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原载于《〈文艺研究〉与我的学术写作》（金宁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版）。 1979年，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历史上，是意义重大的一年。这一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扬做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上。这是改革开放后文学艺术界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在这一年，《收获》复刊、《剧本》复刊、《星星》复刊、《花城》创刊、《当代》创刊、《清明》创刊、《读书》创刊、《外国文学评论》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同时创刊的还有《文艺研究》。这些后来著名的文学、艺术和研究刊物的创刊，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它表明：一个全新的文艺时代到来了。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无限可能的岁月，是一个充满了理想和意气风发的岁月。 《文艺研究》杂志起点很高，从创刊那天起，刊物密切联系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实际，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文学艺术理论批评文章。从“拨乱反正”开始，逐渐过渡到构建中国文学理论学术话语，其学术水准一直为学界称道。四十年来，《文艺研究》坚守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推动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文艺创作的繁荣”的宗旨，逐渐将刊物打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理论研究与批评的重镇，说它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学术刊物也当之无愧。四十年来，作为中国学界积极、严肃和守正创新的学术刊物，它见证并参与推动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团结了国内该领域重要的学者。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以自己在《文艺研究》发表文章为荣。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则是，通过《文艺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本杂志与一个时代的学术关系。 1979年，我还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从那时起我就是《文艺研究》忠实的读者，它是我从事文学批评的启蒙刊物之一。它发表的许多文章，讨论的许多重要问题，为我后来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甚至在具体的文章写作方面也让我受益匪浅。我清楚地记得刊物曾经讨论过的问题。比如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文艺与政治的讨论，特别是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对我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文章在改革开放后的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应有的地位。后来冯牧先生在《文艺研究》创刊十周年的时候说，《文艺研究》“始终坚持了在创刊伊始时为自己所确立的方针。它从不曾给人一种在激荡的社会思潮中惶惑不定和随波逐流的感觉。它所展开的许多关于艺术理论和创作规律的讨论和争鸣，多是在一种正常的学术氛围中进行的。这些讨论，或则众议纷纭，或则热烈和谐，却大都具有我们所希望的那种平等待人、尊重真理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有相当数量的包括了多种艺术门类的文章，是具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价值的；有些文章，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而带有难以避免的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却仍然具有使人获得启发和教益的史料价值。那种只有短暂生命的带有明显‘运动’色彩的文字，在《文艺研究》上刊登得（的）并不多，这一点也是使人感到欣幸的”（《一个理论刊物应有的品格》，《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现在，四十年已经过去，我想，冯牧先生的这一评价，仍然适用于今天的《文艺研究》。 四十年来，作为大型文艺理论刊物，一直以相对稳健和严谨的姿态面对中国当下的文学艺术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观念搏斗”过去之后，从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文艺研究》曾经围绕着“意识形态与文艺”“当代审美文化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现代性’研究”“美学、文艺学、艺术学学科建设”“艺术与市场经济”以及“美学研究”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这些讨论在深入、具体地介绍西方文艺理论的同时，也逐渐将学者的视野引向了更为广阔、博大的学术领域。 众所周知，当代学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了转型。而在这一过程中，《文艺研究》作为权威学术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后，《文艺研究》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介绍、讨论等，极大地激发了那个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学术实践。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5年初，《文艺研究》希望能够展开对“大众文化批评”的讨论，并安排我和陈剑澜在当年新创办的“当代批评”栏目当一期栏目的学术主持。我们在栏目“主持人语”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符号’大规模生产和再生产的时代。由于‘符号’携带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内容，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等，因而能够不断地改写我们的经验。它在制造‘惊奇’的同时，悄然改变、置换着我们熟悉的东西，用难以抵制的方式塑造我们的‘习惯’。从道德或审美的角度来谈论这些现象，从精英主义或平民主义立场臧否之，都是相对容易的。而批评的任务在于：它不仅要表明立场，而且必须把对象的细微意义合理地呈现出来。关于我们的意识、经验、行为在‘符号’的挤压之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批评活动应当提供一种有效的知识。”（《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栏目总题“大众文化批评”，发表了贺绍俊、周宪、孙津、张柠四位的文章。这个开头很好，可惜的是我因各种事务缠身，分身乏术，这个开头也就是结束。