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惠民：“九七”香港回归，和“九九”澳门回归，这是二十世纪落幕前两件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你在主编《香港文学史》前后，又主编了《澳门文学概观》，这是事先就规划好的吗？ 刘登翰：没有这样的规划。主编《澳门文学概观》是一个偶然，也是一种缘份。其实，《澳门文学概观》的启动还在《香港文学史》之前。1995年我在香港岭南学院客座，澳门基金会的吴志良先生通过郑炜明先生邀请我到澳门见面。重新办理手续后，9月中，明炜兄陪我到澳门。吴志良先生提及，澳门近年约有10万福建新移民，已占澳门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是澳门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澳门基金会和北京、广东一些学术机构己有相关研究的合作协议，也希望我能从中牵线搭桥，促成与福建开展相关问题的合作研究。这是好事，回香港后，我即向福建社科院报告，并获得赞同。我结束香港客座研究后，11月，由福建社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带队，一行7人应澳门基金会邀请前往访问。此行与澳门基金会签定了5个项目的研究协议，还拜会了在澳门的福建乡亲和社团。“澳门文学：历史和现状研究”是这5个合作项目之一（后来交付岀版时，因鹭江出版社之前出版了《台湾文学概观》《香港文学概观》，为求得统一，便改名《澳门文学概观》）。所以《澳门文学概观》的启动，从1995年的岁末开始，当时《香港文学史》还没有启动。 曹惠民：我注意到你主编《台湾文学史》和《香港文学史》时，写作团队都是内地学者，这次主编《澳门文学概观》有所不同，合作者都是澳门当地的作家和学者，这样的变化是出于什么考虑？不同地域背景的作者合作在写作上是否各有利弊？ 刘登翰：澳门地方不大。上世纪80年代末我第一次访问澳门时，留下一个深刻印象：澳门有三个“5”，5平方公里土地（不含离岛凼仔和路环），50万人口，5万辆私家车。当然后来由于填海造地等原因，陆地面积扩大，连同逐渐开发的离岛，己达32平方公里；但人口增加有限，至今也才60余万。澳门文化圈子也不大，其中除了澳门本土的文化人外，还有来自内地、香港和东南亚的新移民。我想，《澳门文学概观》既为合作研究项目，可以采取一种真正合作的方式，邀请澳门的作家和学者参与撰写，这样亦可弥䃼当时内地学者对澳门文学尚少研究的不足。经多次协商和本人同意，在邀请的合作者中，有我北大中文系的校友，有从闽西北移居香港的文学博士，更多的是在澳门认识的新朋友。他们已定居澳门多年，大多都在文教部门有一份本职工作，同时还兼有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和评论家的身份，是澳门文坛活跃的骨干。我相信他们在澳门以外的人生经历和澳门新定居者的身份，对《澳门文学概观》的撰写会有所帮助。这样的合作本身就是一道多彩的文学风景，头尾三年时有间断的共同探讨，让我们一起经历了一段美妙的澳门文学之旅。 曹惠民：你在主编《台湾文学史》时，十分重视闽台文化的大背景对于台湾文学发展的影响，延续至今的由文化进入文学的研究角度和风气，和你的力倡有关；主编《香港文学史》虽也提到岭南文化，但力度似乎稍弱；在撰写《澳门文学概观》时，你怎样处理文学和文化的关系？ 刘登翰：澳门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早在澳门开埠之前，于13世纪南宋末年，澳门就出现了定居村落；之后，澳门做为闽粤商渔往来的寄泊之地，对中华文化有深远的传承。例证之一是澳门香火鼎盛的妈阁庙其半山的弘仁殿，建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由此推论，妈阁庙的建设当在此之前，已有500余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明未清初，一批前明遗老，义不仕清，会聚澳门，著述吟咏，开了澳门文气之先，较之香港文学的发生，要早一二百年。而与此同时，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当时的海上帝国葡萄牙船队于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从娘妈角登陆，开始对澳门长达四百多年的殖民占据。葡萄牙殖民者带来的不仅是以葡萄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还有他们妻子、管家、仆人带来的印度、日本等东南亚诸国以及华裔族群的语言、宗教、习俗、饮食、服饰等多元文化，还孕育了一个以葡萄牙血统为底本、融入东方不同族裔基因的“澳门土生”族群。然而澳门土生族群仅占澳门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而华裔人口却占百分之九十六以上。