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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从“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的互动关系出发，以“边地中国”为立足点，在“冲击-回应”模式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之外，指出了“现代中国”国家意识和国家历史形成路径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以抗战时期新文学对“大西南”的发现和书写为例，对这种特殊性作了梳理，分析了“大西南”书写给“现代文学”带来了哪些特殊历史品质，指出了这些特殊历史品质的世界性意义。 本文以《从边地中国到现代中国—1940年代文学中的“大西南”形象和国家认同》一书的“导论”为基础修订而成，原刊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作者段从学。 近年来，“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思路和历史视野，逐渐引起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关注，如何从“边地中国”的角度考察“现代中国”的历史性建构，重新激活“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复杂关联，成为了越来越多研究者关心的话题。不过，笼统地谈论“边地”，同样也可能抽空其历史内涵和空间差异，被重新回收到“中心/边缘”之类简单粗暴的装置里，再一次沦为高速运转的学术生产线上的空洞符号。 有鉴于此，笔者拟以近年来关注较多的抗战时期文学的“大西南”书写为例①，一方面循着“从周边看中国”的思路，尝试着从“边地书写”的角度，重新对“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复杂性有所揭示；另一方面，又把论域限定在“大西南”和“抗战时期”两个特定语境中，竭力避开把“边地”作为非历史符号来使用的陷阱，对上述问题展开一些初步的思考和回应。 一 重提这个老问题：“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 问题还得从“现代中国”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说起。长时间以来，这个问题一直被当作“不成问题的问题”，习焉不察而陷入了通行思路的完全蒙蔽。在不少研究者看来，只要按照通行的思路，遵循正常的“学术程序”，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就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通行的意见之一，是认定“现代中国”的主体性早已经确立，且以制度化的形式进入了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等领域，成为了无可置疑也无需置疑的奠基性前提。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奠基性前提划定的范围之内，关注“现代”和“文学”就行了。 在恪守这个给定前提的基础上，可以争论“现代”究竟是“现代性”，还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时段，可以立足“文学”自身，讨论“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种种恩怨。每一个话题，似乎都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争吵，也似乎都可以不断推陈出新，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新观点、新口号，不断制造这样那样的热点话题，在永远的简单再生产中维系着现代文学研究的繁荣景象。“自古以来”的传统中国、晚清以来的“现代中国”以及“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纠缠在一起，让“中国”这个词语充满了暧昧的复杂性，又因为这种暧昧的复杂性而充斥着无往而不胜的有效性。无能力谈、不能谈、不愿谈，共同构成了“不谈”的话语谱系。 通行意见之二，则是认定谈论这个问题的理论和范式已经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普遍性和权威性，谈论“现代中国”与“现代文学”的话语机制已经确立并按照自身逻辑有条不紊地展开了持续、有效、可靠的学术生产。后来者只需要加入到这条永恒运转的学术生产流水线，在给定的位置上，按照正确的“学术程序”，制造相应的“学术产品”，就已经是在谈论相关问题了。 第一种意见的迷误，在于认定“现代中国”和“现代文学”的主体性都早已经建立起来，成为了现代文学研究得以建立和展开的根本性前提而“不必再谈”。第二种则反过来，认定相关理论范式——尤其是西方理论范式——的普遍性和权威性已经确立，相应的学术生产线已经建成并有条不紊地投入了运行，大量的学术产品正在源源不断涌向市场而“不必再谈”了。前者因为默认了结论和前提，可以叫做“不谈就是谈”。后者看起来是在谈问题，但既定的理论范式早已经暗中回收一切，把话题变成了向既定理论范式主体性致敬的不同姿态，所以只能叫做“谈就是不谈”。 如果说“现代中国”和“现代文学”的主体性问题还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为普遍的蒙蔽性前提的话，后者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袁可嘉曾经针对流行的误解，在浪漫主义情绪的感伤之外，敏锐地发现了政治感伤的存在，提醒我们抽象观念同样也有传染感伤的危险。他分析政治感伤的成因和表现形式说： 作者在某些观念中不求甚解的长久浸淫使他对这些观念的了解带上浓厚的感伤色彩，而往往不择手段地要求他们的传达与表现，基此而生的最显著的病态便是借观念做幌子，在它们高大的身影下躲避了一个创造者所不能回避的思想与感觉的重担；一套政治观念被生吞活剥的接受，又被生吞活剥的表达，观念的壮丽被借作为作品的壮丽，观念的伟大被借作为创作者的伟大。[1]（P.93-94） 借用袁可嘉的分析，这种在给定的理论范式、给定的“学术程序”中滔滔不绝地谈论相关问题的做法，不妨开个小小的玩笑，名之曰“学术的感伤”。 熟知“知识就是权力”的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忘记了这样的事实：问题在于致敬的愿望和姿态，而不在于向哪一种主体性致敬。