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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差旅行之特例：贬谪之旅 官差旅行中有一类特殊的旅行是因贬谪游移于京城、故乡、为官之地的行旅。朋党之争贯穿宋代始末，各政治集团间因政见不同、利益不同，往往形成相互对立的派别。当权者对不附己的官员实行打击、摈斥，将官员从中央贬谪至地方任职，从权力中心发配至边远州县，成为宋代官员宦海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欧阳修的《于役志》，周必大的《归庐陵日记》、《南归录》都记载了贬官途中的经历，跟普通的官差旅行相比异中有同。 (一)朝廷下贬谪令后需立即辞阙，远赴贬所，不允许有多日的停留 欧阳修贬夷陵，“临行，台吏催苛百端，……使人惶迫不知所为”[19]997。戊戌得知贬谪令，时隔三日，辛丑日就被催促启程。周必大乾道八年(1172)自京贬吉州宫监，当日下诏即出北关，南归吉水县，“黎明，受省札，即登车”，并从好友曹大亨处得知“午间有旨……趣予与莫济日下出门”[20]卷九。莫济是与周必大一同被贬的官员。可见，贬谪令下，时间之紧迫，连治备行装的时间都没有，就匆匆出行，后来又在吴江县驿中治备行李，并派随从入城采购，一日方准备充足。隆兴元年(1163)，周必大因不满朝廷对曾觌、龙大渊等人的任命，乞求外在宫观，受敕主管台州崇道观。虽领受宫观，但从本质上来说是周必大因政见不同而遭受排挤的贬谪之行，他亦于受命第二日出暗门，第三日即出城。 (二)远赴贬所时间无严格限制 贬谪令下，被贬官员即被催促启程，匆忙前行。一旦离开京城，远赴贬所，途中时间却无严格限制。 表现之一，被贬官员往往在一地停留数日。张舜民被贬郴州，在池州停留9日，在黄州武昌停留17日，停留期间亦不外乎访友、宴饮、登山玩水之事。张舜民在黄州武昌停留期间曾与黄州官员杨寀、孟震、苏轼、李令等人宴饮，又同李观佐、吴亮、苏轼等人游武昌樊山、登石城观览、游魏夫人阁观。李纲被贬，辗转于江南、江西、湖南各地，每至一地必观览江山之胜。在梁溪，两游惠山；至弋阳，游龟峰寺；至豫章，与长老怀宗同游翠微寺、玉隆万寿宫；次筠阳，游九峰寺；次长沙，游道林岳麓寺。聚会游览时，友人之间烹茶饮酒、弈棋弹琴、作诗赋文，显得悠然自得而少有贬谪的痛苦哀吟。贬谪官员在旅途中宴饮、游览机会众多，这在周必大的《归庐陵日记》、《南归录》中亦屡见不鲜，欧阳修的《于役志》甚至被王慎中称为“公酒肉账簿也”[2]3031。 贬谪官员在途中还有枉道而行的情形。周必大乾道八年贬吉州，从临安出发经崇德县、秀州、吴江，本可直接西北行至无锡，但他出吴江后绕道尹山、抵盘门，赴范成大之邀后，又至木渎镇游灵岩山、泛太湖、游横山后归盘门，再至昆山访诸亲旧，前后滞留27日方从昆山出发前往无锡。隆兴元年(1163)，周必大回吉州，从临安至贵溪县后，本可经临川沿江至吉州，但他改陆行至金溪，绕到南城、南丰、广昌，至宁都省亲，然后经雩都县、赣州北上至万安县、太和县，归永和镇，由贵溪至宁都绕道560里，耗时10日。 其二，在水陆都能到达目的地的情况下，贬谪官员往往选择水路前往。欧阳修贬夷陵即选择水路，“沿汴绝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才至荆南”[19]《与尹师鲁第一书》，997。自五月二十四日出东水门，十月二十六日到夷陵县，用时五个多月。如果选择陆路至夷陵，可从汴京出发，往西南陆行215里至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再行450里至唐州(今河南唐河)，再行180里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再行178里至襄州(今湖北襄樊)；或自唐州顺汉水支流行250里到襄州，南下经宜城、荆门军(今湖北荆门)共584里至夷陵(今湖北宜昌)，夷陵距汴京的距离仅为1600里。