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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和文化理论在西方进入低谷之时，却在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和效应。对于中国当代文论的国际化，不仅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予以重视，一些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型理论家也意识到了这一重要性并采取了具体的行动，近几年来在国内和国际文论界频频发声的张江就是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一位学者。他在不少文章和访谈中，不仅批判了当代西方文论所陷入的“强制阐释”之窘境，同时也以自己的批评和阐释实践推进了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进程。可以说，张江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和看法确实是颇有见地的，也即不仅要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加以批判性吸收和借鉴，而且要更加注重中国当代文论的国际化和理论话语的建构，从而向国际文学理论界推出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大家。张江一方面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出发，对当代西方文论所处的困境作出了批判性分析，另一方面也从中国的立场，提出了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本文通过具体的数据和批评性反响来证明，张江及其强制阐释论已经引起了国际主流文学理论界的重视。此外，作者还基于自己长期的国际化实践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国际化路径和对策。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论；世界文学；国际化；强制阐释；张江 作者简介：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 前 言 中国人文学术研究走向世界已经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者的一个广泛共识和努力方向。在这方面，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起到了某种“排头兵”的作用。确实，随着第22届国际史学大会2015年在济南的举行、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2018年在北京的举行以及第22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2019年在澳门的举行，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在文史哲诸主要学科领域内都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身体力行，在致力于推进中国人文学术国际化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步履艰难地前行，迈出了扎实有力的一步又一步，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本文旨在从文学理论走向世界的一个成功个案入手，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国际化路径，以就教于广大读者和专业理论工作者。 一、“强制阐释论”命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近年来为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莫过于“强制阐释论”，一些权威的文学理论刊物和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刊物就这个话题发表了大量的批评和讨论文章，充分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活力。这一现象证明了笔者几年前的一个判断：文学和文化理论在西方进入低谷时，却在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和效应。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对于中国当代文论的国际化问题，一些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型批评家也已经意识到这一重要性并开始具体行动了，本文所要讨论的“张江现象”就是中国当代学者型理论家走向世界的一个成功个案。张江自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在繁忙的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多次接受记者访谈，在这些文章和访谈中，他对当代西方文论所暴露出的“强制阐释”之特征作了有力的批判，同时也提出了如何推进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一些具体对策，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张江现象”。针对这一现象，不管是批评者或赞同者，提到强制阐释时言必称张江，这在当今的中国文学理论界确实是很少见的。我在本文中想指出的是，张江所提出的这一系列命题和看法确实是颇有见地的，也即不仅要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加以批判性的吸收和借鉴，而且也要更加注重中国当代文论的国际化和理论话语的建构，从而向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界推出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批评大家。张江还指出中国学者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纠缠一些老问题，满足于一种“自娱自乐”或“自说自话”式的理论独白，而更要注重与国际文学理论界的主流理论家进行直接的交流和对话，同时他也涉及了中国古代文论是否可以实现现代转型等问题。在这方面，张江不仅从中国文学理论的实践出发，批判性地分析了当代西方文论所处的困境，同时也从中国的视角，提出了加快中国文论走向世界进而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的一些有效对策。我想这应该是“强制阐释”命题提出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全方位建构体现于诸多方面，具体包括文学本体、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建构，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具体和完整的价值体系。正如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所认为的那样，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在文论话语方面，决不是赤贫，而是满怀珠玑。我们有一套完整的与西方迥异的文论话语”。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长期以来的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的语境下，中国文论的这些话语特征被遮蔽了，即使是季羡林这位在中国的语境下曾经如雷贯耳的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大师级学者在国际学界也被严重地低估并受到相当程度的边缘化。