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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论及元明之际台阁文学与山林文学的转换，就不仅需要明了元代文坛山林与台阁的共尊意识，更要考察台阁与山林文学之间的互动状况。在元明易代之后，许多文人或主动或被动地由山林走向新朝的台阁或各级政府衙门，他们如何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又需要怎样的知识储备，这些都是必须予以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在此一过程中，难免有很多文人学非所用，被朝廷安排在自己并不熟悉甚至极不适应的官位上，从而造成形劳心疲的不堪境地，并因此获罪或遭贬。但也有许多重要文人能够迅速转换角色而进入朝廷的核心位置，不仅做事得心应手，而且成为新朝的台阁重臣。其中有些文人属于元蒙旧臣而入新朝者，如危素、张以宁等，他们的角色并未改变，从事新朝的台阁文学创作自然是驾轻就熟。但从历史事实看，他们并未处于新朝台阁文学的领袖地位。反倒是像陶安、宋濂、王袆、胡翰、刘基等原来身处山林草野的文人成为新朝的台阁核心人物。其实，这些山林之士之所以能够迅速转换自己的角色绝非偶然，因为他们在元代早已进行了相关知识储备与文学训练，从而为新朝的建立做了充分准备。比如宋濂，在元末已经得到许多台阁重臣的充分肯定，欧阳玄在《潜溪后集序》中说：“予在翰林也久，海内之文无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鲜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署，岂不能黼黻一代乎？”［23］那么，欧阳玄何以会认定宋濂能够胜任黼黻一代的台阁文学之责呢？对此，时人孔克仁在《潜溪后集序》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 元气流行于天地间，其英华纯粹，钟之于人，必卓为绝出之才。苟不施于政事，以畅其美，则假文章以鸣天下之盛，非立言学古者，孰能之哉？金华宋景濂先生，醇乎儒者也，经、史、子、集，无不贯通，举其辞义，如河流滂沛，不待疏决，自无雍滞。如庖丁解牛，不待鼓刀，自得肯綮之妙。其作为文章，法度森严，无冗长语，温润者又如玉产蓝田，粹然不见其瑕疵也。莹洁者又如珠孕合浦，灿然不睹其椭洼也。舂容典重者又如金钟大镛，动中吕律，皦然不闻其乱杂之声也。故乡先生柳公道传称其雄浑可爱，黄公晋卿许其温雅俊逸，莆田陈公众仲亦谓辞韵风裁类夫柳、黄二公，庐陵欧阳公玄亦谓神思气韵，飘逸而沉雄。嗟夫！先生之文，经四公品题之重，可谓无余韵矣。［24］ 无论是就其经、史、子、集的知识结构，还是法度森严、舂容典重、温雅俊逸与飘逸沉雄的诗文体貌，都是台阁文学的典型特征。由此序文可知，一是宋濂之文已被诸位台阁大臣引为同调，说明其内容与笔法已具备台阁文学之特点；二是经过众位台阁大臣之推许，宋濂的文名在元末已经蜚声文坛。元顺帝至正九年，朝廷下诏书聘任宋濂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其同门好友王袆《宋太史传》记曰：“至正中，用大臣荐，擢将仕佐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自布衣入史馆为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选，而景濂素不嗜仕进，固辞避不肯就。”［25］在此，宋濂辞去征聘而不肯就职的原因暂不讨论，关键是朝廷何以会征聘一介布衣的宋濂直接入翰林国史院为编修官，这其中自然有黄溍、柳贯等师辈的推举及欧阳玄等人的褒扬，但宋濂也肯定具备担任翰林编修官的能力与条件。 