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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语言在本质上具有互动性，而互动语言学是基于互动行为的语言研究。互动语言学特别重视对自然口语的研究，将语法视为互动资源并在交际互动中被塑造，强调要将语言研究置于社会互动之中。本文主要从句法选择、形式验证、会话序列、韵律和多模态研究等方面介绍了当今互动语言学的基本研究课题及新进展，简要回顾了互动视角的汉语研究。文章指出，互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基于用法的研究，将会更好地揭示汉语的特点。 关 键 词：互动语言学；社会互动；基于用法的研究；汉语研究 作者简介：方梅，女，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研究员；李先银，男，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现为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副教授；谢心阳，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汉语语用标记形成机制的多视角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此研究也得到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北京话自然口语对话的负面立场表达研究”（项目号：17YYB010）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互动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应答语研究”（项目号：17CYY034）资助。谨此一并致谢。 一、互动语言学的研究理念 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在本质上是对话性的（dialogic）（Bakhtin 1934/1981：271）。真实会话中的话语直接明显地引导其应答，对应答进行预测，并且根据应答来组构。对话性是人类思维的本质，协同配合（coordination）是社会活动的根本；语言就是共同参与、通过符号性手段（symbolic means）进行的互动行为（Linell 1998：10）。尽管语言具有对话性的本质，但在实际研究中独白性（monologic）材料一直占绝对统治地位，并存在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倾向和书面语偏向（written language bias）。互动语言学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局面。互动语言学是基于互动行为的语言研究。互动语言学家认为，自然语言最基本的特征是由语言交际所处的互动环境塑造的，是适应于交际环境的产物，或者说语言本身就是交际架构的一部分（Schegloff 1996）。语言是社会交际、行为组织的重要资源，对语言的研究必须面向互动交际环境中自然发生的语言，立足言谈参与者的互动过程，基于语言运用的自然环境——互动中的交谈（talk-in-interaction）进行实证性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要从语言的各个方面（韵律、形态、句法、词汇、语义、语用）研究语言结构是如何在互动交际中被塑造的；第二，在社会交际中，言谈参与者的交际意图、会话行为（conversational action）是如何通过语言以及非语言的多模态资源（如眼神、手势、身势等）来实现的。 互动语言学研究者基于会话分析的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探索交际互动中的语言结构和话语组织，以自然口语交际为研究对象，以实证主义的态度分析处理材料。这种研究取向与20世纪上半叶受制于书面语偏向（Linell 2005：1）的语言研究形成鲜明的对照。 互动语言学研究者将语言理解为实现社会互动的一种资源（resource），这一观念可追溯至话语功能语言学的研究理念。20世纪80年代，美国西海岸功能主义语言学强调对以叙述体为代表的真实话语的细致考察。他们观察实际使用中的语法，并从连贯话语产出的认知和交际需求当中寻求语言型式（pattern）的理据。这一学派也被称为话语功能语言学派①。这一研究取向奠定了功能主义语言学在互动语言学产生中的基础性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后，话语功能语言学家更多地吸收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语境化理论（contextualization theory）和人类语言学的观察视角，尤其借鉴了会话分析处理自然口语的理念，进而形成了系统性的工作原则。