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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凤凰》:一种“新的现实主义”——论欧阳江河与徐冰的“诗艺互文”文艺观(3)

http://www.newdu.com 2020-02-14 《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王书婷 参加讨论

    三 自然与经验:“乡愁”里生长的现实主义
    引人深思的是,不管是欧阳江河还是徐冰,二者关于“词与物关系”的认知与探索,都深受中国文化、古典文学以及民间艺术经验的影响,同时又把这一切艺术经验与纷繁芜杂的社会现实强有力地“焊接”在一起。概言之,这种“百炼之后,钢铁变得婀娜”的“焊接”的实质是中国人文传统的自然、经验与现实主义精神三者的融汇。
    如上文所言及的,两个“凤凰”作品要处理的现实经验,都可隐喻为“一种叫做凤凰的现实”。那么,究竟什么是诗人和艺术家所描述的“一种叫做凤凰的现实”?概言之,二者之间最根本的、可以将前面三个互文层次都一以贯之的核心同构点是艺术的中国态度和聚焦于“问题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一种叫做凤凰的现实”,实则是通过对“凤凰”的格物之旅来凸显时间(历史感)与空间(现实感)之间互为贯通的关系与鲜明的问题意识:前者透视出一种知识考古学上的“观念的重影”,从而能更为清晰地耙梳文明史的“笔迹”“鸟儿飞经的所有时间”;后者把历史感、时间性聚焦并显图为当下中国的文明症候、现实问题。
    时间(历史感)与空间(现实感)的贯通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中国艺术经验对线性逻辑的解构与重构上。在徐冰看来,“传统的力量”之大,目前还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拿“词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个今天看似比较前沿的话题来说,其实是中国历久弥新的“传统”:“因为中国人是读图的种族,而不是线性逻辑的……世界主要语言都是黏着语系,说话一串一串的,只有汉语是单音节发音,这让中文成为一个音对位一个字的体系……别小看这一点不同,这影响了我们这个民族后来的几乎所有事情……说今天是‘读图时代’,而我们已经读了几千年了。”[26]具体到作品中,徐冰虽然借鉴了西方现代“装置艺术”的概念和形式,骨子里却深嵌和涌动着大量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艺术经验,从而能把握住现实中国在全球化激流中既“与时俱进”又凝重沉实的独特脉象。譬如《凤凰》中尾羽的设计,他就借鉴了民间艺术的皮影以及蜡染的艺术特色,因二者都是强调光与影的对比之下形成的镂空几何效果。这样,不管是日光下线条繁复的凤尾,还是入夜后有如“银河系”轮廓的凤尾,都能有效地唤起观者的历史感和国族想象;更进一步的是,纯粹的“传统”和“民间”并不是目的,徐冰追求的是一种既古老又现代、既世界又民间的“不纯”的艺术。细察之,观者不会忽视这些“镂空”是由具体的工业之“现成物”装置出来的:一片尾羽上的斑点、线条,聚合着各种尺寸的、从建筑废品里淘回的、锈迹斑斑的齿轮、钢盘、链条——这再形象不过地隐喻着这个技术世界的空间性、庞杂性与复合性,结合着凤凰的神圣意蕴与其长长的凤尾本身所隐喻的飞翔了几千年的古老时间感,形成一种悖论、混杂的张力,难怪观者刘家琨发出惊叹:“这个凤凰,又烂又炫,又土又HI……这次的作品不光是对艺术史,也是对徐冰自身的一个突破”,因其把握住了当下中国的“涌动、骚动、能量”[27]。
    进而推之,这种对经验的重视,是徐冰艺术观念里最核心的“中国态度”:“现在看来,对我有帮助的,是民族性格中的内省、文化基因中的智慧,和我们获得的有关社会主义试验的经验,以及学习西方的经验”,“我们传统中有价值的部分,必须激活才能生效”[28]。他进一步对这种“经验”进行阐释。
    一是这经验取自对现实的政治伦理关怀。徐冰认为,“作家、艺术家像是作品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传导体……价值取决于你带入的东西是否是优质的、大于文化界现有思想范围的、对人有启发的”[29];同时,对“多数人”的关注:“多数人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和阐释性,是必须面对的,否则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30]因此,徐冰一再强调要在艺术作品中最大程度地调动起人们的经验节奏。
