调性语音标记（non-intonational phonological markers）；5）语调（intonation）。这五种疑问表达手段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作用于整个句子的。不同的语言可以采用相同的疑问表达手段，如汉语、英语、意大利语等语言的是非问句可以采用句末的上升语调来标记；不同的语言也可以采用不同的疑问表达手段，如英语、丹麦语等语言的是非问句可以采用主谓换位这一句法手段来标记，而汉语、日语等语言的是非问句可以采用添加附缀性助词这一句法手段来标记。国内学者对疑问表达手段的研究主要有陈妹金（1993）、李宇明（1997）、徐杰（2007）等。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就汉语普通话及方言而言，表达疑问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1）语法手段，包括添加、重叠、疑问结构等；2）词汇手段，主要是指用疑问代词；3）语音手段，主要是指句末的上升语调。 下面我们讨论，在汉语普通话及吴方言中，正反问句的疑问表达手段是如何影响句子焦点的。 2.1 汉语普通话的正反问句 普通话的正反问句主要采用疑问表达手段中的语法手段，即采用“X不（没）X”这样的“重叠”语法手段，在这基础上，同时还可以采用后加疑问语气词“呢”这一“添加”语法手段，例如：③  例（5）和例（6）只采用“X不（没）X”这样的“重叠”语法手段；而例（7）和例（8）在采用“X不（没）X”这样的“重叠”语法手段的同时，还采用后加疑问语气词“呢”这样的“添加”语法手段。可见，后加疑问语气词“呢”是比较自由的，“呢”本身不表示疑问，但是加了“呢”之后，有深究的意味。 也就是说，“X不（没）X”这样的“重叠”语法手段对正反问句而言是强制性的，而后加疑问语气词“呢”这一“添加”语法手段不是强制性的，因为后加疑问语气词“呢”是比较自由的。因此，这两种疑问表达的语法手段对正反问句焦点的影响也是不同的，“X不（没）X”这样的“重叠”语法手段能够决定正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而后加疑问语气词“呢”这一“添加”语法手段虽不能决定正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但是能起到强化焦点的作用。④ 上面讨论的是谓词变形“X不（没）X”作为一种疑问表达的语法手段，能直接充当正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谓词变形“X不（没）X”（如“是不是”）有时并不是直接充当正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而是作为一种焦点算子，约束其后面的句法成分，例如：  上例中“是不是”作为焦点算子，分别约束其后面的焦点成分“老张”、“昨天”和“上海”，而且“是不是”在句中具有浮动性，往往紧贴它的句法成分充当句子的焦点。也就是说，这里的“是不是”是针对命题内的某个成分提问的，要求对方就疑问焦点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其线性位置紧邻句中的疑问焦点。 至于“是不是+VP”，方梅（2005）还注意到，“是不是”不是与某个特定的疑问焦点相关，而是与整个命题相关。虽然其线性位置相对灵活，但是位置的浮动不构成疑问焦点的变化，而且“是不是”语音上弱化，语句重音总在谓语上。例如：  上面三句中的焦点都是谓语“见过”，“是不是”虽为“重叠”这种疑问表达的语法手段，但是它本身并不能决定该正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 在正反问句中，除了上述的语法手段之外，还可以在句末采用上升语调这一语音手段，但是这种语音手段跟后加疑问语气词“呢”这一“添加”语法手段一样，也不是强制性的，其本身也不能决定正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 概言之，汉语普通话的正反问句可以采用疑问表达的语法手段和语音手段，语法手段又分为两种：一是重叠，谓词变形为“X不（没）X”；二是添加，后加疑问语气词“呢”。