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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 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 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作了总结。 全文大致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灾荒严重，崇祯昏聩，结果引起民变，弄出亡国之祸。第二部分叙述李自成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终至推翻明朝统治，占领北京。其中特别详细考证了知识分子李岩的经历及其重要作用。第三部分说明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听李岩的主张，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有些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后终于失败。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该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多次印成单行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甲申三百年祭的真正写作意图是保护周恩来，文中的李岩是隐喻周恩来。郭沫若是周的朋友，当时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饱受打击，郭是经过和南方局主要领导的协商之后才精心写作此文的，目的是提醒毛泽东，保护周恩来。 （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360年前的甲申年， 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从胜利到覆没。 1944年，上一个甲申年的3月19日，郭沫若饱含激情和睿智写下的《甲申三百年祭》，对农民革命军在鼎盛时迅速走向失败的历史悲剧作了深刻总结。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把它列为整风文献，要求全党同志认真研读，目的是“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2002年冬，党的十六大刚开过，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下基层，就带领书记处全体同志踏雪到西柏坡考察学习，重申了“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 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重在持之以恒的实践，真抓实干。 ——推进民主建设，跳出“历史周期率”。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有过关于“周期率”的著名对话。黄炎培见证了不少团体、地方乃至国家，初时艰难困苦，无事不用心，环境好后便或把精神放下，惰性发作，难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李自成队伍进京后的懈怠涣散，是对此最好的注脚。毛泽东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我们党致力于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党的十六大更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措施，并把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尊重和保护人权，也写入了修改后的宪法。“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与时俱进推进民主，政府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这是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保证。 ——强调“两个务必”，防止骄奢淫逸、腐化变质。执政意味着手中有权，手中权力用得好，可以为老百姓谋幸福，用不好会沦为谋私工具。李自成进京后，队伍从上到下弥漫着骄傲和享乐的情绪，高层领导严重腐化，其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急剧下降，就不足为奇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一直坚持“两个务必”，一方面强调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一方面坚决反对腐败，毫不留情地把腐败分子清除出队伍。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反腐败的力度明显加大。老百姓对腐败深恶痛绝，我们党铁腕反腐大得民心。 ——竭力让农民增收，冲破“黄宗羲定律”。历代封建王朝，起初对农民减免一些税赋，减轻其负担；但为了弥补财政收入，又对农民增收其他苛捐杂税，最后其负担不减反增。因无法走出这一怪圈，故被称为“定律”。我们党历来重视维护农民利益，改革开放以来，多次通过“一号文件”解决农民在脱贫致富中碰到的困难。十六大后，更从统筹城乡发展、打破城乡分割的战略高度，重视9亿农民的减负增收问题。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一方面广开农民致富门路。温总理曾表示，我们有信心冲破“黄宗羲定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出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重大决策。 民心向背决定事业成败。我们党必须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同命运，从人民的评判中发现不足纠正缺点，从人民的信任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使我们的各项工作更得民心、顺民意、合民情，我们才能应对未来的各种考试，昂首迎接下一个甲申年的到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