之所以说“有意无意”，乃是因为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者，显然不至于忘记了鲁迅晚年这段话：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2]（P.617） 把某种理论范式当作无可置疑的主体而把“现代中国”当作可以随意摆置的对象，固然是“学术的感伤”。把“现代中国”当作一劳永逸地给定了的抽象主体，同样也不可能真正触及问题。只有同时把两者都当作需要持续不断精心守护和再生产的历史存在，才能重新进入“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的互动关系。 二 “老问题”的“新维度”：边地中国 这当然不是说没有人关注“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复杂关联。恰恰相反，这种关联不仅是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得以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3]（P.226），同时也是近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热点话题之一。而是说：通行思路和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耗尽了它曾经有过的活力，陷入了自我增殖的空转，只有引入新的历史视野和学术资源，才能打破这种不及物的无效循环，重新找回谈论这个话题的可能。从“边地中国”的角度出发，在古今之变中来看“现代文学”的“边地书写”怎样参与了建构“现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以及这种历史实践给“现代文学”带来了哪些特殊的现代性品质，就是为此而展开的一种尝试。 对长期习惯于，甚至很大程度上因为学科自身的规定性而只能从古今演变的角度来解释“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性转变的现代文学研究，虽然一直高度重视所谓的历史复杂性，但具体到“现代中国”的历史形成问题上，却很难说摆脱了单一历史叙事的形而上学诱惑。葛兆光所说的“现代中国”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形成史的复杂性： 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保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4]（P.28-29） 迄今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边地中国”的角度看，问题很明显：“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即“边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既不能在以近代上海为中心的“口岸中国”遭受到的“冲击-回应”模式，也不能在以传统京畿地带为依托的“中心中国”自身的现代转型，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模式里得到合理的解释。 “冲击-回应”模式，是包括文学史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阐释模式。它的基本理念是：西方的现代文明从沿海口岸地带逐步进入，冲击着中国这个庞大而古老的封建社会巨人，迫使他在被动的回应中缓慢而艰难地觉醒过来，以接受和学习西方文明的方式开启了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最终完成了“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历史转型。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通往现代的大门说，十月革命送来了真理说，亚洲的觉醒说，以及八十年代以来复出的走向世界论，都是这种阐释模式的“中国故事”。近年来影响甚大的“上海摩登”论，总体来看也是这种阐释模式制造出来的“中国故事”。 这个模式之所以具有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固然与学术范式变迁的缓慢与艰巨密切相关，但最重要的是：它确实植根于历史事实，足以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诸多重大历史现象做出合理而贴切的解释。再具体点，可以说它植根于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口岸中国”社会历史事实，成功而贴切地解释了以中西冲突与交融的形式发生的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现代性进程。考虑到上海不仅是中国近代产业和近代文化的发源地，更是无产阶级发源地的历史事实，把左翼革命文化也当作“上海摩登”之一种的话，相信这个阐释模式还会生发出更多有活力的学术命题。 但近代“口岸中国”毕竟只是中国的一部分，而非全体。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也只是中心之一。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历史现象纷纷浮出水面，对“冲击-回应”模式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以自身的内在历史变迁为线索来解释“传统中国”现代转型的“中国中心”史观随之而兴起。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以“古都北平”的文化、文学现象为对象，强调传统的内在流变的研究，隐约中拉开了与“摩登上海”平分秋色的趋势。 这个阐释模式，同样也有自身的历史根据和相应的学术活力。它植根于以北京为中心的传统“中心中国”的社会历史事实，成功而贴切地解释了古代中国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感觉在现代性境遇里的变迁问题。文化必须以物质的形式固定下来，获得有效的再生产机制，成为生活实践中的集体表象和集体记忆，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城市不是简单的、沉默的生活空间，同时也是文化、思想和观念的生产者和保存者。