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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第二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在宋云彬的家乡浙江海宁颁奖。巧合的是，从众多候选图书中脱颖而出的三部书，《敦煌经部文献合集》《肇域志》《李太白全集校注》，整理的对象分属传统四部中的经部、史部和集部，而且既有传世文献，也有出土文献，可谓分布均匀。 分布均匀的，还有三部书的整理者。《肇域志》校点主编之一谭其骧生于1911年，《李太白全集校注》的作者郁贤皓生于1933年，担任《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主编的张涌泉则生于1956年，三人年龄梯度20岁左右，可以视作三代学人的代表。更巧合的是，回望第一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的获奖图书《杜甫全集校注》《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与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三书的整理者（主编）萧涤非、裘锡圭、赵生群的年龄，也是如此分布。 因为这种种巧合，可以说，宋云彬古籍整理奖这一民间奖项也向世人展示出了中华古籍整理代有传承、绵延不绝的景象。 《肇域志》：三百年后逢知音 2004年，整理本《肇域志》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距1982年项目启动已过去了22年，谭其骧也已去世12年。2012年，《肇域志》被收入《顾炎武全集》，而且独占6册——与《天下郡国利病书》体量相当，并列第一。《全集》总共不过22册，这两种书占了半壁江山。《肇域志》不仅体量大，而且整理难度大。《肇域志》责任编辑蒋维崧曾说，《肇域志》的整理出版，“为成功编纂《顾炎武全集》扫除了最大的拦路虎”。 《肇域志》是顾炎武编纂的一部明代全国地理总志。顾氏在自序中写道：“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州府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肇域志》征引了大量明代及清初的方志文献，涉及建置、沿革、山川、名胜、水利、贡赋等内容，其中不少文献已经失传，凭借此书才得以保存至今。尤其是顾炎武慧眼卓识，辑录的内容往往是各书的精华之所在，使得这些文献更可宝贵。 不过，顾氏留下的《肇域志》，其实是一部“未定稿”。他在自序中慨叹：“年来糊口四方，未遑删订，以成一家之书。叹精力之已衰，惧韦编之莫就，庶后人之有同志者，为续而传之，俾区区二十余年之苦心，不终泯没尔。”谭其骧正是顾氏所期待的“同志者”。他深知《肇域志》的价值，多次呼吁将其整理出版。1982年，谭其骧的建议得到李一氓的认可。那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刚刚恢复工作，李一氓是组长。 随后，《肇域志》成为小组恢复工作后确定的第一个重点项目。为什么《肇域志》是第一个？谭其骧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它是顾炎武著的。第二，它没有刻本。”《肇域志》没有刻本，手稿本不知所踪，存世的只有几种抄本。因为流传不广，真正见过《肇域志》的人十分有限。整理这部书的任务，就显得更为迫切。 整理工作由谭其骧领衔，成员除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王文楚、葛剑雄等人，还有来自云南的朱惠荣等学者。多年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团队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搜罗了大量历代方志，而云南藏有一部《肇域志》抄本，字迹工整、保存完好、忠实原貌，后来被选为点校底本。 整理的难度，远超乎预想。难度来自如何统一体例，来自沪滇两地的沟通联系，更来自文本。《肇域志》原本就是未定稿，纰漏颇多，在反复转抄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错误，致使一些语句无法读通，只能查考比照其他文献解决问题。在没有古籍数据库的年代，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1992年，谭其骧辞世，改由王文楚总其成。王文楚在整理本后记中说，为了完成国家规划和谭其骧先生托付的未竟事业，“虽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尽力赶早完成任务，并代为其骧师撰写序言，以报答他培育之恩，告慰他在天之灵”。 书稿的编辑出版历程同样艰辛。蒋维崧曾对王文楚和此书责任校对林虞生戏言：三百多万字的《肇域志》整理本出版，化身千百能为学界利用是一大幸事。由于是资料长编，今后不知有几人能从头至尾一字不遗地通读。而我们三人各自都全书读了两三遍，此亦是可以引为自豪之事也。 正是因为作者、编者的不遗余力，《肇域志》甫一出版，在顾炎武研究、历史地理学研究、清代学术研究等领域便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李太白全集校注》：后出转精 无论是在此前的评审会上，还是在后来的颁奖典礼上，第二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评审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都强调了同一个观点：评选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古籍本身首先要有比较大的意义；如果古籍本书意义不大，即使整理得非常好，“就像‘曰若稽古’四个字搞十万字，也不是个办法”。 就古籍本身而言，李白全集无疑意义重大。当然，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李太白全集校注》获奖，并不仅仅因为李白。 在《李太白全集校注》之前，已经有三种李白全集的当代注本问世。这三种注本，虽各有优长，但也不无遗憾。几经考虑，在李白研究领域耕耘了近四十年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郁贤皓，决定独立完成一部新著，将李白的全部作品一一进行校勘、辨伪、注释、考证、评笺。 定义李白的“全部作品”，并不容易。刻于北宋末年的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是现存最早的李白集。即使在这个版本中，也不乏伪作；在唐宋的众多总集、笔记、类书、地方志等文献中，还有不少不见于宋本的诗文署名李白。