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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电子化时代的来临，大规模地收集、影印乃至深度整理海内外古籍，不在少数。[13]四十多年来，以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龙头，大型的文学总集、工具书及资料汇编得到系统整理出版，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全面的资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可以说，文献整理、史料研究工作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好历史时期。[14] 纵观中国的学术发展，文献整理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相对单纯的注释、疏通。譬如东汉后期郑玄的遍注群经，唐代前期孔颖达主持的《五经正义》，清代乾嘉学者对重要经典的重新整理，多采用这种形式。这是古籍整理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形式。第二种是系统的资料汇总，多以集注方式呈现出来。譬如《昭明文选》的六臣注，清人校订十三经，大多带有集成特点。第三种是疏解古籍大意，具有思想史价值。譬如魏晋时期郭象的《庄子注》，王弼的《周易注》，以及清代戴震的《孟子字义通释》等，与上述两种恪守文字校勘原则的传统注释学很不相同，实际上是一种义理的推衍，思想的阐发。 上述三种文献整理形式都很重要，并无高低薄厚之分，也没有孰轻孰重之别。没有单纯的字词的训释，没有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历代职官的解说，对于一般读者来讲，很多古籍根本无法读懂。所谓的集注，所谓的义理阐发也就无从说起。所以，单纯的文字注释，依然是最重要的文献整理形式。两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经典文献的整理与传播，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每一位整理者都有一种愿望，希望自己的校订注释著作是定本。从学术发展实际看，这种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所谓定本之说。尽管如此，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孜孜以求。文献整理还是得从基本的文字训释开始，这是前提，是基础。 当然，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将来的学术史在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业绩时，该怎样总结和评价？我想，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大规模的古籍影印整理。目前，很多文献整理还比较粗疏，甚至说不上整理，而是文献堆积。很多地区都在一窝蜂地以地域冠名，编纂大型丛书。就数量而言，已经远远超出《四库全书》的规模。这些工作当然很重要，但还远远不够。传统文献学以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为核心内容。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传统文献学领域，要想超越前人确实较难。不过，新的时代总会提出新的命题，也总会提供新的机遇。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近十年来中国学问之大发现”讲座，认为一切新学问皆由于新发现。四十多年来，出土文献、域外文献以及电子文献，为传统文献学平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最能体现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 学术贵在发现，也贵在发明。新资料的发现，确实让人欢欣鼓舞。但同时，一味强调新材料，忽略传统学术，也很难真正认识到新资料的价值。学问的高低，不仅要比谁掌握了更多的新资料，更难的是在寻常材料中发现新问题。这需要学术功力。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组织学者校订十三经的同时，还提出另外一种设想，即通过一种胪列众说的方式，把清朝学术成果具体而微地保存下来。清朝经学著作，此前已有纳兰性德的《皇清经解》，其后又有王先谦的《续皇清经解》，具有丛书性质。像阮元设想的这种大规模集成性质的文献研究著作，尚不多见，值得尝试。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李若晖编纂的《〈老子〉集注汇考》等，系统整理经典文献，全面总结前人成果，充分体现时代特色。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取得学术成就的重要基础。 四、理论研究的强势回归 研究文献学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方法，一条途径。就像盖房子，文学史料只是砖瓦，没有建筑学家的设计，终究不能成为房子。文学史是一座大厦，需要材料的支撑，更需要整体设计。只有这样，原本枯燥乏味的原材料才能焕发出有血有肉的生命活力。这就需要理论的跟进。[15]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样写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1册第9页）回想四十多年前那场真理标准讨论，最初不过是一个哲学命题，最后竟转换成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具有这种强大的逻辑力量和物质潜能。只有那种能够说服人的理论才具有这样的力量。如果想要说服人，这种理论就必须彻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推动文学研究事业的进步，学术观念的更新才是根本。凡是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真正作出贡献的人，无不在文学观念上有所突破，无不在文献积累方面厚积薄发。如果说文献基础是骨肉的话，那么文学观念就是血液。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我们常常顾此失彼，或者厚此薄彼，把两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缺乏通融意识。 勿需讳言，我们曾有过片面追求观念更新、理论先行的教训，习惯于借用现成的观念来阐释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也曾信奉苏联灌输的研究模式去探寻规律，沉迷于机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我们更曾迷信西方现代学说，用以“净化”我们的传统。一时间，“老三论”、“新三论”、现代派、后现代派等，各种新方法论轮番登场。“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16]世纪之交，当迷雾散去，我们突然发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渐行渐远，现代派的理论显然于事无补，后现代派理论更是鞭长莫及。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变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似乎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迷失了方向，或加入大众狂欢之中，解构经典，颠覆传统；或转向传统文献学，潜心材料，追求厚重。客观地说，古典文学研究回归文献学，强调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确实比那些言不及意的空洞议论更有价值。但不可否认，这种回归也隐含着某种危机，长此以往，必将弱化我们对于理论探寻的兴趣，最终会阻碍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这又回到了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当文学研究徘徊不前时，回归经典便成为学术界的自觉选择。当然，时代在发展，传统的经典理论也应与时俱进。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近年，记忆文化理论、口述历史理论、写本钞本理论，其实都在努力通过不同的途径去努力接近历史真相。尼采说，世界上没有真相，只有对真相的解释。“后真相”（post-truth）的时代思潮，促使我们对历史角色塑造问题、经典资料来源问题、历史想象与文学想象异同问题等进行重新思考。长期以来，我们对历史材料的处理相对简单，依违两端，要么疑古，要么佞古，即便是中立的“释古”，或曰“走出疑古时代”，其本质还是相信或者不相信现存史料。事实上，现存的史料，有不同的来源，有当时的信史，也有后来的羼入，种种复杂的叠加，形成很多矛盾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局部细节否定整体，或者相信整体而忽视细节，似都不足取。实事求是，对具体材料作具体分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也是未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