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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历史中的好人:平民中国的道德想象——梁晓声《人世间》论

http://www.newdu.com 2019-12-12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岳雯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本文致力于解读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通过文本细读,本文认为,《人世间》重建了1970年代至今的生活,从工人、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到官员,在平民的土壤上诞生的不同阶层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梁晓声以描摹工人阶级的生活与精神肖像为方法,把工人重新带回到社会分析的中心。“好人”是梁晓声塑造小说人物的主旨性基调,在关于善的辩难中,小说重申了善的价值,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其史诗性的叙述方式在唤起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时代记忆的同时,也唤起了一个完整世界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梁晓声 《人世间》 工人 好人 史诗性
    如何想象一种生活?特别是,历史如巨象,混沌地显现了它自身……我是说,那样一种以变化为其根本性质的生活。如何书写一种生活?特别是,当书写者仍然身处其中,无法倚仗时间,从而获得某个超越性的视角,无法像后来者那般居高临下俯视生活。这是文学的困难之所在,也是梁晓声在《人世间》 中倾尽全力要回答的问题——以他的正直,他的清醒,他对人的拳拳深情来回答的问题。迎来《人世间》,是我们这一代读者的幸运。这部公认的极具史诗气质的作品重建了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生活,从工人、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到官员,在平民的土壤上诞生的不同阶层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历史图景。读 《人世间》,我们得以沉浸到生活的河流之中,在富有共鸣的场景中重温我们的来路;更重要的是,在变动的社会—历史关系中,在人物命运展开的诸多可能性中,我们得以了解一个平民中国如何展开道德想象,并经由这一想象重申关于善的信念。
    一 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人世间》事关中国工人阶级。如果说,我们的文学反复书写乡土中国的 勃兴与衰败,是为了描绘与表现“现代性”的“后果”,那么,《人世间》表现的就是“现代”本身——它书写的正是以工人阶级名义立国的国家里工人的 生活、情感与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共和国同龄的梁晓声正是以描摹工人阶级的生活与精神肖像为方法,把工人重新带回到社会分析的中心,由此探索与思考社会主义的经验。这一探索因其诚恳与深情,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时代记忆,也唤起了一个完整世界的历史图景。
    这一历史图景首先经由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的自豪感传递出来。周志刚是小说中着墨不算多的工人形象,却给读者留下了明朗乐观的鲜明印象。这不仅因为周志刚分享了一个新成立的人民国家的喜悦,他自身作为领导阶级的一分子也深深感受到了工人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这当然是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起来的。有研究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而工业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广大的城市工人。从清末民初中国产业工人诞生一直到解放前,由于中国工业规模不大,中国工人的队伍,也主要是以轻工业工人为主,这颇不利于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人队伍的成长,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性的意义。通过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国培植了较为健全的工业体系,而工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1。在当时,工人阶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福利,不仅远高于当地的农民,即使在城镇人口中,也是较高的。因而,工人阶级觉得自己对整个社会是有责任的。“有北方平原地区农村生活经历的工人们,一回忆起老家那一望无际的广袤土地,就对贵州当地山民内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后者所过的普遍的贫穷生活,也使工人们总觉得自己作为领导阶级,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们了。工人们对于贫穷有了全新的认识,因为较之于山民们的贫穷,他们自己的贫穷经历和家庭所面临的城市里的贫穷现状,简直就不值一提了。”2面对农民是如此,当面对知识分子时,周志刚则不复单纯的怜悯和同情,而是充满了相当复杂的情绪。
