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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秉钧（也斯），现为岭南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人文学科研究所所长。曾任海德堡大学、约克大学、东京大学、苏黎世大学访问教授。研究现代主义文艺思潮、 都市文化、电影与文化等课题。论著有《书与城市》、《香港文化》、《城与文学》、《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香港文化拾论》等。 香港文化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怎么去认识香港文化？一种通俗的讲法是香港是文化沙漠。有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对香港文化有很多批评，但有时候我们也觉得香港在文化方面好像也有很多创造。可能香港这个城市的文化，跟其他城市的文化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现在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香港文化，希望能把香港文化讲得具体一点。第一个方面是都市文化的问题，就是乡村文化跟都市文化有什么不同。第二个是东西文化，因为香港是个东西文化交融的城市。第三个方面是雅俗的问题，就是高雅的文化跟通俗的文化，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表现在香港是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主要会谈到电影、摄影等。 先说都市文化。20世纪初，香港其实已经有不少人聚居在那里，一百年中有不同的发展，有外国移民、内地移民。三四十年代，香港跟上海、香港跟广州有不少的交流。五十年代以后，香港慢慢地从手工业走向工商业的过渡，香港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现在我们一般从报纸上、旅游宣传品上看到的香港好像是一个有很多后现代的建筑物的城市。 比如，在中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建筑物，一个是香港汇丰银行，一个是中国银行大厦。汇丰银行是英国风格的建筑物。一般在建筑范畴里，它们被称为后现代的建筑。简单地说一下，旧的汇丰银行和旧的中国银行大厦就是我们称之为现代主义的建筑物。现代主义建筑物，几何图形比较对称。旧的汇丰银行大厦有一个很明显的正门，正门前有两个石狮子，突显这个耀眼的银行大厦。中环的新汇丰银行的大厦好像没有一个正门，石狮子没有守门的作用了，你可以从大门进去，也可以从后门进去，底部是一个流通的空间。后现代的建筑物的空间是比较开放的。 这样好像是从建筑观念上去理解这个建筑和香港的都市空间。但是当你生活在香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礼拜天到过汇丰银行大厦，你会看到那个空间变成了菲律宾的女佣的嘉年华会，她们在那里唱歌、吃饭。所以，这个空间的使用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从理论的角度，好像全世界的后现代都一样。其实不是这样，后现代的东西在不同的地方也发展成了不同的东西。我们不仅能从纯粹美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建筑，也可以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旧的汇丰银行大厦代表了英国最高的经济权力中心。所以，过去汇丰银行大厦的周围通常不会有比它更高的建筑物，它的周围没有什么阻挡。现在当然不同了，它的前面也盖了其他建筑，每个礼拜菲律宾女佣也利用了这个空间来做其他事情。最近美国有占领华尔街运动，香港就有占领中环，民众都跑到那边煮饭、生活，非常高兴地利用这个空间。 这就是说，香港难以理解的地方在于不能光从观念上去理解它，你能从一个东西里面看到整个立体的、历史的文化，以及很多其他的东西。如果我们用建筑的眼光去看汇丰银行，那么它就是后现代建筑。但当我们要讲香港文化的时候，只有把它放在历史文化的脉络里面去看。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大厦也是一个后现代的建筑物，在一个斜坡上不大的空间里非常巧妙地采用竹的主题，以三角形造型连接上去，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建筑。