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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之际，开始流传一批精彩绝伦的五言诗，被钟嵘称之为“意悲而远”“惊心动魄”，成为后来六朝诗歌及唐宋诗词的真正源头，因此又被称之为“诗母”。随着年代日渐久远，后来人既不知道其作者姓名，也不知道其写作背景，只知道这些诗作多数是男女恋情离别哀怨的“情诗”。 最早发现这批诗作的是西晋诗人陆机陆云兄弟，他们将这些五言诗作称之为“古五言诗”，陆云《与兄平原书》：“一日见正叔与兄读古五言诗，此生叹息，欲得之。”此处的“古五言诗”，正是对所谓《古诗十九首》代表的这一组古诗的最早称谓，由于不知道或说是不方便披露这些诗作的写作内幕，陆机将其简称之为“古诗”（有《拟作古诗十四首》）。后人也由于近似的原因，将其简称之为“古诗”，或是“汉魏古诗”。陆云的此封书信和陆机的拟古诗，可以视为这些所谓“古诗”在失去作者姓名和写作背景之后的首次披露，是在历史尘封之后的首次面世。到齐梁时代，昭明太子将其中的十九首选录进入《文选》，“古诗十九首”遂为专有的名词。 木斋著《曹植甄后传——汉魏古诗写作史》（以下简称《曹甄传》），正是全面破译这一历史疑案的一部力作。作者十年前出版过《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论证了十九首中的九首为曹植之作，余光中先生评：“发为新论，轰动学界”（余光中《木斋诗歌编年·序》），长江学者张法教授则认为此作“让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写”。对比这本新近推出的《曹甄传》，则不难发现，十年之前的这一研究，不过是新作的序幕或是冰山一角，作者对古诗十九首代表的汉魏古诗，包括这一时期优秀的汉乐府民歌，做出了近乎是一网打尽的系统研究：从西汉时代的所谓枚乘、苏武李陵诗、班婕妤，东汉时代的班固、张衡，乐府诗的江南可采莲、上山采蘼芜、有所思、上邪、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曹魏时代的原署名曹丕的燕歌行、徐干的室思诗、曹叡的全部五言诗，以及原署名曹植的一些诗作，全部按照时间编年，一一安置在一个历时性的有机体中。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探索源流，力图回复到历史的原貌中。 钟嵘评价这些汉魏古诗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读木斋著《曹植甄后传》，也会有此同感。这是一本令人读起来就放不下的书，一本充满悬念的书，几乎是每一个章节，都会不断颠覆我对这一段历史、文学史的原有认知，让我无所措手足。笔者写此书评，不知道从何写起和写什么，就像是走在远古的森林里，迷失在浩淼的星河之中。这一本书分明是一本学术著作，作者却采用文学笔法、诗意语言来细细阐述，娓娓道来。如同著名学者王立群所评：“以通俗的手法探秘一个学术公案——很少有人想到如此做学问，既有学术，又极通俗。”“既有学术，又极通俗”，确实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可能是作者进入到极绚烂境界之后的返璞归真，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学术走向大众的一种探索。 细读《曹甄传》，我们会为两者之间跌宕起伏的恋情细节而扼腕叹息，建安九年，曹植初见甄后，两人之间相互倾心，曹植为之昼思夜想，废寝与食，却被长兄曹丕捷足先登，“擅室数岁”，《感婚赋》则是当下所能读到的最早的关于曹植托媒人向甄后求婚的文献：“登清台以荡志，伏高轩而游情。悲良媒之不顾，惧欢媾之不成”；收录在曹植文集中的“妾本秽宗之女，蒙日月之余辉。委薄驱于贵戚，奉君子之裳衣”，则应是当时甄后回应曹植的书信，也是当下所能读到的最早的甄后的文字。此书不仅分别写作了两人的人生传记，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分别写作了两人的文学写作历程。 就此公案的情理而言，两人皆为这个时代的大诗人，诗人之间的生死之恋，不可能不写出激情四射的诗作来记录和表白，两人并非一般的诗人，而是帝王家族的重要人物，中国儒家的思想观念又必不能允许这些诗作的流布传播，而皇家宫廷正具备遮蔽这些诗作历史真相的作案能力，遂使曹叡在临终之前下诏书，对曹植文集重新撰录，又加以后来难以跳脱出理学思想的牢笼，终使得这一遮蔽行为瞒天过海，成功遮蔽了千余年。到民国时代，学者们开始学会了新的方法论，不再相信曹叡作案时候的安排作者，遂成功将此前的西汉说打回原形，汉魏古诗的产生时间被成功地推迟到东汉后期，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则直接称汉代的这些五言诗作，都是后人的“馈赠”，学术史的演变，距离木斋教授的研究结论，仅一步之遥了。 2019年，木斋连续出版了几部力作：《先秦文学演变史》（人民出版社1月），《伶工之词：唐五代宋初词史》（中国书籍出版社4月），《曹植甄后传》（世界书局8月），连同《读懂红楼梦》（世界汉学书局10月），其中关于诗经的研究、汉魏古诗写作史研究、红楼梦研究，被整合起来。 木斋之所以能破译曹植甄后恋情，首次对为恋情而献身的两位伟大诗人作合传，并首次阐述了汉魏古诗的写作史历程，或许正由于他能够将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等诸多学科打并一体，从而超越了纯粹的文学史研究、诗歌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从而实现了历史真相的破译和复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