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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鲁歌如此写道： 1931年8月，日本朋友增田涉在上海开始写《鲁迅传》，并经鲁迅过目作了修改。1932年2月，作者在东京又作了一次修改，发表在同年4月出版的日本杂志《改造》特别号上（原文为日文）。其中也谈到了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论问题。中文的意思是这样的：七、八年前，鲁迅的《阿Q正传》曾译成法文，刊登在罗曼·罗兰主持的《欧罗巴》杂志上。从那以后，鲁迅的名字就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逐渐为人们所知了。罗曼·罗兰对这部作品的充满激情的评论曾经寄到中国，但不巧却落在了与鲁迅对立的“创造社”的手里，故而被压了下来没能发表。 这里所写的情况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郭沫若读了这些文字后很不高兴。这是郭沫若第一次接触这一问题。后来这篇《鲁迅传》曾由“顽”译出，从1934年12月出版的《台湾文艺》第一卷第二号起连载。他们寄了一份给郭沫若。这是郭沫若第二次接触这一问题。郭沫若当时很动感情，写了一篇《〈鲁迅传〉中的误谬》，说他相信创造社的朋友们不至于卑劣到这样的地步，要把这件事弄一个水落石出，对此问题进行了反驳，发表在1935年2月出版的《台湾文艺》第二卷第二号上。在发表此文之前不久，增田涉已知道了郭沫若要发表辩驳文章的消息；鲁迅也知道了这一情况。明明是错误的还要辩驳什么？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鲁迅在1935年2月6日夜致增田涉的信中对郭沫若及其做法作了有力的讽刺：“《台湾文艺》我觉得乏味。郭君要说些什么罢？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可参见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3卷第618—619页）。这里对郭沫若的评论，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之辞。读了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篇》等著作之后，就会加深这种感觉，从而佩服鲁迅评语之尖锐与准确。 根据上面的考证可以知道，“这里所写的情况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实际上与事实不符，但是郭沫若并不知道实情，所以他只能“以全人格来保障着说一句话”：“创造社决不曾接受过卢兰的‘那篇历史的批评文字’”，并且如此写道：“卢兰和敬隐渔君都还现存着，可以质证”。[12]郭沫若“敢以全人格来保障着说一句话”，说明他绝对不相信创造社“毁弃”了罗曼·罗兰的信，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看见以下文字肯定不高兴：[13] 他的《阿Q正传》被翻译于法国，而登载在罗曼·卢兰所主宰的《欧罗巴》……这一个大文豪的卢兰，对他——鲁迅特地写了一篇很感激的批评，寄给中国去。然而很不幸，那篇历史的批评文字，因为落于和鲁迅抗争之“创造社”的手里，所以受他毁弃，那就不得发表了。[14] 看看以下文字可以知道，增田涉的《鲁迅传》在《改造》上发表时郭沫若“不曾翻阅”，直到中文版《鲁迅传》在《台湾文艺》发表并且寄了一份给自己后，他才“写了一封信给台湾的青年们”： 他的《鲁迅传》在《改造》上发表时我不曾翻阅，到这次由贵志翻译了出来，我才看见。[15] 在抗战前一年我还在日本亡命的时候，看见了增田涉的《鲁迅论》，发表在《改造》杂志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这篇文章被台湾的一位文艺青年翻译成了中文，登在他们的杂志《文艺青年》上，因为他们寄了一份给我，我便接触到这个问题的第二次的提出。我当时写了一封信给台湾的青年们，说明我相信，创造社的朋友们不至卑劣到这样的地步。当时敬隐渔还在，罗曼·罗兰也还在，我以为是可以弄得一个水落石出的。台湾的朋友们把我的信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了，惹得那位霸气十足的英雄增田涉又回骂了我一通，说：他就恭候着我的一个水落石出。[16]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郭沫若看见《鲁迅传》的情况，两段引文所写内容不一致：第一段引文说只看见发表在《台湾文艺》的中文本，第二段引文说还看见过发表在《改造》的日文本。