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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面上，《月落荒寺》这部作品和格非之前的《隐身衣》有很多交叉，原来的副线人物在《月落荒寺》中成了主场人物，像戏剧中，主唱和副歌交换了位置，或者，借格非曾在采访中说的一个意思，林宜生们，从《隐身衣》到《月落荒寺》，突破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文本“常人”，突破了“隐身”的位置，开始对自己的存在发出既软弱又锐利的思考。文本和人物的互相转场，是先锋一代最娴熟的技巧，马原这样干，余华也这样干，只是格非把这种手法发展成一种语法，《月落荒寺》内部，第35节复现了第1节的场景，但转换了视点。在小说外部，无论是女主“楚云”这个名字，还是“月落荒寺”这个曲名，都和白居易、《金瓶梅》、德彪西等更广阔的文本构成了复调。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这部作品的内面。 小说开头就写，四月初的一天下午，“林宜生和楚云从楼上下来”，这句话如此眼熟。没错，它跟《江南三部曲》的第一句话，几乎一模一样，《人面桃花》开首就是，“父亲从楼上下来了。”从2004年的《人面桃花》，到2019年的《月落荒寺》，十五年，格非终于从楼上下来。 整本书，虽然依然受“月落荒寺”格式的统辖，里面有大量典雅的诗词歌赋，包括楚月本人神秘的氤氲之气，以及她让林宜生刮目相看的时刻，也是因为他发现她的知识面“并不限于日本俳句、白居易和帕斯卡尔”，她懂德彪西，还能对马丁·路德的音乐贡献下判断，这些，都是格非以往小说中有的，以后还会有的种种文人气。但是，时代，突入了他的小说。 卡尔·施密特在论述《哈姆雷特》时指出，悲剧和悲哀的戏剧不一样，后者其实只是表演剧，而悲剧，是无法被表演的。“悲剧事件的核心、悲剧货真价实的根源是某种无法掩盖的东西”，是即便是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也无法虚构的东西，也就是，“时代性”。换言之，“悲剧不是基于被共同承认的语言以及戏剧规则，而是基于共通的历史现实这一活生生的经验而成立。” 上述观点来自施密特的《哈姆雷特或赫库芭：时代侵入戏剧》，看《月落荒寺》的时候，不断想到施密特的这本书。这么说吧，在这部最新作品中，格非似乎终于放弃了他已然成熟且深受读者喜爱的演技，用这种演技，他已能胜任各种戏剧或故事，他能神秘又轻松地驾驭一切幻想和情景，可以不动声色也可以声色翻滚，但是，新世纪开始，他应该就已经意识到，有些东西，永远无法虚构，就像，现实的硬核是任何作家无力只手创造。《哈姆雷特》最后是直接从眼前的现实中取材，终于让一个悲哀的戏剧上升为悲剧。 把悲哀的戏剧上升为悲剧，《江南三部曲》是一次思想实践，《月落荒寺》则是一次全方位的更彻底的实践，因为这一次，现实还侵入了格非的叙事和语言层面。 莫言曾经开玩笑地说，无论他写什么，都是乡村小说，但无论格非写什么，都是城市的。这话非常精准，仔细体味，可以说其中也包含了一层批评。从八十年代写到今天，格非一直以“结构现代，文辞雅致”赢得读者，即使是在以乡村为背景的小说中，男男女女也基本没有丰乳肥臀的言辞，但是，《月落荒寺》中，格非的语言突然粗糙起来，偶尔甚至动用了器官，风格的放弃是任何作家都不敢随便实施的，但格非似乎决意重建叙事和生活的关系。 时代入侵小说。小说中出现的各种符号都失去了先锋滤镜，中关村，五道口，理工大学，雕刻时光，很多读者甚至把男主直接对位格非。格非落笔时刻，不会预料不到这个结果，对于一个特别擅长保护自己隐私的作家，这样的裸露几乎有点畅销小说的横竖横，格非可以把他的音乐爱好交给主人公，那男主的失眠当然也可能就是格非自己的。而通过向文本上缴自己的部分生活，格非相当成功地在观众和文本之间建构了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读者，作者和小说主人公分享共同的生活细节。如此，观众的生活世界也被整合进了文本，没错，那个天桥我们也走过，那次车祸，就像我们曾经目睹的那次。当然，格非没有止步于此，否则他的小说就是新闻就是报道了，把那次我们共同目击的车祸带到悲剧的高度，格非还需要用文学为事件赋形。 如此，“月落荒寺”出场。 说实在，我一直觉得“月落荒寺”这个意象高了点，尤其最后还要搞到圆明园正觉寺去，挥不去的上流社会广场舞感，好在主人公始终和这个上流社会保持了一种融入的间离。而格非做得最好的是，终场“月落”，并不是在圆明园完成。就像《哈姆雷特》最后一幕，作为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要为这个国家做好临终的政治安排，“福丁布拉斯将被推戴为王，他已经得到我这临死之人的同意”，格非也为林宜生和楚生封印了时代的创口贴，他们的生活都已经恢复平静，各自成家各自人生。 我很喜欢这个结尾。它缓解了《春尽江南》结尾女主之死带来的遗憾。说到底，在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每个人都是拿自己的局限和这个世界肉搏，而作为凡人，我们能在人世收获的敌意也好，爱意也好，最后都将混同日月，和岩石树木为伴。月落荒寺，林宜生最后的人生选择和他最后的谎言愿望，结结实实就是我们共享的现在，在这一刻，悲哀的戏剧成为悲剧，当代月色以它无可更改的行程和形状，和我们彼此确认。这是时代硬盘，这种体验为本世纪的每个人所分享，格非不过是完成了他的文学任务，而经由这最后的瞬间，格非下楼。 这让我想起他当年在写作课上讲过的一个故事，似乎也是全班最投入的一次课，因为当时整个课堂安静下来。故事是这样的，一对恋人出海，海誓山盟完毕，小伙掏出戒指，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浪头，戒指落海。恋人就这样被致命的浪头打散，各自天涯。很多年过去，他们相遇泰坦尼克晚宴，百感交集时刻，鲨鱼上桌，老女郎一口下去，牙齿咯噔。 “戒指，她吃到了戒指。”人人呼之欲出。格非好整以暇，几乎要拿出烟来抽。我们在想象中等他吐出烟圈，他说了一句，“她吃到一根鲨鱼骨头。” 《月落荒寺》，格非下楼来，吐出他的鲨鱼骨头。在这个“具体的普遍性”里，我们穷尽一生寻求的答案，以既凄怆又温暖的形象，和我们觥筹交错。如此，无论是书中卢卡奇的“深渊大饭店”，还是萨特的“两种生活论”，都被月亮统摄，因为它严厉地照竹林，也温柔地照沟渠。存在就是我们的全部职责，用弥尔顿的诗来说，只是站着待命的，也是伺奉。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