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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杜诗之所以伟大，不只在于道德的纯粹和技巧的完美，还在于从风格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型。对“老”的标举和追求，同时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真正成就了一种诗歌美学。他通过对庾信诗歌的认同和批评，在风格的老健苍劲、技巧的稳妥成熟、修辞的自然平淡以及创作态度的自由超脱与自适性等方面确立了“老”的美学意涵，经宋代诗歌批评的广泛运用，在明代杨慎手中得到理论总结，到清代发展成为富有民族特色且与传统审美理想关系密切的美学概念。 关 键 词：杜甫 诗歌 美学 老境 作者简介：蒋寅，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不只在于道德的纯粹和技巧的完美，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风格上通常能创造一种新的审美范型。自诗歌的个人化写作开始以来，曹刘、嵇阮、潘陆、陶谢、颜鲍、徐庾乃至沈宋、王孟、李杜、高岑、韦柳、韩孟、元白、苏黄、范陆等等，凡在诗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诗人，无不开创一种新的美学范型，在风格武库中增添一种新的标记。但迄止于唐初，还没有一位诗人表现出对此的自觉意识及相应的积极追求。陈子昂应该是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标举自己的艺术观念和风格理想的诗人，以《与东方左史修竹篇书》吹响汉魏风骨的号角，因而赢得韩愈“国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的赞誉，但终属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只有杜甫诗中“老”的称说和追求，才同时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真正成就了一种诗歌美学。 “老”是传统诗学中很有民族特色且与传统审美理想关系密切的美学概念，据裴斐统计也是杜诗中出现频数最高的字，共用过374次①，既用以言人事品物，也用来论诗。自杜甫以后，经宋代诗歌批评广泛运用，终于在明人杨慎手中得到理论总结，成为清代流行的诗美概念。其美学意涵大致包括风格上的老健苍劲、技巧上的稳妥成熟、修辞上的自然平淡以及创作态度上的自由超脱与自适性四个方面②。杜甫因对“老”的标举及相应的成就而被视为实践这种美学品格的成功典范，吸引后代批评家由这一角度审视其作品，由“老”的正负两面价值对其晚年创作做出不同评价。裴斐先生曾有短文从杜甫以老自称、杜诗老而益精、老为杜诗之个性特色三层涵义谈过老杜之“老”③，莫砺锋《杜甫评传》第三章也以“千锤百炼的艺术造诣和炉火纯青的老成境界”为题对杜甫晚年成就作了总结性的论述④，这为我们讨论杜甫老境的诗学奠定了基础。 一、“老”与杜甫的诗歌批评 从现存古代诗歌文献来看，杜甫乃是第一位喜欢在诗中谈论诗歌的人。他喜欢述说自己的写作经验，也喜欢评价古人或友人的创作，且评论话语非常多样。稍微列举一下杜诗中涉及诗歌写作的诗句，数量让人惊讶地丰富。尤其是《贻阮隐居》“清诗近道要”，《遣兴五首》其三“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诗清立意新”，《长吟》“赋诗新句稳”，《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曲江张公九龄》“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等句，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美学趣味。杜甫这些零星议论所包含的诗学内容，也有张柽寿、钱志熙著文，分别从陶冶性灵、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诸命题和神、法、格律等概念做了细致分析⑤。但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与“老”相关的诗学话语，尚较少被论及，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天宝十载(751)，39岁的杜甫在《敬赠郑谏议十韵》中称赞郑诗“思瓢云物动，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⑥，宋代注家黄鹤理解为：“毫发无憾，谓字句斟酌；波澜老成，谓通篇结构，包大小而言。”⑦如果他的解释不错，那么杜甫这几句诗就涉及构思、声律、结构及完成度四个方面的评价。其中对结构的评价用了“老成”一词，望而可知是老到、成熟之义。这虽是就艺术表现效果而言，但与才能的成熟也有密切关系。《寄薛三郎中》云“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不就意味着老成首先是与作家晚境才能的成熟相应的概念吗?五年后他在《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诗中直接用“老”来称赞薛华写作的歌辞：“座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此处“老”所称道的“风格”并不同于当今文学理论所说的风格，而近于指称作品的整体风貌。