张舜民贬郴州亦选择水路，循汴河而行，经泗州、润州进入长江河道，经芜湖、铜陵、池州、黄州、岳州、潭州至郴州。其实，从汴京至郴州也可从京师出发，西南陆行经颍昌府、唐州、襄州、江陵、岳州、潭州，南下至郴州，郴州与汴京的直行距离仅3500里①。两相比较，水路较陆路要迂回得多，又加之古代河运过多依赖自然条件，如风势的顺逆、河水的枯涨都会对运行速度造成极大的影响，一旦遇到不利于航行的情形，江行速度则会更慢。欧阳修之所以选择水路是因为“以大暑，又无马，乃作此行”[19]《与尹师鲁第一书》，997。为避免盛暑天气长途跋涉的劳累，故而选择了耗时颇多的水路前行。可见，政府并未对贬谪官员赴贬所的时间有严格规定，因而贬谪官员可自由选择出行方式。 (三)贬谪官员通常不住馆驿 宋代政府发放驿券作为官差出行人员入驻馆驿的凭证，官员可在馆驿内食宿，凭驿券获取钱粮。但从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周必大的《南归录》《归庐陵日记》等行记来看，朝廷并没有为这些因贬谪出行的官员提供馆驿食宿。如《归庐陵日记》记周必大由临安归庐陵之行程，周必大此行经垂虹、湖州、德清、余杭、富阳、桐庐、严州、衢州、信州、弋阳、贵溪等州县，住宿的地方或为朋友家，如沈监税宅；或为私人旅店，如彭坞口柴店、叶家店；或为寺观，如太平寺、灵岩寺、太霞宫。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范成大赴静江府任，由盘门出发，亦经垂虹、湖州等地至贵溪县，所走路线与周必大完全一致，但范成大以朝廷要员身份出任地方官，住宿地虽有一般客馆或寺庙，但多数情况下则住馆驿，如在婺州住金华驿、在龙游宿龙丘驿、于信州玉山县宿玉山驿、于临江军宿万安驿、于萍乡县宿萍实驿等。此外，欧阳修贬夷陵、张舜民贬郴州，也未见有入驻馆驿的情况。 (四)被贬官员如选择江行亦可差借官舟 欧阳修贬夷陵之行，在真州乘坐的尚为客船，至岳州，“夷陵县吏来接”，遂迁入官舟[19]1903。周必大贬吉州宫监，乘坐一小舟出京城北关后，途经吴江县，“从王季海提刑别借舟”[20]卷九，成功借得官舟。宋代严禁随意差遣官船。《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八·差借舟船》规定：“诸州座船监司辄差借与人及受之者，杖一百。”[16]203如工部郎中、天章阁侍制许元任任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时，“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数十辈。元视势家要族，立推巨舰与之，即小官惸独，伺候岁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愤怨，而元自谓当然，无所畏惮”[8]4290，因随意以官舟借人，后被徙至扬州。由宋代法律规定来看，岳州、吴江县官员不可能因私交而差遣官舟给欧阳修、周必大。由此可知，宋代并未将贬谪官员与官差出行人员区别对待，而是按照官员级别配给官舟。 贬谪之行往往是官员被迫从权力中心迁移到荒山恶水的边远地带，旅途的奔波，身心所遭受的意外摧残，使得旅途充满悲伤、愤懑之情。而在宋代行记中，贬谪之行完全褪去了使人黯然神伤的色彩，跃身一变而为访亲交友、登览胜景的旅行，与官差旅行有众多相似之处，展现了超逸、乐观、洒脱的士大夫形象。这与宋代官员任用惩罚制度息息相关。宋代以礼遇士大夫而闻名，宋统治者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不杀大臣、不杀功臣、不杀谏官为祖宗家法。除对极少数罪不可赦的官员处以死刑外，对于官员中有重罪者多发配到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接受管制，削籍为民或勒停现有官职，不发放俸给，并限制其人身活动自由。