宋濂不仅具有台阁文人的能力与素质，同时更有山林之士的品格与兴趣，他早期的文名似乎更偏重于诗歌词赋，吴莱在《与宋景濂书》中曾说：“大抵景濂之文，韵语为最盛。”［26］陈樵也在《答宋景濂书》中说：“阅家传，知景濂看《史记》《汉书》精熟，不止辞赋瞻丽而已，但不知散文为何如？”［27］可见宋濂的“韵语为最盛”“辞赋瞻丽”是师友间对他的早期共同评价，而其应用文体的写作则是后来的努力结果。由于宋濂元末所编《潜溪集》《潜溪后集》已是其删削后的结集，难以知晓其元代诗文的创作全貌。比如他始终没有将自己元末诗歌作品编入别集，而是另编诗集《萝山集》，但在国内早已失传，直到本世纪才有人在日本发现复印回来［28］，最后被黄灵庚编入新出版的《宋濂全集》中，由此人们才相信其诗学水平之高并非溢美之词。当然，宋濂也有一些台阁文章因某些特殊原因而未收能入《宋学士文集》中，比如他为郑介夫《太平策》所作的题跋《〈太平策〉后题》曰： 大德中，三衢郑以吾宿卫禁中，览时政有所缺遗，疏《太平策》一纲二十目上之。上嘉其忠，特命以吾为雷阳教授。濂每取而读之，未尝不仰叹成庙之德之盛也。隋文帝时，河汾王通非不以《太平十二策》奏之，文帝不能用，通遂东归，续六经以传学者。呜！，以吾之贤，未必能有过于通也，上犹采其言而用之，使通生于今日，则其道必将大行于时，六经有不必续矣！由是论之，不惟成庙之圣，非隋文帝仿佛万一，亦可以见士之遇合，苟当明时，虽小善必录，若值猜暴之主，纵大贤亦有所不容。道之所系于时者，夫岂人力之可为也哉？澧阳张君逢喜诵以吾之策，尝手录之，且请濂识之，于是不辞而题其后。重纪至元元年六月十九日濂题。［29］ 元顺帝至元元年（1264）宋濂26岁，应该说他还缺乏足够的人生阅历与政治经验，但台阁文章已经仿作的有模有样。他认为通过郑介夫上《太平策》而被朝廷嘉纳之事，说明他遭逢了元成宗“虽小善而必录”之“明时”，同时还拿王通献策于隋文帝的例子作比，以证明王通如果生于今日，“则其道必将大行于时，六经有不必续矣”。其实，郑介夫早已说过，他的献策结果是：“而乃视为迂疏不切之论，为泛常虚调之行，外示容纳，内怀猜忌，展转数月，竟成文具。”岂有“采其言而用之”的实际效果？如果说献策效果还可以含糊其辞的应付一下，那么作为儒生的宋濂，应该知道因献策而获雷阳教授非但不是什么奖誉，反倒可能是一种间接的惩戒。因为在元代政权结构中，“教授”大约是既无权力又无利益的最低级别的虚职了。后来随着对现实认识的加深，宋濂本人连翰林编修的职位都拒绝接受，他理应深切感受到郑介夫的失望程度了。也可能正因为如此，他才决定不把这样的虚美文字收入其别集之中。但由此说明他的台阁文体的训练模仿早在其青年时期即已开始，并已具备相当水准。翻开现存的《潜溪集》，开篇就是“国朝名臣序颂”22篇［30］，加上其他颂赞，共有27篇之多，甚至超过了大多数元代台阁作家的颂体文之数量。正是宋濂具有如此的台阁文章训练与水准，黄溍、柳贯、陈旅与欧阳玄才会将其向朝廷予以郑重推荐，他也才能够在入明之后理所当然地成为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的诗文成就在元明之际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但其学文的过程与内容应该不是溢出历史环境的特例。这其中既有其乡里前辈师友如黄溍、柳贯、吴莱等人的启迪教诲，也有浙东文史传统的影响，更与当时的朝廷政策及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元代自延祐年间重开科举以后，鼓舞起了文人入仕的热情，尤其是文化较为发达的江浙一带，为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而积极进行各方面的知识准备与文字训练，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元明之际的文人吕良佐《应奎文会自序》曾具体记载了此种情况： 国朝设科取士，以明经及古赋、诏、诰、表、策，兼其才者亦难矣。