除了语法手段之外，还可以采用语音手段，即句末用上升语调。在这些疑问表达手段中，正反问句可以只采用谓词变形“X不（没）X”这一“重叠”语法手段，也可以同时采用“重叠”语法手段和“添加”语法手段或句末上升语调的语音手段，还可以同时采用“重叠”“添加”这两种语法手段和句末上升语调的语音手段。 可见，谓词变形“X不X”这一“重叠”语法手段对正反问句而言是最基本的疑问表达手段，因此只有这种语法手段能够决定正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具体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谓词变形“X不X”直接充当句子的焦点；二是谓词变形“X不X”（如“是不是”）作为焦点算子，约束其后面的句法成分，使其成为句子的焦点。而其他的疑问表达手段（如“添加”语法手段、上升语调的语音手段）都不能决定正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其中，后加“呢”这种“添加”语法手段虽不能决定正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但能起到强化焦点的作用。 2.2 吴方言的正反问句 吴方言正反问句跟汉语普通话一样，也采用类似“X不（没）X”这样的“重叠”语法手段，来看上海话的例句：⑥  钱乃荣（1997：295）指出，上海话中的“X勿X”的正反问法是受到普通话和浙江绍兴、杭州等地话的影响，而且“X勿X”较多用于句子后面的宾语或补语里，偏于选择的语义。例如：  同时，上海话也可采用后加疑问语气词这一“添加”语法手段，例如：  例（15）和例（16）在采用“X勿X”这样的“重叠”语法手段的基础上，还采用后加疑问语气词“呢”这样的“添加”语法手段，其中后加疑问语气词“呢”是比较自由的，加了“呢”之后，有深究的意味。不加“呢”的话，句子也可以成立，即只采用“X勿X”这样的“重叠”语法手段。 宁波话跟上海话一样，既可以只采用“X勿X”这样的“重叠”语法手段，又可以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后加疑问语气词“呢”这样的“添加”语法手段，其中后加疑问语气词“呢”也是比较自由的。例如：  据阮桂君（2009：232-262）介绍，宁波话的上述用法主要见于警告和强调。 绍兴话的正反问句跟上海话和宁波话一样，同样采用肯定否定重叠的形式发问。例如：  需要注意的是，绍兴话还有一种合音式的正反问句，这是与北京话正反问句最重要的不同点（吴子慧2007：228）。例如：  上例中的“看看、好好看”实际上就是“看勿看、好勿好看”这种谓词变形形式，这一结构中的否定词可以和前后音合音，即否定词“勿”以变调形式保留在后面音节中，而且从词性看大多是动词，也有少量的双音节形容词。⑦杭州话⑧的正反问句从形式上看，也是采用肯定否定重叠的形式发问。例如：  杭州话的正反问句跟普通话相比，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如例（23）。不过杭州话有一些正反问句的表达形式跟普通话不同，如例（24），普通话可以说“这件衣服好看不？”但是杭州话没有这种说法，必须要采用完整的肯定否定重叠的形式。 从上面的吴方言（包括上海话、宁波话、绍兴话和杭州话）例句来看，其正反问句的表达形式与汉语普通话相同，即采用肯定否定重叠的形式（“重叠”）或后加疑问语气词（“添加”）这两种语法手段，其中“重叠”这种语法手段对吴方言正反问句而言是强制性的，而“添加”这种语法手段不是强制性的，因为后加疑问语气词是比较自由的，如上海话和宁波话。这两种语法手段对吴方言正反问句焦点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重叠”这种语法手段能够决定正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而“添加”这种语法手段虽然不能直接决定正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但是由于其提示或深究功能而具有强化焦点的作用。 