参照“何刘”两句看，让人感觉“老”与其说意味着一种风格倾向，还不如说与完成度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老”显然是“老成”的省言，这从杜甫对庾信的评价可以得到印证——在早年的《春日忆李白》中，杜甫用“清新庾开府”来评价庾信，到晚年写作《戏为六绝句》时，却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意谓庾信的写作在晚年达到成熟的境地。说起来，杜甫诗中提到庾信共计八次，早年两次，晚年六次。就《咏怀古迹》其一“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来看，杜甫晚年提到庾信的六首，都与自己的遭遇相关。他从庾信晚年作品引发的精神共鸣不只是乡愁，更是贯穿于《哀江南赋》和《拟咏怀》二十七首中的那个深刻主题，即“对不幸的历史时代的整体性回顾”和“对这种时代里个人生命的落空的深切哀感”⑧。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朋友》中感叹“哀伤同庾信，述作愧陈琳”，以陈琳的幕僚经历和庾信的流寓生涯比拟自己相似的命运缩影。不过，相比这精神史的隔空对话，后人更为注意的是杜甫对庾信诗歌老境之美的关注和标举。 二、由生命体验到美学趣味 “老”原是古代汉语中很古老的形容词，见于殷周甲骨卜辞已知56个形容词之中⑨。本义是年老，即《说文》所谓“七十曰老”。在先秦典籍中，除了由人老引申为事物的衰顿，如《老子》三十章“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外，语义基本稳定。它所以能由衰老之老衍生出后来若干正价的审美义项，是因为与“成”组成一个复合词“老成”。始见于《书·盘庚上》“汝无侮老成人”，又见于《诗·大雅·荡》“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朱熹《诗集传》注：“老成人，旧臣也。”旧臣以年老而德高望重，故老成又被赋予一层伦理的内涵。《后汉书·和帝纪》李贤注：“老成，言老而有成德也。”老而有成德改变了老而衰亡的负面义涵，使老与意味着成熟和完成的正面义涵联系起来，为日后许多正价义项的演生奠定了基础。 “老”进入诗文评的过程尚不清楚，我们知道唐初孙过庭《书谱》已有“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著名说法，传为李白所书的《题上阳台》又有“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何穷”之语，可见它是唐人常使用的批评术语。但其意涵则可信是从老成的义项发展出来的，杜甫的“庾信文章老更成”还明显保留着蜕化的雏形，只不过此处的“老”尚不具有评价性，仅指晚年而已，只有“成”才意味着达到更完熟的境地。对句“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具体指出庾信晚年作品所显示的雄健风格和挥洒自如的笔力，这两点已触及“老”作为美学概念的核心意涵，意味着成熟和圆满，成为炉火纯青的同义词。自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汪涌豪《范畴论》以降，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老”的美学意蕴加以开掘和深化，主要是在宋代文学的语境中展开⑩。同事杨子彦加以概念史的梳理，下延到纪昀“老而史”的文学思想(11)，使这一概念的衍生史愈益清楚。然而学者们都未深究杜甫诗歌创作和批评所起的奠基作用，以致未能从源头上厘清“老”的诗歌美学的由来。 我在另一篇论文中已指出，以老为生命晚境的原始义涵，使“老”的审美知觉一开始就与文学写作的阶段性联系在一起。古典文论向来将文运比拟为自然运化，诗歌写作的历程在人们心目中也与生命周期一样，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就像吴可《藏海诗话》所说的，“凡文章先华丽而后平淡，如四时之序，方春则华丽，夏则茂实，秋冬则收敛，若外枯中膏者是也。盖华丽茂实已在其中矣”(12)。这意谓着“老”首先与对生命晚境的一种肯定性评价相关。事实上，“老”所以能在杜甫的艺术感性中酝酿为一种美学趣味，乃至成为艺术观照和评价的标准，首先正是基于诗人对生命的独到体验。杜甫对生命衰老的意识，除了像《赠翰林张四学士垍》“此生任春草，垂老独飘萍”、《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垂老恶闻战鼓悲”那种常人共有的对自身的哀叹、对社会的悲观外，还表现出一种观照自然界和外物特有的积极情怀与乐观的审美态度。如《骢马行》云：“吾闻良骥老始成，此马数年人更惊。”《赠韦左丞丈济》云：“老骥思千里。”《赠陈二补阙》云：“天马老能行。”在他的笔下，老马绝不是怜悯和同情的对象，乃是堪寄重任的英雄。而老暮的植物也别有可爱的理由，《遣兴三首》其三云：“春苗九月交，颜色同日老。”《柟树为风雨所拔叹》云：“沧波老树性所爱。”《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云：“阶面青苔老更成。”这种独特的生命意识使他对人生晚境的描写，不同于萨义德(E.W.Said)所阐释的“晚期风格”——更强调“生命中最后的时期或晚期，身体的衰退，不健康的状况及其他因素的肇始”(13)，而接近于罗兰·巴特(R.Barthes)曾描述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意谓“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14)。