    二是这经验得益于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人与物之间的默会交融,从手头做的事,从与自然材料的接触中,主客交融、知行合一地认知世界了解世界。波兰尼在其著名的“个人知识”哲学理论中指出“默会知识”的重要性:人类具有一种通过身体、感官在非理性、非语言层面上积淀而来并“日用而不知”的“默会知识”或“意会知识”。这种默会知识强调人作为一种能动中心在与实在世界发生真实接触、在具体情境下解决问题、“获得对于外界之控制的求知热情”[31]的经验。徐冰在谈及齐白石的“工匠之思”和“民间智慧”对他的启发时,其实涉及到的正是这种“默会”经验。他探讨画家、宣纸与水墨之间的关系——亦即艺术与自然、经验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纸是自然凝结之物,每一个细处都是天成的”,这是“最早找到了‘纸’”的中国人独特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另一方面,“中国人与纸为伴的过程,又强化了民族的文化性格”,形成种种经验[32]。因而这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是下笔的经验、预感力与‘自然’互为的结果”[33]。齐白石的工笔草虫,用一种近似昆虫教科书的精细描绘,体现了“科学家的工作与工匠的技能”混成的“工匠之思”,而其“兼工带写”之“写意”的部分,则更多来自于经验——包括“走街串巷靠斧斤生活的体验和视角”,一种“民间智慧”,一种把“自己手里做的‘活’与现实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了然于心、以及“把传统手法与当下生活拉近”的能力 [34]。
    徐冰在制作“凤凰”装置时,也有着这样的“工匠之思”和“民间智慧”——比如凤羽间的飘带:“飘带是用施工围栏布……用那种彩条布是重要的,因为彩条布给大家特别强的施工感……实际上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强调一定要强化施工现场感、建筑感的材料。”[35]这种强调“施工感”的实质是让观者身临其境时,能第一时间调动起生理、心理上的自然情感和复杂经验,进而“默会”到一种强大的现场感,那种带着累累伤痕但又有尊严的、在都市空间中常常被省略掉之“劳动阶层”的个体生命感,那种呈现劳动转化成飞翔的动力之现实的、与社会环境发生互文的深意。
    同样地,在欧阳江河处理“词与物的关系”的内在逻辑里,也包含着这样的一种贯通了时间(历史感)与空间(现实感)的“中国态度”,以及与自然、经验之间的“默会融合”关系。在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这里,“平仄的装甲”这一对《凤凰》装置艺术的注释,是一种既跨越古今时空的宏观与客观统照,同时又指涉当下“生活世界”之实在症结的双重隐喻。也因此,欧阳江河笔下的“凤凰”,亦是强调着中国现场感的“浑身都是施工”的凤凰,“飞与不飞,两者都是手工的”凤凰。
    除了前文已经不断涉及的欧阳江河对“词与物”在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与当下现实之间的“漫游”与“考古”,可再举一个与徐冰时间性处理技法具有同构性的例子来说明。在长诗《凤凰》整个的节奏把控中,对“时间性”的处理多处借鉴了传统的中国诗学经验。
    第6节的“鸟群从字典缓缓飞起,从甲骨文∕飞入印刷体,飞出了生物学的领域。∕艺术史被基金会和博物馆∕盖成几处景点,星散在版图上”,这几行诗固然是与徐冰《鸟飞了》的装置艺术作品互文,但其溢出狭义文本间性互文的那些字眼:艺术史、基金会、博物馆、景点、版图,等等,令人联想起中国的名物传统和继之而来的格物文化,这样就极大地扩充了“鸟飞”的历史文化语域和时代文化语境,并赋予其更鲜明的当下性与现实性。与之相关的对时间性的描述,还有如下句子:
    为什么凤凰如此优美地重生,∕以回文体,拖曳一部流水韵?
    鸟儿飞经的所有时间∕如卷轴般展开,又被卷起。
    漏出些手脚,又漏出鱼尾∕和屋漏痕……
    而山河,碎成鸟影,又聚合在一起。
    革命和资本,哪一个有更多乡愁?
