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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夏天，学校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快要到来的时候，我突然接到时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覃红教授的一个电话，他通知我参加一周后即将举行的毕业典礼，并要我作为教师代表在典礼仪式上发言。接到这个电话，我既欣喜又害怕。欣喜的是，学校领导对我比较信任，否则不会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我；害怕的是，我这个人一向随随便便，嘻嘻哈哈，幽默有余，严肃不够，从来没有在高大上的场合讲过高大上的话，担心自己狗肉上不了正席。说老实话，当时我的害怕远远超过了欣喜，感觉压力比山还大。我还试图婉言拒绝，但领导没有同意。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下来。在那之前，我压根儿没想到要以《桂子山上的树》为题写一篇文章，更没想到写出来之后还会产生广泛影响。 接受了在毕业典礼上发言的任务之后，我开始琢磨如何写这篇发言稿。次日下午，我下课后一个人去了学校的电影场。因为我知道，那年的毕业典礼将在电影场举行。我想去那里走走，为写发言稿找点儿灵感。 学校的电影场，我真是太熟悉了。从上大学开始，我就在那里看电影，一看就是几十年，至少看了几百场。那里，还留下了我无边无际的回忆。比如，1979年，我们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场大型报告就是在电影场听的，做报告的是著名教育家陶军副校长。他事先准备的题目是“大学生怎样谈恋爱”，刚一开口讲，主持会议的人便急忙打断说，陶校长，现在的大学生是不能谈恋爱的。陶校长听了先是一愣，随后哭笑不得地说，那我换个题目吧。遗憾的是，陶校长后来讲的题目，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他讲到恋爱两个字的时候，同学们的脸都胀红了，红得像烧锅。又比如，我当年看电影，大都是坐在银幕背面看的。原因是，我那时很穷，穷得连冰棍儿都吃不起。起初，我们寝室的几个同学总是一起去看电影。但他们比我富有，总是一边看电影一边买冰棍儿吃，还买花生瓜籽之类的食品，并且还要给我吃，我不吃他们还不依。来而无往，我很难堪。于是，再到看电影的时候，我便先谎称不看，等他们走了以后再一个人去电影场。为了不被室友们发现，我就坐到银幕背面去看。从背面看电影别有一番味道，画面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字是反的。后来我认反字相当厉害，就是当年从反面看电影训练的结果。 要说起来，学校的电影场十分普通。但是，电影场周围的树却非常独特，非常别致，非常动人。其中有参天耸立的梧桐，有双臂难抱的香樟，有数不胜数的桂子。它们又多，又粗，又高，枝繁叶茂，浓荫如盖，遮天蔽日，将电影场紧紧地缠绕着、掩映着、簇拥着。看到这些树，我不禁猛然想到了一个人，还有这个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这个人是我的老朋友周挥辉教授。他早先在校报当主编，后来到学校宣传部任副部长，之后被派往传媒学院当了几年书记，现在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早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就跟他很熟。他比我晚两届，但我们经常在同一个教室里上晚自习。他总是坐教室最后一排，我也习惯坐教室最后一排，可以说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 周社长在宣传部当副部长的时候，大概是2005年吧，他曾说过一句颇富哲理的话。那一年高考结束不久，学校搞了一个名为开放日的活动，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应届高中生到桂子山来参观访问。活动由宣传部负责组织，具体牵头人就是周副部长。大概是因为朋友关系吧，他让我也参加了那个活动，还让我代表教师给中学生们讲几句话。我讲话之前，周副部长把我介绍了一下。在介绍我时，他突然说到了树。他说：“一所大学好不好，看这所大学的树高不高、粗不粗就知道了，树高树粗说明这个学校的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周副部长对我的介绍，我早已忘得一光二净；但他关于树的那句话，我却记得一清二楚，甚至连他的孝感口音，我都记忆犹新。 那天，我去电影场为写发言稿寻找灵感，当我被四周的树紧紧吸引住的时候，周副部长那句话像一只在草丛中潜伏已久的野兔，扑通一下就跳上了我的心头。我顿时灵感来袭，脑洞大开，当即就决定从桂子山上的树入手，由树及人，先写自然形态的树，再写精神形态的树。因为有了灵感的指引与照耀，我很快就完成了构思。当晚一回家，我就开始了发言稿的写作，写起来十分顺利，可以说文思泉涌，得心应手，不到两个小时就写好了。 在《桂子山上的树》这篇散文中，我写到了我们学校的三位学术大师。他们分别是章开沅先生、邢福义先生和王先霈先生。曾经不止一个人问我，桂子山上的学术大师很多，你为什么要选他们三位？我回答说，因为这三位老师给我的感觉最早、感触最多、感受最深。 章先生在我读大学时就已经蜚声中外了，我们都知道他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轰动一时，国母宋庆龄先生还亲为该书题写了书名；邢先生1980年给我们讲授现代汉语语法，将语言和文学紧密结合，既讲授了语言规律又传授了文学技巧，深受大家欢迎与追捧。每逢邢老师的课，同学们都要早早地去教室抢前排的座位。我们班上有一个早熟的男生，喜欢照镜子，梳分头，往脸上搽雪花膏，更喜欢抓住一切机会给班上的四个女生献殷勤。每当遇上邢老师的课，他总是不吃早餐，提前一个小时就背着四个女生书包去教室占座位。他每次占五个位子，自己坐中间，两边各坐两个女生，像一个妻妾成群的皇帝。可怜的是，四个女生上课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邢老师，斜都不斜他一眼。王先生当年给我们讲文学概论，每次上课都不带讲义，总是一支粉笔讲到头，从西方讲到东方，从古代讲到现代，成竹在胸，烂熟于心，信手拈来，出口成章，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说起来，王老师在穿着上并不讲究，裤子上经常有破缝和补丁。然而，他的裤子越破，我们越崇拜他，真是没有办法。这就是大师，桂子山上的学术大师。说到这里，我又忍不住想说几句闲话。现在，许多看上去挺时尚的教师，上课时总是吭哧吭哧地背一台电脑，一上讲台就打开电脑往投影仪上放视频，其实放的都是下载或复制的东西。在我看来，这类教师与乡村放电影的技术员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一旦停电，他们就会目瞪口呆，束手无策。我认为，在大学里，靠电脑和投影仪是放不出学术大师的。 （本文为作者在《桂子山上的树》新书分享会上的发言，刊发时有删节。《桂子山上的树》，晓苏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第一版，40.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