但是在有些吴方言中，情况并非如此，这正如刘丹青（2008：2-3）指出的那样：正反问句从形式上看像选择问句（用肯定、否定两项发问），但从功能上看像是非问句（要求做出肯定或否定回答），所以它是用选择问形式表达是非问功能的一种疑问句，从历时看则是从选择问到是非问的一种中间过渡类型。 那么，从吴方言的正反问句来看，不同的吴方言处在不同的语法化过程中，可以构成一个连续统。比如说，苏州话的正反问句虽然可以并列肯定项与否定项，但是不能省略连词“勒”，其句法格式为“VP勒勿VP”。例如：  也就是说，苏州话是用选择问句的表现形式（即用连词“勒”）来表达正反问句的功能。 海门话的情况跟苏州话相同，也是在使用肯定和否定相叠的方式发问时，总要在两者之间插入一个相当于“还是”的连词“勒”，因此海门话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肯否相叠的正反问，而只有包含肯定选项与否定选项的选择问。例如：  金华话的正反问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句末加否定副词“弗（不）、未（没有）”或否定动词“无（没有）”来表示的，有时还可以在这些否定词后面加上语气词“的”。例如：  据黄伯荣（1996：701）介绍，否定副词“弗”在一些句子里已经虚化，接近“吗”的意思，正反问句的特点不明显。例如： （35）尔去洗衣裳  ？例（35）理解为是非问句“你去洗衣服吗”，而不是正反问句“你去不去洗衣服”。如果要表示正反问，多应说成“尔去洗衣裳弗的”，所以在表示正反问句时，“弗的”比“弗”更常用。 宁波话跟金华话一样，也有类似的情况，即谓词后面直接加否定词构成疑问句。例如：  桐乡话很少用像普通话这种“X不（没）X”谓词变形形式，而是用“……啦？”也就是说，桐乡话用是非问句的表现形式（即“……啦？”）来表达正反问句的功能。例如：  跟桐乡话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嘉善话、海宁话、平湖话、湖州话、舟山话、衢州话、吴江话、宜兴话、常州话等吴方言中⑩，这些吴方言不采用“X不（没）X”谓词变形形式，而是采用是非问句的表现形式（即“……  ？”）来表达正反问句的功能。由此可见，吴方言可以采用不同的疑问表现形式来表达正反问句的功能，如苏州话、海门话等用选择问形式来表达正反问句的功能，桐乡话、舟山话、常州话等用是非问形式来表达正反问句的功能，这两种疑问表现形式构成了一个吴方言正反问连续统的两端，而上海话、绍兴话、杭州话、临安话、萧山话、富阳话、台州话、宁波话、奉化话、金华话、义乌话、东阳话、乐清话、安吉话、开化话等分布在这个连续统的中间，它们的语法化程度是不同的。随着正反问语法化程度的加深，其选择问的句法形式会越来越模糊，直至消失，这时其是非问功能就得到凸显，成为真正的是非问句，像汉语普通话的“吗”字是非问句，就是由句末带否定词“无”（“吗”的前身）的正反问演化而来的（刘丹青2008：2-3）。因此，桐乡话、舟山话、常州话等吴方言中的“正反问句”（即已经采用是非问形式）跟普通话的“吗”字是非问句一样，其疑问表达手段本身是无法决定该问句的焦点的，因为该问句提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命题来表示问话者的认定或假设，并要求对方回答，但是对于命题内容的“疑问焦点”并没有确定，除非采用其他的焦点表现手段，如采用焦点标记词“是”或者重音来凸显其疑问焦点。 上文提到，谓词变形形式作为一种疑问表达的语法手段，在一些吴方言中（如上海话、宁波话、绍兴话和杭州话等）能直接充当正反问句的焦点。但是谓词变形形式有时并不是直接充当正反问句的疑问焦点，而是作为焦点算子，约束其后面的句法成分。来看上海话的例句：  上面例句中的“是勿是”作为焦点算子，分别约束其后面的焦点成分“侬”、“昨日”和“香港”，而且“是勿是”在句中具有浮动性，往往紧贴它的句法成分充当句子的焦点，这种情况跟汉语普通话是一样的。 吴方言正反问句除了上述的语法手段之外，还可以采用句末上升语调这种语音手段，但是这种语音手段跟后加疑问语气词这一“添加”语法手段一样，也不是强制性的，其本身并不能决定正反问句的疑问焦点。 概言之，吴方言正反问句可以采用疑问表达的语法手段，一是重叠，谓词变形为“X勿X”；二是添加，后加疑问语气词“呢”等。