所以很自然地，对生活在北平、西安、开封、南京、成都等“古都”里的文人来说，城市的文化性格无形中自然会在由报纸、杂志制造出来的“印刷的共同体”之外，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他的日常感觉和文化经验。以“古都”为切入点，讨论传统如何创造性地转化成现代文学的内在形式，毫无疑问更切合新文化史研究趋向，而且还将随着以纸质传媒为中心的近代“印刷资本主义”文化权力的式微，释放出更多的思想活力。 不过，上述两大范式虽然体现出了打破单线历史叙事模式的束缚，直接面对复杂历史本身的努力，但具体到“现代中国”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上，问题仍然很明显。理论上，以近代唯物史观为根据的“冲击-回应”模式，一开始就包含着我们早已经熟悉得麻木了的“内因-外因”之分。按照这个划分，发轫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中国故事”，本身就包含着最终将过渡到以中国自身的内在变迁为主体的“中国中心”史观的必然趋势。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寻找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努力，就是明证。 最重要的是，两大范式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着把特定维度、特定层面的历史经验放大为普遍经验的缺陷，因而不约而同忽略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古代“传统中国”是一个“中心清晰，边缘模糊”的特殊政治体系，一个中心大致稳定，但边缘地带却经常发生变化的“移动的中国”。即便采取最简单的方式，将其划分为以王朝政治中心所在地为核心的“中心中国”和远离王朝政治中心的“边地中国”两大板块来看，问题也很明显：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在很多时候仅只是针对“中心中国”而言，谈论的只是“传统中国”中心地带的问题，而没有，也不可能对“边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阐释。 而“冲击-回应”模式及其相关论说，则主要针对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口岸中国”历史和文化经验而言，同样也无法解释“边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考虑到西方的冲击不仅来自上海，更来自于云南、西藏、新疆、东北等边缘地带的历史事实，以及我们关心的是“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形成和国家生成史等民族国家的政治现代性问题这两大要素的话，以“口岸中国”为对象的“冲击-回应”模式，实际上是选择性地遗忘了西方对中国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回应”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才得以建立起来的。 回到现代文学的基本事实上，可以说上述两大范式分别关注的是北京、上海两大中心的文学经验，而忽略了四十年代的大后方抗战文学。推到极端就是：忽略了古代的“中心中国”和近代“口岸中国”之外广袤复杂的“边地中国”及其相应的文学经验。 三 “边地文学”的历史存在 如上所述，从“边地书写”的角度来探讨“现代中国”与“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重新认识和梳理“现代中国”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形成史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虽然带有刷新既有范式的理论预设，但“边地文学”，尤其是以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为书写对象的“边地文学”，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对象。 早在抗战爆发之前，朱自清就批评过现代文学只关注北平、上海等大都市生活的弱点，主张以广泛的内地生活的描写来补救其不足，增多我们对“真正的老牌中国”的理解。[5]（P.340-342）抗战爆发后，又更进一步把“发现内地的广博和美丽”，“增强我们的爱国心和自信心”联系起来[6]（P.347），提出了创造一个完整的、理想的“新中国”的“建国文学”主张[7]（P.359），把描写包括“大西南”的美丽在内的文学创作和建设完整、理想的“新中国”明确联系在了一起。 抗战胜利后，杨晦也曾把新文艺和新中国未来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农民派作家的问题。他认为，在京派和海派之外，还存在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随着抗战时期的社会变动而发展起来的农民派文艺。中国新文艺的前途，就在这个农民派文艺身上： 京派是落伍的，所走的是末路。海派是进步的，然而，也有限度。我们把希望寄放在农民派的作家上，随着中国农民运动的成功，我们农民派的作家，将在文艺上放出胜利的光芒。[8]（P.229） 而他这个极富历史洞见的理论主张，就来自于四川作家沙汀地方特色浓郁的小说创作： 他不但为他自己在作家群里，争得了一席特殊的地位，成为我们的农民诗人，我们四川社会的叙事诗作者，同时，也为我们这些年来几乎没有出路了的农民作家，开辟了一条道路，建立下坚实的基础。[8]（P.157） 遗憾的是，随着人民文艺思潮的发展和壮大，杨晦很快把他以沙汀的四川社会题材小说为原型的农民派作家和解放区的人民文艺直接等同起来，以至于后者反过来淹没了前者。富于洞见的农民派文艺论，很快被人民文艺的大潮席卷而去，变成了一个迄今尚未完全展开的话题。 在这种情形之下，以抗战时期文学的“大西南”书写为立足点，在“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的互动关系中，循着朱自清、杨晦等人的思路，探讨“边地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化的特殊历史机缘，也就成了发现和彰显“现代中国”国家意识和国家形成史不同于通行意见或理论之复杂性的有效契机。而“现代文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将随着“边地文学”的浮现而得到更进一步的呈现——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写通行的“现代文学”的历史内涵。 