第一段引文出自1935年1月1日写作的《〈鲁迅传〉中的误谬》，是陈述当时发生的事实，第二段引文出自1947年8月30日写作的《一封信的问题》，是对过去发生事情的回忆，基于此，笔者认为第一段引文所写内容符合事实。 现在我们以《〈鲁迅传〉中的误谬》所写内容来分析郭沫若写作该文的情况。试想想，在《台湾文艺》编者已经将刊物寄来的情况下，郭沫若难道不应该指出自己认为的“《鲁迅传》中的误谬”么？采用的形式还是书信：“启者，承你们寄了一份《台湾文艺》的新年号来，实在多谢得很。”[17]所以，在鲁歌“佩服鲁迅评语之尖锐与准确”的同时，笔者就此事要佩服郭沫若的息事宁人：不但只用书信的形式指出“《鲁迅传》中的误谬”，看见增田涉“回骂”自己的文字后，郭沫若没有“回骂”，只是在12年多后写作《一封信的问题》时称增田涉是“霸气十足的英雄”。 五 鲁歌如此写道： 郭沫若在这里称许创造社同人之一敬隐渔把《阿Q正传》译成法文，是为了说明创造社的功劳。他在这里没有谈到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有过评论，极力否认创造社的人没收了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的信，说这是“谣传”，是“无根无蒂的飞簧”。罗曼·罗兰有信称赞《阿Q正传》是事实，信被创造社压下一直不予发表也是事实。不过这信不是罗曼·罗兰写给鲁迅的，而是写给敬隐渔的。敬隐渔把这信寄给创造社，是希望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敬本人也是创造社的成员之一；而不是“托创造社转交”给鲁迅，敬直接给鲁迅寄过多封信件，何须“托创造社转交”呢？鲁迅对这一切是很清楚的，而郭沫若并不知道敬隐渔和鲁迅有多次通信联系的事。至于外界谣传罗曼·罗兰有信给鲁迅，那责任不应由鲁迅来负。 鲁迅逝世后，郭沫若于1936年10月22日写作了《魯迅を吊る》，发表在1936年10月26日出版的《帝国大学新闻》第644期上，后由陈北鸥译为中文，经作者修改后以《坠落了一个巨星》为题刊载于1936年11月16日出版的《现世界》第1卷第7期，所引文字是鲁歌对该文中两段文字的辩驳。要知道，郭沫若写作该文时，仅看见过增田涉《鲁迅传》中的相关说法，内云：“然而很不幸，那篇历史的批评文字，因为落于和鲁迅抗争之‘创造社’的手里，所以受他毁弃，那就不得发表了。”如果不是“托创造社转交”，“批评文字”怎会“落于和鲁迅抗争之‘创造社’的手里”？由此可知，郭沫若将其理解为“托创造社转交”并不离谱。 在鲁歌引用的两段文字中，郭沫若确实“没有谈到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有过评论”。不过，正如鲁歌指出的一样：“郭沫若在这里称许创造社人之一敬隐渔把《阿Q正传》译成法文，是为了说明创造社的功劳。”既如此，如果郭沫若在这两段中“谈到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有过评论”，从写作角度说属于离题，郭沫若不至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六 鲁歌如此写道： 郭沫若读了许寿裳的文字后，特意于1947年8月30日写了一篇《一封信的问题》，对许寿裳的回忆、增田涉的《鲁迅传》中的有关文字以及鲁迅致姚克的信，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驳。他称增田涉是一位“霸气十足的英雄”。这种做法是过份的，无理的，因为增田涉《鲁迅传》中的有关文字基本上合乎事实。至于郭沫若对鲁迅和许寿裳的两处文字的反驳，则是他把两处文字的不同意思不加分辨地混在了一起，误以为是一个意思，那是他的粗疏所致。他没有看出鲁迅的话是完全正确可靠的，而许寿裳的回忆不符合鲁迅的原意。 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可知郭沫若称增田涉是一位“霸气十足的英雄”确实是“过份的，无理的”。一、增田涉著、卞立强译的《鲁迅传》发表时，编者曾如此写道：“这篇鲁迅传，据作者说，草稿是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上海写的，曾经鲁迅过目”，由此可知，《鲁迅传》中引起郭沫若不满的文字至少得到了鲁迅的认可；二、正如增田涉所指出的那样，郭沫若《〈鲁迅传〉中的误谬》的以下说法是自相矛盾的：“郭君还这样说道：……创造社和鲁迅的抗争是在一九二八年。其中相隔了三年——怎么会扯得出这样的一个奇谎。此结论的引出方法要我看来却更加认为是一个弥天大谎，难怪，郭君说了出来，我也这样认为。‘诸君要知道，一九二五年前后的创造社，它是受着语丝系、文学研究会系的刊物所夹攻的’。”三、增田涉曾如此介绍自己写作《鲁迅传》的目的：“我写传记的本意，是向当时的日本介绍中国成长史的一个方面，让瞧不起中国的一般公民多少知道一点苦难深重的中国的真面目，从而激发觉悟和采取认真的行动。”[18]看看鲁迅1932年1月5日致增田涉函可以知道，增田涉写作《鲁迅传》的目的确实如此：“一月号《改造》未刊载《某君传》，岂文章之过耶？