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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学是时代的风向标，那么报告文学则是时代风潮最早的讯息。或者说，报告文学是文艺的轻骑兵，它能够与时代携手同行，能够较为迅速地捕捉与把握时代的脉博，乃至楔入时代，助推时代的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湖北报告文学一路走来，与时俱进，为湖北发展效命，为社会进步摇旗呐喊，获取了空前的发展良机，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就。 其一，涌现了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许多优秀作品。1978年1月，《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湖北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不仅引起文坛与社会震动，而且开启了新时期湖北乃至全国报告文学走向新里程的步伐。此后，湖北报告文学园地引来百花盛开。四十年来，先后有徐迟《在湍流的涡漩中》、李蕤《这里有十万颗火热的心》、李德复《为什么我们忘不了你》、田天《格里希的震动波》、《你是一座桥》、刘继明《梦之坝》、寒青《大巴山的呼唤》等大量优秀作品涌现，昭示出湖北报告文学花开不断、满园春色的繁荣局面。 其二，涌现了以徐迟、田天、寒青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家。徐迟本是抗战前后就已成名的诗人，而经过几十年风雨人生之后，在晚年步入一生最辉煌的创作黄金期，并以《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等作品成就了自己卓越报告文学家的身份。徐迟去世后，“徐迟报告文学奖”的设立，标志着他在新时期全国报告文学界的一代教父的崇高地位。田天作为60后湖北土家族作家，一直执着地坚持以报告文学创作为主业，并在新世纪之交成长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实力型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家，其长篇报告文学《你是一座桥》获中宣部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报告文学集《田天报告文学选》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寒青曾推出《大巴山的呼唤》、《火炬，在山乡燃烧》、《情撼中原》等长篇报告文学，《大巴山的呼唤》荣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 其三，充分发挥了报告文学对时代的促进作用。报告文学与时代同步，既是时代的及时回声，又是时代的回报者。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一发表，如同石破天惊，惊醒了三十年沉睡与沉寂的中国，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促成了国家、政府、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科学与重视知识分子、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建设国家的聪明才智的时代新风，从而为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田天《格里希的震动波》通过描写洋厂长格里希在国营武汉柴油机厂运作西方管理观念与模式引起的时代“震动波”，也一度产生全国性反响，引发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浪潮。 然而，生活总有严峻的一面。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格局中。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代迫切需要文化、文学为之扫清思想障碍、开创社会新风尚之时，文学便得以大显身手，大放异彩，乃至引领时代风骚。当时的伤痕小说《伤痕》和《班主任》、改革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与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等等，就是如此。这也从根本上说明，到底是时代造就了文学。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挺进深水区，新的时代趋势不断涌现，各种困难、矛盾接踵而至，人文精神开始萎缩，社会道德不断滑坡，金钱观念开始主导着多数人的生活观念，文学逐渐被边缘化，无论在湖北还是在全国，报告文学都再也难以重现昨日的辉煌，乃至处在一个不死不活、半死半活的尴尬状态。这不免让人产生困惑：报告文学还拥有自己的一方水土吗？ 答案便是机遇与困难并存，湖北报告文学家所需要做的是紧紧抓住机遇，鼓足勇气，大胆地迎接时代的挑战。 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的今天，时代依然给湖北报告文学家提供着难得的历史机遇。这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理解。 一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巨大成就需要报告文学去报道。改革开放四十年过去，全国与湖北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建设成就斐然。就湖北而言，变化之大令人惊叹。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人民生活质量，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文化、科技、医疗、卫生，都是大发展。仅在交通方面，短短几十年，湖北省基本上实现了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公路，沪蓉高速公路、宜万铁路早已横贯全省，成为联结中国东、西交通的大动脉，高铁四通八达。