除了语法手段之外，还可以采用语音手段，即采用句末上升语调。在这些疑问表达手段中，吴方言正反问句可以只采用谓词变形“X勿X”这一“重叠”语法手段，也可以同时采用“重叠”语法手段和“添加”语法手段或句末上升语调的语音手段。 但是，只有谓词变形“X勿X”这种“重叠”语法手段能够决定正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具体有两种情况：一是谓词变形“X勿X”本身充当句子的焦点；二是谓词变形“X勿X”作为焦点算子，约束后面的句法成分，使其成为句子的焦点。而其他的疑问表达手段都不能决定正反问句中的疑问焦点。 以上是吴方言跟汉语普通话一致的方面，但是其与汉语普通话不同的是，由于一些吴方言（如桐乡话、舟山话、常州话等）从共时平面来看不存在汉语普通话这种“X不X”谓词变形形式，或者从历时平面来看用是非问句的形式表达正反问句的功能，因此这些吴方言“正反问句”的疑问焦点是无法由该疑问句的疑问表达手段（即“……啦/  ？”）来决定的。3 焦点表现形式对正反问句表达功能的影响 一般所说的焦点表现形式是指实现焦点意义或焦点功能的形式。具体来说，焦点可以通过语音、词汇、句法等不同手段来表现，像英语和许多印欧语都以语音为表现焦点的主要手段。徐烈炯（2001）归纳了汉语焦点的四种表现形式：零形手段、重音、语序和焦点标记。可见，焦点可以通过重音或者语调来表示，也可以用某种标记来标注表示焦点的词语，还可以确定某一个结构位置，把表示焦点的词语放在这个位置上。而且，不同的语言可以采用不同的手段，同一种语言可以采用相同的手段来表现不同类的焦点，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手段来表现不同类的焦点，甚至可以同时采用两种甚至三种手段表示同一个焦点。就汉语而言，焦点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语音性的焦点表现形式，主要是指重音；2）词汇性的焦点表现形式，包括焦点标记词和焦点算子；3）句法性的焦点表现形式，包括语序和特殊句法格式。下面我们要讨论的是，在汉语普通话及吴方言中，焦点表现形式会对正反问句疑问功能或疑问意义的表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1 普通话的正反问句 首先来看语音性的焦点表现形式对普通话正反问句表达功能的影响，这里所说的语音性的焦点表现形式主要是指重音，具体分为一般句重音和特别句重音。 在普通话正反问句中，一般句重音会落在句子中的疑问表达手段（即谓词变形“X不/没X”）上，不过这时并没有特别突出的韵律表现，而且语义内容是问该事件是否为真。例如：  但是，在一定的上下文中，特别句重音会落在某个凸显的或具有对比性的成分上。例如： （42）（甲询问张三打人的对象是不是乙）  此外，特别句重音也有可能落到该疑问句谓语的核心上，即“X不/没X”上，更准确地讲，是落在前一个“V”上。例如：  上例中，特别句重音落在“打没打”，或第一个“打”上，在这种情况下，句子很容易转化为反驳，成为反诘句，说话者的意思趋向于“张三没有打你”。 再看词汇性的焦点表现形式对普通话正反问句表达功能的影响，这里所说的词汇性的焦点表现形式主要是指焦点算子，上文说过，“是不是”在正反问句中有两种功能：一是充当句子焦点，如“他是不是北京人”中的“是不是”；二是作为焦点算子，约束后面的句法成分。例如：  上面例句中的“是不是”作为焦点算子，可以约束其后面的句法成分，使之成为句子的焦点。焦点算子“是不是”可以在句中移位，如例（44）中的“是不是”可以移到句首（即主语“他”的前面），或前移到时间词“昨天”之前，焦点算子在句中的不同位置表明问话人不同的表达重点，或者表达问话人不同的关注点，希望听话人就其关注点做出回答。 需要注意的是，当“是不是”以整个命题为辖域时，如前所述，“是不是”位置的变化不构成疑问焦点的变化，语句重音总落在谓语上，这时的“是不是+VP”问句在功能上就相当于一个是非问句，也就是说，重音作为语音性的焦点表现形式能对“是不是+VP”问句的表达功能产生影响。 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普通话正反问句中，这些不同的焦点表现形式（包括语音性的焦点表现形式和词汇性的焦点表现形式）可以单独对正反问句疑问功能的表达产生影响，比如，语音性的焦点表现形式（如“特别句重音”）能使正反问句从一般的询问句变为反问句，即从“有疑而问”变成“无疑而问”。