四 “边地中国”的双重现代性 从传统“中心中国”出发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和立足于近代“口岸中国”及其文学经验的“冲击-回应”模式，处理的主要是中国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对他们来，“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很大程度上是同一个对象的古今转变，区别在于造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究竟是来自西方的冲击，还是来自传统内部。“边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则至少是双重的。 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祛除传统中央帝国无边的等差式“天下想象”赋予它的“想象的差异体”特征，从“中心中国”眼中的“非中国”差异性存在，转化为“现代中国”的同质性存在。这个层面上的“传统-现代”问题，主要体现为中央帝国的“天下想象”到现代性的“国家想象”模式的转变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祛除“天下想象”赋予“边地”的差异性色彩，使之从“非中国”的“异域殊方”变成“中国的”同质化国土。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则是如何从相对于近代“口岸中国”眼中落后的“前现代”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这个问题，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变迁问题，但更是在个人的发现及其发展、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两大维度之外，引入并极力凸显民族国家的政治现代性维度的问题。就此而言，新文学在将“大西南”从落后的“前现代”地区改写为“现代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新的现代性视野自身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推而广之，“大西南”从“边地中国”进入“现代中国”的过程，也就是“现代中国”自身得以确立、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而事实上，随着抗战爆发而从平津、沪宁等战前文化中心城市辗转西迁进入“大西南”的新文学作家，的确也是带着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文化心态，带着“中心中国”和“口岸中国”赋予他们的眼光来到“大西南”的。对他们来说，“大西南”既是“另一个世界”，也是“另一种文本”。 如果说“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确是根据“想象的”观念世界，把彼此毫无“实在的”事实性关联的“孤独的个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概念人”——通过“印刷资本主义”等特定文化实践制造和建构成为现代性民族国家的话，“边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则完全不一样。“抗战时期”这个特殊的历史语境，把新文学作家抛入了“大西南”，把他们从此前的想象中解放出来，开始了对实实在在的“大西南”的认识和阅读。传统的“天下想象”模式里的边缘地带，即“边地中国”被纳入到“现代中国”，从“异域殊方”转化为同质化的民族国家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恰好不是“想象的”，而是一个“实在的”世界被看见、被承认的过程。这个“实在的”世界，事实上很早就被纳入到了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传统中国”政治-文明体系，“经由常识化、制度化和风俗化”而成为了和“中心中国”并没有什么根本性差异的“共同体”。[4]（P.32） 而“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视野，也因此而通过发现并承认“大西南”并非“异域殊方”，而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将“大西南”转化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实践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实在的”事实世界打破了“想象的”观念世界，同一性的现代性民族国家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但又保存了长期的传统政治-文明体系涵养而成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视野，因为正是这样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视野，让辗转来到“大西南”的新文学作家“看见”了“大西南”与“中心中国”的同一性。 质言之，“想象的共同体”是“无中生有”，经由语言、血缘、地理等宿命性的非历史因素，把彼此毫无关联的“孤独的个人”组织成为一个“实在的”民族国家；“边地中国”的现代转型，则是打破传统“天下秩序”观，打破“想象的差异体”幻象，对一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持续存在的历史-文明“共同体”的确认。 五 “现代文学”的成长 而就像“传统中国”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视野在“看见”并承认“大西南”之中国性的过程中得以延续，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一样，以平津、上海等文化中心城市为生存根基的“现代文学”，同样也通过对“大西南”的发现和书写而获得了新的现代性品质。 现代性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并且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各自按照不同规则展开的复杂历史进程。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也同样如此。