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主编《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中的第二章。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任杜翔研究员。 第二章 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70年 1898年，马建忠《马氏文通》出版。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深受同时代普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汉语研究进入了语言学时代。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汉语词汇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语法问题的分析表现出来。汉语词汇学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建立起来，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 第一节汉语词汇学的创立和发展 20世纪初，在现代语言理论的影响下，研究汉语的学者引入了词的概念。汉语词的观念的确立，是汉语词汇学建立的前提，也是现代语法学的基础，在语文教学、词典编纂中也有重要影响。 一汉语词汇学创立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汉语研究工作。1949年10月10日，在毛泽东主席亲自过问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4年改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85年又改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立，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和文字改革三大任务，这三项任务都与汉语词汇研究有着密切关系。1950年6月，根据当时政务院的指示，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将“基本词汇与基本语法结构的调查”作为1951年的重点工作。1951年下半年开始，《语文学习》《语文知识》《中国语文》等一批重要的语文刊物陆续创刊并组织了各种学术探讨活动。 词汇规范化是汉语规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将现代汉语规范工作提到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195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在“汉语规范应该包括词汇规范”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副所长吕叔湘所做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主题报告（《语言研究》1956年第1期）从语音、词汇、语法几个方面讲了现代汉语规范的任务。在词汇方面列举了方言差别、同义词繁多、抽象意义的词用法不确定等问题。这些工作催生了汉语词汇学的创立。 20世纪前半叶，特别是五四以后的30年时间，许多学者借鉴国外语言研究的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词汇问题，取得很大成绩。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语言的社会本质、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关于基本词汇及词汇与社会变化密切联系等的学说，成为语言研究的理论指导。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有不少内容论述词汇问题，人们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语言的组成以及开展词汇研究的必要性，为汉语词汇学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准备。 195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由林焘主讲的“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课。另外，参照苏联语文教育的做法，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实施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也推动了汉语及其词汇研究。 二汉语词汇学创立的标志 汉语词汇学的创立，是以孙常叙《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和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语文学习》1955年第4期至1957年第10期连载；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等著作的出版为标志的。《汉语词汇》是孙常叙在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上申报的研究课题。该书从语言、逻辑、心理学多个角度探讨了词的性质，提出“词”“词素”“词根”“派生词”等概念，指出“词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认为“词”是“一个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的语言最小单位”，“词素”是“词的结构单位”。该书首次全面细致地描写了汉语的造词法，首次完整地呈现出汉语词汇研究的总体框架，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专著。