再如，词汇性的焦点表现形式（如焦点算子“是不是”）能让听话人就问话人所关注的重点进行针对性的回答。当然，词汇性的焦点表现形式也可以和语音性的焦点表现形式结合起来，共同对正反问句的疑问表达功能产生影响，如“张三是不是打了你？”中，特别句重音落在焦点算子“是不是”上，在这种情况下，句子很容易转化为反诘句。而且，就“是不是+VP”问句而言，语音性的焦点表现形式（即重音）比词汇性的焦点表现形式（即焦点算子“是不是”）更能对正反问句的表达功能产生影响。 3.2 吴方言的正反问句 在吴方言中，焦点表现形式对正反问句疑问功能的影响跟汉语普通话的情况是一样的。首先来看语音性的焦点表现形式对吴方言正反问句表达功能的影响，这里所说的语音性的焦点表现形式主要也是指重音，具体分为一般句重音和特别句重音。 在吴方言正反问句中，一般句重音也是落在正反问句中的疑问形式（即谓词变形“X勿X”）上，来看绍兴话的例句：  上面例句中的一般句重音都落在句中的谓词变形“欢欢喜、是是、好好”上，但是在一定的上下文中，特别句重音有可能会落到该正反问句谓语的核心上，像绍兴话中的这种动词或形容词的重叠式有时并不表示一般的疑问，而是用疑问的形式表达肯定的语气，也就构成反诘疑问句，语气中往往含有威吓警告的意味。例如：  在例（50）中，特别句重音落在“想想”上，在这种情况下，句子很容易转化为反驳，成为反诘句，说话者的意思是“警告对方要老老实实，否则就不客气。”在例（51）中，特别句重音落在“要要”上，在这种情况下，句子也很容易转化为反驳，成为反诘句，说话者的意思是“你要是不用功，就别想上大学啦。” 再看词汇性的焦点表现形式对吴方言正反问句表达功能的影响，这里所说的词汇性的焦点表现形式也主要是指焦点算子，来看上海话的例句：  上面例句中的“是勿是”作为焦点算子，可以约束其后面的句法成分，使之成为句子的焦点。焦点算子“是勿是”可以在句中移位，如例（53）中的“是勿是”可以移到句首（即“是勿是伊今朝夜到来？”），焦点算子在句中的不同位置表明问话人不同的关注点，希望听话人就其关注点做出相应的回答。 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吴方言正反问句中，这些不同的焦点表现形式（包括语音性的焦点表现形式和词汇性的焦点表现形式）都可以对正反问句疑问功能的表达产生影响，比如，在绍兴话中，特别句重音这种语音性的焦点表现形式落在句子的谓词变形上，能使正反问句从一般的询问句变为反问句。再如，在上海话中，焦点算子“是勿是”这种词汇性的焦点表现形式在句中的浮动能让听话人就问话人所关注的重点进行针对性的回答。 4 结论 本文以汉语及吴方言的正反问句为例，分析汉语普通话及吴方言中疑问和焦点这两个语法范畴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在汉语与吴方言中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汉语与吴方言的一致性表现在：一方面，汉语及吴方言都可以采用多种疑问表达手段，如采用语法手段（一是重叠，谓词变形；二是添加，后加疑问语气词）、语音手段（句末上升语调），这些疑问表达手段可以只用其中的一种，也可以多种手段结合在一起，但是无论是单一疑问表达手段还是多种疑问表达手段的结合使用，只有谓词变形这种“重叠”语法手段能够决定正反问句的焦点。可见，疑问表达的语法手段对汉语及吴方言正反问句的疑问焦点能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不同的焦点表现形式（包括语音性的焦点表现形式“重音”、词汇性的焦点表现形式“焦点算子”）可以单独对汉语及吴方言正反问句疑问功能的表达产生影响，所造成的结果是使正反问句从一般的询问句变为反问句，或让听话人就问话人所关注的重点进行针对性的回答。可见，焦点表现形式也能对汉语及吴方言正反问句的疑问功能产生影响。 汉语与吴方言的差异性表现在：一方面，吴方言可以采用不同的疑问形式来表达正反问句的功能，如苏州话、海门话等用选择问形式来表达正反问句的功能，桐乡话、舟山话、常州话等用是非问形式来表达正反问句的功能，因此对于苏州话、海门话等吴方言而言，采用疑问结构（“VP勒勿VP”）这种语法手段来表达疑问功能，而且这种语法手段能决定该疑问句的焦点；而对于桐乡话、舟山话、常州话等吴方言而言，采用后加疑问语气词（“……啦/  ？”）