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正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尽可能地克制那种想要把某种单一维度、单一经验提升为唯一的排他性历史方向的形而上学冲动的话，一个直观的事实就是：抗战时期的新文学通过对“大西南”的发现和书写，意识到了“国家”的存在，从而让自身真正成为了民族国家的“现代文学”。朱自清以批评“五四”新文学的方式，指出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传播了近代的国家意念，“五四”运动加强了这个意念。可是我们跑得太快了，超越了国家，跨上了世界主义的路。诗人是领着大家走的，当然更是如此。这是发现个人发现自我的时代。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国家是太狭隘了，对于一个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诗诉诸人道主义，诉诸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只除了国家。[7]（P.356-357） 这当然不是说抗战时期的新文学简单地用国家否定和压抑了个人。而是说：新文学通过对“大西南”的发现和书写，把“五四”发明出来的个人转化成了何其芳所说的“有责任”的成年人，完成了从“人的发现”到“人的成长”的转化。对“五四”时期的个人来说，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都是他实现个人目标和欲望的手段，而不是他反过来应该为之承担责任的共同体。郁达夫关于“个人的发现”的著名论述，就是明证： 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9]（P.261） 而抗战时期辗转来到“大西南”的新文学作家，则明确意识到了自己是“边地中国”的开发者和建设者，从而，也把自己从“五四”时期那种等待着被拯救、被解放的“弱小主体”，变成了征服和改造世界的“自豪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抗战时期文学的“大西南”书写，同样存在着“人的发现”问题，而不是浅薄者所说的压抑了人，压抑了“五四”的启蒙事业。唯一的区别在于：“五四”发现了人的弱小，而抗战文学的“大西南”书写则发现了“人的伟大”。 第三个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抗战文学的“大西南”书写，改变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简单地敌视和排斥甚至有意识地对“现代科学”视而不见的浪漫主义立场。热情、大胆、毫无保留地赞美“现代科学”，歌颂和高扬征服世界、开发富饶“大西南”的种种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实践，成为了这个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这个主题，甚至对五十年代中期以社会主义建设为历史动力的“建设者之歌”创作热潮，也产生了影响。 在这个主题之下，抗战时期的“现代文学”开始挣脱西方十九世纪以来浪漫主义“文学装置”——实际上是一套“文学观念”——的束缚，开始了对筑路、开矿、生产等物质性、实体性建设活动的关注。由此，也孕育了一种从近代“口岸中国”和传统“中心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世界里走出来，直接面对“物理世界”，重新寻找新生之路的努力。这种努力尽管未能得到完整的展开，但仍然为今天的我们站在浪漫主义的“现代文学”装置之外，从中国新文学自身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和建构自己的“现代文学”，提供了难得的借鉴。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抗战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因为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大西南”因此从“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变成了战时“现代中国”的核心区域。先后开通的西北公路、滇缅公路、中印公路等国际交通干线，更进一步把“大西南”变成了抗战时期的“现代中国”进入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前沿地带，或者说战时中国特殊的“口岸地带”。这就意味着这种对以欧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经验为基础的“现代文学”装置的反思和批判，实际上不仅仅是“文学自身”的内部问题，而是与“现代中国”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位置变化密切相关的历史问题。 借用福柯的说法，主体性不是一件从他者那里继承或直接拿过来就可以享用的现成之物，而是只有通过自己的加之于自己的艰苦劳作才能制造出来的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现代中国”的主体性，同样也需要不断进行精心的检测和维修，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历史境遇，成为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而对于置身“现代文学”这个行当里的研究者来说，更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的，或许是这样的事实：“现代文学”的历史主体性，同样需要持续不断的精心维护、修订、补充等再生产活动，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历史主体性，而不至于反过来让“现代文学”变成了被给予的现成之物。 注释 ①本文所说的“大西南”，首先是抗战时期的政治-地理概念，大致等同于通常所说的抗战大后方，但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它又是“边地中国”的历史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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