而当话语功能语言学家开始从关注口语叙事到关注日常对话，他们发现自己就在研究互动中的语法，即Grammar in Interaction（参看Ford 1993；Ochs et al 1996）。互动语言学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话语功能语言学的新拓展。其研究特点如Couper-Kuhlen&Selting（2018：7）所总结的那样： 第一，基于真实、自然发生的谈话的录音或录像材料； 第二，采用标注系统对语料进行转写，尽量忠实地反映互动中谈话的特征； 第三，以“分析的心态”（analytic mentality）观察现象，不带有理论先设； 第四，对语料集合进行编排，以体现所分析现象的多种实例，或是对单个案例选择，以供深入分析； 第五，语料分析旨在重构互动成员传情达意（sense-making）的方法； 第六，其分析论断可通过“下一话轮证明程序”（next turn proof procedure），通过对言谈参与者的观察得到验证（参看Sack et al 1974；另见Schegloff 1996）。 互动语言学的目标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将语言结构作为互动资源做出功能描述； 第二，对话语实践形成的惯例作跨语言的比较； 第三，对社会互动中语言的组织方式和实践进行解释，进而概括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二、互动语言学的发展 会话分析学者和语言人类学家普遍关注语言问题。会话分析是透过言谈交际这种最基本的社会互动方式来揭示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和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的构建。而互动语言学关注社会交际、人际互动和认知因素在真实语言中对语言结构以及规则的塑造，关注言谈参与者的交际意图对语言形式的影响，强调言语交际实际是动态的（dynamic）、在线（on-line）生成的过程，从交际过程中发现语言形式产生的动因。 从语言学角度专注于互动交际过程对语言编码方式的塑造，当属1993年Ford的Grammar in Interaction：Adverbial Clauses in American English Conversations和1996年Ochs、Schegloff&Thompson主编的论文集Interaction and Grammar。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话语功能语言学家与会话分析学家团队的深度合作，也标志着话语功能语言学家以会话分析对自然口语对话的描写框架重新审视语言结构规律，成为互动语言学的奠基之作。 2001年，Selting&Couper-Kuhlen主编的Studies i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将“互动语言学”作为一个术语和学科名称提出，指出互动语言学的核心宗旨就是将语言的结构及其运用看作互动语境的必然结果。互动语言学涵盖诸多领域，如会话音系学、语法与互动、语言的语境建构、互动中谈话的韵律等。2014年，Pragmatics杂志出版Laury、  &Couper-Kuhlen主编的专刊Approaches to Grammar for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推出了互动语言学的最新代表性研究。2015年，Thompson、Fox&Couper-Kuhlen合著的Grammar in Everyday Talk：Building Responsive Actions对互动行为中回应行为采用的语法格式（grammatical format）进行专题性研究，从社会行为与语法格式关联、会话中的不同位置，以及言谈过程中的互动因素等方面探讨语言形式的动因。2018年初，Couper-Kuhlen和Selting出版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Studying Langu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系统介绍互动语言学理论，对20多年来互动视角下的语言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②另一方面，语用学作为研究语境意义的学科（Brown&Yule 1996：3），研究话语如何在情景中获取意义（Leech 1983：13）。从1995年Thomas所著Meaning in Interaction：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的出版，到近年来推出的Handbook of Pragmatics Highlights系列丛书中的The Pragmatics of Interaction，以及历史语言学家对话语标记产生机制的研究和关注（参看Linguistics 2011年第49卷），充分显示了对语言互动性研究的广泛拓展。 