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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所谓“重新分化”（merger reversal）指的是在某一特定语言（方言）中，两个（或以上）音位完全合并后又分化成为两个（或以上）音位的现象。由于这样的分化在本语言的语音系统内部找不出原因，在历史语言学的自然音变中一般不可能发生。但是，接触音变却可以催生这样的现象。Yao和Chang（2016）以上海方言为例，借助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手段，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揭示。19世纪后期上海话“来”“雷”两类字韵母为e，“兰”字韵母为ɛ̃（Edkins 1868），在《上海市区方言志》中（许宝华、汤珍珠，1988），“来”“雷”“兰”三字都读lᴇ。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雷”字的韵母带上了复元音色彩，从而导致了这三类字读音的重新分化，“雷”lei≠“来”“兰”lɛ（在此过程中“来”“兰”两类字的韵母，也发生了ᴇ>ɛ的音变）。 2 音类分化现象的分类描写 在这种由一种方言对另一种方言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施加影响的一方通常称为源语，而另一方则称为受语。受语中同音字读音的分化，意味着部分字的音类（声母、韵母或声调）必定会发生改变。按照音类改变的不同方式，大致可以归纳为“音类转移”和“音类创新”两种情况。 “音类转移”：受语方言中的部分字从一个音类（如声母X）转入另一个音类（如声母Y）。无论是X还是Y，都是音系中原有的音类。音类转移现象虽然不会改变受语方言音系结构，但是改变了音系内部某些成员（声母、韵母、声调）的功能负载。以声调层面为例，平顶山城区方言阴平调和阳平调的调值分别为24和42，两者调型相反。中古清入字在该地方言中归入阴平，老派将“竹”“觉”等字读成24调。根据段纳（2007）的调查，新派发音人（6位）将这些字读成42调。原因是在普通话中上述两字都归入阳平，致使双语者认为平顶山方言中“竹”“觉”等字也应该读为阳平调，因而调值变成了42。 “音类创新”：同音字读音分化后，分化出来的那些字在音类归属上无法纳入音系中现存的任何一个音类，因而必须创造出一个新的音类。这一结果直接影响了该方言的音系格局。以韵母层面为例，老派南京话，中古咸山摄与宕江摄字韵母合并，音系中不存在an和aŋ的对立，如“班”＝“帮邦  、“官”＝“光” 、“赚”＝“撞” 、“肩”＝“江” 。但是，在鲍明炜（1980：244）调查的41人中，“能区分an和aŋ的占了一半”。汪莹（2014）调查了30位年龄在16－25岁的南京人，调查用字为“帮光邦撞江”。结果显示，所有的发音人，中古宕江摄字韵母都增生了鼻音韵尾-ŋ，从而与中古咸山摄字的韵母分化。这表明南京话音系中新增了aŋ、iaŋ、uaŋ三个韵母。3 音类无条件分化的本质：对应规则下的音类调整 我们认为，在普通话影响下地方方言发生的音类分化现象，究其实质，是汉语方言深度接触中受语（各地方言）在源语（普通话）影响下发生的音类调整。这种音类调整现象具有以下几点特征：（1）调整的动因来自于权威方言对于非权威方言的强大影响；（2）调整的前提是汉语方言间的对应规则；（3）调整的机制是跨方言的类推；（4）调整的结果是受语中常用字（单音节语素）在声、韵、调等方面的聚合关系发生改变。即，通过同源语素作为枢纽，用普通话中该语素的声、韵、调聚合关系，替代地方方言中同源语素的声、韵、调聚合关系。这种音类分化现象的最终结果表现为，地方方言的常用字（单音节语素）在声、韵、调聚合关系上与普通话越来越接近。 双语者之所以能够建立这样的“词义－语音”层面上的跨语言联系，是基于一种类推机制，即：甲语言中的音位（音类）X，就是乙语言中的音位（音类）Y。 “对应规则”主要遵循的是两种方言间音类的对应关系，而非音值上的相似程度。平顶山方言的例子表明，普通话声调对于该地方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调类而非调值上。如果按调值的对应，普通话的阳平（35调）与平顶山话的阴平（24调）最为接近，而与阳平（42调）相差甚远。“竹”“觉”两字不可能从原来的24调变为42调。调类转移依据的根本原则是调类的对应关系。双语者“把这些字的声调先替换为普通话的调类，即从阴平替换为阳平，然后将调值读为方言中阳平的调值，即42。替换后的结果是与普通话的调类相同，调值却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段纳，2007：15）  4 结语 除了自然音变以外，语言接触也可以对某语言（方言）音系产生深刻影响。本文所揭示的接触音变现象，无论是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发生力度上，都是自然音变所无法企及的。就表现形式而言，音类合并后的重新分化，由于在本语言（方言）语音系统内部找不出条件，这种现象在自然音变机制下无法产生。从音变发生的力度来看，在最近几十年普通话全面普及的大环境下，接触音变对于音系的改变作用可以在短时间内（两三代人）得以显现，这样的音变速度也是自然音变所难以达到的。同时，本文的接触音变，也表现出自然音变中的系统性特征。无论是音类创新还是音类转移，发生音变的并非个别字，而是一批字。音变的结果使得同源语素（即方言常用字）在受语音系中的音类关系（声、韵、调类的归属）向普通话（北京音）音系靠拢，而非单纯的语音近似。 随着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力推广，双方言者的数量进一步增加，普通话正在取代母语方言成为大量双方言者的优势方言。在现今普通话与各地方言接触程度日益加深的大环境下，汉语方言中音类的“重新分化”现象将更为普遍，从而深刻改变汉语方言的音系面貌。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1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鲍明炜1980《六十年来南京方音向普通话靠拢情况的考察》，《中国语文》第4期。 段纳2007《平顶山城区新派方言古入声字语音变异的调查与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汪莹2014《南京方言语音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王洪君2014《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与汉语方言音韵史个案研究》，商务印书馆。 许宝华汤珍珠1988《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 Edkins, Joseph 1868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econd Edition).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Thomason, Sarah G.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Weinreich, Uriel 1953 Languages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 New York Press. Yao,Yao and Charles B. Chang 2016 On the cognitive basis of contact-induced sound change: vowel merger reversal in Shanghainese. Language, Vol 92(2):433-467. 作者简介： 金耀华，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2017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实验语音学、社会语言学、二语习得、语言接触。研究成果发表于《语言教学与研究》《方言》《中国语文》等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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