但是放在香港文化脉络上看，这个建筑建成的时候，香港人对它的反应不是很好，这跟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大家的心态有关系。当时有很多八卦，说这个建筑物像一把刀切到总督府上，风水不好。如果从后现代的美学的角度来看，根本不会讨论风水这个问题，但香港民间确实有人觉得，这个建筑不好。其实这是在当时，1989年到1990年的时候，大家把对政治、文化的想法投射到了这个建筑物上面。 就像张爱玲说的，我们看海是先看到海的明信片。大家可能也先看到香港的明信片，香港的明信片中都是这种高楼大厦。但其实高楼大厦后面，比如说兰桂坊，它最初本来是一个卖花的地方，好像一个小型的市场。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有很多艺术家在兰桂坊做工作室。后来外国人在那边开了一些餐厅、酒吧等等，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兰桂坊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洋化的。但那个地方以前是一个很朴素的地方，而且现在在那附近还能找到一些庙宇、老街等等。其实，大家所说的“中环价值”也不是单一的，中环一方面有高楼大厦，但还是有很多很旧的洋行、老店。每一区都有它的历史。 在内地大家可能更常地是从电影来看香港。旺角是一个警匪、枪战电影都喜欢用的背景。当年《无间道》里面有一个最有名的场景，就是梁朝伟和刘德华站在天台上面。这个导演也很注意用到香港的城市景观。香港的警匪电影，也成为了香港一个特别的电影的门类，它往往跟都市空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就好像很多美国的警匪电影，描写了三四十年代美国社会的都市空间。比如杜琪峰拍片的大本营就在观塘，他所有警匪电影都是在观塘拍的，他很擅长利用都市的景象。但是在电影中对香港都市空间这种描绘，也不是一早就有的。我们回去看六十年代的邵氏电影，以香港都市为背景的其实不多。比如胡金铨、张彻的电影，他们对香港的都市空间没有特别的兴趣。邵氏很多电影都是在片场里面拍的，片场里面的电影以香港本身作为题材其实不多。 那么什么时候香港电影开始关注香港本身、去写香港的故事呢？七十年代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代，我们现在谈到的香港电影新浪潮，就是指的许鞍华、徐克、方育平、严浩这一代导演。当时他们有些从外国念电影回来，有些是在香港的片场做副导演。七十年代香港的电视台也发展得很好，比如大家知道的无线电视台是1967年创办的，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它是比较年轻、开放的。七十年代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开始在香港写作、拍电影、编舞台剧。创作者开始思考自己的故事是怎样的，怎么去写香港自己的故事。 七十年代香港的电视很多元，比较写实地拍香港的故事。举一个例子，当时政府有一个工作，想把在船上打渔的渔民迁到岸上来。当时年轻的导演方育平就以这个为背景，拍出了《元洲仔之歌》，元洲仔是一个渔民住的地方。电影不是光讲一种政策，而是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提出很多质疑，像这样一个打渔为生的人，他搬到岸上以后会遇到什么问题呢？一方面它回应了政府的政策，但也不完全是一种遵命的文学，而是从人性、人文关怀的角度进行思考。 当时的年轻导演经过电视台的训练，就开始拍他们自己的电影，于是就有了所谓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出现。比如许鞍华最早的电影《疯劫》、《撞到正》，方育平的《父子情》，徐克拍的《蝶变》等等。他们最初的电影跟六十年代拍的电影很不同，而且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去拍香港的故事。像许鞍华的第一部电影《疯劫》，是以上环的一个老区为背景，写一个年轻的女性面对的一种旧的道德跟新的道德之间的矛盾。徐克的《第一类型危险》，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暴力的、都市空间的处理方法。方育平是非常写实的，像意大利新写实主义那样，他拍的第一个电影是《父子情》。其实五十年代粤语电影里面也有不少从父亲角度讲述的故事，但是到了方育平，就有一点从儿子的角度去看新旧两代的问题，而且也是以香港为背景。电影当然不等于是写实，但是从电影里也能看到香港当时文化的一种转变。 在电影里，通常有三种处理香港的都市空间的方式，我举一些最常见的例子跟大家讲一下。 我先讲一下《新不了情》这部电影里面所呈现的香港的都市空间的问题。《新不了情》它展现的一个空间是庙街，在油麻地那个地方。