互动语言学家对于自然话语的观察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交际行为与句法的关系；2）会话序列与句法选择；3）韵律表达与句法表达的关系；4）多模态资源在互动交际中的整合。基于以上观察，互动语言学家发现了一些具有独特视角的规律并提出了解释。包括：1）互动言谈的基本单位；2）在线生成的语法观；3）位置敏感的语法；4）对话互动的实证性。上述所有观察无一不基于语言互动“协同行为”（collaborative performatives）的本质属性。 此外，话语立场研究近些年来也颇受关注，研究综述可参看方梅、乐耀（2017）。 三、互动语言学的研究课题 互动语言学强调从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这一语言原本的自然栖息地（natural habitat）来了解语言的结构及其运用。研究者关注语言的社会属性、交际互动功能和言谈环境对语言表达形式选择的影响。这种研究思想与20世纪80年代前后话语功能语言学家运用“梨子的故事”的口语叙述材料进行研究的思想一脉相承，也就是说，说话人任何一种编码形式的选择（比如，使用光杆名词、形—名短语还是关系小句—核心名词）都有语用动因，比如新/旧信息、前景/背景等。而互动语言学的研究所关注的“语境”则更多地考虑社会属性、交际互动功能和言谈环境，这些研究体现在近些年来的一系列重要研究课题中。 3.1 交际行为与句法的关系 互动语言学研究关注互动参与者在互动中完成了何种社会行为。什么是社会行为？Couper-Kuhlen&Selting（2018：213）明确指出，“行为”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希望达成的事情，是话轮的任务之所在。和言语行为（speech act）的区别在于，社会行为是基于即时言谈序列环境的经验观察得出的，只有那些在自然会话中实际发生的行为才会被看作是社会行为；而言语行为研究是从言者的意图出发，并不强调该行为是否可以被观察。与言语行为不同，社会行为③并非必须需要通过语言手段实施，交际参与者也可以通过注视、体态等实施。 同一类社会行为往往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英语发出请求有三种句法格式：（a）I wonder if you could…；（b）Could you…；（c）I wanna…。研究发现，说话人选用哪种编码方式取决于两个外部因素，一是不可预见性（或偶发性，contingency），二是权势性（entitlement）。 Fox（2000、2007）的研究致力于社会行为框架（social action format）与语言形式的关系，提出了若干语言框架（linguistic format），即日常互动中反复使用以完成某一种社会行为的语言形式。通过建立一个语言形式和社会行为的对应关系，进一步说明某一种语言形式的使用频率和条件。而Couper-Kuhlen（2014）的研究则着重探讨了提议、请求、建议一类祈愿式表达的社会行为框架，并归纳了几类行为对应的高频语言表达形式。④ Thompson（2002）采用口语材料对补足语小句（complement clause）的研究发现，带补足语的谓词（complement-taking predicate）构成的“主句”用作显示说话人认识或示证立场的词组，并且往往是习语性的（formulaic）；而其引出的“从句”才是传递主要信息的部分。传统研究中“主句—从句”句法对立并不能显示在互动交际中功能角色的“主”与“次”。 3.2 会话序列与句法选择 会话序列（conversational sequence）指在一段会话中话轮间先后相继的关系。会话语境中的“发起—回应”是在时间轴上连续发生的。更为重要的是，在互动研究者看来，回应（response）是由特定话语引发的，同时也进一步引发之后的回应。会话中由于双方交替讲话，所说出的话语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后续话语都会被视为与之前话语具有关联性，是对之前话语的一种回应（Sperber&Wilson 1986：125）。而发起行为（initiating action）采用的语言形式对其行为的识解有重要的作用，并进一步影响回应的形式选择。特定的发起行为，会有特定的回应（Couper-Kuhlen et al 2014）。 与会话序列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关于某一类社会行为（如请求行为）的会话序列研究，另一类关注会话序列与句法表现之间的关系（参看Ford 2001；Ford et al 2002；Jasperson 2002；Lerner 1987、2004；Mondada 2006）。后者对传统语法分析提出了全新的认识。 Du Bois（2014）提出“对话句法”（Dialogic Syntax）。在他看来，说话人会有选择地复制先前话语中的某些要素，在相邻话对之间建立平行性（parallelism）。这种浮现的话语间的图式（diagraph）结构体现了交际者对言谈的共同参与（engagement）。