实因某君并非锋头人物。证据是：Gandhi（甘地）虽赤身露体，也出现在影片上。佐藤先生在《〈故乡〉译后记》中虽竭力介绍，但又怎么样呢？”[19] 不过，鲁歌认为的以下理由却不成立：“增田涉《鲁迅传》中的有关文字基本上合乎事实。”正因为增田涉《鲁迅传》中的有关文字基本上不合乎事实——郭沫若直到写作《一封信的问题》时都不认同《鲁迅传》中的说法，“从鲁迅逝世后，他再也没有对鲁迅有任何不敬的言谈”[20] 的郭沫若，只得将自己的不满转向《鲁迅传》的作者增田涉，称他是一位“霸气十足的英雄”。 鲁歌认为：“至于郭沫若对鲁迅和许寿裳的两处文字的反驳，则是他把两处文字的不同意思不加分辨地混在了一起，误以为是一个意思，那是他的粗疏所致。他没有看出鲁迅的话是完全正确可靠的，而许寿裳的回忆不符合鲁迅的原意。”在笔者看来这不能怪郭沫若。首先，郭沫若肯定知道，许寿裳是鲁迅的终身挚友，[21]《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的“鲁迅说罢一笑，我听了为之怃然”很有现场感，看见这样的文字，我们眼前甚至可以浮现出鲁迅、许寿裳谈话的情景，对这样的回忆，郭沫若不可能产生怀疑。其次，郭沫若在《一封信的问题》中如此写道：“罗兰的信究竟是那一年那一月写的呢？可惜各种资料上都没有明白地记出。但由这两句话中可以约略推得出一些线索。”由此可知，郭沫若“把两处文字的不同意思不加分辨地混在了一起，误以为是一个意思”，不是由于“他的粗疏所致”，而是由于他根本就不知道“罗兰的信究竟是那一年那一月写的”，只能“由这两句话中可以约略推得出一些线索”。正因为如此，郭沫若甚至做出了如此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推测：“说到‘笔战方酣，任意攻击’，那当得是一九二八年二三月以后的事。我倒幸运得很，那时我已经不在上海，而且对于创造社的事务早就没有过问了。假使那封信的寄出是在五月以后，那吗仿吾也不能负责的。说不定是王独清起下了恶意。王独清是精通法文的人，而他那时又在创造社负责，他的嫌疑实在很严重。”对此，郭沫若也不相信，接着提出了四个疑问，其中两个疑问又完全不符合事实：“第一，这封信究竟是不是真实，‘译者敬隐渔’回国时是发了狂的，他的话就绝对可靠吗？”；“第三，谁能保证那信不是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创造社被封后才寄到，因而失落了？”鲁歌能够“看出鲁迅的话是完全正确可靠的，而许寿裳的回忆不符合鲁迅的原意”，是因为自己看了戈宝权的《谈〈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遗憾的是，该文发表于郭沫若写作《一封信的问题》三十年后。 七 鲁歌如此写道： 至于郭沫若所说的“郁达夫之于鲁迅，更有点近于崇拜了”，用来作为否定鲁迅所说的创造社“很讨厌”他的论据，也是不妥当的。因为郁达夫对鲁迅的正确认识并不代表创造社的总的认识倾向，郁的正确认识在创造社中是受反对、受排挤的。……郁达夫对鲁迅的正确认识和高度评价，与创造社的普遍认识格格不入，因而创造社中人便在创造社的刊物上把鲁迅和郁达夫放在一起进行“批判”决非偶然。鲁迅所说的“这社是很讨厌我的”，自然并不包括他的“知人”郁达夫在内。 该段说法基本正确。为了证明“创造社同人对于鲁迅并无怨嫌”，郭沫若竟然无视郁达夫与创造社其他成员之间曾经有过的矛盾（包括与郭沫若自己），以创造社成员郁达夫与鲁迅的关系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说法是无法让人信服的。[22] 八 鲁歌如此写道： 郭沫若还以敬隐渔“回国时是发了狂的”，来否定鲁迅的“据译者敬隐渔说”，认为发狂者的话不可靠，因而关于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的信的问题，“实在是有点近于莫须有”，也就是说鲁迅给创造社加了“莫须有”的罪名。郭沫若的这一论据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敬隐渔回国发狂之前，他已经和鲁迅有过多次通信，那时他的神经是正常的。鲁迅正是从头脑正常的敬隐渔的来信中知道了这一切情况；而敬隐渔回国后鲁迅并未和他见过面。当然这些情况都是郭沫若同志所不了然的。 现在，我们具体引用一下郭沫若的相关文字： 我就根据这些，对于这位狂死了的“天才”，实在是不能相信的。请想想看：敬隐渔赴欧洲以后，创造社的刊物上便不再见他的文章，而他的文章却每每发表在文学研究会有关系的刊物上，罗兰评《阿Q正传》的信，他为什么不寄给文学研究会转致，或“请他们发表”，而要“寄给创造社”呢？鲁迅的对于文学研究会的关系更加亲密，你怕敬隐渔是不知道的吗？我敢于拿人格来保证，那位“天才”决不是那样迂阔的人！因此我敢于说：问题实在是有点近于莫须有。我对于鲁迅是尊敬着的，对于许寿裳也是尊敬着的。