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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在经典中寻找方向,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创新中积累经验,在回归中实现超越。从宏观发展趋势看,这种研究呈现回归经典的历史趋势、中华文学的观念建构、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和理论研究的强势回归等特征。回归经典,就是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上来,回归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上来;"中华文学"是一个建立在大中华文学史观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是现实的实践问题,也是深邃的理论问题;四十多年来,以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龙头,大型的文学总集、工具书及资料汇编得到系统整理出版,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全面的资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可以说,文献整理、史料研究工作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好历史时期;实事求是,对具体材料作具体分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也是未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方向。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回归经典; 中华文学; 文献整理; 回归理论 作者简介：刘跃进，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遗产》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会长等职，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研究。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在经典中寻找方向，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创新中积累经验，在回归中实现超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时热点。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袁行霈先生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他们的研究成果，犹如一股清泉注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出版，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新方法论风靡天下，宏观文学史讨论风起云涌，[1]直接催生了一大批文学史著作，并推动中国文学史学史学科的建立。[2]九十年代，曾有过一段相对沉寂的过渡时期。世纪之交，古典文学研究界呈现“回归文献、超越传统”的发展态势。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综合国力的提升，人们在总结过去成就与不足时，自然会联系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七十年的历史，联系到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甚至还要上溯千年，比较中外，视野越发开阔，心态相对平和，评价也更加客观。 此前，我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世纪之交的文学史料研究》《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弘扬民族精神 探寻发展规律----古典文学研究六十年感言》等文中曾对近年研究有所论述，大致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研究队伍空前扩大，学术梯队已经形成，学术研究后继有人。与此相关联，综合性、专业化的研究学会相继成立；二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已经成为常态；三是研究方法不拘一格，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源源不断。虽有平庸之作，但邃密扎实的学术力作亦不在少数；四是学术研究目的日益明晰，努力站在历史高度，深刻理解人民大众的理想追求，密切关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五是学术研究重点业已明确，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成当务之急。[3] 事实上，四十年来的学术成就远远不止于上述几个方面。卢兴基《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7）、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梅新林主编《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黄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分总论、诗歌、词学、散文、小说、戏曲、文论等七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等著作，洋洋洒洒，数百万字，论述极为详尽。 这里，很难再就具体问题展开论述，我试图从宏观发展趋势，围绕四个方面的问题，略作阐释。 一、回归经典的历史趋势 这里所说的经典有两重涵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两者来源不同，但在当今中国事实上已经引领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一段时间，关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存在着一种认识误区，认为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遇到工业文明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之后，其历史糟粕便一览无遗。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证明，把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会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伤害。在新形势下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特质，去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去指导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有这样一段名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4]历史的发展，服从于社会基础的变化。个人的生存环境，人类的未来发展，也应该由此作出解释。但在具体研究中，可能由于学科划分的原因，我们只是关注作家的精神创造，而忽略其背后的经济因素。[5]进入新世纪，文学所主办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与高校科研单位联合举办多场研讨会，集中讨论中国传统经济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逐渐改变过去那种脱离物质生活实际去研究文学的空疏弊端。 恩格斯《反杜林论》又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6]这个道理很简单，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都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研究历史、研究文学，不能脱离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否则只是空中阁楼。