……良佐生文明时，窃慕乡举里选之盛，辄于大比之隙，创立应奎文会。邑大夫唐公世英、张公彦英明劝于上，移以公牒，聘海内知名士主文评者会稽杨公廉夫，公又举同评者云间陆公宅之。东南之士以文投者七百余卷，中程者四十卷。盖杨公蚤登高科，其文力追西汉、盛唐之作，而山林学者无不欲列名于其门，故视他会为独盛。不然，士之怀奇负气，不可以爵禄诱者，甘于自闭其学，况铢金尺币所能致哉？今所选高者，经正而文，赋奇而法，诏、诰、章、表，各通其体，策皆贯穿古今，而有经世之略者也，诚足为后代绳尺已。选中之文，因锓诸梓，以传不朽。至正十年七月序。［31］ 前人谈及元代的文人雅集，一般都会关注顾瑛、倪瓒、徐达左那样的诗社之会，而较少关注以应科举考试的文会。吕良佐序中所记的应奎文会，乃是松江一代较为知名的文人聚会。因为它既有唐、张等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又有吕良佐这样有财力的地主出资赞助，更有大文豪杨维桢、陆宅之的主持评点，所以人数众多，影响广泛。其中多数人的与会目的当然是为了参加科考，但也有一部分山林之士是被杨维桢的文名所感召，希望通过参加文会以展现文采，如若有幸被选中，还有可能编成文选刊刻出来，从而使自己的声名传之久远。无论参与者动机如何，但通过各类文章的写作与杨维桢等高手的指点，他们都会得到文章写作的训练与提高。 按照元代科考的规定程序，除了儒家经典的理解与科举大赋的写作之外，还要熟练掌握诏、诰、章、表等应用文体的体式与规范，更要能够写出通晓古今、学而致用的策论。总之一句话，就是为参加科考进行实战化的模仿，同时也是台阁文体的全面训练。序文中说应奎文会由于有了杨维桢的主持，“故视他会为独盛”，可知当时此类文会尚有不少，起码所知者还有嘉兴之聚桂文会［32］。这些文会的举行，尽管由于战乱的干扰而未能对科举考试造成多大实际影响，但却使东南一带的山林之士在科举程式、经典训读、文章体式诸方面的训练受益多多，以致不会像北方那样因战乱而形成文化的荒漠化。也可以说，这些文会为大明王朝的兴起进行了有效的人才贮备与文体训练，从而才会在明初的征聘中有那么多的隐逸之士结队而出。宋濂曾在《郭考功文集序》中对此深有体会：“国家当兴王之运，其人才必超出常伦。訏谟定命，足以创业而垂统。奉将天罚，足以威加乎四海。至于文学侍从之臣，亦皆博习经艺，彰露文采，足以备顾问，资政化，所以竭其弥伦辅翼之责，作其发扬蹈厉之勇，摅其献替赞襄之益，致其黼黻藻会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于冥冥之中，楚生材而晋实用之，拨乱世反之正，昭宣人文而风动四方，夫岂细故也哉！”［33］此段文字洋洋洒洒，铺张扬厉，气象峥嵘，但其核心所在则是那一句“楚生材而晋实用之”，因为其中不仅道出了易代之际跨代文人对于新朝的巨大作用，同时更饱含着作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本人之自豪感。 四 进入大明王朝之后，尽管依然还是这批跨代文人楚材晋用地进行诗文创作，但对于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评价却逐渐发生了逆转。最能代表这一转向的当然要属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观点，其《汪右丞诗集序》开宗明义地宣称： 昔人之论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岂惟天之降才尔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辞之或异耳。濂尝以此求诸家之诗，其见于山林者，无非风云月露之形，花木虫鱼之玩，山川原隙之胜而已。然其情也曲以畅，故其音也渺以幽。若夫处台阁则不然，览乎城观宫阙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厉其志气者，无不厚也，无不硕也。