他生前对此已经深有感触，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文化送出主义”的策略，作为对多年前鲁迅提出的“文化拿来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补充。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时代和批评语境的局限，季羡林生前未能看到自己的著作和理论思想在国际学界得到关注和传播。而张江则将其付诸了具体的实施，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他所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正是基于他对当代西方文论所处于的困境进行的反思，有着一定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此外，他还针对中国当代文论的现状，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三个具体步骤：（1）全方位回归中国文学实践；（2）坚持民族化方向；（3）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辩证统一。应该说，这些都是颇有前瞻性的理论策略，也是我们一切有着使命感的中国人文学者必须要做的事。 关于第一个策略，张江指出了中国学界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当前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最迫切、最根本的任务，是重新校正长期以来被颠倒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抛弃一切对外来先验理论的过分倚重，让学术兴奋点由对西方理论的追逐回到对实践的梳理，让理论的来路重归文学实践。”显然，上述这段文字指出了问题的症结。确实，西方的一些理论大家也针对文学理论所处的危机和困境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担心：他们一方面对愈演愈烈的文学理论的跨学科性和泛文化性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又试图做一些局部的修补工作，以使得文学理论得以再度返回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和研究。近十多年来兴起于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就是专注文学研究的学者试图促使文学批评和研究摆脱危机之境地的“最后一搏”。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学学者和批评家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并发出愈益强劲的声音，引起了国际学界的瞩目。 我们至今仍记得，就在2003年，英国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出版了一本题为《理论之后》(After Theory)的专著，引起了学界的一场轩然大波。他针对文学理论所处于的低谷状态，无可奈何地叹道，“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为过去”，当今的理论批评界再也未出现令人震撼的理论巨著。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曾经为文学理论积极奔波的理论批评大家面对文学理论的衰落竟然无可奈何，不得不摒弃“文学理论”这一术语，而改用“文化理论”这一更为宽泛的术语。但伊格尔顿在发出一阵抱怨之后依然呼吁人们返回到“前理论的天真烂漫时代”(an age of pre-theoretical innocence)。但是，这种一厢情愿的希望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他自己也无法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实际上，美国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家卡勒(Jonathan Culler)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主张用“理论”或“文本理论”等术语来概括文学理论的跨学科性和无限膨胀之情景，但他最近十多年来，倒是越来越向往当年曾兴盛于学界的文学理论，并不遗余力地为其在各相关的人文学科中谋得一席之地。但与伊格尔顿所不同的是，他反而重新捡起曾被他一度抛弃的“文学理论”这一术语，提出了另一个较为折中的概念：“理论中的文学性”(literary in theory)。按照卡勒的看法，理论的多学科和跨学科性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大趋势，作为文学理论家，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种种（来自文学以外的）理论中发现文学的因素。因此在卡勒看来，那些文学以外的理论属于文化理论学者探讨的对象。显然，卡勒试图把漫无边际的“理论”（theory）拉回到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轨道上来，这倒是与张江所描述的文学理论偏离文学批评实践的现象不谋而合。这充分表明，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与西方乃至国际同行有着某种共识，并达到了平等对话的境地。但是张江还进一步就中国文论如何走向世界的策略和路径作了阐述，在张江看来，中国文论的国际化有着广阔的前景，这主要体现在，“时代变了，语境变了，中国文学的表现方式也变了，甚至汉语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异。在此情势下，用中国古典文论套用今天的文学实践，其荒谬不逊于对西方文论的生搬硬套。”在这里，张江指出了两个过于极端的问题：第一是生搬硬套西方文论中的概念和术语，并将其用来“强制性”地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这是他坚决反对的；其二便是另一个极端的做法，也即用中国古典文论来取代今天的文学实践，这在他看来也不无“荒谬”。那么人们倒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张江本人所主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批评性阐释呢？ 显然，在张江看来，我们在了解了西方文论中曾先后出现过的内部和外部转向后，就应该针对中国文论界的现状提出我们的应对策略，也就是要“融入世界，与西方平等对话”。他认为在这方面，一些中国学者不仅已经有了这种愿望而且也开始具体实践了，尽管在具体实践方面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但这本身是无可指摘的。他同时又指出，“对话的前提必须是，我们的理论与西方相比要有异质性，有独特价值。”也即在他看来，要实现“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辩证统一”，至于如何实现这种统一，如何达到中国文论话语重建之目的，他虽然在那篇文章中并没有详细论述，但却在另一篇访谈中弥补了这一缺憾。在那篇访谈中，张江在进一步发挥他的“强制阐释论”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本体阐释”之设想： 我提出一个新概念：本体阐释。确切表达，“本体阐释”是以文本为核心的文学阐释，是让文学理论回归文学的阐释。“本体阐释”以文本的自在性为依据。原始文本具有自在性，是以精神形态自在的独立本体，是阐释的对象。“本体阐释”包含多个层次，阐释的边界规约本体阐释的正当范围。“本体阐释”遵循正确的认识路线，从文本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本体阐释”拒绝前置立场和结论，一切判断和结论生成于阐释之后。“本体阐释”决绝约束推衍。多文本阐释的积累，可以抽象为理论，上升为规律。 从上述这段简明扼要的界定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它既是对新批评派专注文本的狭隘视域的拓展和超越，同时又不是那种脱离文本规约的过度阐释，或者说既不反对阐释本身，同时又拒绝前置立场和结论的“强制性阐释”。