代表西方做为文化主导的葡国文化，和代表东方做为文化主体的中华文化，其拥有人口实在不相对称。它导致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葡两种文化在澳门的存在状态，不是互相压迫和取代，而是彼此共存的“比邻”而居，兼容而不相融，并立而不对立。究其原因，为牟取厚利和向东方传播基督精神的葡萄牙殖民者，虽然在澳门进行直接贸易，也在澳门建立了耶稣会在远东的第一个教区，但它的最终目标却不在澳门本地，而希望以澳门作为跳板，进入中国内地。因此，东西方文化虽在澳门相遇，其碰撞和交融却主要越过澳门，发生在内地。澳门著名的文化学者潘日明神父曾经说过，如果从澳门半岛中部到东南部古城划一道线，一边是洋人区，一边是华人区。两种语言、两种宗教、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建筑风格、两种生活方式泾渭分明。因此他说：“葡萄牙和中国两个社会隔墙相望，和睦相处。”我曾将这种文化生态比喻为“鸡尾酒现象”。澳门文化的多元性如鸡尾酒般五彩斑斓，但深入观察，不同文化的相对区隔，亦如鸡尾酒一样层次分明，并不互相混和或化合；虽然在其交界处，难免有所错杂和交融，但并不防碍各个色块之间，各占一定的空间和形成各自的群落。 曹惠民：澳门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十分值得重视。或许因为近代以来，澳门搏彩业的发展留给人们深刻印象，仿佛澳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这是一种偏见，也反映出对澳门历史的无知。你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刘登翰：澳门有过一段被载入世界历史的记录。16世纪，当时的海上帝国葡萄牙船队东来澳门，以水浸货物，借地晾晒为借口，实现长期占据，使澳门较之台湾、香港更早沦入西方的殖民占领之中。从此时开始，澳门成为16、17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中心，交通的中心，文化交汇的中心。《明史》形容当时的澳门：“商栋飞甍，比邻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多。”至万历间，“广通贸易，至万余人”。葡国商人利用对澳门的占据，北上日本，东向菲律宾前往拉丁美洲，南下东南亚，经马六甲和印度果阿通往欧洲，进行转口贸易，“每一舶至，常持万金”。据澳门史研究者有关报告统计，仅明末由拉丁美洲经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约1400万两，相当于从永乐元年（1403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30年间中国官银产量的2.1倍。其时澳门的繁荣可见一斑。虽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在澳门直接进行，但大量负有文化传播使命的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意）、金尼阁（法）、汤若望（德）、徐日升（葡）、南怀仁（比）等，都是经过澳门圣保禄教堂（俗称大三巴，1563年始建）设置的圣保禄学院多年修习，才进入内地的。而西方传教士大量将中国儒家经典翻译至欧洲，其中部分就在澳门进行，它客观上也使澳门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重镇。澳门的衰弱在18世纪以后，后起的西班牙、荷兰、英国，逐渐取代了葡萄牙的海上霸主地位。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贸易和文化中心逐渐转向香港，澳门便逐渐由“东方梵蒂冈”，变成以搏彩业为主的“东方蒙地卡罗”，成为香港所谓的“澳门街”了。 曹惠民：澳门这段东西方文化相遇的历史，在文学上有没有留下一些作品？ 刘登翰：澳门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边境渔村，葡萄牙占据后，重在贸易和传教士培训，并不关心当地的文教建设，澳门本地很长时间尚无文学可言。但葡人带来西方的异国风情，从16世纪开始，就吸引了不少内地文人的注意和前往游历，也因此留下不少文学作品，最早可上溯到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祖被贬为广东徐闻典吏，曾经取道香山到澳门作短暂游历，写下了《香澳逢贾胡》等五首古诗，后来在《牡丹亭还魂记》的第六出《帐眺》和第二十一出《谒遇》中，也曾多次提及澳门。而恰巧的是，葡萄牙伟大诗人贾梅士，此时也正在澳门亚婆井附近的白鸽巢山洞中，写作奠定他在葡萄牙文学史上居于重要地位的史诗《葡国魂》（又名《卢济塔尼亚之歌》）。