武汉天河机场不断扩容，目前已成为中部最大航空港。在省会武汉市，轨道交通从无到有，地铁线路已开通近十条。无论是高速公路与高铁建设还是机场建设与地铁建设，都是巨大建设成就的完美体现，都有着数不清的动人故事，都值得全省人民引以为豪。对这些成就，报告文学需要利用自己短、平、快或采访、报道迅速、快捷的文体优势，去及时关注与报道，让读者了解，振奋民族精神。 二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先进人物需要报告文学去歌颂。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湖北省涌现了许许多多的先进人物，他们为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体现了光彩照人的精神风貌。这些人物，分布在各条战线，有工人、农民与干部，也有教师、医生与文艺工作者，有科技精英、商界巨子，也有其他各行各业工作者。医学家裘法祖院士（已故）、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杂交水稻专家朱英国院士（已故）、武汉市信访干部吴天祥、宣恩县扶贫干部周国知（已故）、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等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对于这些时代先进人物，报告文学有责任去宣传、报道，去发掘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去总结他们的开拓精神、创新意识与社会奉献精神，去传播他们身上的正能量。 三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存在问题需要报告文学去反思。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改革开放四十年成绩巨大，但问题不可小视。对经济发展的强调势必引发一系列相关问题，比如，生态环境的大破坏，贫富分化拉大，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不断扩大，干部腐败严重滋生，城乡黑社会禁而不绝，社会诚信问题日益凸显，虚假疫苗、电信诈骗、金融诈骗或非法集资、黄、赌、毒、非法传销与行业垄断的盛行或层出不穷，等等。这些问题，不但给改革开放带来了严重的损害，而且给社会稳定造成了潜在威胁，需要报告文学去曝光，去反思，去总结，去参与纠正，需要报告文学家去追求社会公平与匡扶社会正义，或行使公共知识分子的庄严责任。 四是改革开放新征程需要报告文学去参与。改革开放一直在路上，任重而道远。新时代面临着新任务、新要求。根据新时代要求，党和国家提出了许多战略任务，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筑中国梦、构建一带一路新丝路、精准扶贫等等。这些新任务对报告文学提出了新的期望与要求，期望报告文学去报道新人新事新气象，总结新鲜经验，发挥报告文学对时代的同构作用。这方面，湖北籍铁路系统报告文学作家王雄已迈出了可喜步伐。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丝路大通道——中欧班列纪行》及时地报道了中欧班列的开通过程与营运效果，展示了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辉煌成就，视野宏阔，文字动人，因此被列入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运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出版。王雄还推出了描写中国高铁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纪实》，同样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与时代意义。 湖北报告文学要重振昔日的辉煌，必须提高创作水平，同时加强队伍建设。 首先，作家要树立国家意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学类型，体现国家意志、传达主流文化精神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写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高质量作品，离不开国家意识的树立。所谓国家意识，就是对国家意志或主流文化精神的自觉理解与深刻把握。树立了国家意识，才能站在全国的高度与立场看问题，才能着眼于重大写作题材的选取，才能更加自觉地总结与书写中国经验，甚至才能更加自觉地树立报告文学的文体意识。像何建明全面报道上海浦东新区发展进程与改革开放经验的《浦东史诗》、黄传会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李春雷的《向人民报告——中国南水北调大移民》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在立论、选材与表现手法上都堪称大手笔，远远超出了地域意识等的局限。 其次，相关部门要注重培养后继人才。由于文学的边缘化与报告文学自身的困境，湖北报告文学作家目前处在严重青黄不接的状态。许多青年作家虽然涉足报告文学或非虚构文学写作（如周芳写作《重症监护室》），但总体上还难担大任。鉴于此，党委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文联或作协有必要制定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报告文学青年作家，使湖北报告文学后继有人，并创造条件，促使具有国家级写作才华的人才脱颖而出。 当然，展望湖北报告文学未来发展前景，除了报告文学作家自身努力与抓好队伍建设之外，还需要文学评论界对报告文学的把脉与献策、呵护与关怀。由于报告文学创作不景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文学评论自身的萎缩，近十年来文学评论界对湖北报告文学的跟踪关注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与创作的良性互动，专门研讨湖北报告文学的文章与论文寥寥无几。这种落后局面亟需得到及时扭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