    周志刚以郑重声明般的口吻说:“我的手,不论左手或右手,是工人阶级的手,劳动者的手,光荣的手。我这双手曾扇过我小儿子一耳光, 还是因为周蓉到贵州来的事,再就从没打过任何人。你们知识分子,只善于动笔、动口,不善于动粗。我扇你耳光,等于欺负你。我不欺负人。再说,一个人也不能因为恨谁,就仗着自己比谁有力气动手打谁。就是那类很卑鄙很坏的知识分子,扇他们耳光人人称快,弘扬了正义,我也不会那么做。” 3
    这是周志刚与他并不认可的女婿冯化成的第一次会面。深究起来,这番话颇可寻味。一方面,从政治身份上说,根红苗正的“大三线”老工人周志刚在面对 “摘帽右派”冯化成时,是有潜在的政治地位上的优越感的。但是,他尽可能地平等地对待他。周志刚坦然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不是从翁婿这一私人身份上看待二人的关系,而是从工人与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身份的角度来对待对方。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任何一种私人关系,都需要纳入到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去衡量。另一方面,即使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是,面对知识分子时,周志刚仍然有不易察觉的文化自卑感。他不愿意让冯化成看轻了他,所以采用知识分子式的讲理的方式来与之沟通。
    事实上,工人阶级的自豪感还不主要体现在与其他身份的人们的关系上,而是体现为主动承担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责任,引领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这才是工人阶级在革命之后成为新的支配性阶级的根源所在。在国家建设中强烈的责任心和主体意识,在周志刚身上也可见一斑。
    到了周秉昆这一代工人身上,与老一代工人相比,他们与国家的连接感无形之中就减弱了许多。尽管,在政治事件中,受环境、义气或别的什么因素的影响,他们中的某些人,比如周秉昆、赶超也会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但无论如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再是参与者,而只是分享者和旁观者。这无疑淡化了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的主体意识。工人们只能从彼此十分有限的友谊中获得些许情感的慰藉。这也是《人世间》的主题之一。周秉昆和他酱油厂、木材厂的朋友们即所谓的“六小君子”在周家的年年聚会,是小说描绘的重点。梁晓声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共乐区的儿女们”。在历史决定生活的年代里,他们因为承担了相同的劳动,有着大体相似或相近的人生,彼此之间又没有利益分歧与差异,自然乐于在休闲时分相聚,享受友谊所带来的欢愉。这是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初期工人生活的主要特点。这是他们人生欢乐的源泉,如果考虑到之后他们会经历漫长的窘迫、贫寒与艰难,不妨说,青年时与朋友们相聚的日子甚至是他们人生少有的无忧无虑的时刻。这固然与青年人爱热闹的天性有关,更深层的,与他们的人生境况有莫大关系。正像小说所说的,(他们) “无论年龄大小,几乎都没有任何能力哪怕稍微改变一下人生状况,父母也完全帮不上他们的忙。只能像父辈那样靠江湖义气争取别人的好感,以便在急需帮助时借助一下哥们儿,或在同样感到压力时抱团取暖,面临同样威胁时做出小群体的一致反应”4。与父辈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工人们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小家庭中。自己和小家庭世俗化的更好的未来成为价值感的源泉。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革命中国以后的必然,也为社会的巨变酝酿着能量。
    但不管怎么说,此时的工人们,依然在惯性上延续着之前的安定感与归属感,在潜意识里依然有着工人阶级不言自明的优越感。日子固然是不好过了,可是谁又好过着呢?相聚仍然延续着,被当作生活中的一个仪式固定下来,但是再也没有青年时期的浪漫与憧憬了。他们甚至变得无话可说。可以说,这也是世俗生活在他们身上的投影。小说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当周秉昆通过各种机缘成为《大众文艺》的一名编辑时,他所接触到的人群,显然与过去在工厂生活时期的工友不太一样了。简单地说,他认识了一些有可能对他的人生起推动作用的朋友,而这是他的工人兄弟所无法想象的。因此,当他终于获得了转正的机会,由衷感到高兴,并担心会让朋友们嫉妒时,父亲和朋友们的反应却十分冷淡。对周志刚而言,工人的社会地位,是高于杂志编辑的。工人是领导阶级,而杂志编辑则意味着“永远需要被改造思想的群体中等级很低的一 员”,他吃不准是否值得替儿子高兴。而周秉昆的朋友们呢,也不觉得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原因在于周秉昆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好处。也就是说,周秉昆因为“穿行”阶层过程中所获得的看待社会生活的视野,是处于原先阶层的朋友们所无法具备的。因为视野过于狭窄,他们只能将目光集中于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上,比如房子、工厂里的职工福利。他们也不会想到,新的社会巨变即将发生。他们也将失去手中的铁饭碗,承受改革的“阵痛”。