由于存在这种对话性，研究语言必须关注“超越单句的句法结构”。 3.2.1 社会行为在序列中的表现 问答序列是自然会话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会话序列。Stivers et al（2010）依据自然会话问答序列的调查量表，展现了其在不同语言中的多样性。这一研究与Fox&Thompson（2010）、Raymond（2000、2003、2010、2013）以及Sorjonen（2001）等深入讨论了问答序列的基本规律。Sorjonen（2002）是较早讨论自然会话中回应语表达的研究。她以芬兰语自然口语为对象，考察了发起话轮为疑问、祈使、告知和评价四类行为的回应表达。Hopper（2011）及Thompson et al（2015）更加关注回应语的形式选择，提出回应语的常态表达是相对较短的句法编码形式。比如，在表达评价时，可采用完整的形式，也可采用不同程度的减缩形式，如例（1）。而作为回应语，说话人倾向于采用减缩表达；如果回应语采用了完整形式，必有其他的语用动因（参看方迪2018）。 （1）a.他那人特有意思（完整形式：主语+修饰语+评价项） b.特有意思（减缩形式1：修饰语+评价项） c.有意思（减缩形式2：单独的评价项） d.反正挺有意思的（减缩形式3：限定的评价项） 3.2.2 会话序列与句法表现之间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话语功能语言学家从互动角度对一些基本的句法范畴提出质疑，比如Ono&Thompson（1995）基于互动交际的语言运用现实对语法中一些基本范畴的质疑。 以评价为例，有些语言形式的评价解读是在互动会话的特定序列位置中获得的。比如Ono&Thompson（1994）发现，话轮末尾出现的具有独立语调的名词短语倾向于表达评价。Ford et al（2002）指出，话轮完结点之后的非主句延续成分（non-main-clause continuation，即会话中的话轮增额（turn increment），除了寻求受话人的回应之外，也表达言者的评价。比如例（2）中的Ten pounds实施的是评价行为（引自Ford et al 2002）： （2）Bee:Oh Sibbie's sister had a  :by  :way.Ava:Who? Bee:Sibbie's sister. Ava:Oh really? Bee:Myeah, Ava:That’s nice. Bee:She had it yesterday. Ten∷pounds. Ava:Je:sus Christ. 近年来，关于评价（assessment）的话语表现发表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⑤比如，关注序列的不同分布位置与评价语言选择（linguistic choice），如一次评价、二次评价以及会话序列完结性评价（sequence-closing assessment）的表现形式、回应性评价的表现形式等。 Thompson（1998）、Ono&Thompson（2017）基于对英语和日语自然口语的调查，综合句法、韵律、认知和语言处理等多维度提出，对于受话人而言，英语和日语在进行否定处理时呈现不同的互动策略，两种语言的语序差异导致其策略不同。 3.3 在线生成的语法 从编码产出的角度看，自然口语中的句子是在真实时间内经成分的逐步递加（increment-by-increment）而构成的，具有在线生成的句法特点。从在线视角研究语料，意味着将结构看作即时浮现的、通过互动达成的。具体来说，一个句子或小句的产出，都是说话人和受话人在实时协调他们各自的行为而造成的结构（Goodwin 1981：7）。结构的构建和完结总是产生于正在行进的互动言谈，谈话的双方（或多方）都参与其中。因此，口语研究面对的是“行进中的句子的句法”（the syntax of sentences-in-progress）（Lerner 1991）。 Lerner（1991）描述了会话中交际双方共同构建一个句子的现象，即一个言者所说的句子的一部分由另一言者完成。文章分析了多种共建的结构格式（construction format）：1）“if/when X… then Y”条件句格式；2）会话中的引语格式：引语标记+引述的内容；3）插入成分：句子前件+插入成分-句子后件；4）列举结构：列举项1和2+列举项3；5）前言式的不赞同结构（前言成分+不赞同成分）；6）共现格式（两种格式的连用）；7）预置格式（预置成分+言说内容）等等。文章进一步提出了行进中的句子（sentence-in-progress）的概念。 即便在英语这样语法上有一致关系的语言里，“主—从”结构也可以由会话参与者共同完成。以关系小句为例，在口语中关系小句与核心名词可以出现在不同说话人的话轮： （3）A：…the first day we went canoeing L：  （非限制性关系从句）可见，从属结构的小句在互动交际可以作为独立运用的表达单位。 Ford（1993：146）也对从属小句需要依附于主句提出质疑。她考察了美国英语口语中原因状语从句的使用情况，发现原因从句单用是常态，而依附于主句使用反而需要条件。 