这种语法手段来表达疑问功能，但是这种语法手段不能决定该疑问句的焦点。另一方面，就普通话“是不是+VP”问句而言，当“是不是”以整个命题为辖域时，即该问句在功能上相当于一个是非问句，语音性的焦点表现形式（即重音）比词汇性的焦点表现形式（即焦点算子“是不是”）更能对正反问句的表达功能产生影响。总的来说，在汉语及吴方言的正反问句中，疑问和焦点这两个范畴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出一种双向性，而且疑问表达手段对正反问句疑问焦点的影响要大于焦点表现形式对正反问句表达功能的影响。 张伯江、方梅、王灿龙、史金生、周韧等先生与《语言科学》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初稿曾在第八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浙江大学，2015年10月）上宣读，得到大阪产业大学张黎等与会专家的指正，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误概由作者负责。 ①例句中的疑问表达手段用加下划直线表示，下同。 ②关于“互动”的理解，曾与美国密歇根大学端木三教授讨论过，在此表示感谢！ ③本文的普通话语料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和网络检索语料。 ④关于“呢”的强化焦点作用，曾与香港中文大学邓思颖教授讨论过，在此表示感谢！ ⑤例句中的焦点用加下划曲线表示，下同。 ⑥本文的吴方言例句主要来自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详见参考文献，在文中不一一注明例句的出处。一部分吴方言例句也征询了以该方言为母语者的语感。 ⑦据邵敬敏和周娟（2010）介绍，浙江诸暨话和嵊县话也有这种合音式的正反问句。 ⑧匿名审稿专家指出，杭州话接近官话，是不典型的吴语。华东师范大学郑伟教授也认为杭州话是官话化的吴语（私下交流）。可见，杭州话属于吴语，但其接近官话。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郑伟教授指出这一点。 ⑨匿名审稿专家指出，例（34）句末的“的”是表示过去的助词，而不是一般的语气助词，我们这里采用的是黄伯荣（1996：701）的说法。 ⑩笔者调查过一些吴方言，感谢这些吴方言的发音人（按调查的先后顺序排列）：曹沸（嘉善话）、吴凌云（海宁话）、蔡瑱（舟山话）、庄海燕（吴江话）、丁健（台州话）、黄浩（浦江话）、陈冬玲（临安话）、陈漪（杭州话）、张慕昭（乐清话）、顾艳（苏州话）、丁婵婵（东阳话）、童燕平（富阳话）、王琨（安吉话）、应佳玲（奉化话）、王斌慧（义乌话）、孙丽芳（萧山话）、袁丹（常熟话）、阮美莉（衢州话）、郑伟（常州话）、朱锋（开化话）、章家谊（湖州话）、姚尧（宜兴话）、黄薇（平湖话）。 (11)例句中的特别句重音用加边框表示，下同。 原文参考文献： [1]Chen,Meijin(陈妹金).1993.Hanyu yu yixie hanzangxi yuyan yiwenju yiwen shouduan de leixing gongxing汉语与一些汉藏系语言疑问句疑问手段的类型共性[The typological universals of interrogative means in 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of Chinese and some Sino-Tibetan languages].Yuyan Yanjiu[语言研究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gnguistics]1993.1: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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