    但凤凰既非第一只这么飞的鸟,∕也非最后一只:几千年前,∕它是一个新闻,被尔雅描述过。
    所有这些关于“飞翔”的“时间性”痕迹都被一一“空间化”并裹满了历史和文化的包浆。“时间”与“空间”互为贯通而造成的“词与物”之复杂关联,最后达成的“雪崩般的镂空”——剔除日常芜杂表象拎取概括化伦理经验,落实在作者对当下现实的宏观把握上,以及这一切结合而成的“立人心为司法”的“中国态度”:
    当代长诗写作该如何回应原有的文化资源,在经历了转型时期的扭曲和变形之后,变成了什么,要回应这么一个大的问题。要考虑新的转型导致的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中国和世界的联系,灵魂和物态的联系,批判性写作和日常性、和历史资源的联系,以及非联系。[36]
    长诗作为一个笼罩的装置,能否把它投放进思想的密集劳动矩阵去生产……投放进善恶情仇去发挥,去派遣和萧散,去形成新的乡愁,新的旧情。[37]
    诗人在诗中(革命和资本,哪一个有更多乡愁)和诗外(去形成新的乡愁,新的旧情)提到的、引领“凤凰”飞翔的“乡愁”到底是什么?这就把诗眼最后落实到了“问题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或者诗人在诗中已给出答案:“它是一个新闻,被尔雅描述过。”《尔雅·释鸟》中描述的凤凰,是一种不世出的“瑞应鸟”。在沈从文的考古研究中,与同为传说中瑞应物的、代表了权威的龙相比较,凤凰形象的意义更为开阔,更接近民众的日常生活,“给广大人民以生活幸福的感兴和希望”[38]。因此虽是一种想象的灵禽,“在艺术创造中却表现多方,有万千种美丽活泼式样存在”[39],并如凤凰涅槃的传说一样,在世世代代的艺术中永生。与“龙”相比,“凤凰”更接近于集体性的、“日常生活”的现实。“凤凰”飞翔引领的“乡愁”“万古愁”,则基于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文化基因和心理经验,同时又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所必须直面的现实中,那种集体寻求文明发展的来处和去处的努力。所以这“乡愁”,实是诗人所言的“为人心立法”的“平仄的装甲”,也即对“浑身都是施工”、叠印着“观念的重影”的“一种叫做凤凰的现实”的概括与表达——对当下现实的总体把握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形式。
    一方面,诗人选择了让“凤凰”如同自然物那般在诗中以“格物”的方式逐渐赋形、符名,“考虑长诗写作内部的植物性质。写作慢慢从根部上升到树叶,花的骨朵,果实。它吸入阳光,雨水,听风声鸟语”[40]。在《凤凰》中,从文化资源中汲取足够的养料来滋养“词与物”在当下的表达,是“长诗”之“长”的根本原因之一:“长诗手卷中,弥漫着器物漫游的、语源考古的、语义辨认的,多少有些蛊惑的仪式感”[41];另一方面,这种“仪式感”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在当下现实里活得“清白”。诗人与徐冰同构地、直接地处理现实中最为复杂棘手的主题:劳动、资本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生发的文明症结之拷问与反思。在技术世界和资本逻辑下,人类虽然拥有了越来越精尖的科学技术,却未必能够处理好文明前行的困惑和犹疑:
    金钱已经分裂成符号、话语、权力、虚无、实体,这些碎片……资本对于零花钱,是假钱。但有些暴发户和成功者,想把这两个不同领域(资本和零花钱)加以合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不可思议的奇景和疯狂。[42]
    在这样的“奇景和疯狂”中,“大我”被“小我”丢失了;“众人”与“个别人”之间无可避免地隔阂;“造房者和居住者,彼此没有看见”。诗人拂去信息时代、技术世界、资本逻辑下、现实之上的重重霾雾:人与物之间的隔——“默会”经验的缺失,造成个体生命完整信念的危机;人与人之间的隔——造成信仰与共鸣的社会经验缺失和危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隔——居住者和劳动者的彼此“看不见”,造成现实经验和文明经验的错位与吊诡。但“凤凰”之所以还在“手工”“搭建”中“重生”,是因为“伤痕累累的手艺和注目礼”,使飞翔本身变成了“观念的重影”,并且“为感官之痛,保留了人之初”。诗人和艺术家一起,在古老的“凤凰”形象中,看到自然和经验的力量,看到了“人鸟同体”之凤凰“飞在它自己的不飞中”现实主义精神的价值。
