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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只写了一篇小说，后来就丧失了写作能力。原因很复杂，主要由各种怀疑造成。一是对先锋文学的怀疑，二是对底层文学的怀疑，三是对乡土小说的怀疑。关于先锋文学于新世纪后断崖式的衰落，是个众所周知的文学现象，我目睹了该现象后期带有文本探索与实验性质的小说之退潮与不受欢迎；而底层文学的迅速兴起、提倡与被诟病，我也刚好看到了；至于对乡土小说“你好土啊”的揶揄，不太清楚何时开始的，但是对待它的这种态度目前还存在。说起来，我从事文学的目的很明确，曾在短文《我只负责记录我的那一部分》中写道：“我的写作动机：它是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还有那个被损害与被侮辱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我一直想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这个时代和裹挟其中的人。”但不得不承认，我目标明确，却也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比如，有一阵经常看到评论文章对宏大叙事的厌倦和否定。宏大叙事曾是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和审美形式，后来不知怎么地搞成了谁要再写类似跨度百年，关注时代、历史、民族、政治的小说，就成了不合时宜的事情似的。与此同时，对书写苦难的批评就更多了。作家对苦难的体认、面对和自觉书写，在我心目中一直是非常崇高的事情，但是经历上述种种，内心的困惑不断加深。 闲话不说，言归正传。自2015年恢复创作，我的努力都是对原有的写作观念的反思与再次确认，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写作无法离开乡土或者底层，离不开身边那些如尘埃般卑微、无奈又坚强的人，事实上我无法回避现实与苦难，还有对先锋文学其内在精神的继承。总之，经过《杀死它吧》《驯牛记》等小说的创作之后，我的写作就基本回到了曾经苦苦坚持的轨道上。只是随着年岁渐长，创作姿态可能变得更加理性、温和了。《大地上的声音》正是这样的结果。该小说的主人公张难生，其原型也是一个驼背，正是他每年带戏班来山区演出。戏曲演出衰落后，据说他去世前在汤溪镇开过录像厅，最后沦落到在金华城里给人擦皮鞋。原本的构思是写双重的衰败，一是乡村传统文化的式微，节节败退；二是主人公精神的蜕变，写他如何热爱优雅的戏曲，最终却不得不偷放黄色录像维持生计。后来总觉得这个构思有问题，我以为无论世事怎么变化，人的精神是不能跟着下滑的，相反越是世事艰难，精神越要上扬。所以我在小说一开始，就塑造了一个“威武不能屈”的盲人形象，他是张难生的艺术启蒙老师，有了他那句“难生啊，唱道情的人再没有地位，也不唱那些被人逼迫着唱的曲。谴责邪恶、劝人为善、娱乐于心，一直是我们艺人的根”，我就知道小说能写下去了。 小说发表之时，我正在老家过年，那时候武汉疫情还没有波及小山村，所以谈论的都是关于农业生产上的事。哥哥跟我谈到种子的问题，说现在种地留不了种子，每年眼巴巴地等着种子公司供应新种子，如果种子公司突然不供应了，下一年可能就要闹饥荒。可是种以前世代相传的老种子产量又很低，真要种的话会面临亏本和被人笑话。这是农民面临的选择。我以为文学创作也多少有点类似，当文艺思潮在我们头顶像一阵又一阵疾风刮过，如何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作为一名文学编辑，我希望看到文学园地里丰饶而多元的生态，看到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甚至不同写作立场的作品的共存共荣，所以我从不以自己的好恶作为判断作品优劣的标准。可是当我提笔创作，却愿意将自己的路越走越窄，我只想把我看到的那些人与事与苦难写出来，只不过如何把大千世界中属于“我的那一部分”写好，还需要我不断地克服思想的贫瘠、加强对身处时代的洞察力。回到《大地上的声音》：张难生无疑是苦难产下的一个“孩子”，值得铭记的是，这个小人物却从发扬和保护传统戏曲这颗“老种子”的过程中获得了生命的价值。但愿我把他的精神层面的升华写出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