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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心”与艺术意境的创构 “诗心”在诗歌创作乃至一切艺术创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诗心”作为一种审美胸怀，是优秀诗歌创作的心理条件，是创构艺术意境所必备的心灵境界。 意境是审美创造主体匠心独运和精心熔铸所形成的情景交融、物我贯通、虚实相生，具有广阔想象空间并能深刻表现宇宙人生真谛的艺术化境。并非一切诗都能达到这种水平，意境是诗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的标志。 “诗心”是创构艺术意境的心理条件，没有“诗心”就没有艺术意境。这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艺术境界主于美”，[17] 没有美就没有艺术意境，而“诗心”是发现和产生美感的心灵境界，因为美的发现和容纳必须凭借于艺术家禀赋的“审美胸怀”，所以有“诗心”才能创构艺术意境。 宗白华说：“如果你在自己的心中找不到美，那么，你就没有地方可以发现美的踪迹。”[18]“诗心”本身是一种美，因为它表现为一种无实际功利追求和欲望的心理状态，对对象采取的态度是一种凝神静观的态度，即无沾无碍、无所为、无欲望、无私心杂念的态度，就是前面所说的超脱、淡泊、自由、空灵的特点。 当艺术家带着某种欲望即功利态度去看世界时，他们就既看不到美、不能判断美，也不能产生美感，如桑塔耶纳所说：“一旦失掉审美的真诚而代之以势利的野心，坏趣味也就出现了。”[19]而当艺术家“用志不纷，乃凝于神”，以一种无私的、不旁及实用功利和欲望的心态，如同“童心”般的“诗心”去看待世界时，他就不仅能看到美，而且能把握住美、容纳美，进而才能创造出超越平庸的艺术境界。 第二，艺术意境须凭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创构出一个虚实相生的想象世界。而“诗心”，如前所说，能下究万物之情状，上推天人之理，达到情与景、物与理、实与虚的统一，从而完成艺术意境的生成。 宗白华指出，艺术意境的显现，绝不是对自然的机械描摹，“须凭胸臆的创构”，即“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使“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使“客观景物作我主观情思的象征”。[20]这正是王国维所说的，意境的创造“有造境，有写境”，即“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人间词话》）。诗不囿于“写实”，要超越现实，表达理想追求，就是既要合乎自然的“写境”，又要有超越现实的“造境”，有实有虚，虚实统一。就是说，艺术对于自然的描写，只有通过“诗心”的映射才能构成一个“渊然而深的灵境”即艺术意境来。或者说，“意境是艺术家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21] 如陶潜《饮酒诗》第五首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那菊花、山气、飞鸟，都成了诗人淡泊人生、远离俗尘的心灵映射的对象，此中真意，不复在客观的自然景象本身，而是在凭胸臆的创构的虚境中。所以宗白华又说，艺术家“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22] 第三，艺术意境的创造必须凭借感情去体验、把握宇宙自然、人生世相，化景语为情语。 “诗心”，如前所论，是一种具有情感特质的审美心灵，既有“超旷空灵”的胸怀，又有“缠绵悱恻”，即具有丰富、热烈、深沉的情感。丰富、热烈的情感，使诗人如“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 深沉的情感，“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才能深入万物的核心，“得其环中”，体验宇宙人生的深哀感或真乐，唯此才有艺术意境的创成。顾恺之的画境、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境的创造，莫非如此；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或苏东坡的《浪淘沙》（大江东去……）、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等等，这些作品，其景也真，其情也深；诗情画意、宇宙人生浑然一体，给人广阔深远的想象空间，这就是饱含情感的“诗心”创构的艺术意境。 这里有两方面必须强调。 首先，必须是真感情。诗贵在“真性情”。性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即人之为人之品格，也谓之人性；情者，“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也（荀子）。