这应该是张江基于对强制阐释的批判后提出的一个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批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它具体说来由三个层次组成：核心阐释、本源阐释和效应阐释。也即，首先，它是对“文本自身确切含义的阐释，包含文本所确有的思想和艺术成果”；其次，它所阐释的是“原生话语的来源，创作者的话语动机，创作者想说、要说而未说的话语，以及产生这些动机和潜在话语的即时背景”；第三，这种阐释也是“对在文本传播过程中，社会和受众反应的阐释”。张江的这番努力建构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就是要努力挽救文学理论所陷入的危机状态，使得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空泛的“理论”返回到它的原点，也即返回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和分析，而不仅是用于解释各种空泛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一点显然与我在不同的场合所描述的“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现状基本吻合，也即在我看来，在“后理论时代”，理论失去了以往的那种大而无当、无所不包的功能，但是它将有效地返回对文学现象的阐释和研究。尽管理论也许会丧失曾经有过的批判锋芒，但却会带有更多的经验研究和文本阐释成分。也就是说，理论经过一个跨学科的循环后最终还是要回归文学。在理论的“黄金时代”，它的过度膨胀显然是不正常的，而返回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和阐释则是天经地义的。应该说，张江的本意也是如此：理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远离文学现象本身，它的空泛性和无所不包之特征已经使得不少从事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的学者感到厌烦，因此我们应该果断地让它回到它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对文学本体的考察和研究，这应该是文学理论大有作为的地方。 二、重估张江米勒对话的意义 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走向世界方面，我们不可能绕过几年前出现在中国和西方语境中的一个事件：“张江米勒对话”，应该说这是“张江现象”的高潮。我就这个话题已经在其他场合作过批评性讨论，此处毋庸赘言。我在阐述了中国当代文论走向世界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之后，在此再次强调，“后理论时代”的到来，不仅是出现在西方学界的一个事件，它也直接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产生了一些影响。它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表明，文学理论在西方已处于衰落的境地，但这也绝不意味着它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也处于这样的境地，它在另一方面倒是为非西方国家的文论从边缘步入中心进而与强势的西方文论进行平等对话铺平了道路。因此正如张江所认识到的，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就能够与西方乃至国际文论界进行平等对话，通过这种对话和交流对他们的一些研究课题和方法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启迪。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自己首先要具备一定的资格，也即“我们的理论与西方相比要有异质性，有独特价值。”诚然，一味跟进别人必定丧失自我，而全然忽略别人的成果、完全依赖自己的一套理论，在当下也是无法实现的，更谈不上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界的认可。因此一个可行的路径就是在跟进西方理论的同时加进中国的元素，通过彰显中国的元素和特色而使得西方的强势理论话语的“纯正性”变得不纯，然后我们才能有资格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并对之进行改造或重构。张江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由于他的目标很明确，同时对自己所要与之进行对话的国际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思想也比较了解，因而就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应该指出的是，他与美国文论大家米勒的对话就是一个成功的个案。这无疑是中国的文学理论面对西方的强势理论批评话语所能采取的唯一有效的对策，同时，这场对话也是我们近十多年来通过与西方学界的交流而不断地削弱西方中心主义强势话语的一个卓有成效的尝试。应该说，从这十多年来的实践来看，我们的目的已经初步达到了。长期以来被西方中心主义把持的国际文学理论界也开始关注来自中国的声音了，这应该是一个很可观的进展。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实事求是地估价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国际化进展和成效。 张江深深地知道，要想促使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的建构得到国际学界的承认，就必须与当今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界的顶级大家直接对话，而决不满足于与那些只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进行交流和对话，因为只有通过与西方主流理论家进行直接的对话才能促进中外文学理论的交流和交锋，并就一些共同关心的文学理论问题各自表达自己的见解。正是本着这一目的，自2015年起，他先后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俄罗斯以及意大利的一些文学理论大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对话，其中与美国解构主义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的七封书信来往最为引人注目。这些往来的书信不仅很快发表在国内主流刊物上，而且通过翻译的中介刊发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和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共同主办的权威刊物《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第53卷(2016)第3期上，据说这是该刊自创立以来首次发表一位中国文论家与西方文论家的多封通信式对话。这一事件已经并仍将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该刊主编托马斯·比比（Thomas Beebee）在收到这七封信后，对之十分重视，他在广泛征求了各位编辑的意见后认为，这是一个让英语世界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更多地了解中国学者的思考和研究的极好机会。他仔细阅读了多遍这些书信，最后决定在该刊一次性地发表这七封信，并邀请笔者为这一组书信撰写了导言。我在导言中重申了我提出的后理论主张，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的时代可以被称作一个‘后理论时代’”，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在西方处于衰落的状态，它在中国又是何种情形呢？ 在我看来，尽管文学和文化理论在西方处于低谷，但这一趋势并不一定意味着理论在其他地方也处于低谷。