互动语言学家认为，互动参与者在互动交际中对接受（recipiency）是高度敏感的。在互动中，“句子”是言谈参与者根据受话人的状态不断设计的、浮现的、动态的单位（Goodwin 1979、1995）。在线生成的观察分析对以“句子”为研究对象的静态语法分析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当人们进行互动交际的时候，最基本的交际单位究竟是不是句子（sentence）？ 3.4 互动言谈的基本单位 一方面，如上所述，言谈参与者可以在对话中共同构筑一个句子。另一方面，Ford et al（2002）提出，互动交际中存在大量句法上的非整合现象，包括延伸成分（extension）、自由名词短语（free NP）等话轮增额——在句法上无法归入其先行语句的成分。Couper-Kuhlen&Ono（2007）以及Luke et al（2012）等研究发现，增额成分在会话中具有话轮建构单位的功能。Thompson（forthcoming）特别讨论了小句在自然口语中的地位，认为在小句高度语法化的语言中（如英语），小句是口语中可以自由使用的独立单位，而且是高频单位。⑥ 基于动态语法观，Couper-Kuhlen&Selting（2018：359）提出，句子、小句、词组这些语法单位都是在交际中参与者产出和识别话轮构建单位时所运用的句法模式或构式类型；它们从根本上说是动态浮现的，具有灵活的开头、中间和结尾；时间性（temporality）和投射性（projectability）是它们的基本特征。 3.5 位置敏感的语法 社会行为植根于交谈的话轮和序列中。语言形式是与社会行为在特定话轮和序列中的位置相适应的，即Schegloff（1996）所说的“位置敏感”（positionally sensitive）。 Heritage（1998、2015）分别对英语中由oh和well开启的话轮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当受话人听到oh或well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预测接下来的内容了。在对疑问的应答中，oh开启的话轮通常显示言者认为对方的疑问在相关性、前提或者语境上有问题；而以well开启的话轮则突出言者的视角或兴趣。Schegloff&Lerner（2009）发现，在话轮之首用于应答话轮的well，往往预示着说话人即将开启一个观点相左或不完全同意的态度的评价，而用作开启行为的well则没有这种表达功能。 位置敏感的理念也体现在从互动语言学角度对语气词的分布及其互动功能的研究上。比如Maruyama（2003）对日语wa的研究和Ono et al（2000）对日语ga的研究都发现，语气成分在话轮中、会话序列中的不同位置具有功能差异。 3.6 形式验证 互动语言学研究注重从序列和参与者行为来验证观察结论的合理性。包括几个方面：1）当前话轮与先行话轮的关系。2）同一话轮中的伴随性多模态特征（如韵律、眼神等）。3）特定手段的可区分性。比如，作为回应对方传递新消息以及告知行为时，对英语“do you?”和“you do?”的对比表明，这两种回应引发参与者的不同解读。4）在后续谈话中的处理方式。一种语言手段的功能解读可能通过分析这一话轮在其后续的谈话中的处理方式来得以揭示。 互动语言学认为，语法归根到底是一套惯例（practice），而互动交际中反复高频出现的模式（recurrent pattern）对结构的选用和塑造有着重要影响⑦。同时，语法结构的选择对下一话轮的启动、话轮的延伸以及话轮的合作构建具有影响力。也就是说，语言结构选择与交际互动过程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育（cross-fertilization）关系。 四、韵律表达与句法表达的关系 互动语言学所关注的韵律表达，不只限于一般所说的音高、响度、语速、节奏等超音段特征。Couper-Kuhlen&Selting（2018 Online-chapter：E）将韵律表达手段分为两类：一类是跟声门和声门下发音相关的一系列听觉特征，比如停、连、音强、时长等；另一类是声道中与调音（articulation）相关的音段性听觉特征，比如元音发音的完整程度、元音弱化、元音央化等。这些特征都不影响词汇语义的表达，却在互动交际中起到多种多样的作用。在互动语言学者看来，语法（或句法）只是言者在互动交际中运用的一种资源，与之同样重要的还有语用因素、语境、韵律和多模态等多方面的资源，仅将目光放在语法上不足以概括互动中的规律。 Couper-Kuhlen&Selting（2018：Online-Chapter E）指出，韵律几乎与所有互动行为相关联，包括：话轮建构、话轮转接、修正发起和完成、行为组成和识别、会话序列组构以及不同立场和角色的传达等等。因而，互动语言学要考虑韵律和语音特征几乎是必然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先后有至少五本讨论互动中韵律问题的论文集问世。虽然还是从韵律角度做个案分析，Couper-Kuhlen&Selting（1996）着意探讨韵律在会话互动中的作用。Auer et al（1999）主编的论文集则侧重于研究互动中语言的节律，将节律视为一种重要的互动策略和互动手段。