    这是谈歌在《大厂》,刘醒龙在《分享艰难》等小说中曾经书写过的故事。如果说,在故事发生的当时,小说家们以小说这一形式将他们所意识到的蕴含着丰富历史内容的故事予以解释,并试图规划未来的方向,从而引起多方争论,那么,当这一代曾经被号召“分享艰难”的工人纷纷步入晚年,重新书写这一段故事又意味着什么呢?梁晓声似乎并不执着于给这一段历史重新赋予任何超出它自身的意义。他只是老实地叙述,叙述工厂行将破产之时工人们五花八门的出路——从找门路搞批条到代销拖拉机,再到偷卖工厂零件,叙述厂领导的吃喝——有的是为了找合作,有的是为了诓骗他人上船,也有的纯为了享受。在他的叙述中,有悲痛到了极点的故事,比如国庆老父亲的死、赶超妹妹的死,有无处不在的压抑而恐惧的情绪。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梁晓声让他的人物在此时此地强烈意识到,人和人是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人的命运也就是自我的命运,就像此时已然是酒楼副总经理的周秉昆所感受到的,“他认为如果工人们的人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自己的境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去”5。由此出发,工人们的状况其实也就是中国的状况。个人与共同体再次建立了深层联系。应该说,这是梁晓声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对1990年代 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的一次改写。如果说,之前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一批小说号召“分享艰难”,是呼吁个人主动替共同体分担某种“艰难”,而到了梁晓声这里,个人的“艰难”,也就是共同体的“艰难”。这一改写意味深长,作家的情感立场与思想路径由此可见一斑。
    或许是历史的必然,抑或是个人命运的偶然,工人周秉昆并没有穿越“在底层与其他略高于底层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无形的铜墙铁壁”。在经历了编辑、组织“走穴”以及酒店副总经理等不同的人生之后,他因为偶然事件入狱,并再次跌回到原先的阶层,再次回到了他的朋友中间。现在,他切身感受到了“艰难”的凛冽寒意。这不仅意味着生活失去了保障,他和朋友们需要每天出去找活儿才能谋生。心理上的“艰难”恐怕也不容忽视。就像小说所说的,“工人阶层的集体梦想首先是工作稳定。为了求得那一份稳定,他们一般都最为务实”6。他们不得不告别集体经济时代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接受市场经济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动荡与不安。没有什么持续不变的稳定的生活,变化,以及变化中的适应成为他们人生的节奏。就像小说里说的,“那种有家又似没家的感觉很奇怪,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恰恰就是新的生产关系所塑造的情感结构。工人们渐渐与他人失去了关联,慢慢沉没到市场经济浪潮的底部,成为无声的存在。
    从1970年代到2015年,这是以周秉昆为核心,略略辐射到周志刚的漫长人生。正如卢卡契所说,“在所有伟大的作品中,它的人物,必须在他们彼此之间,与他们的社会存在之间,与这存在的重大问题之间的多方面的相互依赖上被描写出来。这些关系理解得越深刻,这些相互的关联发展得越是多方面,则这作品越成为伟大的”7。《人世间》专注于展示个体生命历程的同时,也提供了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钥匙。当我们伴随着周秉昆风尘仆仆地跋涉到小说的终点时,我们恍然,那正是我们自己。是的,这是所有真正文学的伟大任务。它让我们意识到自己。
    二 善的辩难
    《人世间》有时下小说并不多见的道德气质。当现代小说家出于对人的境况的复杂性的洞察而明智地保持沉默时,梁晓声不避陈旧,极力重申善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继承人,也是“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永恒问题的又一回答者。
    梁晓声对于“善”的想象集中落实在“好人”身上,即他要回答在当下中国,做一个“好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做一个“好人”。这也是当下小说家集中探索的问题。8在一个社会快速转型的时代,关于伦理与道德的许多定见正在发生松动。这一探索,某种意义上也是重建当代世界的价值伦理。“好人”是梁晓声塑造小说人物的主旨性基调,也是他对自己,对人何以为人的期许。那么,梁晓声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好人”呢?