近些年来，文学编年研究、文学地理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作家物质生活研究等，注意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加以还原，其实质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去研究文学，走进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的内心世界，所得结论切实可据，触摸可感。 关注阶级与阶层的变化，也是经典作家反复讨论的问题。不同阶级、不同阶层自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因而产生有不同的文学形态。不同的时期，社会和家庭结构通常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文学会很敏锐地反映出各种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之间的比例关系变化，以及规范和调节各种社会互动关系的价值观念变化。研究文学，需要社会学的视野，需要注意文学中所反映这种阶级和阶层的变化，以及他们的文学诉求。二十世纪初，随着敦煌文献的发现，中国平民文学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三十年代，郑振铎就撰写了《中国俗文学史》，打破了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只关注精英文化的禁锢，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最近四十多年，地不藏宝，《神乌赋》、田章简牍等出土文献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内容。人们注意到，中国文化思想界的空前变革，推动形成东汉文化平民化与世俗化的趋势，建安文学由此而起。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学体裁、文学题材，乃至文学思潮，往往源于民间。即便是一些外来文化，也经常是通过民间扩展开来，逐渐影响到上层社会，最后演变成为士大夫文化。 以上所述，是经典作家早就论证过的一些基本原理，只是我们又重新发现了他们的价值而已。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也面临着重新认识、重新评价的问题。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精髓。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经典著作，譬如中国文学，前有“选学”，后有“红学”。再往前推，其实文史哲不分，都尊奉着共同的经典。那就是所谓的“六经”，周、汉尊奉“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唐代扩展为七经，宋代定为十三经。这些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典籍。[7]他们传递着一些共同的价值观。譬如中国人向来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追求真、善、美的完整统一。在思考问题时，注意事物的整体性和彼此之间的密切联系，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与近代科学更多地关注“真”而忽略“善”，更多地关注现实而不计后果颇有不同。又譬如，中国人特别强调对家庭、对国家的责任意识，表彰奉献精神，注意合作理念，也与西方文化以利益为核心价值，强调天赋人权，崇尚个人主义，强调竞争法则有着本质区别。中国人重视善良的秉持，孝悌的恪守，礼义的遵从，以勤勉为荣，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的思想，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传统价值观基础之上，由此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经典，就是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上来，回归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上来。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得到充分发展的基本经验。 二、中华文学的观念建构 长期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多以汉民族文学为主体，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的实际。即便是汉民族文学史，也有诸多缺憾，整个框架主要是借助于西方观念构建起来的，与传统中国文学多有脱节。更何况，中国文学不仅仅是吸收外来文明，也一直在积极地传播自己的文化，为繁荣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有一个理想，即文学史不仅要打通古今，包含各种文体，更要展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辉煌。他自己撰写过多种文学史，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更希望组织各行专家，撰写一部综合性的文学史。后来，余冠英、钱锺书、范宁等人主持编纂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则将这一设想变成现实。改革开放以后，文学研究所同仁沿着老所长指引的方向继续努力，完成了《中华民间文学史》（祁连休、程蔷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中国文学通史》（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等著作，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这里特别要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民族文学研究所合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华艺出版社，1997）首次将古代、现代、当代文学以及历代多民族文学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初步实现了很多学者希望看到文学史古今打通、多种文体打通、多民族文学打通的“三通”。文学研究所很早就成立了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也顺势而为，在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分会、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分会之外，另设中国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分会，拟设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分会等，将中国文学史研究延展到更为深广的时空中去，展现出绚烂的发展前景。 经过长期探索，学术界适时地提出“中华文学”概念，并不断地丰富其内涵。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华文学不仅仅是横向意义上的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简单整合，也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学”是一个建立在大中华文学史观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是现实的实践问题，也是深邃的理论问题。[8] （一）努力回归中国文学本原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在漫长的岁月中，在相对独立的空间里，自我革新、缓慢发展。1905年9月2日，随着清帝一纸谕令，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画上句号。又过十年，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卷更名《新青年》）创刊，倡导建设新文化、摧毁旧传统的宗旨，由此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文学革命序幕。在政治文化领域，打倒孔家店，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在文学领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成为新文化运动口诛笔伐的对象，被打翻在地。[9]从此，传统文学研究日渐式微，被迫走上革故鼎新的征程。 改造，从传统学科的分化开始。文学、历史、哲学分道扬镳，彼此悬隔。中文学科内部又将语言和文学分开，文学再细分古代、现代和当代；古代继续划分，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文学。