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指出：“词在语言中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语音形式，它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第1页）该书提出“词素”的概念并用它分析词的结构，首次提出词汇是成体系的，认为：“词汇的体系性主要体现在词汇中的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在构词和语义之间的联系。”（第10页）该书提出的“同义词具有同一的或相近的概念”“在句子当中能够互相替代的词不一定就是同义词”等观点，成为后人研究同义词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还有张世禄《词汇讲话》（《语文知识》1956年第1期至第6期连载）以及为了配合初中《汉语》教材而编写的《汉语知识讲话》丛书（词汇部分）（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三确定词的方法 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语法研究和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推动，词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陆志韦为解决拼音连写问题，在如何确定词的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一书中陆志韦试用过“同形替代法”，其做法是用已知的框架中的某个单音词去替换另外的单音节单位，能够替换的是单音词。在《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一书中，陆志韦采用在结构的松散处插入某些成分的“扩展法”区分词与词组，归纳出汉语构词法的9种基本结构类型。“同形替代法”和“扩展法”给词的确定以形式化的标准，摆脱了传统上以词义、概念为确定词的尺度的束缚，但也有局限性。陆志韦曾在《对于单音词的一种错误见解》（《中国语文》1955年4月号）一文中自我批评，认为用同形替代法分析出的一部分单音词只是常用的词素；扩展法虽然解决了词和词组区分的典型的一面，但用扩展法得出的有些结果却违背了常识，如认为“驼肉”是词，而“羊肉”是词组。 1979年，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一书中，在词、短语、句子中提出“词汇词”（不太长，有统一的意义）、“语法词”（不能拆开，不能扩展）、“短语词”（介于词和短语的中间物）等术语，提出从“两头”给词划界，提出区别“词汇的词”和“语法的词”，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词的确定的认识。1982年，刘叔新的《论词的单位的确定——兼谈以词为词目的问题》（《语言研究论丛》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中提出：“确定词的单位，理应首先从词汇的角度入手，观察和分析作为语言一种特定材料单位的词所应有的和可能具有的意义内容和语音形式。”此后，有人还坚持从语法的角度来界定词，但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新的阐述，没有太大影响。 四词汇学及相关研讨会 1993年5月29—31日，由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南开大学中文系及天津市语言学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50余人参会，吕叔湘为会议写了贺信，倡议大家好好研究汉语词汇发展史，总结其规律性。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汉语词汇学从此有了自己的专业组织。会后结集出版了《词汇学新研究》（语文出版社）。之后每两年召开一次研讨会，最近召开的是2018年第十二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从第三届开始，会议论文集命名为《词汇学理论与应用》，固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最新出版的是2018年出版的汇集第十一届研讨会会议论文的《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九）。 这次会议之前，非全国性的词汇学研讨会也曾召开过。1987年12月24—26日，汉语词汇学学术交流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1991年6月27日，山东省汉语词汇专题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这些会议为全国性词汇学研讨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与词汇学相关的学术会议还有全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和汉语词汇语义学国际研讨会等。前者由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主办，首届会议于1996年召开，2019年10月召开第12届；后者是计算机与语言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会议，自2000年起，每年举办。这些学术活动为词汇学与相关学科的学术交流提供了阵地。 五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词本位教学法把词当作汉语中的基本单位学会用词组句，是对外汉语通行的教学法。