    在当下中国,“好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民间的朴素教化。在民间的评价体系中,仁义、善良、讲义气等传统人格修养,构成了民间道德的核心。正如小说中周志刚告诫老伴的一席话,“咱们老百姓的女儿,将来是好人,走正道,我认为就是出息了。咱们女儿善良、知仁义,对人对事有正义感,只要这三点在她身上不变,其他方面任性一点就随她吧”9。好人,基本上是民间道德评价的唯一标准。比如周家长子周秉义,很早就形成并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他要求自己不但要努力争取出类拔萃,而且还要始终是一个好人。在这里,好人的标准甚至高于出类拔萃。他也是这么实践的。当他遇到 可以改变人生的重要契机时,他没有出卖爱情,而是坦然放弃了这一机会。他经受住了人品的考验。当周志刚与作为“摘帽右派”的女婿冯化成第一次见面时,冯化成诚恳地向他表白,“我不是一个卑鄙下贱的坏知识分子,恰恰相反,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好人的意思,您懂的……”10周志刚也的确根据他之前在陌生人群中的表现确认了他是一个好人。作为读者的我们都清楚,是不是好人,直接决定了周志刚是否认可周蓉的婚姻。周家的第三代周楠为救他人牺牲,周蓉也将之归因于民间教育的结果——“我见到咱爸给他和聪聪讲杨家将故事的情形。咱爸讲到杨二郎为了让兄弟们夺路而逃,力举城门结果被活活压死时,楠楠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11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世间》中的所有人,几乎都被“好人”这一价值牵引着,跌跌撞撞地学习成为好人。
    应该说,民间关于好人的价值持守,主要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小说发生的主要地点在共乐区光字片街道。小说用周秉义的口特地指出,“可咱们光 字片的街名,却正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街名,咱爸那一辈中国人起的。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连起来是孔子的话——仁义礼智信!”可见,儒家思 想深远地影响了民间道德的形成,并实实在在构成了人们行为的参照系。此外,书籍,特别是文学书籍的影响也是“好人”构成的精神要素。作为被文学影响,乃至改变命运的一代人,梁晓声对此深有感触。在小说中,他特地写到 了青年们拉着窗帘,关上门,阅读与讨论经典文学作品的情形。这是属于1970年代的经典时刻。读《人世间》,被带回一个遥远的时代。那个时代所蕴含的对知识的热望,对于人的激情以及对整个中国前途命运的关切,让一个时代的 先行者反躬自省。他们从文学中获得精神养分,这些养分保证了他们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成为坚定不移的善的践行者。
    梁晓声这一代作家确实感受到了民间价值系统的包容性与修复性力量,于是,在小说中,他以民间的道德为精神内核,构筑了一个洋溢着美和善的民间世界。尽管他也批判民间的某些无意识心理,比如对于权势的依附等,但是,他仍然相信民间的善具有强大的修复功能。在他的笔下,这一民间道德是自在自为与低调运行的,因而足以应付政治力量的冲击与侵扰。由此,梁晓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将德性与政治分开。
    这一命题,首先是通过周蓉与周秉义的辩论提出来的。周秉义出于政治的敏感,嘱咐初到北大的周蓉做一个好学生,并提出做好人和做好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却遭到了周蓉的反击。梁晓声并没有充分展开这一辩论的具体内容。作为读者的我们可以予以想象性填充。或许,在周秉义看来,好人,是民间性的要求,其核心要素是恒定的。好学生(好青年)则是政治化的要求,与 一个时代对人的身份的塑造有很大关系。12但是,对于受自由主义影响的周蓉来说,民间的价值标准似乎是可以覆盖或者超越政治性标准的。哪一种看法更符合现实,作家似乎并未就此表态。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小说人物中见出端倪。曾经一度担任酱油厂三把手的曲老太太就是证明这一点的典型人物。对于周秉昆和他在酱油厂的朋友来说,曲老太太是他们的“贵人”。在恰巧听到年轻的工人们咒她的话之后,曲老太太并未挟私报复,反而带他们去了她家,感谢周秉昆关键时刻救助了她的丈夫,给他们提供了一顿匮乏年代少见的大餐,并给予他们有益的人生指点。此后,在他们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时,都想到请曲老太太帮忙。曲老太太也尽她所能地帮助了他们。周秉昆和他的朋友们彻底改变了对她的印象,并认定“她基本上是个好人”。这个“好”是从对待他人,特别是最底层的工人的善意中体现出来的。可是,对于周秉昆的师傅白笑川而言,曲老太太却完全够不上“好人”的标准,而是“坏透了”,原因是她在1957年以不太合理的理由将白笑川和他追求的京剧名角向桂芳打成了“右派”。这固然可以看出“好”的相对性,也深刻地说明了德性与政治在一个特殊时代的分离。