    概言之,“自然”与“经验”如同两口泉井,艺术家从中汲取养分,并上升到文化学与社会学的层次,进而有意识地、主动地“试用中国的经验审视现代艺术的问题”、呈现更多“带有较强中国现实意识”的作品,“直面自己身边的现实和时代敏感地带,探寻艺术与生活更真实的关系”[43]。这种艺术的最终价值,是为了寻求“一种新的、有效的思想方法及新的文明方式”[44],正如安敏成所指出的那种中国特有的“格物——现实主义”的最终旨归——寻求作为文明奠基的基本道德信条。
    这种经验、自然与现实主义精神三者之间相互交融的古已有之、今亦弥新的关系,杜威在20世纪20年代才明确提出的“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可以为之佐证。杜威强调人、经验与自然界三者之间关联的重要性。他认为“经验既是关于自然的,也是发生在自然以内的”,并且“假使经验实际上呈现出美感的和道德的特性,那么这些特性也可以被认为是触及自然内部的”[45]。归根结底,在杜威看来,一个经验的方法对自然界是保持忠实的,它可以“鼓舞心灵”,使人类在新世界的惶惑面前具有创造新理想和价值的勇气和生命力。用这样的哲学观点观照文学艺术的批评概念,实则非常接近韦勒克所概括的作为时代性概念的现实主义,一方面表现为“当代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另一方面又是动态的发展的,“教谕性的、道德的、改良主义的”[46]。这是一种在自然和经验之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遭遇各种新问题的涌现而在“乡愁”中不断生长的“手工”的“现实主义”。
    如是,在诗人揭示“飞与不飞,两者都是手工的”“但为感官之痛,保留了人之初”的敏锐、艺术家呈现“把资本、积累、发展与劳动、底层之间关系”以及“中国人的带着伤痕与磨难的愿望”[47]的犀利中,经验关乎“词”,自然关于“物”,联系这两者的是“人”,三者在互动中诠释了历史和现实、技术世界和民间文化的嵌合、拼接与装置——一种让“过去”和“现在”、“居住者”和“造房者”都能彼此看见的“叫做凤凰的现实”。而这,正是能够诠释中国当下纷繁庞杂现实的、最坚实的、在“天外天”处找到的立脚点、工作室、“脚手架”,如同那些被徐冰镶嵌在“凤冠”之上的无数建筑工人戴旧了的、伤痕累累的“安全帽”,如同欧阳江河在长诗结尾处那一句“凝定成一个全体”。
    21世纪已经又过去了20年。新的世界必然引发文学艺术上的改革与拓新,也必然导致艺术表达对文化背景资源得时不怠的汲取与提炼。而《凤凰》长诗与《凤凰》装置艺术的互文性表达,用一种现代性的“格物致实”的文艺观,重释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之中的艺术经验,从而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用更贴切透辟的艺术形式和更敏锐宏观的思维图式,呈现出人类对集体力量、文明开拓的认知、重构与想象。在技术时代数据库般精确运算的“平仄的装甲”中,最终飞起的是既古老又现代的“装置凤凰”。其内在的诗学伦理是:诗与艺的探索,不仅关乎文艺史,更贯穿着中华文明史上永恒不逝的自然、经验与现实主义精神三者之间的融汇。它因此也提示了一种文艺发展的新拓向:聚焦于当下的问题意识、溯源于本土艺术经验、又突破了以往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延续了史诗特征同时又糅合了更广阔隐喻镜像的“新的现实主义”。
    读者需要一种新的阅读、批评视野,一种能打破传统学科分类的、思维图式的开拓。也许这才能跟得上这个“读秒时代”的运行速度,才能跟得上诗人和艺术家们日新月异的表达与探索。与此同时也需看到: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除了“快”的一面,更有“慢”的一面,那就是如何在飞速运转的技术世界里保持自己的初心,在文化资源、民间经验和活态现实中汲取充沛的养分,同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树立一种中国文艺盘石桑苞、观往知来的坚韧与沉实。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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