没有再继续下去，着实非常可惜和遗憾，但《文艺研究》诸位朋友的友谊和信任，至今仍然鼓舞和感动着我。 说到《文艺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不提到2009年出版的、由方宁主编的“阐释与创造·文艺研究书系”。书系收录了21世纪近十年来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的重要学术理论文章。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些文章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研究与批评的水平。书系共三卷：《批评的力量》《理论的声音》和《学者之镜》。其中，《批评的力量》收录了从《文艺研究》自2003年设立的“书评”（“书与批评”）栏目、自2005年设立的“当代批评”栏目中选出的文章。这两个栏目是刊物的重点栏目，旨在加强当代学术批评的建设。按照方宁的说法，是“举学界之力重点建设的栏目”，“在学界享有盛誉”。这本书的背景是，《文艺研究》向以“基础理论研究的重镇”称誉学界，但在2003年之后，刊物做了适当的调试，针对学术界某些问题及现状展开了批评，在学界有良好的反应。有幸的是，我发表在《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上的文章《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作为头题入选本书。 建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离不开中国文学创作的经验。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国门洞开，我们经历了第二次“西风东渐”。西方文学理论让我们了解了西方国家在理论上对文学的理解和见识，对发展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代派文学、先锋文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学，让我们看到文学创作无限的可能，我们不仅在创作上做了全面的回应和实践，同时在理论上也做出了相应的总结。创作和理论的巨大发展，极大地推动和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经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派文学、先锋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洗礼，没有向西方文学学习的经历，中国当代文学是没有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状况的。 但是，几十年过去之后，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理论家发现，如果一味地跟着西方文学及其理论走，中国文学和理论只能成为西方文学的附庸。西方文学理论构建的基础，来自西方文学的经验，它可以给我们以启发甚至灵感。我们曾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世界的“文学联合国”，参与了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和对话。但是，在多元化、多样化文学创作日益得到尊重和关注的今天，中国文学作为西方的“他者”，作为世界的“地方性”经验，必须做出我们独特的表达。也只有做出独特的表达，中国文学才能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适时地开设“当代批评”栏目并作为重点栏目加以建设，显示了《文艺研究》的学术眼光和视野。“当代批评”栏目甫一开设，应者云集。充分显示了刊物的巨大号召力和影响力。我是这个栏目的积极响应者和作者。十多年来，我陆续在这个栏目发表了九篇文章：《九十年代：先锋文学的终结》（2000年第6期）、《重新发现的乡村历史——本世纪初长篇小说中乡村文化的多重性》（2004年第4期）、《21世纪初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2005年第2期）、《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2008年第2期）、《乡土文学传统的当代变迁——“农村题材”转向“新乡土文学”之后》（2009年第10期）、《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2011年第8期）、《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2012年第6期）、《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2014年第2期）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国际化语境——以莫言为例》（2015年第4期）。在这九篇文章中，《九十年代：先锋文学的终结》《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国际化语境——以莫言为例》等，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被评为“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罗列这些事实并不是说自己的研究和文章有多重要，而是说《文艺研究》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2004年，我和贺绍俊等刚到沈阳师范大学工作，我们自然希望能够通过和名刊合作，提高我们学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现在的很多会议都是这样的“模式”，名刊的号召力远远大于大学，哪怕是著名大学。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亦步亦趋地学习。我们首先想到的还是《文艺研究》。表达这个想法后，立即得到时任副主编方宁和陈剑澜、金宁等朋友的全力支持。2004年9月11—13日，由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文艺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21世纪：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师范大学召开。国内外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五十多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后国内很多重要媒体均报道了会议的召开和盛况。因此，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们学科，与《文艺研究》的友谊、《文艺研究》对我们学科工作的扶持、支持和帮助，都是不能忘记的。每当想起与刊物诸位朋友交往的经历，很多美好的回忆就会涌上心头。我甚至可以说，沈阳师范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就是从那时开始被学界了解和熟悉的。这份情谊，让人永远难忘。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文艺研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在学界奠定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我相信，作为中国学术重镇的《文艺研究》，在未来的岁月里，一定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发表更多有学术见解的文章，培养更多学术上的青年才俊。这正是——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祝《文艺研究》鹏程万里！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