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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无论从恩格斯思想的整体性还是从其批评理论的整体性看，都确有必要重新审视文学青年恩格斯与文学派别“青年德意志”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的接受历经初步接触、诚心归附、自觉疏离、自我清算、严苛批判五个阶段。从时间看，它们发生在1839年1月至1851年9月间；从地理空间看，它们主要发生在不来梅、柏林、曼彻斯特等地。研究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的内在关联，既可以提供恩格斯文学思想相对完整的时间发生图，也可以为进一步探索恩格斯的文学思想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之间的多重关系拓展新的研究空间。 关 键 词：恩格斯/文学思想/青年德意志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8月28日之前)的批评理论”(项目号：14YJA75103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永清，1965年生，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问题的缘起 青年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不仅投身于文学反对派运动“青年德意志”，而且还参加了哲学反对派运动“青年黑格尔派”并加入了“自由人”团体，而同一时期的马克思只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青年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可具体分为巴门(1833～1838.8)、不来梅(1838.9～1841.3)、柏林(1841.9～1842.10)和曼彻斯特(1842.11～1844.8)四个阶段，其中，恩格斯在不来梅和柏林期间的文学等活动与本论题密切相关。① 时至今日，为何还要关注这一看似“老掉牙”的问题？ 首先，从恩格斯思想的整体性看，他的文学思想与宗教、政治、哲学、经济等思想一样，都是其思想总体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除不得不从事的实习经商活动外，文学活动是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自觉自愿从事的第一个社会活动，他随后还参加了哲学、政治、社会等其他活动。不过，以往的诸多研究往往把探究的重心都聚焦在恩格斯的宗教、政治、哲学、经济这四大思想领域，对他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尚未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剖析，这就需要我们厘清他在“前史时期”文学思想的发生、演进及其与哲学、政治、经济等思想之间的关系。 其次，从恩格斯文学思想的总体性看，他与“青年德意志”的关系恰好处在这个总体的关键位置。众所周知，在青年恩格斯十分短暂的文学生涯中，他主要是以“青年德意志者”的身份在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活动，因此只有厘清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的真正关系才能准确把握他在不来梅期间的文学观念、美学理想等，才能深入理解他的文学思想、审美取向等在此后的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相关变化。其他诸如恩格斯与德国民间文学的关系，与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与德国晚期浪漫派以及与弗莱里格拉特等之间的关系，也是其文学思想总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因篇幅所限，我们再另文探究。 再次，从恩格斯文学批评理论自身的完整性看，他的批评理论是由“前史形态”与“初始形态”共同构成的，两者缺一不可。所不同的是，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是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独立完成的，而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共同完成的。作为“青年德意志”的追随者，青年恩格斯的创作与批评活动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他在“前史时期”的文学观念、批评理想等。 基于上述考虑，当今依然有必要对此论题进行再审视、再探讨。那么，关于这一论题的相关研究已推进到何种阶段？从笔者掌握的现有文献资料看，自19世纪90年代至今，国外学界主要围绕“青年德意志”这一问题展开具体讨论，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的关系这一问题未被重点关注与讨论。②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得十分不够。