有些学者把字或语素作为教学层级，提出语素教学法（赵玮：《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词汇教学“语素法”适用性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16年第2期）、“字本位”教学法（王若江：《由法国“字本位”汉语教材引发的思考》，《世界汉语教学》2000年第3期；杨烁《白乐桑与“法式字本位”教学法》，黑龙江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词·语素·汉字”教学法（施正宇：《词·语素·汉字教学初探》，《世界汉语教学》2008年第2期）等，也有学者基于汉语词汇的词形结构网络性和词义联想网络性，提出了按照词语的网络系统进行教学的思路（常敬宇：《汉语词汇的网络性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针对各种教学本位观，施春宏《对外汉语教学本位观的理论蕴涵及其现实问题》（《世界汉语教学》2012年第3期）分析了对外汉语教学本位的层次性，提出语言教学过程中需要建立分层次的综合本位观，并讨论了元语言意识与教学本位之间的关系。张博《提高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效率的两个前提》（《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2期）一文提出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应以“时间—效益原则”为基本原则，为实现提高词汇教学效率这一目标，需要基于汉语词汇的主要特征、遵循二语词汇习得规律两个前提，两者共同制约着词汇教学，该文观点对评判各种词汇教学方法的价值有指导作用。 第二节词的意义与结构 一词义的性质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把“词义”作为第二节内容：“所谓词的意义，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的过程中确定下来的（词的）含义，也就是说的人和听的人联系着现实中某种事物现象或关系所共同了解的词的内容。”（第18页） 20世纪60年代初，学界讨论过词义和概念的关系问题。岑麒祥《论词义的性质及其与概念的关系》（《中国语文》1961年第5期）一文认为“词义和概念直接发生联系，而不是和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或现象直接发生联系”。石安石《关于词义与概念》（《中国语文》1961年第8期）一文不赞成这一看法，认为没有理由“来证明词义不能直接反映事物或现象”，词义和概念既有差异性又有相同性。这些探索有助于正确认识汉语词义。 1980年代以后，学界对词义的探讨更为深入。朱星《汉语词义简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词义原理”中介绍了词和义的关系、词义系统、词义的组织和词义研究的对象。在“词义分析”中全面论述了词义的类型、词义之间的关系、词义的表现和词义的分析方法。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具有普通词汇学著作的性质，有较完整的理论构架，就“词的意义”从6个方面作了介绍。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从符号学的角度讨论词的形式和词的概念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词的各种附属义（包括形象色彩、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该书指出：“词的概念内容叫词的概念义，词一般都具有概念义。”（第19页）“词的概念义可以分析为表示对象特征（或事物或行为或形状特征）和表示适用对象两个方面。”（第22页） 二同义词反义词 吕叔湘、罗常培为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所做的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提出了词汇规范问题，认为语言中存在的大量同义词是词汇规范的主要内容，此后同义词研究成为热点。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把同义词分为完全同义的词、意义稍有差别的词两类。孙常叙《汉语词汇》提出“判别同义词，唯一的依据就是它们是不是概括同一对象”。他还区分了近义词和同义词，认为两者区别“在于它们是不是能够在同一原句里替换之后还可以表达同一事物”。1963年，王理嘉、侯学超《怎样确定同义词》（《语言学论丛》第5辑，商务印书馆，1963年）一文提出确定同义词所需要的意义和形式的双重标准，认为“词之间含义的共同性和使用上的可替换性是确定同义词的两个共同的必要条件”。1965年，张志毅《确定同义词的几个基本观点》（《吉林师大学报》1965年第1期）一文指出“同义词的替换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不能互相代替”的“在根本意义上有细微差别的同义词，正是同义词的主体，也是同义词的精华”。 同义词词典编纂在普通语文词典释义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比同求异，将词义差异予以描绘呈现。1980年，张志毅发表了《同义词词典的编纂法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第5期），为同义词的辨析作了条分缕析的说明；次年，他编写的《简明同义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87年，刘叔新主编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严格按照其同义词理论编纂的词典，词义辨析细致。2005年，张志毅《新华同义词词典》（中型本）（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同义词词典编纂的代表性成果。 反义词的研究也引起了学界关注。1956年，孙常叙《汉语词汇》一书提出“彼此涵义相反或相对的词是反义词”。1957年，何霭人《普通话词义》（新知识出版社）一书指出“两个词的词义形成矛盾或对立关系的是反义词”，并把反义词区分为绝对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同年，崔复爰《现代汉语词义讲话》（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书认为词的否定形式“好—不好”“干净—不干净”不是反义词，“一组反义词，必须是词性相同的”。