具体到一个时代，譬如唐代，又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研究初唐文学，再分“初唐四杰”、“沈宋”；研究“四杰”，又分王、杨、卢、骆。总之，学科越分越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即便是树木也多不完整，只是碎片。就这样，活生生的历史被肢解得七零八落，丰富多彩的文学史被割裂成一个个电线杆子式的个体。 文体的归并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二项改造。本来，《昭明文选》《文苑英华》将中国古代文体划分出近四十类文体，《文心雕龙》自《辨骚》以下至《书记》凡二十一篇，论述各种重要文体多达五十余种。在众多文体中，除诗、骚外，多数为文章。至少在先秦两汉，文学的大宗是广义的“文”。二十世纪前后，在西方“四分法”的文体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也被限定在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四类中，前三类为主流，而文章大宗，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作家身份的鉴别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三项改造。《文选》收录了一百三十多位作家，《文心雕龙》论及的作家有二百余人。两份名单对比，重叠颇多。在刘勰、萧统的正统文学观中，中国文学渊源于五经，很多经学家被视为文学家。如前所述，他们的这种观点，并非无据。他们所推举的文学家也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但是按照现代文学标准，很多文学家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唐、宋、元、明、清文学史研究也有类似现象。 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在看到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指出，20世纪以来沿袭多年的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还有很大距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奉为圭臬的一些重要理论主张，大都是依托于西方语言哲学建构起来的，很难涵盖中国文学史的全貌，也很难用来解释复杂多变的中国文学现象。近年来，文体学、文献学[10]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通识教育也成为业内津津乐道的话题，说明我们都意识到以往研究的偏颇，都希望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更贴近中国文学实际，更希望回归中国文学本原，建构中国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理论体系。 （二）全面展现中华文学风貌 据我所知，民族院校文学系同学除阅读本民族文学经典外，通常还要开设汉民族文学经典阅读课。《诗》、《骚》、李、杜、元、白、韩、柳，都有介绍。反观综合性大学中文系，似乎很少有开设民族文学经典课程的。这与中文系名实不符。中华各民族文学经典，是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的对象。像产生于公元11世纪的维吾尔族古典名著《福乐智慧》，产生于13世纪的《蒙古秘史》，以及著名的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等，其中相当一部分，至今还流传在各个民族地区，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的文学。他们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骄傲，也是宣传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好的教科书。[11] 我们认为，科学认识并研究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同源共生的本质，重新认识各民族文学在推进中华文化历史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目前学术发展情况看，最迫切的工作，是系统深入地清理史料，准确描述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中华各民族文学汇聚、融通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华文学的整体风貌。近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支持的一些重大课题，就充分照顾到中华多民族语言文学的实际，开展系统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全方位地展现出中华文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相信，这些工作，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学理论体系建设，进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 （三）以文化天下的启示 近百年来，我们更多地注意到近代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忽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浸润，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近年，一些高校成立了海外汉籍研究所，文化部还组织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全方位地收集整理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 通过这样的文化工程，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中华文学不仅滋育了华夏儿女，而且对周边国家乃至欧美也产生重要影响，在世界文明宝库中占据重要位置。譬如儒家经典《诗经》《尚书》《春秋》等很早就已传入朝鲜半岛，并通过系列教育举措及科考制度，儒家的“德智”“仁政”等政治理念以及忠孝节义等道德伦理思想在当地产生积极影响。从《奎章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韩国首尔大学编）等韩国现代书目中，可以看到中华典籍在朝鲜半岛留存的踪影。 《旧唐书·东夷传》记载，日本曾多次派遣唐使前往中国，“请儒士授经”。很多人在回国时，“尽市文籍，泛海而还”，从中国带走了大量汉文典籍。《日本国见在书目》(《古逸丛书》本)等日本古代目录学专书，也保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印记。[12] 从现代考古资料看，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应当早于汉代的张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丝绸之路，早就传到欧洲。法国安田朴编纂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告诉我们，十七世纪以来，英、法、德、意等国的图书馆也收藏了大量中华典籍。在这个时期，很多中华典籍中的一些典故、甚至一些著作也开始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很多有识之士发现，东方文化可以将国家精神意志、民族文化理念、社会责任意识、道德修养追求等内化成为个体的自觉，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隔阂，弥合国与国、族与族、家与家的分歧，具有化解矛盾危机、整合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这些思想，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2007年制定实施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特别强调了“走出去”的重大战略目标。文学是最好的传播媒介，可以让更多的人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让更多的人深入理解现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进而真正在世界范围确立文化大国的形象。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得以广泛传播的历史契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