故不发则已，发则其音淳庞而雍容，铿鍧而镗鞳。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34］ 宋濂在此用了“昔人之论文者”，可见其山林与台阁的分类是有来源的。他最直接的来源当然极可能是其师黄溍，而黄溍则又显然是来源于宋人。如果说二人之论文思路均来自宋人，则可做出对比以见出异同。吴处厚说山林之文“其气枯槁憔悴”，宋濂则说“枯以槁”，二者看法几乎相同。而吴又说台阁之文“其气温润丰缛”，宋说“其气丽以雄”，则二者看法显然有较大差异。应该说吴处厚的“温润丰缛”和元人黄溍等台阁作家所言的“尔雅浑厚”较为一致，而宋濂之“丽以雄”则是其新的创造，其具体内涵则是“厚”与“硕”，表现在体貌上乃是“淳庞而雍容，铿鍧而镗鞳”的盛大豪迈之美。宋濂有如此的观点并非一时的随意之言，也不仅仅针对汪广洋一人之诗作，因为他明确说“以此求诸家之诗”，可知是建立在大量阅读经验之上的深思熟虑之论。他在《蒋录事诗集后》也说：“予闻昔人论文，有山林、台阁之异。山林之文，其气瑟缩而枯槁；台阁之文，其体绚丽而丰腴。此无他，所处之地不同，而所托之兴有异也。”［35］可知渴望台阁之文盛大丰美的文风是宋濂的一贯思路，而山林之文则成了被藐视批评的对象。以宋濂在明初朝野的影响，此种观点自然会在文坛上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比如宋讷在《唐音缉释序》中论诗曰：“诗人立言，虽吟咏性情，其述事，或索古喻今，或感今思古；其写景，则所历山川原隙、风土人物之异，所见则昆虫草木、风云月露之殊，各萃于诗。至于诗人居台阁、列朝廷者，所历所见，莫非城观宫阙之雄，典章文物之美，器械车马之壮，华夷会同之盛，殆非山林所历所见可概论也。”［36］与宋濂论汪广洋之诗相比，简直如出一辙，则可知宋濂的诗论影响之广泛而深入。 当然，也有旧朝文人一时难以接受新朝标准，依然按传统思路论文，其中蒋易就是典型代表之一。他不仅在元代以台阁与山林兼顾的观点编选《皇元风雅》，而且入明后也以此评论文坛作家。闽中作家蓝仁、蓝智兄弟二人，其诗有台阁与山林之差异。蒋易在《蓝山诗集序》中论蓝智之山林诗曰：“和平雅淡，辞意融怡”，原因即在于：“静之浮沉闾里，傲倪林泉，有达士之襟怀，无骚人之哀怨，虽屡更患难，而心恒裕如，则先王之泽深，而君子之德宏矣。”他又论蓝仁之台阁诗曰：“山川之胜，道途之勤，景物之殊，民俗之异，览奇吊古，悲歌慷慨，一于诗见之。其得意处，动荡激烈，扣舷击筑，浩然长叹，不知与少陵入蜀秦中之行何如也，岂守一丘一壑者而能之哉。”［37］之所以具有如此诗风，乃是因其“大明启运，海寓一新，明之乃于此时膺公车之召。筮仕之初，首膺清选，提按广西，跋数千里”［38］。正是沿途浏览了各种古迹景象，才能写出与固守一隅的山林之士不同的诗歌。蒋易论诗的理路依然是赞山林诗强调“屡更患难，而心恒裕如”的性情之正，而台阁诗则是赞美其见闻之广与写情景之实，全是元人论诗的套路。像蒋易、危素这些元代台阁作家与批评家，毕竟已是过时的人物，他们尽管人已进入新朝，但意识观念依然如故，遂成为旧朝文化的守护者。 大明王朝洪武初年文坛的主流文学观念就是所谓的鸣盛。天下一统，万象更新，驱元蒙于漠北，复汉官之威仪。修史书，定礼仪，征贤良，复科举。文人们原来期盼的理想政治局面似乎已经成为现实。他们的确有理由感到欢欣鼓舞，也的确需要用生花妙笔去记录颂扬那一时代。于是，文人们纷纷表达各自对文学的新看法，那便是对台阁盛大文学理想的追求。会稽文人钱宰在《长啸轩记》中指出，那位在元末用长啸来“以舒其抑郁之气”的建昌文人刘子宪，“今既遭逢盛时，出入胄馆，而高风逸思，尚犹不忘。吾知其习闻夔章，而向之长啸，将变而为黄钟大吕之和，不翅若曾参氏之曳履而歌，声满天地。然且不至于是，又将移其音声，播之九歌，以鸣帝世之盛矣”［39］。