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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 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普遍都承认，关于强制阐释问题的讨论在国内确实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几乎国内的所有主要文学理论和相关的人文学术期刊都介入了讨论，并发表了张江以及其他批评家的文章，这一点我们并不难发现。但我这里想指出的是，与20世纪80年代的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讨论以及后来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均有很大不同的是，发生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的这场理论讨论也引起了国际学界的瞩目，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我们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的语境下兴起了一场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尽管那场关于现代派文学问题的讨论理论水平并不高，完全是一种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式的独白，根本就没有达到与西方乃至国际理论批评同行进行交锋和对话的境地，更没有自觉地引证西方学界已经发表的成果，因而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并不多。但是，那场讨论却使得一些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家和学者脱颖而出成为蜚声国内学界的批评大家，虽然并没有达到应有的国际知名度。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兴起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这种现象便有了一些改观。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在于，参加这场讨论的少数具有国际前沿理论意识的学者和批评家通过总结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以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启迪和影响，积极地投入国际学界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文化问题的讨论之中，并用英文撰写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或文集上，因而也在国际文学理论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可以说，那场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学问题的讨论标志着中国的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理论批评已经从封闭的“自说自话”式的独白状态摆脱出来，进入了一个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和讨论的境地。我们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并不难发现，那场讨论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是深远和重大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中国的学者和文学批评家已经走出国门，以清醒的对话意识和国际视野参与到国际性的文学理论争鸣中，并开始发出“中国的声音”。 如前所述，张江与米勒的通信对话所产生的持续性反响还体现于另一国际顶级期刊主编的反应。国际著名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刊物《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主编马歇尔·布朗(Marshall Brown)在得知关于强制阐释的讨论在中国以及在英语世界产生的反响后立即邀请笔者和他本人共同为该刊编辑一个主题专辑，该专辑题为“中国与西方理论的邂逅”(Chinese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Theories)，该专辑问世以后立即在西方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据出版该刊物的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网站显示，其中的几篇论文立即成为阅读量最多的文章(most read articles)，引起了欧美学界同行的瞩目。而作为客座主编的笔者也接连受到另几家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邀请，为其编辑另一些专门讨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主题专辑。就这本主题专辑而言，在我和布朗的精心策划下，该刊邀请了当今中国文学理论界最有影响的三位文学理论家就这一论题分别撰写了论文，然后又邀请在欧美学界的三位院士级理论家对这三篇论文进行评论，这样便形成了中西文学理论的碰撞和对话。 中国学者的三篇文章各具特色，分别反映了三位作者近期的思考和研究。我本人的论文题为《法国理论在中国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重构》(French Theori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根据我于2015年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的演讲改写而成，该文首先回顾了三位法国重要的理论家——萨特、德里达和巴迪欧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变异，认为这三位法国理论家都是在英语世界获得更大的影响进而成为世界级理论家的。然后我指出，我本人也受其启迪，在文中提出自己的“世界诗学”理论建构，供国际学界讨论。我从六个方面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我所提出的“世界诗学”理论概念的内涵以及特征，认为这不仅是对国际学界关于“世界文学”问题讨论的补充，而且也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学理论作出的贡献。张江的论文题为《论强制阐释和中国的文学理论建构》（On Imposed Interpretation and Chines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这篇论文经过他本人的多次修改和完善，并加进了他本人建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思考，首次向国际学界展示了中国学者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的决心和文化自信，同时也是他首次在英语文学理论界阐述他提出的“强制阐释论”。但是他的这篇文章的价值并不止于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批判，还在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建构，也可以说是解构和建构的成分并重。朱立元的论文《希利斯·米勒论文学终结》(Hillis Miller on the End of Literature)则以一个理论概念在中国的旅行和批评性反响为个案，也即从米勒对“文学的终结”论的批判性论述在中国的接受和误读入手，提出了自己的辨析，他认为一种理论概念在异国的语境中受到误读有时并非坏事，它有可能引发另一语境中关于这一论题的持续性讨论，并滋生出一些新的观点。朱立元的文章不仅引起了米勒本人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另一些参加讨论的学者的兴趣。确实，多年来，朱立元不仅身体力行，为高校的文学理论教学编写了一些影响面很广的西方文学理论教科书，他本人也对接受美学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有着精深的研究，并且从西方的和比较的理论视角针对中国当代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提出自己的批评性见解。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翻译的缺失，朱立元的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并未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界的应有重视。而他此次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这篇论文也奠定了他在英语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地位，为他今后的更多著述走向世界并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铺平了道路。 本着推进中西方文学理论对话的初衷，该专辑的两位客座主编还特地邀请了三位来自欧美并且有着不同背景的理论家就中国学者的论文进行点评和讨论，从而形成了一种讨论和对话的格局。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米勒除了对我本人和张江的论文进行点评外，还直接回应了朱立元的论文对他的观点在中国的误读和创造性接受。欧洲科学院院士、《欧洲评论》主编、西奥·德汉则在评述三位中国学者的论文之余，发表了自己对中国的一些重要文论家，如钱锺书等的理论著述的浓厚兴趣和阐述。从他的行文来看，即使是钱锺书这样一位大作家和大学者在欧洲主流学界似乎也是被刚刚“重新发现”，可见中国人文学术走向世界是多么地重要和紧迫。欧洲科学院院士、美籍华裔学者刘康则从三位中国理论家的文章入手，不仅阐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还提出了基于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教义而在中国建构出的一种“詹姆逊主义”(Jamesonism)。他实际上呼应了朱立元的以米勒为个案的理论分析，而且代之以詹姆逊为个案，只是这样的分析应该是另一篇长篇论文的内容。尽管这些评论性文章与中国理论家的观点不尽相同，有些甚至直接相左，例如米勒对张江的批评就毫不留情，但是米勒是在仔细研读了张江的文章后提出自己的批评性见解的，这也说明一种平等的理论讨论和对话的格局已经形成。中国文论家的一些理论概念的建构也进入了主流的英语文学理论界，并将在今后产生积极的影响。我和布朗两位客座主编认为，这正是我们编辑这一主题专辑的目的。可以说，这一主题专辑在国际权威文学理论刊物的发表和所产生的影响将预示更多的中西文学理论对话在未来的进行。如果说，当年歌德呼唤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多少带有一些乌托邦的色彩，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则为“世界诗学”或“世界文论”时代的来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文化氛围，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应该是大有作为的。我对此不仅充满信心，同时也将继续为之早日到来而作出自己的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