Couper-Kuhlen&Ford（2004）进一步主张，会话和韵律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论文集从话轮转接、话轮投射与扩展和话轮间的行为连接三个方面讨论韵律的作用和影响。Barth-Weingarten et al（2010）以及Bergmann et al（eds.）（2012）则在进一步完善韵律研究的理论方法的同时，更注重于将韵律作为一种多模态资源。Couper-Kuhlen（2012）重点讨论了会话中问句的句末语调，从话题发起、话题接续、新信息标记和下一话轮修正发起等方面观察句末语调。Local&Walker（2012）则关注互动参与者如何运用韵律手段投射话轮、如何推进言谈。 随着互动语言学的深入发展，互动视角下的语音和韵律研究日益丰富（参看Couper-Kuhlen&Selting 1996；Couper-Kuhlen&Ford 2004；Barth-Weingarten et al 2010等较为全面的综述）。交际互动中，话轮的设计、会话序列的构建有赖于韵律手段。比如，日常会话中，赞成和反对两类回应性评价的语音特征与其会话序列的位置密切相关（Ogden 2006）。情感、态度的表达也依赖韵律手段。Ochs&Schieffelin（1989）发现，元音拖长可以增强情感表达（卢旺达语），喉塞音可以用作情感的增强手段（萨摩亚语）。 五、多模态研究 社会行为框架既包括语言形式，也包括多模态形式（  &Keisanen 2012；Rauniomaa&Keisanen2012）。互动交际本质上是一个多模态的展现。互动交际过程，除了语言形式以外，笑、面部表情、手势、身势、身体动作等手段都是互动交际可以调动的资源，独立或协同完成互动交际。在对话中，听话人并不只是被动地听人在说，而是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对话的进程当中去。副语言形式作为“语境化线索”，为话语的解读提供指引（Gumperz 1982：131）。当语言形式和韵律或副语言形式不匹配时，后者在听话人理解话语的真正意义时比前者更为重要（Couper-Kuhlen&Selting 2018：9）。比如说“他这个人是个好人”同时伴随眨眼可能示意反讽解读。会话分析学者对于可视性的动作、手势、姿势的成果颇丰（参看Atkinson 1984；Goodwin 1979、1981；Goodwin 1980；Heath 1984、1986；Schegloff 1984）。Haddington（2006）讨论了凝视（gaze）作为评价行为在立场表达中的独立作用。Stivers&Federico（2010）对互动中一方如何从另一方那里获得回应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结论中就将多模态手段（主要是凝视）和形态句法手段、韵律手段、认知因素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这四种手段在获取回应中的作用都很重要。Ford et al（2012）讨论了话题延续中互动参与者所体现的身体动作。研究发现，在可能的话轮终结处，身体动作信息可起到话题延续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和言语在这方面的作用基本相同。同时，身体动作信息也可以独立起到立场表达等作用。有学者关注非语言互动元素，如Ogden（2013）发现，英语自然口语中咂嘴声（click）在立场表达、序列组织和话轮间的时间把握等方面都有其特殊贡献。 Li（2014a、2014b）运用多模态研究方法对汉语自然口语中的互动现象进行了分析，关注互动中的插入式问句和话轮转接。研究发现，倾斜身体与听话人插入的问答序列组织有关。在汉语面对面交谈时，听话人打断说话人并提出问题时倾向于向对方方向前倾身体，并保持身体前倾一直到获得回应（Li 2013、2014a、2014b）。某些词语用于不同的互动环境中不仅实现的话语功能不同，而且会体现出不同的韵律特征和多模态特点（Li 2016）。 总之，互动语言学者在对于互动单位、互动现象、社会行为和句法范畴的研究中都会有意地观察多模态表现，为了更全面地说明互动参与者在互动中都“做”了什么。 六、互动视角的汉语研究 关于说话的类型，赵元任先生《汉语口语语法》的分类极为细致。赵先生提出八种情形：1）照稿子念的独白；2）剧本里的对话；3）有简单提纲或者没有提纲的即席发言；4）连贯的会话，比如电话谈心；5）夹杂着动作的独白，有事件影响着或决定着接下去说什么，例如带表演的讲话；6）夹杂着动作的对话；7）在动作或事件中偶发的话语，例如打牌或者看打球的时候说的话；8）在对某一情况做出反应时，以及忽然想起什么而情不自禁说出来的“对了！”之类（Chao 1968/1979：1.2.3）。 6.1 会话序列与交际的基本单位 赵元任先生明确提出“零句是根本”，“整句只是在连续的有意经营的话语中才是主要句型。在日常会话中，零句可独立使用，而且占优势。整句的主语和谓语相当于一问一答，或者是“引发和应答”的融合。（Chao 1968/1979：41—51） 沈家煊（1989）讨论不加说明的话题，从应答角度探讨了毗邻话对的多样性表现。