但我也爱我的朋友，我敢于相信，与创造社关系较深的一些朋友，如成仿吾、郑伯奇、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等等，决不是那样“抹煞”别人的信件以图快意的那种卑鄙的人。因此，我虽然已经弄不出一个水落石出，而我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是怀疑着的。 根据这段文字，鲁歌竟然能够推断出“也就是说鲁迅给创造社加了‘莫须有’的罪名”，实在令人惊讶！既然鲁歌已经指出“这些情况都是郭沫若同志所不了然的”，意味着郭沫若提出了“站不住脚”的论据可以理解，笔者不再多费笔墨。 九 鲁歌在文章末尾总结了六点，其中第四点是： 郭沫若对鲁迅的辩驳是没有道理的，他的说法基本错误，创造社压下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的信不予发表，弄得此信“永无下落”，本来就是不对的，郭沫若同志既不了解情况，又进而为之辩解、护短，则更是错上加错。 在笔者看来，人们已经能够通过1946年10月出版的《鲁迅书简》看见“鲁迅信”，许寿裳又在回忆文章中活灵活现地写到“一封信”的问题，以下三个原因决定郭沫若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一、即使郭沫若不写作，关心此事的读者也会希望郭沫若写作；二、“鲁迅信”和许寿裳回忆的说法并不一致，事实到底怎样，即使出于对逝去的鲁迅和健在的许寿裳的尊重，郭沫若也应该写文章说明一下；三、在郭沫若五十诞辰（虚岁）的1941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如此评价鲁迅、郭沫若：“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23]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被周恩来评价为“各人自有千秋”的郭沫若必须消除人们认为他与鲁迅关系不好的看法。 认真读读《一封信的问题》可以发现，不得不写作的郭沫若，一方面“对于鲁迅是尊敬着的、对于许寿裳也是尊敬着的”，一方面不相信鲁迅、许寿裳的说法，于是只得将责任推给四川老乡、创造社同人、在上海时期经常到自己寓所来的敬隐渔：“我就根据这些，对于这位狂死了的‘天才’，实在是不能相信的。”为了否认“鲁迅说‘这社是很讨厌我的’”，郭沫若竟然认为“创造社同人对于鲁迅并无怨嫌”，所举事例正如鲁歌所指出的一样，与事实不符。如此不符合事实的辩解，完全是因为不得不辩解的郭沫若却又不明就里，只好强行辩解造成的。不过，通过该文可以知道，郭沫若确实对“一封信”的具体情况完全不了解。 结尾前再来引用一下《一封信的问题》的结尾： 可惜得很，今天有好些朋友们，死的死了（如郁达夫、朱镜我），活的分散在四方（如成仿吾、何思敬、李初梨、 冯乃超、彭康），更有的被关在监狱里（如郑伯奇），我得不到他们共同来证明这一件事——这一件“抹煞”罗兰来信的事，我实在不仅“怃然”，而且有点遗憾。 但我敢于相信这些朋友们并不那么卑鄙，这儿毕竟还是保留着一个问题。 根据以上引文可以知道：一、郭沫若也希望知道此事究竟怎样；二、尽管郭沫若不相信鲁迅、许寿裳的说法，但他并没有完全否认，而是留有余地。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鲁迅信”中的“从此就永无下落”存在歧义，既可以理解为“一封信”被创造社压下了，也可以理解成在投递过程中遗失了；尽管郭沫若主要针对鲁迅书简、许寿裳回忆的辩解基本错误，但是他基于对创造社成员的了解而得出的结论即核心观点是正确的：创造社没有“压下”、“毁弃”敬隐渔寄来的信；鲁歌的以下结论则是错误的：“就此事而言，鲁迅所说是正确的，而郭沫若的辩驳与说法则基本上是不妥当的”。就其原因而言：鲁迅留下具有歧义的文字是因为直到写作该函时，他也搞不清楚“一封信”到底是被压下了还是遗失了；郭沫若的辩解基本错误是由于他完全不明就里，只能顺着鲁迅书简、许寿裳回忆提供的线索进行辩解，而鲁迅的书简存在歧义，许寿裳的说法存在错误，所以他的辩解难免出错；鲁歌的《关于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的一封信的问题》发表在《鲁迅研究动态》1984年第2期上，此时，叶灵凤的《敬隐渔与罗曼·罗兰的一封信》（叶灵凤等：《新雨集》，由香港上海书局于1961年初版、1977年再版）、周全平的《忆创造社出版部成立及〈洪水〉半月刊创刊》（《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都已面世，由于当时检索资料不方便，鲁歌没有看见它们很正常。不过，即使仅仅根据戈宝权《谈〈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提供的材料，鲁歌也不应该认为“郭沫若的辩驳与说法则基本上是不妥当的”，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可能为：“鲁迅研究专家”[24]的身份蒙蔽了他的眼睛。