对一般触犯当权派利益者，往往只是降级处置，改任地方官，被贬者虽远赴异乡但仍有官职，并有俸给，人身自由亦不受限制。欧阳修贬夷陵，张舜民贬郴州酒税，均属此类情况。宋代还设置宫观官，为管理宗教事务的官职，领管京城或外地诸州宮观，无实际职权，但享有俸禄。宋代对统治集团的决议有异议的朝臣往往授予宫观，使其闲居食禄不干正事。虽为贬谪之官，但仍保留有官阶，每任宫观官有任期，闲居时间满后即可叙复官职。周必大隆兴元年(1163)受敕主管台州崇道观、乾道八年(1172)受吉州宫监即为此类。被贬官员任地方官或宫观官，任期一到或遇赦即可重新获得差遣，贬谪对官员的打击与前代相比程度更轻，因而贬谪之旅也少了几分痛苦哀吟的色彩。 另一方面，这也与宋人淡泊自适的心境有关。欧阳修贬夷陵时，作《与尹师鲁第一书》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19]999虽遭贬谪，却节制内心凄楚之情，不作穷愁潦倒之叹，只将贬谪作为一次意外的出行，称：“修行虽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亲旧留连，又不遇恶风水，老母用术者言，果以此行为幸。又闻夷陵有米、面、鱼，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笋、茶荈，皆可饮食，益相喜贺。昨日因参转运，作庭趋，始觉身是县令矣，其余皆如昔时”[19]998。对于长期生活在中原的士大夫而言，夷陵只是偏居荆湘一隅的穷乡僻壤，但在欧阳修眼里，赴夷陵之行既不遇险恶天气，夷陵又有与京师相同的物产以及丰富多样的地方特产，因而觉得除为官身份从京官变为夷陵县令以外，其余皆照旧。李纲靖康初年力主抗金，与朝廷主和之势不合而被贬，在扬州、江西、湖南等地漂泊近大半年，后又因抗金需要，复命他领开封府事。李纲在《靖康行纪》中总结此段经历云：“追思自去秋迄今，缭绕行万里，览观江山之胜，幽怀壮志，时发于文词之间，身劳而心适，所不能忘者，王室之艰难而已。今复堕世网，时方多故，扰扰万绪起矣，欲如前日之闲放，岂易得哉?”[22]559-560将贬谪经历视为观览江山之胜、幽怀壮志的“闲放”的好时光，而视在朝为官为“复堕世网”，使人忧心忡忡。从中可见宋人随遇而安的平和心态。他们追求安时处顺、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即使身处逆境，也能以理性的心智调节激情的宣泄，时时保持情绪的平静温和，发而为文则少凄楚愁怨之音，而是化悲怨为旷达，推崇简远冲澹的风格，故在行记中亦较少流露悲哀忧愤之情。 宋代行记真实地再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公务旅行的面貌，此类行旅活动受官方派遣委托，呈现出一系列特征，表现在：官方为官员出行配备交通工具；担任地方官者还可以携带家小上任、离任；出发上任之际，既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前来送别、迎接，亦有官方特意为之举办的宴饮；不少官员利用公务旅行的机会，与亲友、同僚、僧道以及所经州县地方官员宴饮聚会、诗文酬唱；赴任、卸任时间宽松，在旅途中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宋代当权者对不附己的官员的打击措施多是将他们从中央贬谪至地方任职，因而贬谪之旅也成为官差旅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普通的官差之旅相比，同中有异。相异之处表现在：贬谪令下，被贬官员即被催促启程，匆忙前行，不允许有多日的停留；官方通常没有为贬谪官员安排馆驿居住。相同之处体现在：远赴贬所途中时间无严格限制，且有差借官舟的权利。从中可以看到，贬谪对官员的打击与前代相比程度减轻，而这正是宋代统治者礼遇文人士大夫的具体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