吴中文人王彝《蒲山牧唱序》认为，蒲圻人魏观“元至正间韫经济之业，居蒲首山中，而志有所待”，后来投入朱明政权怀抱，“振衣入朝，一见即被显用，以直笔居左史，以礼典职奉常，以忠言直玉堂，以清节振风纪，以善政典畿郡，以正学辅春坊，以硕德长成均，大抵皆公前日山中所韫之业也，而又时而出之，以见于文辞，而以鸣国家之盛焉”［40］。天台文人徐一夔在《陶尚书文集序》中提出，临海人陶凯元末“怀宝弗售，其为文多激慨。中更乱离，自度无所于用，去居深山之中，授经以养其亲，而其为文多隐约”；明初被征召与修《元史》，后令其掌领翰林院事，“方是时，天下大定，朝廷务导宣恩意，称扬功德，推序勋阀，以照明文物，凡诏令、封册、歌颂、碑碣等制多出公手。公自念文章之用盖在此耳，措辞陈义各当其体，于是公之文沛然为一代之用矣”；并由此发感慨道：“国家之兴，必有魁人硕士乘维新之运，以雄辞巨笔，出而敷张神藻，润饰洪业，铿乎有声，炳乎有光，耸世德于汉唐之上，使郡国闻之，知朝廷之大；四夷闻之，知中国之尊；后世闻之，知今日之盛，然后见文章之用为非末技也。”［41］这的确是界限分明的朝代转换，文人们从山林纷纷走入朝廷，诗文也从元末的“抑郁之气”“激慨”“隐约”转向“以鸣国家之盛”的“黄钟大吕”之音，并最终导致山林之音萎缩而台阁文学独盛的文坛格局。明初主流文学思潮乃是尊台阁而卑山林，而且所尊台阁之诗文乃是昂扬盛大之体貌，这便是当时文人追求的所谓复归大雅的文学理想。这是元明易代所孕育出的文学现象，也是文学史研究不应忽视的一段历史。 观诸文坛实际，洪武初的台阁文学确实展现了昂扬盛大的局面。像陶安《大明铙歌鼓吹曲》《大风起》、宋濂《平江汉颂》《阅江楼记》、刘基《二鬼》《赠杜安道》、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送沈左司汪参政分省陕西汪由御史中丞出》等诗文作品，都显示出气势豪迈、体貌宏大、思想深沉、情感充沛的盛大之风。此种文风既与元代台阁文学的典雅温润有明显的区别，也与永乐后“三杨”之雍容和平差异较大。如果忽略明初台阁文学的此种文学追求与鲜明体貌，就会为中国古代台阁文学及其观念的研究留下较大的缺憾。 然而，明初台阁文学对盛大文学观念的强调仅仅是朝廷所倡导的一种理想体貌，也许当时许多台阁文人已经将此种文学理想深深根植于自己的观念之中，但却并没有将其真正变成一种普遍的创作实践。这不仅因为只有部分台阁作家在部分作品中有过实际体现，而大多数作家还一时难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即使在观念形态中，也有相当一批人依然固守着元末的文学思想与审美兴趣，更何况明初文人并非都仕途顺利而心情舒畅。以戴良、王逢、丁鹤年等遗民群体为代表的诗文创作，依然坚守着抒写亡国之痛的悲慨诗风，他们绝不会将诗文作为黼黻新朝而表达喜悦的工具，而只能将其作为自我情感宣泄的窗口。还有那些被朱明朝廷谴谪流放的吴中文人与获罪官员，记述苦难经历与渴望归依家园才是他们最关心的，诗歌也就成为他们身处绝境的精神支撑。何况在远离朝廷的山林之中，还有大量的隐逸之士依然在漫游山水中过着平静的生活，写着冲澹闲逸的诗文作品。即使那些在朝官员也难以做到全是台阁诗文的写作，刘基对内心苦闷的吟咏，高启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刘嵩对宦海风波的忧虑，都斑斑可考地存在于其别集之中。文人的生命状态、文学的功能作用以及诗文审美的趣味需求，本来就是差异巨大的多样共存。但是，在鸣盛的时代主潮里，这些复杂多样的声音都被淹没了。今天来研究这一时段的文学思想，的确需要重视台阁文学的主流，因为它对历史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左右着明前期的文学走向，但同时也应该关注主流之外的各种声音，因为是它们构成了那一时代立体多元的真实样态。如果忽视了这些非主流的声音，那就不能算真正的历史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