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学者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各种当代西方文论的浓厚兴趣可以证明这一论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直接结果，几乎所有的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理论思潮和教义，或者通过翻译或者通过直接引进，均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中国的文学研究者不得不叹道，我们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我们所做的文学和理论批评研究根本无法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话语。甚至当我们撰写我们自己讨论中国文学的著述时，仍然自觉地运用已有的西方理论教义，试图证明它们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的有效性。毫不奇怪，我的一些中国同仁声称，中国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患了“失语症”。即使如此，仍有一些杰出的中国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在接受各种西方理论的同时，发展了自己对评价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批判性思考和理解，并提出自己的选择。这其中的一些人并不满足于在国内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甚至试图从中国的和比较的视角出发与那些颇有影响的西方理论家进行直接的对话。 下面是中国和西方的两位文学理论大家的往来书信，这些书信将向国际读者揭示出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是如何受到西方文论的鼓舞和激励，又如何认真地研读西方文论的重要著作并提出一些相关的具有挑战性问题的，他们又是如何以一种热切的心情与西方同行就相关的文学问题进行对话的。读者们将看到像希利斯·米勒这样的资深西方文论家又是如何耐心并认真地回答中国同行的问题并作出自己的回应的。这样，一个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学术对话就通过国际通用的语言——英语的中介有效地展开了。 米勒本人对通过书信的形式展开批评性对话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甚至提议将其时刚发表的四封书信中译文作为附录收入他的一本中国演讲文集的中文版。同时，他也多次致信笔者，希望我为他的这本中国演讲集中文版撰写一个序言，我自然责无旁贷，因为在我看来，张江米勒的系列对话应该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近年来在国际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不可否认，我们过去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将西方文学理论大家请来中国演讲，并且不遗余力地在中文世界推介他们的理论教义，但却极少尝试着推出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大家，即使偶尔将他们的一些著述译介出去了，也很难引起西方主流学界的重视。由此可见，米勒同意与中国学者张江进行对话便有着某种表率的作用，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将在不远的将来越来越明确地彰显出来。我认为这一对话的意义就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这分别是两位中美两国的地位相等的文学理论大家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它向国际学界表明，文学理论虽然在西方处于衰落的境地，但却依然在中国有着众多的读者和讨论者，中国理论家对西方理论的关注和兴趣不仅体现于虔诚的学习，更在于对之的讨论和质疑；其次，这些对话也表明，中国的文论家对西方理论的研读并非仅通过翻译的中介，同时也大都能对照原文进行比照，而且没有远离文学文本。他们在仔细研读西方文论著作的同时，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基于自己的独立思考提出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通过与原作者的切磋和对话达到某种相对的共识；再者，两位理论家在通过阅读对方的通信，深感中西方学者和理论家就一些相关的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误解和差异，因此有必要进行沟通和对话，只有通过这样的交流和对话才能取得相对的共识，并且推进文学理论批评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正如我们都已经意识到的，中西文学理论乃至人文学术交流长期以来一直是不平等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学和人文学术著作的翻译中。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大量的西方人文学术著作，尤其是文学和文化理论著作，被译介到了中国，对中国的文学理论家的批评思想和研究方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西方的学术理论明星甚至成为中国高校外国语言文学、文艺学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讨论的对象。假如有哪位文学研究者或批评家不知道那些西方文论大家的名字，便会被人认为是不学无术。甚至那些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学者，也至少对那些西方文论大家的名字有所耳闻。一些在西方学界处于“边缘地位”的二流汉学家也能趾高气扬地在中国学界“指点江山式”地发表演讲，而与之相比，许多中国的一流学者却没有机会在西方的著名高校进行交流或发表演讲。 我们都知道，在西方理论界的众多理论大家中，米勒是一位思想开放并富有积极的与时俱进精神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这一方面，张江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也以积极进取和锐意创新而著称，因此他在提出“强制阐释论”之后，立即邀请朱立元、周宪以及我本人与之商讨对话。虽然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截然向左，但这种讨论完全是平等对话式的，丝毫没有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意向。此外，张江作为一位不断进取的批评家，他尤其善于吸收在他看来合理的见解以完善和丰富他的强制阐释论。这一点也是强制阐释论能在海内外产生如此之大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接下来的几轮通信中，他和米勒还讨论了其他一些理论问题，例如当代文学批评论著可否成为经典，如果可以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文学批评著作何以成为经典，等等。他们的讨论所切入的是米勒多年前出版的专著《小说与重复》，张江通过仔细地阅读这部著作，提出了一些新的阐释性见解。于是，他们的对话便从一个很小的口子切入，也即从阅读一部作品开始，经过一番理论的阐述后，又返回到对文学作品的阐释。这自然是对所谓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批评”现象的一种有力反拨。由于两位理论大家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都是文学现象，因此这种对话就显得卓有成效。当然，至于这样的对话是否能产生反响则要看双方的语境是否都有反应。在下一部分我要表达的正是这一对话所产生的批评性反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