杜甫晚年的写作因而发生日趋率意和放任的变化，他的生命体验以及相应的美学反思在短时期内得到集中的表达，由此给他的写作烙上最深刻的印迹。这种变化无法在诗学层面上解释清楚，必须放到美学的层面上加以思考。 三、杜甫写作的老境 照英国诗人奥登(W.H.Auden)《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序所说，蜕变是大作家必具的特征之一(15)。作为高棅《唐诗品汇》选定的唯一大家，杜甫的诗歌同样经历了若干次蜕变，甚至最重要的蜕变也正是从进入老境开始的。清代诗人张谦宜曾说，“诗要老成，却须以年纪涵养为洊次，必不得做作装点，似小儿之学老人”(16)。这意味着老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境界，乃是自然养成的，来不得模拟和追求。那么杜甫写作的老境始于何时呢?这很大程度上与他自己对老的体验相联系。 杜甫对老的感觉似乎开始得较早。对早衰感觉的吟咏曾被我视为大历诗歌的普遍倾向之一(17)，现在看来杜甫诗中已开了先声。自称“百年多病”(《登高》)的杜甫，体格明显不是那么健硕，还不到四十岁写的《赠韦左丞丈济》已自称“衰容岂壮夫”(18)。在乾元元年(758)春所作《曲江二首》中，对生命极限的意识表明衰老的感觉已占据他生命体验的中心。但他对衰老真正深刻的体验还是在漂泊三年后的同谷时期开始清晰起来的：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七) 告归遗恨多，将老斯游最。(《万丈潭》) 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慼。(《发同谷县》) 对此欲何适，默伤垂老魂。(《木皮岭》) 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为农》) 垂老无成的迟暮感，孤独无伴的寂寥感，前程未卜的悽惶感，灰心任命的绝望感乃至“将老斯游最”的窃幸，无不表明他正经历一个心理上的更年期。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偶尔自称的“杜陵野老”，变成老夫、老农、老渔等，频繁出现在诗中，集中地显示出理想、自信和豪迈之气黯然销歇后自我意识的变化。不仅对自身境遇的体认有“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之异，并且生命意象的寄托也从“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变成“梁间燕雀休惊怕，未必抟空上九天”(《姜楚公画角鹰歌》)，从“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变成“飘飘何所似，天地个沙鸥”(《旅夜》)。杜甫从此真正进入那个“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的衰迈老诗人的角色。 秦州之行正是杜甫对政治前途感到绝望、离开政治中心的开始，此后他甭说再没有政治上的机会，甚至也没有稳定的生计，“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客夜》)，只能走上投奔亲故、靠人接济的辛酸旅途。因此，即便在托庇于严武的照拂、闲居成都草堂的期间，他仍有“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柬院内诸公》)的长叹。宝应元年(762)送严武还朝，他曾表达“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的执念，但随着战事结束后蜀中形势的翻覆、朝中故人的凋丧，归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长安时期，如果说对仕途的热切期待曾导致他对文学的人生价值不无漠视(19)，那么当他漂泊无依、颠沛旅途时，“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看法已有了改变，意识到文学不只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其实它也是对贫寒人生的一种特殊回报，所谓“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无意中成为后来“穷而后工”之说的蓝本。 当然，随着对诗歌的浸润愈深，杜甫也愈加深切地感觉到，以文章名世其实并不比建立事功更容易，这或许是更为艰难的一条路。《偶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联表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确实对自己的创作及所达到的成就有所反思，并对已获得的当世之名是否值得信赖流露出某种程度的怀疑。这相比《宾至》言外不无自负的“岂有文章惊海内”，不能不说是有了更冷静的自省。无论是不是这种警觉促使他对诗歌写作投入了更大的热情，事实表明从秦蜀行程开始，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异常旺盛的时期，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个蜕变的时期。前代论者早已注意到：“少陵诗，居成都以前者十之三，成都以后者十之七。然前多感触，刻意苦吟，后则逐境言怀，浑多漫兴。”(20)成都之后，杜甫写作的密度益倍于前，仅夔州两年间就写作了四百多首诗，占了全集的三分之一，足见秦蜀之行后是他不同寻常的一个创作阶段，在我看来也就是杜诗的老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