③针对此种状况，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切入：其一，何谓“青年德意志”？我们是按照传统惯例还是如勃兰兑斯那样按照研究者自己的理解来把握？④其二，如何才能具体且客观地“呈现”恩格斯接受“青年德意志”的整个过程？其三，如何评价作为青年德意志者的恩格斯的文学创作及其评论？根据以往研究存在的主要缺憾与不足，本文把第二个问题作为关注与思考的重心，而把第三个问题留待以后再探究。 在接下来的三个部分中，本文拟通过对恩格斯的书信、创作、评论、政论以及他人研究文献的“细察”，希望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其接受“青年德意志”的“完整”过程。简言之，本文把恩格斯这一完整的接受过程“场景化”为初步接触、诚心归附、自觉疏离、自我清算、严苛批判五个阶段，它们依次发生的过程恰好与恩格斯自身思想的发生、发展、转变以及所关注的问题领域的转换等紧密关联。⑤ 接触与归附 不言而喻，接触阶段是归附、疏离、清算、批判这四个阶段的“认知锚点”，这个“锚点”也有属于自身的“前奏”，即恩格斯在家乡巴门时已经对“青年德意志”“有所耳闻”。正如一些学者所论，由于政府禁令的限制以及虔诚主义家庭的思想束缚，巴门期间的恩格斯不可能阅读“青年德意志”作家的相关作品及其评论，由此导致他对这一文学派别的了解仅限于“听闻”状态。 1838年8月上旬，即将年满18岁的恩格斯来到了德国自由港不来梅一家商行实习经商。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青年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具有东风情调和异域风情的浪漫诗歌对这时的恩格斯产生着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了1839年3月底。⑥由于不来梅是一个自由城市，青年恩格斯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种禁书，这当中自然包括“青年德意志”作家的相关作品及其评论。问题在于，即时的阅读并不等同于顷刻的接受，恩格斯还需要一些时间对它们进行充分“消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在1838年9月1日、9月17～18日致格雷培兄弟的两封信中只字未提“青年德意志”了。 四个月后，情况发生了彻底改变。恩格斯在1839年1月20日的信中首次谈及“青年德意志”：“柏林的青年德意志是很不错的一伙人!他们想把我们的时代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各种精神状态和各种微妙的相互关系’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什么就胡乱写什么，为了把篇幅填满，我们就描写一些不存在的事物，并把这称之为‘精神状态’，或者我们东拉西扯地说一通，而美其名曰‘微妙的相互关系’。泰奥多尔·蒙特这个人在提到那个‘想把舞蹈跳得同歌德齐名’的塔利奥尼小姐时，是想到什么就胡乱涂几笔，他剽窃歌德、海涅、拉埃尔和施蒂格利茨的漂亮词句来装饰自己，写些有关蓓蒂娜的极为可笑的废话，这一切在他的笔下竟如此时髦，如此时髦，以致任何一个无知的傻瓜，或者任何一个年轻、虚荣、放荡的女士肯定都喜欢看。蒙特在莱比锡的代理人奎纳现在是《雅士报》的编辑。这家报纸看上去活像一个女人，虽然她的身材只适宜穿裙环，现在却硬穿上一件时髦的衣裳，每走一步，都可以透过柔软贴身的衣服看到她那线条柔美的大腿。真是妙极了!还有亨利希·劳伯!这家伙一个劲地胡乱塑造一些虚幻的人物，写了一些不是游记的游记，废话连篇。真是可怕!我不知道，这对德国文学会产生什么影响……”⑦由这段引文可知，恩格斯一方面认为“柏林的青年德意志是很不错的一伙人”，但另一方面又对蒙特、奎纳、劳伯等作家做出了颇为负面的评价。 与此同时，恩格斯在反映家乡巴门精神生活的首篇政论文《伍珀河谷来信》(写于1839年1月～3月初，刊载于1839年3月～4月的《德意志电讯》)中第二次提到了“青年德意志”。恩格斯指出，由于家乡的知识界还处在虔诚主义思想的禁锢下，“他们谁也不了解青年德意志在文学上的作用，把它看成海涅、谷兹科和蒙特等先生所主持的一伙蛊惑者的秘密团体。有些高贵的公子也许读过海涅的作品，比如《旅途景色》——不读里面的诗一或《告密者》”⑧。不过，恩格斯在这篇政论中并未触及他自己如何看待“青年德意志”在文学上的地位及影响这一问题。 至此，我们可作如下合理推断：尽管初到不来梅的恩格斯确实已在阅读“青年德意志”作家的相关作品与评论，但是他的阅读尚处在“起始”状态，还不能说他对这一派别已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换句话说，在1839年1月～1839年3月间，尽管恩格斯当时偶尔还写些浪漫主义诗歌，但他的确在“直接接触”即开始阅读“青年德意志”作家的作品及相关评论。 那么，恩格斯究竟是何时“归附”“青年德意志”的？为了便于叙述，我们再把它细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层面一，恩格斯决定“归附”“青年德意志”时的宣示、宣示、再宣示。 其一，恩格斯在1839年4月8～9日的信中明确宣布：“我应当成为青年德意志派，更确切地说，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青年德意志派了……不过，弗里茨，我跟你说，有朝一日你当牧师时，可以想怎么正统就怎么正统，但是如果你变成一个虔诚主义者，斥责青年德意志，而把《福音派教会报》奉为神谕宣示所，那么，说真的，我可对你不客气。”