16世纪中葡两位伟大文学家在同一时段前后到达澳门，相隔30余年错身而过，虽未曾见面，也留下一段佳话。从16世纪未到20世纪初，300多年间，是澳门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里所说的“澳门文学”，主要是指“描写澳门的文学”和“澳门作家的文学”两部分。前者主要是内地宦游澳门的文人，在澳门为官、设帐或游历时，留下的大量采风、述怀之作；另有在朝代更迭之际，例如明末清初、清末民初，一批怀有异见的文人以气节自居、不士新朝，避居澳门，在这里留下的诗文。他们或就此定居澳门，或继续游走于澳门与内地之间，因此获得了（或部分地获得了）“澳门作家”的身份。包括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张穆、释迹删、释大汕、释光鹫等，清末民初的汪兆镛、汪兆铨、崔师贯、释畅澜等，不下一二百人。上述作家或许只能算是半个“澳门作家”，真正从澳门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大概要等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冯秋雪、冯印雪为首成立澳门第一个以创作古典诗词为主的文学社团雪社为标志，但此时已是中国新文学磅薄腾跃的时代了。 曹惠民：这些作品以前甚少引起人们注意。它不仅记录了西方文化东入澳门带来的异域风情，也保存了朝代更迭中一部分避世文人的特殊心态。这些作品无论在心志情怀的抒发上，还是在异国风物的描绘上，都是我们在其他作品中难以看到的，应当引起重视。 刘登翰：这是澳门文学的古代部分，被中国古典文学忽略，却又是澳门文学独特而出彩的最初时期，应该令人刮目相看。其历时三百余年，作品数量庞大，有历史记事，有文人寄怀，有边海风情，有异邦方物；所吟所咏，多涉澳门的域外风情，异邦方物等，迥异于中原。驻锡普济禅寺的释迹删曾感慨当时西教在澳门的兴盛，有诗云：“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屈大均描绘当年澳门贸易的繁荣：“洋货东西至，帆乘万里风”。西洋建筑、异邦方物大量进入澳门，嘉庆举人蔡显宗和著有《海国图志》的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都写有《听夷女操洋琴》的长篇歌行。见多识广的魏源已有“谁言隔海九万里，同此海天云月耳”的胸怀。域外风物的引入，多无汉名，于是兴起音译之风，无论人名地名物名，都从番语音译简化入诗。如钟启韶的“待醒芦卑酒，巴菰卷叶烟”、梁乔汉的“饮馔较多番莱品，唐人争说芥喱鸡”等等，开了外来语音译的先风。这是对中国语言的一种丰富，是澳门文学对中华文化的一份贡献，对此应有专门的整理和研究。如果说当年我主编《澳门文学概观》，尚未能够充分认识到它的价值，那么今天是时候把它提到日程上了。 曹惠民：有这样的文学积累，澳门新文学的发展应该有深厚的基础才是。但是为什么澳门的新文学发展相对迟缓，在整个现代文学阶段，看不到澳门文学有些微表现？ 刘登翰：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台湾、在香港都很快激起反响，唯独在澳门，直到上世纪30年代，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才有从日本归来的陈少陵开设第一家供应新文艺书刊的“小小书店”。随着“七君子”之一的史良来澳门宣传抗战，才有了救亡团体领导下的“起来读书会”、“大众歌咏团”、“前锋剧社”等群众文艺社团，新文艺的风气才在澳门有所表现，但此时澳门的新文学作品尚不多见。抗战爆发后，澳门是“非战区”，少数香港、内地文化人转移澳门，参与报纸编辑，才使副刊活跃起来。当时副刊没有稿费，也很难从读者中组稿，都靠编者自己化名包办，写杂文、写小品、写武侠或侦探的连载小说等各种报刊文体。较著名的如先后加入《大众报》的广州报人陈霞子、香港报人何文法、小说家余寄萍等；还有辗转路过澳门或短暂停留的内地作家有茅盾、夏衍、张天翼、端木蕻良、杜埃、秦牧、紫风、华嘉、于逢等，但他们似乎并没有留下作品就匆匆离去，一闪而过的文学光芒瞬间又暗淡下来。文学上的沉寂，直到上世纪50年代开始有澳门本土作者在爱国民主人士组织的新民主协会旗下的《新园地》发表作品，才始有打破。到了上世纪60年代，澳门出现第一本由本土文学青年创办的油印文学刊物《红豆》，从1963年5月到1964年7月，共出了14期。所以曾经参与创办《红豆》、后任《澳门日报》总编辑的李鹏翥十分感慨：从1950年到1985年，“36年来澳门没有出版过一本公开售卖发行的文学杂志。”究其原因，可从两方面分析。首先，澳门自16世纪以来文学的繁荣，主要是内地文人羁旅澳门的创作，包括避居而来的前朝名士，即使部分后来长居澳门，也免不了一种“客居”心态。这是一种“移入”的文学，而不是从澳门本土“生长”的文学。“移入”的文学是没有根的，或者根系很浅；不同于“生长”的文学，有强大的生命内驱力，会植根社会土壤中发育、成长，到20世纪中期，当旧文学的影响力渐渐淡去时，澳门缺乏的正是这股鼎新革故的文学内驱力。