    德性与政治的分离,在一个个体身上或许仅仅表现为复杂的人物性格, 但若推而广之,其中却蕴含着某种历史的秘密。德性倘若失去了政治为其提供的更为宏观的共同体视野,不免失之琐碎,无法达至更高的、把更多的人们团结起来的善;而政治倘若失去了德性,就失去了根基,不免失之高蹈,沦为空谈。就这样,政治中国的动员能力在1970年之后逐步减弱。政治中国与民间中 国在经历了复杂的相互缠绕的过程之后,终究逐步分离。
    梁晓声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在小说中将之进行想象性弥合。这也可以视作周秉义、吕川等人的精神根源。当周秉昆等追求成为一个好人时,上了大学的吕川却来信给他的朋友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我承认你们都很义气,但那义气,从来仅仅局限在我们之间,凡与我们无关系的其他人,他们如果遭遇了不公平,我们何曾表现过正义和同情?我们之间那种义气,与我们父辈当年的拜把子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本能的生存之道!”“我将视你们为同仁,同仁就是好人加同志……”“我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命运。”13换句话说,如果民间意义的“好”是在认识的有着共同命运的人之间分享善意,那么,更高意义上的“好”则意味着将自己与不认识的他人联系起来,与国家联系起来。这是政治意义上的好,也是周秉义所追求的目标——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也是好政治的追求者。他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乃至亲人之上,为此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但是,有实现好的意愿并不意味着有实践好的能力。对于像周秉昆那样的平民来说,好人是他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更高意义上的好则是他所不能 的。就像他在心里对吕川的回应那样——“你看到的我们都看不到,你听到的我们都听不到,你认识的人我们上哪儿去认识?你们之间的话题怎么可能成为我们之间的话题?你所主张的正义,我们怎么知道那确实是正义?你所怀疑的真理我们又如何判定那根本不是真理?你的信不但羞辱了我们,也羞辱了 千千万万的人,因为千千万万的人像我们一样,其实对我们的国家所知甚少, 并且一向认为不知道并不妨碍结婚生孩子过日子,甚至认为知道了反而妨碍过日子。”14在梁晓声看来,好是应该分出不同层次的。一个人应该学习成为好人,恪守民间意义上的好。在此基础上,有一定知识视野、思考能力的人应该追求好政治,各“好”其“好”,“好”“好”与共。
    接下来的问题是,成为好人就意味着获得好的生活,好的命运吗?答案往往是否定的。15然而,这恰恰是善好的魅力所在。它并不向信奉它的人们允诺同等的回报,但是,它仍然可以因其自身的缘故而闪闪发亮。梁晓声终究还是不忍心让这人世间显得过分的艰辛与充满磨难,他给他笔下的人物都安排了完美的情感生活,让情感成为好人的心灵滋养与酬报。这大约也是一个好人对于世界的善意吧。
    为什么要谈论“好人”?为什么要为“好人”赋予意义?这关乎一个作家看待世界的眼光。在梁晓声那里,“好人”是他一直以来书写的核心内容。他曾经写过一篇标题为“好人书卷”的散文,一度甚至想创办一本杂志,就叫 《好人书卷》,在《忐忑的中国人》里他专门用一个章节书写“好人文化”。在他看来,对好人的强调,意味着文学不仅要表现人在生活中是怎样的,更要表现人应该怎样。当表现了人应该是怎样的时候,文学就不再只是镜子了,而是具有了能动性与召唤力——正是由于这一点文学才成其为文学。
    三 作为总体性结构的现实主义
    《人世间》被公认为是具有史诗气质的小说。伊恩·瓦特从文类传统上讨论了小说何以被称作史诗——“史诗是叙事文学形式的最初例证,同时又是严 肃文学的例证,因此,顺理成章的是,它可以为包含了所有这类作品的各类形式命名;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也可以被说成是一种史诗。人们也许可以像黑格尔那样走得更远,把小说视为现代枯燥的现实观念挤压下产生的史诗精神的一种体现。”16显然,我们今天使用“史诗”一词,不是在文类意义上的,而是指的一种风格,也包括作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那么,《人世间》是在什么意义上体现其史诗性呢?