哪些为真？哪些为伪？前人不乏议论，时贤也有考辨。为了使《李太白全集校注》真正成为“全集”，郁贤皓做了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对此，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评价：“李白名震天下，其作品在他生前就广泛流传，文集历几度聚散，前人更多指出其中多有伪作，而后世传说、补遗更不衷一是。前人编集，以多为胜，即有疑伪，多未深究。本书对前人疑伪所见，能折衷独断，务求客观。在存真去伪方面，能不为前说所囿，体现了截断众流、务求必是的胸襟气魄。” 优秀的古籍整理作品，从来都是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一个标点、一条校勘记、一处系年，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内容或许很简单，但寥寥几笔的背后，离不开艰辛的学术探索。无论是辨别作品的真伪，还是注释李白、评笺李白作品，都要求整理者对李白的生平事迹、创作脉络有准确的把握。 《蜀道难》的寓意，历来众说纷纭。在《李太白全集校注》中，郁贤皓提出：“李白初入长安，为的是追求功业，结果却无成而归。由此证知，此诗当是开元年间初入长安无成而归时，送友人而寄意之作。”《梁甫吟》作于何时？郁贤皓认为：“前人多因诗中有‘雷公’‘玉女’‘阍者’等形象喻奸佞，以为被谗去朝后所作。殊不知开元年间初入长安求取功业，就是因为被张垍等奸佞所阻碍，而未能见到明主，此诗正切合当时情事。”早在1978年，郁贤皓就发表了《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开始对相关问题进行探索。正如《李太白全集校注》责任编辑李相东所说：“多年以来，郁先生一直在细致地阅读李白作品和相关史料中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经过不懈的努力，在李白一生事迹、行踪、交游、作品辨伪的考证方面以及在对李白古风、乐府、歌行、绝句各诗体特点和成就的理论研究方面，郁贤皓先生不断推陈出新，都有非常精辟的发明。先后撰成论文数十篇，考证前人未知的行踪、事迹，作品辨伪，订正前人研究中的错误，勾勒出李白一生事迹的新轮廓，为李白研究开创了新局面。” 郁贤皓把近四十年的李白研究心得都融入到了《李太白全集校注》之中。但作为学者，郁贤皓清醒地认识到，学术总是在发展，《李太白全集校注》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比如编年，“李白诗歌研究中最难的是编年。有确实根据可以正确编年的大约有一半左右，许多诗歌无法编年，有的只能大概推测其写作年代。我们只能等待今后有地下文物出土来加以考证。”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定本”的雄心 《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近三十年来，随着分散在中、英、法、俄等国的敦煌文献陆续出版，以往敦煌学研究中获取资料的困难得到了极大缓解。然而，这些影印本大多按各机构收藏流水号编排，没有分类，学者利用不便。此外，俗字不易辨认、俗语词不易理解，也是学者在使用敦煌写本文献时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重新编排整理敦煌文献，使之成为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是学界共同的呼声。 1996年，怀着整理出一套敦煌文献“定本”的雄心，浙江大学教授张涌泉主持的《敦煌文献合集》工程启动了。 “我当时刚刚从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回到杭州大学任教，毛头小伙一个，名不见经传，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竟敢不自量力提出如此庞大的敦煌文献整理工程。”回想起当年的情形，张涌泉感慨万千。 有学者曾提出，在利用敦煌文书资料以前，必须先“由精于中国文字学，特别是敦煌汉文卷册所有的文字”的学者，“将其加以彻底与通盘的校录”。敦煌写本大量使用的俗字，与我们今天熟悉的印刷字体有很大区别；敦煌文献中的俗语词，既不同于文言文，更不同于现代汉语；敦煌本古书，有不少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本子，较好保存了古书的原貌，但由于手工抄写，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错讹……这些都是整理敦煌文献必须要过的关卡。《敦煌文献合集》团队的成员，大都经过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专门知识的训练，很多学者以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和敦煌文献整理见长。即便如此，他们也丝毫不敢懈怠。每整理一个卷子，至少与图版核对三次才能定稿。 经过近三千个日夜的努力，作为《敦煌文献合集》的第一编，600万字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终于完成了。张涌泉在后记中写道：“在这个躁动不安的年代，晋升聘岗都需要‘业绩’，而我们投身的却是一项遥遥无期的‘伟业’。没有时间写论文，没有时间去读博士学位，没有时间去参加学术会议（包括出国），没有时间在周末陪家人去西湖边徜徉，除了打了折扣的‘寝食’，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个项目之中。” 虽然书稿交到了中华书局，但作者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敦煌文献中的很多俗字，电脑字库里没有，需要单独造字。张涌泉把这部书称为“世界上造字最多的书稿”，仅《王一》一篇，造字就达6736个。为了节省时间，便于作者“监督”造字，出版社破例同意在杭州排版。学者常常会来到排版室，坐在录入员旁边，仔细讲解字体的笔画、结构，以确保新造字字型准确。 “极大地提高了敦煌文献研究的整体水平”“代表着当今古籍整理最高水平”“昭示着敦煌学研究的新的方向”……《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出版后，无论是学界，还是新闻界、出版界，都给予了积极的反馈，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因为《敦煌经部文献合集》达到了如此高的学术水准，人们对《敦煌文献合集》史部、子部、集部的早日问世，更是充满期待。（特约记者杜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