指出，毗邻话对之间既可能像赵元任先生所指出的构成话题与评述的关系，但是也有可能呈现出一种镜像的应答关系。例如（括注为笔者所加）：  沈家煊（2012）进一步从在线生成的角度指出，引发语和应答语之间的语义联系是可紧可松的，两个零句有某种语义上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是靠人的一般认知能力来推导的，不管应答语说的是什么，对话双方总认为是跟引发语“相关的”。汉语“流水句”的本质特征就是前后相继的零句，每一个零句都能充当整句的主语，也同时是一个潜在的主语。 朱德熙先生和吕叔湘先生认同“零句是根本”的思想，朱德熙（1987）说：“没有主语的句子跟有主语的句子同样是独立而且完备的。”吕叔湘（1979：31）也指出：“不用主谓关系的有无来区别句子和短语。”吕叔湘（1979：27）提出“流水句”的概念，因为“汉语口语里特多流水句”，所以“用小句而不用句子做基本单位，较能适应汉语的情况”。 完权（2018）依据后接话轮的起始、会话共建、话轮延伸量这三条标准，考察汉语自然交际会话中的语法投射能力。考察发现，与英语和日语会话不尽相同，零句互动才是根本。从句法特征来看，小句互动是零句互动的特例。 6.2 在线生成的语法 对在线生成的语法现象的研究，可追溯到赵元任对“来了吗，他？”这类现象的分析。赵先生虽然沿用了“倒装句”（inverted sentence）的说法，但同时提出了“追补”（afterthought）的概念，“如果临时想起的话加在一个已经完结的句子之后，那就是追补语。……前边的话不要这个追补语还是一个完整的句子”（Chao 1968/1979：75），并多次把“追补”跟“未经筹划的句子”（unplanned sentence）一起讨论。陆俭明（1980）对这类“易位”现象的类型和韵律表现进行了描述。张伯江、方梅（1996）发现，这类语句的后置成分不能“复位”，其产生动因是会话中要满足重要信息先说的要求。陆镜光（2004a、2004b）借鉴Lerner（1991）以及Ford et al（2002）的动态分析视角，将这类现象看作“延伸句”（on-line extension）。陆镜光认为，“延伸句”这种话语策略可以为受话人提供话轮转换相关位置。陆镜光（2002）讨论了如何在行进的句子里辨识句末。此外，在进行的句子里，修补（Zhang 1998）、话语叠连（李先银2016）、话语交叠等都是常见的、值得研究的现象。 而汉语自然会话中话轮如何转换、话语序列如何构建，其中的运行机制和影响因素是怎样的，目前的研究尚不多见。 6.3 交际行为与句法表现 特定言语行为的句法表达在汉语的互动研究中颇受关注，比如对评价行为的话语表现的研究。汉语很多构式具有强口语倾向性，同时对语境具有高依赖性。如汉语中表达负面评价的“你看你”（郑娟曼、张先亮2009）、“不是我说你”（乐耀2011）、“真是”等等。方梅（2017）关于负面评价的讨论总结了评价表达规约化的途径以及会话序列环境与评价解读的互动关系。 话语立场表达研究中，继陶红印（2003）讨论口语里“知道”格式的认识立场表达功能之后，董秀芳（2005）、方梅（2009）考察了人称代词的非常规用法，指出不同人称代词的选用与交际双方及他们之间的亲疏关系密切相关。汉语的反问句表达负面事理立场（刘娅琼、陶红印2011）。“X什么X”具有负面立场表达功能（朱军2014）。乐耀（2016）从互动交际的视角考察了让步类同语式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结构中如何表达主观评价立场。李先银（2017a）对口语对话中的话语否定现象进行了细致描写。方梅、乐耀（2017）以话语功能语言学和互动语言学的研究范式为背景，探讨了汉语中言者立场的常见形式、形式的来源以及立场表达的特点，揭示了汉语立场表达在话语中的浮现特征、话语条件、语用推理机制以及立场表达构式的规约化等若干理论问题。 6.4 韵律研究 赵元任是最早讨论汉语的表情语调（emotional intonation）的学者，他认为汉语的语调有中性语调和表情语调之分。像汉语这样的声调语言的实际旋律或音高运动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由三种因素构成：一个个音节词所独有的声调；这些声调在连贯的言语中的相互影响；以及表达说话者的情绪或态度的音高运动，即表情语调。表情语调除了声音的高低，还包括轻重快慢以及喉音的音程，它们都是表情的因素。赵元任把表情语调（口气语调）按照声学特征分为四十种，发现其中二十七种“以音高跟时间的变化为主要的成素”，还有十三种“以强度跟嗓子的性质为主要的成素”（参看赵元任1929、1932、1933）。 话语的韵律特征与交际功能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沈炯（1994）注意到，汉语的口气语调有不同类型。比如表同情或安慰时语调低、音域窄（“哭啦？”），而表不安、求助时语调高、音域窄（“失火了！”）。“话语的韵律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交际功能制约，话语的交际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其韵律特征来实现”（熊子瑜、林茂灿2004）。