1992年，刘叔新、周荐《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商务印书馆）指出，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不但并不相反对立，而且彼此密切关联，这种关联现象“表现在彼此往往互相牵连、纠缠在一起”，把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放到更大的背景中进行分析研究。 在反义词词典的编纂上，1986年，张志毅、张庆云出版《汉语反义词词典》（齐鲁书社）。此后连续发表《反义词词典编排问题》（《辞书研究》1988年第3期）、《反义词词典的释义和举例》（《辞书研究》1988年第3期）、《反义词词典收的应是词的最佳反义类聚》（《中国语文》1989年第4期），对反义词词典的编纂做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2003年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汉语反义词大词典》，200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华反义词词典》（中型本），成为反义词词典编纂的代表性成果。 别义词的研究可以看作词义类型研究的深化。晁继周注意到《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区别于××”这一释义括注形式，发表《说别义词》（《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一文，在学术界已有的反义词和对义词之外提出了“别义词”的概念，丰富了语义关系与释义标注体系。分类词典按词的意义来分类编排，能够细致反映词语的同义、近义、反义关系。我国现代汉语的首部分类词典是《同义词词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在这部词典的基础上，苏新春主持编写了《现代汉语分类词典》（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共收词条8.3万多个，按5级语义层的分类体系编排，上层分类反映了整个社会生活与汉语词汇的宏阔概貌，底层分类将同义、近义、反义词语汇聚在一起，为语义研究和词义分析提供了便利。 三多义词同音词同形词 多义词是一个词有几个联系密切的意义。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指出：“一词多义是一个词有几个不同的意义，这几个不同的意义又互相有联系。”（第24页）同音词是语音形式相同。武占坤《关于多义词的几个问题》（《语文学习》1957年第5期）探讨了多义词和同音词的界限问题以及多义词的词义和词性的关系问题。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指出词具有概括性，但具有概括性的词在运用中可反映特殊的、个别的事物。该书从共时角度出发，把多义词的义项分为词义和词素义两种。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提到多义词被具体运用时，表现为单义性，“多义词的单义性是由使用时的具体语言环境所决定的”。（第121页）同形词指书写形式相同的词。书写形式和语音形式都相同的词是同音同形词，如“花费”的“花”和“花草”的“花”，“机器仪表”的“仪表”和“仪表堂堂”的“仪表”。1985年，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提出：“同义词是一个语音形式联系多个从现实看不出联系的义项，因而被看作是各个声音相同，意义不同的词。”（第51页）不少人讨论了多义词和同形同音词的认定问题。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从词源和现时感觉两个角度把词义的联系归纳为4类，把第一类“词源上有联系，现时感觉意义有联系”视为多义词，其他3类视为同形同音词。张博《现代汉语同形同音词与多义词的区分原则和方法》（《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认同符淮青的认定方法，进一步提出了区分现代汉语同形同音词与多义词可以采取义素分析法、词源考索法、引申义列梳理法、相关比较法等4种方法。针对以意义有无联系来认定词的同一性的观点，杜翔《整体同源——复合词同一性的认定基点》（《语文辞书论集》第9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一文以《现代汉语词典》所收条目为例，认为来源不同是同形同音复合词认定的首要条件，认定复合词的同一性必须整体同源。 四词的结构形式 1951年，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第二讲把双音词分为联合式、主从式、动宾式等。20世纪50年代中期，《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问世，比之前各家的分类，更加充分和完备，特别是把词素划分为实词素和虚词素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陆志韦《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本语料，详尽分析了汉语构词格式。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关于现代汉语合成词构词类型的归纳，成为以后高校现代汉语教材讲授构词法的基本内容。孙常叙《汉语词汇》把汉语构词法分为语音造词、语义造词和结构造词3类，并列出“汉语造词方法系统表”。 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汉语构词法重新兴起。1979年，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出版，论述了语素和词的性质及其关系等问题，为深入研究构词法指示了途径。90年代初，徐枢《语素》（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对由语素组合成词的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区分了“语素”和“词素”，指出“比较起来，使用‘语素’的名称较好，它能概括更多的语法现象，并较为适合汉语的特点”（第21—22页）。