其次，当香港崛起，澳门曾经的世界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等都被香港所取代。澳门过度膨胀的搏彩经济的单一性和对香港的依赖性，导致澳门社会的畸形发展和文教不兴。这一切都不利于澳门文学的正常生长，导致澳门新文学发展的严重滞后。但上世纪50年代以后，澳门文学出现一种“寄养”现象。因为澳门缺乏可供发表的文学园地，不甘寂寞的年轻作者便转向香港投稿。尤其如鲁茂和稍后的周桐，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有多部长篇小说在香港报纸连载。上世纪90年代，留学美国归来的凌钝利用在港任教的机会，搜集从50年代到80年代发表在香港报刊的澳门作家作品，编成《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收40位澳门作者的诗、散文、小说和评论，洋洋洒洒两大卷，说明此时澳门文坛虽然寂寞，但并非空白。 曹惠民：什么时候，澳门文学才有了真正的发展，迎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春天？ 刘登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给仅一“关”之隔的澳门也带来一片春光。尽管此时距澳门回归还有20年时间，但政局的变化，给始终心向祖国的澳门社会带来希望。一方面是中资的进入，推动了澳门除搏彩业之外的多元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政策的开放，大批内地和香港移民进入澳门，连同来自东南亚乃至欧美的移民，改变了澳门的人口结构和职业结构，同时也使来自内地、香港和海外的新移民作家，改变了澳门的文坛构成，为澳门文坛平添一股活跃的新生力量；再一方面是面临“回家”的澳葡当局，开始关注澳门的城市建设和文教建设。继1981年私立东亚大学在澳门创办，1988年为澳门基金会收购易名为政府支持的澳门大学，不仅吸引了内地、香港和海外的一批高级人才任教，还为澳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本地的青年，他们成为澳门未来社会的精英和骨干。这一切都为澳门社会的城市化建设和现代化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基础。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澳门文学的发展成为可能。这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我主编《澳门文学概观》的1995年，仅只十余年时间，在这只有五六十万人口的小城，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一样蓬勃涌现，诗、散文、小说、戏剧、电影、评论，几乎所有文学门类，样样不缺，特别是传统诗词更是普及，在澳门各个职业中，无论八十老翁，还是中小学生，都有能诗、善诗者。澳门这样一座小城的文学人口比例，可能超出内地的许多文化大省。 曹惠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客居香港的澳门诗人韩牧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一句意味深长的口号：重新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给澳门文化界带来很大震撼。 刘登翰：是的，那是1984年3月在《澳门日报》主办的“港澳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这一广泛获得澳门文化人认同的口号的提出，意味着澳门作家文学自觉的觉醒。此时澳门东亚大学（即今经澳门政府收购的澳门大学）刚刚成立澳门第一个文学社团“中文学会”，在《澳门日报》的推动下，开始活跃起来。“重新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呼吁成为所有澳门文化人和文学家的心声。短短几年间，澳门涌现了许多文学社团，如“澳门笔会”、“五月诗社”、“澳门写作学会”、“澳门中华诗词学会”等，创办了澳门第一个报纸文学副刊《镜海》《中国语文学刊》《澳门笔汇》《澳门现代诗刊》《镜海诗词》等，出版了“澳门文学丛书”，还在香港的《诗》双月刊、《亚洲华文作家》，深圳的《特区文学》，广州的《作品》，北京的《诗刊》《四海》等刊物上设专辑介绍澳门文学。上世纪80年代不仅是澳门文学的起步之时，也是澳门文学的丰收之日。诗歌曾经是澳门文学收获最大、最早与世界华文文学接轨的一种文体；但稍后，特别是澳门回归以后，小说迎头赶上，成为人们对澳门文学刮目相看的形象代表。 曹惠民：澳门回归以后，文化活动十分活跃，文学创作也日趋繁荣。