油麻地这个地区比较草根。我记得电影里刘青云和刘嘉玲大概是住在尖沙咀这种比较高级的地方。但是刘青云跟她闹翻了以后，就搬到了油麻地这个草根的地方。电影有趣的地方就是把这种不同的都市的空间，把这种构成香港文化的不同因素也带进这个电影里。 音乐是这个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份，电影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音乐。刘嘉玲是演一个流行的乐手，她开场唱的《不了情》在香港文化里面大概可以代表三四十年代从上海到香港的一种国语文化。电影里刘青云喜欢的是比较现代的、个人的、有创意的、不是太商业化的音乐，比如爵士乐。袁咏仪和她的家人冯宝宝是唱粤曲的，她的叔叔秦沛的音乐是菲律宾音乐，因为香港五六十年代有些夜总会就请菲律宾人来演奏一些流行音乐，像吉他、萨克斯风等等。分析一下，刘青云喜欢的萨克斯风、刘嘉玲的国语时代剧、冯宝宝的粤语流行剧，都是香港文化里面不同的元素。但是最后我觉得有一点遗憾，因为刘青云说要创作一首新歌给袁咏仪唱，我在想这个新歌是一个什么样的歌呢？是一首粤语的歌？是一首国语的歌？是爵士乐？是传统的？结果电影没有很好的交代这点。我觉得导演好像察觉到香港文化这种不同成份组成的情况。包括秦沛代表的那种菲律宾的文化。东南亚的文化在香港也是非常流行、丰富，而且历史也很久，香港开埠以来就有很多印度人。这样的电影在处理香港都市空间的时候，除了表面的都市空间，其实也让我们去思考香港文化是什么。 另外一种的处理都市空间的方法，就是象征性的手法。徐克有一个电影叫《妖兽都市》，他改编了一个日本漫画，把香港作为背景。电影是说1997年近了，很多妖兽到香港来了。妖兽躲在什么地方呢？就躲在中银大厦这个建筑物里。中银大厦很冤枉，这个建筑物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因为民间一些看法的投射，一个中性的建筑物被加入了很多政治、文化的解读。电影里的不是真的都市，只是徐克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愤怒、爱恨，投射到这个都市的空间里面。 第三种处理都市空间的方式是一种虚拟的手法，一种创作出来的现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梁朝伟跟梁家辉演的《新难兄难弟》，它的一个有趣的地方是，电影里面创造了一个虚拟的香港。这部电影是1993年的，电影里的儿子跟爸爸有代沟，后来儿子掉入了五十年代的香港，一个虚构的叫春风街的地方，在这里跟年轻的爸爸变成好朋友。春风街是一个记忆的街道，是一种怀旧的、也是喜剧的处理。电影提出的是儿子怎么去面对他爸爸的那个年代、那代人所代表的东西？我们怎么从九十年代的现在去理解五十年代的香港？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去继承这个历史？电影虚构了一个五十年代的香港跟九十年代的香港并置，其实香港也是这样一种很多不同年代、不同历史、不同城市的文化的叠加。 我还要讲东与西的问题，东方艺术跟西方艺术的问题。香港在宣传的时候，常常说自己是一个东西文化汇聚的城市。大家知不知道，香港艺术馆开幕的第一个展览是《太法国了》。香港艺术馆的第一个展览不是关于香港的艺术，是关于法国的艺术。第二个展览就是《城市变奏》，英文是City Vibrance。我当时看到很多资料、评论，大家都很强调这个展览是关于一种现代媒介，就是西方的媒介，很强调动感，充满活力。香港往往也宣传自己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很动感的城市。有趣的是，好像从六七十年代开始，香港慢慢就发展出一套语汇来谈文化，好像西方就代表了前进的、现代的、有活力的，中国就代表了保守等等。 后来我们做了一个比利时艺术家马格利特的展览，他有一幅很出名的画《这不是一个烟斗》。这个展览是在艺术中心办的，是想跟香港有一个对话。策展人觉得比利时很像香港，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它一面是法国，一面是荷兰，夹在两个强国中间，比利时好像没有很强的文化。但是比利时有一个好处，它因为没有太强的民族、国家的这种观念，反而一些艺术观念能非常自由地发展。它没有太强调什么是比利时的艺术，而比利时的艺术就变得很包容，可以吸纳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比利时这个想法提到香港来非常好，我们也希望香港能做到像比利时那样比较开放。因为如果没有很强的主体性，包容性会比较强。但是香港跟比利时还是有一点不同，因为比利时本身还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当他们讲的欧洲艺术的时候，毕竟的还是有一个共同的传统。