既然鲁歌在《关于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的一封信的问题》中对郭沫若的批评大多是不恰当的，意味着曾任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的王锡荣对鲁歌分析的肯定也是不恰当的。由此可知，任何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东西，所看对象都会染上眼镜的色彩，不管这人的主观愿望如何！并且，只要是真正的有色眼镜，任何人戴上后都不例外！ 在论述“鲁迅解剖学笔记事件”时，笔者曾以此为例发表了“前见对于史料释读的重要影响”的看法，其结论为：“以上事例充分说明，前见对史料释读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哪怕是异常严谨的日本学者同样如此，所以在释读史料时，只有抛弃前见，才有可能客观地对待史料，正确地释读出史料包含的相关信息，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25] 《关于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的一封信的问题》则以几乎全篇皆错的方式突出地说明了“前见”对于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作为“鲁迅研究专家”的鲁歌，在评价郭沫若的《一封信的问题》时，不但无视事实，甚至歪曲事实，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这样的文章面世后，也有可能得到人们的肯定，却存在着被人们指出错误的可能性。如果该错误确实存在，生前被指出后，除老实认错外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狡辩只会更加让人瞧不起，死后被指出连认错的可能都没有。所以，即使从爱惜自己名誉出发，在学术研究中也应该尽力避免前见的影响。 作为“鲁迅研究专家”的鲁歌，实际上对郭沫若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但发表了研究鲁迅、郭沫若关系的3篇文章，[26]还发表了5篇单独研究郭沫若的文章，[27] 1979年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作为增刊出版了他与单演义共同编注的资料集《鲁迅与郭沫若》，1997年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独著《鲁迅郭沫若研究》收录了他研究郭沫若的8篇文章。①〖ZW(〗〖ZK（〗〖ZK）〗〖ZW)〗笔者是出于对鲁迅的热爱才真正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的，目前又担任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已经去世的鲁歌却为鲁迅、郭沫若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基于以上原因，笔者本不应该以他为例来说明前见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仍然如此的原因为：一、郭沫若的《一封信的问题》是笔者主持的项目成果文章，无法回避；二、只有鲁歌对郭沫若的《一封信的问题》进行了几乎全面的否定，无法替换；三、因前见而影响学术研究的情况现在仍然普遍存在着，有必要通过这样的典型文章对该现象进行批评，并提醒现在及以后的研究者。 鲁歌文章的第六点结论为：“我们研究问题应该实事求是，采取科学的态度，不必‘为贤者讳’，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这一问题应该弄清是非，而不应混淆是非或颠倒是非，应如实地指出郭沫若同志和创造社当年的不妥做法，以其宗派主义的情绪和表现作为文学史上的深刻教训（当然郭沫若同志和创造社对我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功绩是不可没的），以利于我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向前进。”看来，知道如何做和实际如何做之间确实存在一段很大的距离，每一个研究者（包括笔者自己）都应该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时时提醒自己应该如何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尽量减少言行之间的矛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