⑨ 其二，恩格斯在1839年4月29日～30日的信中进一步解释了他为何要“归附”“青年德意志”：“我的精神倾向于青年德意志，这并不会损害自由，因为这一个作家群体与浪漫派和蛊惑性的学派等等不同，它不是闭关自守的团体；相反，他们想要而且竭力使我们本世纪的观念——犹太人和奴隶的解放，普遍的立宪制以及其他的好思想——为德国人民所掌握。因为这些思想同我的精神倾向没有分歧，我何必要脱离他们呢？要知道，问题不在于如你所说的要屈从于某一倾向，而在于要归附于某一倾向。”⑩对恩格斯而言，归附与屈从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发自肺腑的精神认同，后者则是有违内心的思想桎梏。 其三，恩格斯在1839年5月24日～6月15日的信中断言：“现在我们通过青年德意志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系统的流派：卡尔·倍克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号召同时代人来认识这个流派，并且归附这个流派。”(11)为了第三次表明心迹，他还在信的末尾即签名处刻意作了如下书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青年德意志派。” 不难看出，这三封信的总基调是恩格斯对自身文学立场的宣示、宣示、再宣示，是他心悦诚服、毅然决然投身于“青年德意志”这一文学反对派运动的明证，这与他在接触阶段所持的“未置可否”的文学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 层面二，诚心“归附”后的恩格斯不仅把“青年德意志”尊为了“德国现代文学的女王”，他还努力研究“青年德意志”的文学风格、文学体裁等问题，同时他也在努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其一，恩格斯在1839年7月30日的信中这样写道：“青年德意志就作为现代德国文学的女王登上宝座……谷兹科、蒙特、文巴尔克、博伊尔曼——已经茁壮成长；不错，凶险的乌云还笼罩在他们头上，而且德国被一条长长的锁链紧紧捆住了，这根锁链在哪儿有可能被拉断，联邦议会就把那儿修补好……我说过，如果你以为我们青年德意志派想为时代精神推波助澜，你就大错特错了。你想想，既然这股风在吹，而且顺着我们吹，如果我们不扬帆，岂不成了蠢驴了吗？”(12) 其二，恩格斯在1839年10月8日的信中坦言：“我正在专心研究现代风格……现代风格包括了文风的全部优点：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同长长的、平铺直叙的描写相互交织；朴实无华的语言同闪闪发光的形象和迸发出耀眼火花的妙语相互交织。总之，它就像是头戴玫瑰花环、手执刺死皮顿的标枪的年轻力壮的加尼米德。”(13)此外，恩格斯在刊发于1839年12月《德意志电讯》上的《卡尔·倍克》一文中还着重讨论了“现代风格”散文、抒情诗等文学体裁的关系问题。文巴尔克、蒙特等部分“青年德意志”作家认为，诗歌的时代已经过去，散文的时代已经来临，惟有散文才能体现出这一派别所信奉的“现代风格”。恩格斯认为，抒情诗固然有很多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被散文所取代，它与散文一样能够体现“现代风格”，“文巴尔克辛辣地批评过平庸的抒情诗和诗中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蒙特反对过各种抒情诗，认为它们都不合时宜，并且预言散文这个文学救世主必将来临。这都太过分了……你看，拥有弗兰茨·丁盖尔施泰特，恩斯特·冯·德尔·海德，泰奥多尔·克赖策纳赫和卡尔·倍克的‘青年文学’的抒情诗出现了!”(14)诚如卢卡奇所论，对抒情诗这一体裁的强调体现了“青年德意志”评论家恩格斯的真知灼见。 其三，恩格斯在1839年11月13日～20日的信中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文学梦：“我对世界上的一切文学不仅格外努力去了解，我还正在不声不响地用短篇小说和诗歌为自己建造一座荣誉纪念碑，只要书报检查制度不使锃亮的钢变成丑陋的铁锈，这座纪念碑将以璀璨的青春之光照耀奥地利以外的所有德意志各邦。我心潮澎湃，我那有时进入醉境的头脑炽烈地燃烧着；我渴望找到一种伟大的思想，以启迪我心灵中的纷扰，并使激情燃成熊熊的火焰。我头脑中正酝酿着一个宏伟的题材，同这个题材相比，我以前所写的一切东西不过是儿戏。我想用‘童话故事’或类似的东西把在中世纪就已显现的当代预兆表现出来；我想把那些埋没在教堂和地牢的基石下、但在坚硬的地壳下敲击着、寻求解放的精灵发掘出来……我目前修改的短篇小说充其量不过是风格和人物刻画方面的一种练习，而上述这篇东西才真正是我成名的希望之所在。”(15)无独有偶，恩格斯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的信中说：“我正在努力从事文学写作；我得到了谷兹科的保证，欢迎我投稿，我就给他寄去了关于卡·倍克的文章；此外，我写了许多诗，但是还亟待润色加工，我还在写各种散文以锤炼文风。”(16) 简言之，1839年4月至1839年12月是恩格斯“诚心归附”“青年德意志”的确切时间段，正是在这一阶段，青年恩格斯把最主要的精力与心血都倾注在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活动中，他在很短时期内就成为了这一文学派别小有名气的诗人和评论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