你认为回归以后的澳门文坛，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刘登翰：自改革开放、特别澳门回归以来，大量的内地和海外移民定居澳门，澳门作家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移民、特别是出生于澳门的移民后裔作家的成长，逐渐成为澳门文坛的中坚，他们以“澳门人”身份自居的澳门意识和文学自觉，增强了澳门文学的本土性和“草根性”。这一由作家构成开始的蜕变，具有深刻意义，它使澳门文学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曹惠民：在澳门日趋繁荣的文学发展中，有一个很特殊的部分：土生文学，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兴趣，也存有一些疑问。什么是土生？什么是土生文学？它与澳门文学存在怎样的关系？ 刘登翰：澳门是个多元文化共存和交汇的地方，虽然地方很小，但据学者考据，曾聚集了三十多个不同民族。所谓“土生”，也称“土生葡人”，指的是在澳门出生的葡萄牙后裔。其中大部分是自16世纪葡萄牙入踞澳门以来，与东方族裔（主要是华人，也有一些印度人、马来人、日本人等）结合的混血后代，也包括少量数代生活在澳门的纯葡萄牙人，和少量与葡人关系密切（主要担任葡人管家或高级仆役）、能讲葡语、认同葡国文化、融入澳门葡人社会的华人，都被称为“土生”。他们接受葡文教育，但也能讲粤语，接受某些中华文化和习俗。这是葡萄牙入踞澳门以来产生的一个欧洲葡萄牙人和东方人种混血的特殊族群。他们虽然认同葡萄牙祖国，但实际上已经回不了葡萄牙了。因此他们自称“澳门之子”或“大地之子”。他们在葡萄牙管治的澳门社会，享有仅次欧洲葡人的某些些特权，成为沟通葡人和华人的一道桥梁。从16、17世纪以来，就出现了用夹杂着少许粤语的土生葡语创作的歌谣。19世纪后期，有土生作家将捜集的一批“土生歌谣”发表在葡萄牙《大西洋国》杂志上，连同早期土生葡人创作的诗歌， 引起西方社会的注意。可惜因为数量不多，未能做为一个独立的对象展开研究。 曹惠民：这些偶见的“土生歌谣”，其文化意义可能远在其文学价值之上。它是存在于民间的一份文化交汇的记忆，也是不同血统和文化基因融合的一个见证。 刘登翰：土生文学较多地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以后，此时澳门的新文学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澳门的一些葡文报刊，如《澳门消息》《南湾》《澳门》等开始发表土生作家的文学作品，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成高潮，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都有堪称经典的作家作品出现。比如律师出身的飞历奇的两部长篇《爱情与小脚趾》《大辫子的诱惑》（还有第三部长篇《南湾》据说也己完成），都先后在葡萄牙和澳门被拍成电影； 爱蒂斯• 乔治• 玛尔丁妮的长篇散文《废墟中的风一一回忆澳门童年》，通过童年的忆述，描绘了土生族群的家庭历史和漂泊世界的人生命运，被视为是表现土生文化的经典之作；马若龙 、李安乐等的诗歌被广泛译成中文传播；而以土生葡语创作的戏剧和业余话剧社，如《西洋怪地方》《阿婆要庆祝》等，还应葡萄牙方言戏剧节和旅居美国、巴西的土生葡人邀请，前往演出。这一切都说明澳门土生文学的文化魅力，此外它突出地表现了土生特殊的文化身份和对中华文化的亲和性。如李安乐在诗中所说的：“心是中国心，魂是葡国魂”，“我继承了些许贾梅士的优秀/以及一个葡国人的瑕疵/但在某些场合/却又满脑子的儒家孔子”。 曹惠民：《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土生葡人是澳门的永久性居民，他们的权益、习俗和文化传统应当受到尊重与保护。毫无疑问，土生文学是澳门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一个凝聚着澳门历史记忆的具有特色的部分。葡萄牙占据澳门历史的终结，不能不使土生族群面临命运的转折，当然也会给土生文学带来新的选择和变化。 刘登翰：土生族群和土生文学都是澳门历史的产物，植根于历史土壤之中的东西是不会轻易脱根而去的。回归后的澳门，既然保留了土生族群在澳门的永久居住权，也就保存了他们在澳门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和多种可能。未来的土生文学将会怎样发展，虽然今天尚无可预料，但发展是一定的。我们对土生族群和土生文学的明天，充满了祝福！ （刘登翰为福建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曹惠民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