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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鲁滨逊式个人图景与《资本论》的历史阐释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主题展开为历史辩证法，“浮士德”的辩证意象也进一步具体化为“鲁滨逊”个人图景的历史阐释。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章第四节“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如上所述化用《浮士德》之后，紧接着就展开对“鲁滨逊”形象的历史阐释。马克思特别重视笛福《鲁滨逊漂流记》中关于市民社会兴起和资本主义出路的预言内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阐释维度中，鲁滨逊形象既预示着市民社会的大规模形成，又昭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之路。 马克思使用“鲁滨逊神话”这一概念来指称18世纪对市民社会的文学预感或理论预设。这一概念既指向了“鲁滨逊”这个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又以“神话”一词标明其虚构性质及其普遍文化意蕴。马克思指出，“鲁滨逊神话”是关于现代“自然原人”的神话性虚构与规范性预设，是对正在大规模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的预感与表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端处，正是通过对“鲁滨逊神话”的历史性反思，马克思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点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性还原。 首先，马克思指认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当做自然出发点的“个人一般”“生产一般”范畴，其实质是“鲁滨逊神话”即非历史化的抽象观念。其次，马克思剖析了鲁滨逊神话对市民社会的预感，并指出，作为意识形态的鲁滨逊神话，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历史特性即物象化或拜物教。普遍的物象化或拜物教，构成了现代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区别于前现代、前资产阶级社会的关键特性。 “鲁滨逊”与物象化、拜物教是相辅相成的。正是以“鲁滨逊”与价值生产、拜物教性质的这种深层关系为中介，这一故事才能同时被诠释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发展与最终超越的“双重预感”。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扬弃商品拜物教与扬弃鲁滨逊神话具有一种深刻的同构关系。扬弃拜物教，同时就是扬弃鲁滨逊神话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基。由此，才能历史地扬弃“鲁滨逊”这一观念形式，克服“鲁滨逊”故事的神话形式，并阐发“鲁滨逊”故事的合理内核。 三、文学-哲学的“对话”与《资本论》的“总体性” 马克思为什么要在论述《资本论》的理论主题与历史阐释时引用诠释如此之多的文学经典？这不仅是出于丰富表达、美化文风的单纯修辞学考虑，更重要的是通过诠释重构，发掘这些文学经典所蕴藏的时代精神内涵，开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世界文学的思想对话。 从鲁滨逊到浮士德，西方经典文学中的“浪游者”形象与隐喻，实质上蕴藏着现代精神史文化史的关键脉络。鲁滨逊的形象最早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形象。上古时代的“奥德修斯”竭力捍卫理性个体的确定性，从自然混沌的支配中奋力挣脱，并复归文明社会秩序，由此在古典自然秩序与文明秩序中孕育出个体性的萌芽。在古今更替的时代，“但丁”通过下地狱、过净界、上天堂的赎罪之旅，完美再现了中世纪的终极信仰秩序，同时也将现代个人体验推向神圣化的高峰，早期现代性的文化精神由此得以萌发和表达。16至17世纪的“堂吉诃德—桑丘”在早期现代境遇中重温古代理想，以中古美德对抗世俗化的世界进程，并保持着抽象理想主义与世俗物质主义之间的反讽张力。17至18世纪的“鲁滨逊”象征着现代个人“原型”在文化精神上的正式确立，并在启蒙时代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中发展出一系列结构对应物。而18至19世纪的“浮士德—靡菲斯特”则在启蒙时代深入到现代个人精神分裂的内核与现代社会发展悖论的根基之中，并力图达成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和解。这一精神脉络中，尤以“鲁滨逊”与“浮士德”的精神史关联最为根本。从根源上说，作为现代原人和理性主体的“鲁滨逊”继承了上古以来离家远行的漂泊者形象的核心要素，例如奥德修斯的孤立漂泊与理智狡诈、辛巴达的航海冒险与商业计算，而其实质内核却与“浮士德”更为接近——现代的进步者、发展者、创新者。然而，“鲁滨逊”与“浮士德”又处于现代个人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鲁滨逊”的自我保存，是在应对自然与文明、个人与社会、理智与信仰之间的矛盾中达到自我确证，而“浮士德”的自我发展则是这些矛盾发展为对抗性悲剧与终极性和解的自我扬弃过程。 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从鲁滨逊到浮士德的文学形象演变，既是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史、精神文化史，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形式的演化史。对此，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问题把握与思想提纯，将之提升到时代精神的精华即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哲学的高度。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资本论》中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文学对于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丰富表达、美化文风的审美艺术层面，更重要的在于文学所蕴含的时代精神结晶对于哲学的思想启示层面。因而，《资本论》的修辞学、文体文风问题，本身也就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性质、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内涵问题具有内在关联。《资本论》的艺术风格问题，同时也是其理论整体性问题。 实质上，《资本论》及其手稿正是在修辞学上具有文学与哲学之间“越界”和“对话”的“超文体性”“超文类性”，从而能够在思想上理论上表现出“总体性”。在《资本论》中，叙述的超文体性、艺术的有机性与理论的总体性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总体性—差异性”结构的具体再现。 可以说，马克思是一位融合哲学与修辞、概念与形象的思想艺术家，一位辩证法的诗人。《资本论》的根本旨趣是超越资本逻辑，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意旨是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的方向就是基于必然王国的自由王国即艺术、科学等更合乎人类本性的精神活动。说到底，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是对必然王国的局部认识，而只以自身为目的的文学艺术创造才真正属于自由王国。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必然王国及其资本统治的反思，从而构成了物质现实通达真正的人的科学、艺术的中介和阶梯。正如马克思始终预感到的，在那里，在合理调节自然力量的物质生活的彼岸，科学而审美的人将真正扬弃外在必然性，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寻获人的完整性本身。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