1981年同时出版了研究造词法和构词法的两部书，任学良《汉语造词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张寿康《构词法和构形法》（湖北人民出版社）。前者细致描写了汉语词语的结构，归纳了词法学、句法学、修辞学、语音学、综合式等汉语造词法，启示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后者集中体现了作者几十年来关于构词法的思想，注意把构词法和构形法区别开来，强调构词法应该“按词中包含的意义成分和结构来给词分类”，而不是按照构词成分的语法关系分类。 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阐述了造词与造词法：“因为造词是指创制新词的问题，所以造词法指的是创制新词的方法，也就是给客观事物命名从而产生新词的方法。”（第47页）造词法包括音义任意结合法、摹声法、音变法、说明法、比拟法、引申法、双音法、减缩法等8种。该书指出：“构词法指的是词的内部结构规律的情况。也就是词素结合的方式和方法。”（第65页）构词法可以从词的语音形式、词素的多少、词素的性质和组合等方面进行分析。 1975年，李行健、刘叔新合作出版《怎样使用词语》（天津人民出版社），修订后更名为《词语的知识和运用》于1979年出版，表述深入浅出，曾多次印刷，在学界和语文学界影响深远。1990年，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汉语词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考察了词的内部结构，详细描写了汉语的构词法（书中称“词式”）和造词法，构词法分基本词式和特殊词式，造词法分词汇材料式、语音材料式和混合材料式，下面分别再具体细分。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穷尽考察了《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全部词汇单位，分析出了各类汉语词汇在结构上和构成上的特点和规律。该书在词汇研究中高度重视字的作用，提出：“合成词毕竟是字构成的，从这一点上看，单字具有着无与伦比的构词功能。”（第22页）“词汇的最低一个层级是字。”（第47页）这些观点显示了作者从汉语实际出发，对词汇学研究的一些反思。 五词汇体系 1961年，黄景欣《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61年第3期）一文提出“词汇是语言的构成要素。一种语言的词汇是由该种语言的一系列具有一定形式、意义和功能特征的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词汇单位（包括词以及和词具有同样功能的固定词组）构成的完整体系”，并认为词汇体系是“按一定的词汇——语法范畴逐层地建立起来的”。该文提出词汇体系由一系列“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词汇单位”构成，在词汇即“词的总汇”的认识上有了深化，但是把词汇体系的建立归结于语法范畴，则进入了误区。针对这一观点，刘叔新发表了《论词汇体系问题——与黄景欣同志商榷》（《中国语文》1964年第3期）一文，指出词汇不成体系，原因就是还看不出“词汇内部的组织关联”，“词汇如果存在着体系，它也只能建立在词汇本身的组织特点上”，明确了词汇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即词汇能否成体系，只能看词汇的构成单位相互间的关系本身，而不能以语法的关系或逻辑的关系代替。 由于词汇现象的复杂性，多数学者同意词汇的系统性表现在多个方面，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多层次的研究。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词的核心是词义，词汇系统的研究应该着重研究词义系统。朱星《汉语词义简析》提出：“词汇的系统主要是建立在词义上。至于词音、词形的系统不是主要的。”（第3页）“词义系统主要有事类系统（类义词），把词汇分别组成许多词义群。又有基本词、常用词、专业词系统。”（第3页）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鉴于发掘了一些新的词语结构组织，尤其是“单向依赖组”，证明了词汇是有体系的，改变了原先认识：“现代汉语词的体系性，主要就体现在全部词语按照相互的意义关系而确定地置于十一种互有关联的结构组织之中。”（第382页）刘叔新反对用逻辑的、语法的、词语历史渊源的组织关系作为标准认识词汇的体系性。徐国庆《关于汉语词汇层的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提出：“词汇系统的内部结构形式，应该是‘系统化、层次化’的却不是也不应是‘网络化’的。”他将词汇系统层级化，在最高层次上分为“造句词汇层”和“构词词汇层”，分别下分几个层级。 六词汇计量研究 大数据时代和信息技术给汉语词汇研究带来了发展的机遇，词汇应用研究出现了明显的与数据库、语料库、知识库等信息化处理技术相结合的趋势。不少学者利用计算机的语料数据库在短时间内掌握丰富的材料，开展各种目的的调查研究。如苏新春《词汇计量及实现》（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介绍了词汇计量研究的语言观和词汇计量功能实现的手段与工具等内容，以及词表研制的方法。通过汉语词汇计量研究，苏新春等曾研究旧词语、同形词、异形词、方言词、口语词、新词语等。苏新春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义务教育常用词表》（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收词发布了中小学阶段应掌握的15114个常用词语，并提供了这些词语的语义分类。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以统计材料分析合成词的结构，分析双字格、三字格、四字格乃至更多个字的组合单位。这些调查研究如果不借助计算机做统计分析是无法想象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