而香港有英美这种西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中国的传统，这两种东西本身是很不同的，那么怎么调和？怎么融合？这中间有很多矛盾，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 第三个我想谈所谓雅俗的问题。当我们去理解香港文化，雅、俗这两个观念有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 刚才讲到了电影，实际上香港从来没有艺术电影，香港电影从来不像台湾电影。最近几十年，台湾政府每年会拨钱让台湾导演拍艺术电影，参加不同的艺术节、电影节。但是台湾是没有电影工业，因为电影工业本身是要有一个运作的系统。香港倒过来，香港电影没有钱，没有政府的资助，是在一个商业模式下运作，其中有些导演拍了一些好的电影。香港没有限制外国电影的引进，好莱坞的电影进到每一个国家，都把当地的电影摧毁了；但是在香港就没有，而且香港电影还可以外销到东南亚地方，还可以令好莱坞买香港电影的版权，《无间道》就被拍成了好莱坞版本，这确是一个成就。 最早令我想写雅俗这个问题的，是一位台湾的摄影师阮义忠在九十年代有到香港来发表了一些言论，香港是太商业化的社会，香港都没有好的艺术摄影，都是商业化的。我感到很奇怪，因为阮义忠在我印象里是比较开放的摄影师，当时已经是乡土摄影大师，但他觉得香港没有他那种乡土摄影师，香港摄影就不好。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去讨论雅俗的问题，香港的确是一个以商业为主的地方，但也有很多摄影师同时做商业摄影，同时也做艺术创作，在艺术创作里，他们有更多的反省，超越了乡土摄影所能看到的。像李家升、黄楚乔，以及梁家泰、高志强这些摄影师，他们一方面做商业，同时也有自己艺术的创作。雅俗的问题，在不同的时空可能会被误读，香港的经验也许有可供参考的地方。 李家升最早写诗，后来做摄影、办诗刊，他办的《秋萤》诗刊在香港成为了文化记忆的一部分。《秋萤》诗刊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有一个时期《秋萤》就是一张很大的海报，一个海报做一个诗刊。有时候一期登很多诗，有时候就登一首诗。后来李家升把这个形式再加以演变，推出明信片形式的诗刊，每期六、七首诗，一个明信片组成一个诗刊，拉开的时候就像手风琴。他们的口号是就是买两套，一本自己留着，一本当明信片寄出去，他们把这种商业策略用到诗刊上。 1997年，加拿大温哥华举行一个香港文化节，邀请我做一个讲座，我说能不能让我做诗和摄影展览来探讨什么是香港文化，这样有挑战性一点，可以从新的视角去讨论香港文化。后来我和李家升合作在温哥华的画廊做了一个展览Foodscape，就是食物的风景，以食物做题材，探讨不同地方的文化。当时我写了一些关于香港食物的诗，比如说我写了一首诗关于鸳鸯。在中国传统里，鸳鸯就是一对爱鸟，但是在香港所谓鸳鸯就是奶茶跟咖啡加在一起。那么这两种东西放在一起有没有问题呢？哪个浓一点？会不会抢了另一个的味道？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另外我写了盆菜，盆菜是在新界、元朗那边过年的时候吃的一个菜，把不同的食物一层一层放在盆子里面，一个大木盆可以放十几层食物。因为盆菜有十几层，所以我就写了十四行诗，一层一层颠倒它们的位置。香港移民到外面遇到一些饮食文化的问题，一般人对食物的题材也能产生共鸣。深入一点思考，食物有具体颜色、气味、形象，每一种食物都有它的来源、历史和文化。食物是一种文化的缩影。从小的角度说，它可以反映人际关系、个人的梦想、欲望、爱好；从大的角度讲，它跟文化、历史、民族也是有关的。我的诗跟李家升的摄影都没有完全放弃使人易于理解的部分，但也没有停留在意思的表层。通过文字和影像，艺术作品也可以回应我们的生活和文化。 刘以鬯先生是香港文化中的传奇人物。他年轻时办了一个出版社，出自己喜欢的书，后来靠写稿赚钱。在七十年代，每天最多写十三个专栏，每个专栏一千字，不容易。他除了写通俗的、赚钱的维生活以外，还认真地写了一些精彩的短篇小说，1962年他写了被称为中国第一本意识流的小说《酒徒》，借一个喝酒的、卖文为生的人，用意识流的技巧来写出对香港都市现实的批评。这个小说是在哪里发表的呢？香港很多时候没有代表性的文学杂志，很多文学作品是发表在报纸和综合杂志上。《酒徒》是1962年在香港的《星岛晚报》连载的，我想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报纸连载通常是通俗读物，意识流小说是比较私人的、实验性的。难得他成功的挑战了雅俗的二分界限，在通俗的晚报上连载了他的第一本也是中国的第一本意识流的小说。 (本文是作者于5月份在何香凝美术馆的演讲，由林帆、苟娴煦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