合而言之，性情乃人之天然内在品格。诗应是人这种天然内在品格——真性情的吟咏。“诗心”，或者说，“审美胸怀”的内核，就是童心一样的真性情。真性情的诗方有滋味而传之久远；一切造作、装饰的诗，如某些应景诗、应制诗都为过眼烟云。艺术意境的创造更重真感情，王国维说：“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清初诗论家叶燮指出:“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原诗·外篇》）清末诗评家林昌彝也说：“诗欲其真，不欲其伪。……得其真，则一华一木，一水一石，一讴一咏，皆有天趣，足以移人；失其真，则虽镂金错采，垒牍连篇，吾不知其中何所有也”（《射鹰楼诗话》卷十）。言情体物，真实而不作伪，才能从自然景物获得情趣，镂金错采、刻意地堆积华丽词采，肯定无意境。真，就是要坚持“艺术真实”。具体说，要从生活（景）出发（不是照搬生活），对生活有真实的感受；要表达由景所生的真实情感。只有当真情与真景交融一体时，才可能有意境。 其次，必须是对宇宙人生的深情体验与把握。宗白华说：“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然后又说了一段很有深意的话：“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23]其强调的正是，艺术意境的创构在于用情要深。 第四，艺术的理想境界是对“天地境界”的把握。而“诗心”那种“致虚守静”、“涤除玄览”的恬淡超脱、“澄怀观道”的特点，正是把握“天地境界”的心理条件。 宗白华说：“艺术家要在作品里把握到天地境界”。[24]天地境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指的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即人与宇宙的交流贯通、融会一体的境界。这种境界也是一种超越动物水平、功利水平和道德水平的审美境界。而“诗心”超脱、淡泊、自由、空灵的特点，使之能超越动物水平、功利水平和道德水平，直达天地境界，即道家所谓可观道、体道、知道、通道，从而实现对“天道”的把握。如庄子提出的“虚静”，就是强调观道、体道、知道、通道的心理条件是“用志不纷，乃凝于神”，是“无欲”、“无为”，“吾以无为诚乐矣”（《至乐》）。“虚静说”虽不是谈审美心理，但虚静状态的根本特征正是一种审美心态。后来刘勰对艺术创作也提出了“虚静”心态问题，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文心雕龙·神思》）。这就是一种审美胸怀，一种“诗心”。有了这种“诗心”，才能阅读古今，拥抱人生，更好地把握宇宙，从而才能创造艺术意境。 宗白华说，艺术意境的创构必须是“在一邱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无限”，[25]他说的就是要赋予有限对象以某种更深远的意义，不仅有言内之意，又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甚至是“意外之意”。这样，艺术作品就能给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受，这才可能创造出某种意境。要做到这一点，创造主体观察事物必须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即既要深入事物内部认识该事物，又要跳出有限事物，不以一物之理观物，而是以万物之理观物，获得对宇宙、人生更深远的体悟。所以，“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人间词话》）。这样的艺术作品才能引发人们无限的想象。这实际上也是从有限到无限，最终达到对宇宙人生的深入把握。而这样的境界，只有体现着“天地之心”的“诗心”才能创构，因为，如前所指出，体现于《诗经》的诗人之心，能下究万物之情状（有限），上推天人之理（无限），因而既能达到情与景、物与理的统一，又能从有限到无限，在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实现对“天道”的把握。 总之，“诗心”是诗人创构艺术意境的宝贵心理品质。 必须指出，“诗心”是诗人、艺术家创构艺术意境的一种审美心灵境界，在人生实践上也是成就一个人审美人格、创造艺术人生的心理条件，两者是统一的。诗人、艺术家只有自觉培养并拥有一颗融会了“道德心”、“智慧心”的，充满人生关怀和社会关怀的热情，以自然无为、超脱自由为特征的“诗心”——既能像屈原、杜甫那样“执着”地以真情去审视世道的沧桑、生命的悲欢，也能像庄子那样超脱潇洒，像陶渊明那样悠然自得……达到这种“诗心”的境界，才是真正达成了审美的人格境界、人生境界。这样的诗人、艺术家，就能够在诗歌创作中创构出情景交融、物我贯通、虚实相生、有限与无限相统一，深刻表现宇宙人生真谛的具有广阔想象空间的艺术意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