    成为史诗性作品的前提是关注作为总体结构的社会现实。这意味着作家们要从一个中心的观点来看待社会,而这个中心是从生活本身中产生的,是作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反映,并在诸多社会现象中都或隐或现地存在着。贺桂梅在分析柳青的《创业史》时指出,“《创业史》从‘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来理解和表现农村合作化运动,意味着柳青不仅仅将农村合作化运动视为一场经济运动,即如赵树理的《三里湾》那样从经济、技术、管理的社会化角度强调合作化的必要性,也不仅仅将其视为一场社会运动,即如《山乡巨变》 或《艳阳天》那样强调阶级群体的关系变动和矛盾冲突,而更强调其同时作为 一场文化运动(革命)的意义,更注重人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它将经济、社会和文化这三个层面融合起来,试图表现的是‘这个制度的新生活’,一种新的‘世界’形态”17。对于柳青来说,这个中心的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当梁晓声将视野聚焦到1970年代城市平民的生活时,他其实要探究的是,一个革命中国是如何通向一个现代中国的,以及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阶层是如何彼此缠绕又彼此疏离的。他选择周秉昆作为主要人物,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作为周家幼子,周秉昆其实并不具备哥哥周秉义、姐姐周蓉的文化敏感和智慧风貌,被认为是“头脑简单,爱认死理”。这样一个人物,其实并不利于叙述者通过他传达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但是,梁晓声依然将其作为主人公,固然体现了他对于平民这一阶层的认同,也有更复杂的考虑。一方面,周秉昆受到了哥哥姐姐对于文学热爱的影响,有了自我反省的能力,并建立了通过自我反省来认识世界的路径;另一方面,周秉昆作为一个轴心人物,既可以与成为干部的哥哥、成为知识分子的姐姐建立纵向联结,也可以同国庆、赶超、德宝、春燕等工友、邻居建立横向联结,将梁晓声所要描绘的世界的基本社会因素完整地纳入其中。在从革命中国转向现代中国的过程中,不同阶层都深深地卷入其中。其中,周秉义代表了干部阶层,无论是担任大型军工厂的领导,还是成为城市建设的规划者和改造者,他们是改革开放这一现代化工程的具体执行者。周蓉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她是知识的创造者,也是各种社会现象的评论者。然而,遗憾的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她并未通过钻研学问而创造价值,她与她的导师汪尔淼先生醉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未真正渗透到中国的现实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周秉昆所代表的平民阶层则发生了不同的分化,有的人,如国庆和赶超,因为承担了社会和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代价,生活愈发艰辛;也有的人, 如向阳,抓住了市场经济的机会,在市场的大潮中几经起伏,最后走到了法律 边界之外。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转型过程中,因为思想深度、知识视野、 情感维度与利益等的差异,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的隔膜与疏离,即使是亲人之间,也概莫能外。有鉴于此,梁晓声在小说临近结尾处安排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在2012年的春节,周家人又聚在了一起。此时,周家三兄妹都已经开始步入晚年,他们五个人在卧室里畅聊,这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了周秉义、周蓉下乡前的日子,只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在光字片的周家老屋里谈的是世界名著,而现在,对于中国当下与未来的关心牢牢地占据了他们的话题中心。这意味着,即使存在所谓的阶层之间的差异与隔膜,但是,对于祖国命运的关心依然可以将人们紧紧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摇摇欲坠的团结也由此得 到了修复。这是梁晓声这一代作家的信念与期许——中国是把人们铸造成共同体的根本性力量。但依然不够。梁晓声还安排周蓉写了一本叫作《我们这代儿女》的小说(这多么像《人世间》!),期待经由文学,人们达成了情感上的互相理解。这让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具有开放性的未来恰恰植根于这种深层 的互相理解基础之上。