鲍怀翘、林茂灿主编（2014：453—464）指出，不同的情感态度也有不同的语调模式。情感语调有如下语音特征：1）情感重音的位置与情感的表达密切相关（李爱军2005）。2）表情语调与语速变化相关，比如生气、惊讶和厌恶的语速快，而难过和害怕的语速慢。3）情感语调的音高与中性语调相比，在调阶和调域上有很大变化，比如高兴、惊讶、生气的语调为高调阶，难过和厌恶语调为中低调阶；高兴和害怕的调域要宽，而难过、厌恶等的调域要窄等。4）表情语调的边界调也有不同的特点，比如生气、厌恶语调的边界调中，词调后面有一个下降的尾巴；而高兴、惊讶语调的边界调中，词调后面是一个上扬的调。5）不同情绪态度往往和一定的发声类型（声带振动的不同模式）有密切关系，比如愉快、生气、难过、害怕等分别倾向使用亮嗓音、紧嗓音、紧喉音和气嗓音。 除情感韵律研究之外，话语标记的语音表现也是一个重要领域。谢心阳、方梅（2016）选取时长、音高和停延三个参项，通过对比自然口语对话中连词的话语标记用法与一般的连词用法发现，话语标记的时长要大于连词用法的时长，话语标记的韵律特征体现为语音强化。这项研究从另一角度说明，话语标记的产生与语法化现象（伴随语音弱化）的差异。韵律特征构建了诠释话语意图的语境，对话语意义构建和功能诠释会产生重大影响。陈玉东、马仁凤（2016）基于谈话节目语料，比较分析汉语话语自然转换、紧接转换和打断转换三种类型的韵律特征。 互动语言学重视对自然口语的研究，将语法视为互动资源并在交际互动中被塑造，强调将语法研究置于社会互动之中。由于汉语缺少句法屈折，对语法的研究就是用法研究。汉语“用法包含语法”（沈家煊2016）。着眼于互动分析，可以更好地揭示汉语的特点。 互动语言学将语言形式、韵律、表情、笑、手势、身势、身体移动等多模态手段都看作互动交际的资源，也重视交际社会因素（如情理）对言谈过程的制约以及对语言产品的影响（李先银2017b），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下进行考察，拓宽了研究视野，既研究说了什么，也关注怎么说。这对于对外汉语教学理念具有重要启示。互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互动的思想也可应用于汉语教学实践中，构建互动的“基于用法”的教学模式。 互动视角下的汉语研究方兴未艾。篇幅所限，本文仅简要介绍了海外的互动语言学研究，对汉语研究的归纳也是举例性的。我们相信，互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汉语用法研究的传统相结合，将会带来很多研究课题，也会带来更多的新知。 ①西海岸话语功能语言学派的代表学者如Chafe、Givón、Thompson、Li、Du Bois、Hopper、Bybee等。参看陈平（1987）、陶红印（1994）的综述。 ②这几部重要著作的具体内容及贡献，另可参看谢心阳（2016）、乐耀（2018）以及谢心阳、方迪（2018）的介绍。关于互动语言学的学理背景和发展源流，Couper-Kuhlen&Selting（2001）认为，互动语言学有三大来源——话语功能语法、会话分析和人类语言学；Couper-Kuhlen&Selting（2018：5）则明确提出，互动语言学的基础是功能语言学以及三个源学科——会话分析、语境化理论和人类语言学。关于会话分析对语言学发展的贡献及相互影响，见Fox et al（2013）；关于会话分析与语法研究的讨论，见Mazeland（2013）。 ③Atkinson&Heritage（1984）从会话分析角度对社会行为做了系统性描述。 ④近年来，会话分析学者仍然在通过对语料的不断发掘充实着社会行为的类别，如Kendrick& Drew（2016）提出了以往文献中未曾涉及的社会行为——招助（recruitment），即互动参与者通过陈述、抱怨自身困难而求得他人帮助。这个过程中既包括对自己困难的陈述，也包括提供帮助者的出手援助，也可能包括求而不得最后转而使用请求的行为。其描述比之前的帮助（offer）与请求（request）的二分更为准确。 ⑤Labov（1972）在调查黑人美式英语时，将“评价”（evaluation）范畴的语言表现形式归纳为三类：1）强调成分：表情感的语音成分，量化词，重复，习语性话语；2）比较成分：否定成分，情态词，疑问成分，最高级，比较级；3）关联成分：进行时态，定语修饰性成分。相对于evaluation，互动语言学研究使用术语assessment，侧重社会行为及其话语和多模态表现。功能语言学关于评价的研究回顾，详见方梅、乐耀（2017）第一章、第二章。 ⑥关于会话研究的基本单位的详细介绍，可参看乐耀（2017）。 ⑦关于会话中的语法以及语法作为一种“惯例”的论述，详见Thompson&Couper-Kuhlen（2005）、Mazeland（2013）、Fox et al（2013）。 原文参考文献： [1]鲍怀翘、林茂灿主编 2014 《实验语音学概要》(增订版，初版吴宗济、林茂灿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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