    其次,史诗性还表现为,细节是构成结构的基本因素。卢卡契在谈论托尔斯泰时指出,“在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每一事物都是跟别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每一种现象表明许多成分的多音曲,个人与社会、肉体与精神、私人利益与公共事务的交错关系”18。这意味着,细节并不作为细节本身而存在,每一个细节都联系着社会的整体。卢卡契进一步举例说,左拉详细描述了证券交易所、赛马场、剧场等场所,他的写作当然具有百科全书性质。但是,这些事物跟人的命运是完全无关的,它们只是对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的背景。托尔斯泰则不同。他是那种少有的表现“事物的整体”的作家。这就使得他所描述的每一幅画面都是相互联系的,都是整部作品构思的一部分,都是人物性格发展的一个必要因素。梁晓声是现实主义的忠实继承人。他充分实践了 “细节—整体”的叙述方式。以光字片的房屋为例。当小说一开始,叙述人巨细无遗地介绍共乐区光字片的来历,介绍周家的里外两间小屋,读者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是故事的发生地点,是周家儿女生活的空间,是背景性因素。可是,随着小说的进展,我们意识到,这房屋绝不是外在于人的生活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个性:这房屋是周秉义、周蓉等朗读、讨论文学名著,交 流精神的场所,是周秉昆和他的工人朋友们相聚的场所。房屋还是周秉昆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从小康之家跌回平民生活,这对他的精神状态构成了深远影响。最后,周家房屋所在的光字片成为周秉义改革的目标,在改善周秉昆生活状况的同时也让他与昔日的朋友分道扬镳。简言之,依靠一个个活生生的具有整体性的细节,梁晓声使得人与人,包括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有了历史的深度。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联系在一起。经由这些互相联系着的细节,一个在转型中蕴含着勃勃生机的社会跃然纸上。
    最后,史诗性还意味着“史”与“诗”的统一。梁晓声“发明”了一种在现代小说家看来近乎“笨拙”的叙述方法,即编年史的叙事方法。小说的时间跨度是从1972年到2016年。梁晓声以工笔的功夫,细描了某些年份,使得这些被叙述的年份具有了沉甸甸的时间的重量。比如,从1972年冬天到1973年春节前这一年时间,小说就用了四章来叙述。从1973年春节到1974年春节,小说则用了从第五章到第十章的篇幅进行叙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重视历史之于个体的影响,但是,梁晓声绝不让历史完全占据小说的前台。与大多数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旨的小说不同的是,他所着力书写的年份,不是重大社会事件发生的年份,而是对于个体生命有重大意义的年份。这固然是因为他恪守了一个作家的诚实——人,活生生的人和人的生活才是文学的主题,也是因为他尊重社会的规律——那些重大历史事件要么是长期积蓄的社会潜能的结果,往往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段才能在普通人的生活里显影。换句话说,他重视“史”,但也不愿意让“史”侵占“诗”的空间。即使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梁晓声也赋予了他反省个人生活的能力,从而打开了他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空间。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普通人经过反省的饱含艰辛却又不乏激情与思考的生活。
    《人世间》继承了我们分外熟悉然而久违了的19世纪现实主义的传统。现实主义就以这种方式重新回到我们中间,蕴含着强大的感染力。与这一传统相伴而行的,是作家对于人的深情。梁晓声站在苍茫的人间大地上,热眼注视着时代的车轮是如何辚辚辗过,在改变了世界的样貌的同时也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由此,他所创造的这座北方城市打开了我们理解东北老工业区的兴衰变迁乃至中国社会变革的多重向度,成为我们的精神根据地。生活在这座城市的 人们,无论是工人、干部还是知识分子,无不把“好人”作为坚不可摧的生活信念,并为此竭尽全力地活着。梁晓声将“善”,特别是来自民间并被书籍所滋养的“善”作为认识与改变世界的最高准则。他无可辩驳地说服我们相信有更好的世界的存在。而这个更好的世界,不在彼处,正在人世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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