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与金庸合影    今年10月30日是著名报人、著名小说家查良镛（金庸）先生逝世一周年忌日，苏州大学（原东吴大学，金庸当年就读于此）将举办“东吴论剑”金庸小说研讨会。作为杰出的武侠小说家，2013年被推选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的金庸先生，不仅在武侠小说领域有很大的建树，同时也为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笔者认为，金庸新武侠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三大突破。 对中国传统武侠小说实现了突破 中国传统武侠小说自明清武侠公案小说到民国武侠小说，在思想内容与写作技巧上都存在一些缺陷，直至金庸新武侠小说诞生，才有了诸多创新。 无论在明清时期，还是民国时期，当时盛行的武侠公案小说中的侠客，一方面有“侠义”之行，另一方面又有“奴性”。比如《七侠五义》中的侠客展昭，还有《彭公案》中的黄三太、《施公案》中的黄天霸，他们武艺高强，讲究行侠好义，但他们却好依附在清官的麾下，以博得皇帝宠恩为乐。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此类侠客“必以一名臣为中枢，以统领一切豪杰”，如展昭奉包拯为名臣，白玉堂奉颜查散为名臣，黄三太奉彭朋为名臣，黄天霸奉施世纶为名臣。其中展昭在屋檐上施展武艺，被皇帝赐为“御猫”，他当时不禁喜形于色。展昭这种思想可以作为黄三太、黄天霸之类古代侠客的代表人物，与金庸笔下的侠客有很大的不同。金庸塑造的乔峰、郭靖、令狐冲、胡斐等都有独立的人格，他们对官府不存在幻想与依附性，并不朝思暮想投到皇家去充当鹰犬，《雪山飞狐》中福公子府中汇聚江湖武林高手，则被作者所唾弃。 金庸新武侠小说在思想价值上有更深层次的表现，其小说主旨给予读者更多的历史反思。其作品并不满足于刀光剑影的打斗，而是通过武侠世界的故事与武侠人物命运之跌宕对中国封建统治提出了反思，又提供了现实的思考，在“寓教于乐”中让读者获取美的艺术享受与美的情操熏陶。比如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作者通过精彩起伏的情节，让读者认识封建礼教与世俗观念的可笑。在《鹿鼎记》中，陈近南因为忠于明朝，受制于小人郑克爽，反证了愚忠的悲惨结局。在《天龙八部》中，乔峰（萧峰）的悲剧正反映了辽宋战争给兄弟民族带来的灾难与痛苦。在《碧血剑》中，袁承志受李自成、刘宗敏排挤，书中勾画了他们进入北京后忘乎所以、得意忘形的表现。这些引人深思的描写，深化了武侠小说的主题与内涵，比《三侠五义》及民国旧武侠小说表现的内容有了很大改观。 金庸新武侠小说不同于旧武侠小说，还因为其写作方式与艺术技巧有了新的提高。像《雪山飞狐》与《碧血剑》在叙事过程与塑造人物上都别开生面，如写苗人凤与夏雪宜，用了大量回叙手法，通过他人的对话写出惊心动魄的过程，这在旧武侠小说中是没有的。旧武侠小说交代情节过渡，往往用“花开二枝，各表一头”来叙事，而金庸新武侠小说，用回叙与倒叙来表现人物过去的经历与往事，并且在故事结构中大量融入蒙太奇的电影手法，以此来表现人与人心情之微妙变化，替代旧武侠小说的平铺直叙。 打破壁垒森严的雅俗之间的界限 金庸新武侠小说的第二个突破，是打破了中国历来壁垒森严的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界限，让广大读者体会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 在金庸新武侠小说出现之前，专家学者、文人雅士与平民百姓、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存在着较大差异，唐诗宋词元曲并不是每个读者都推崇和喜爱的。就是《红楼梦》这样的世界名著，也有一些读者对其并不青睐。而老百姓喜欢的通俗言情小说，在中国文学界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但自金庸新武侠横空出世后，其影响却是空前的、巨大的，“凡是在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量‘金庸迷’”。中国著名红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冯其庸，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北京大学教授金克木、严家炎、钱理群、陈平原，还有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中国作协原主席王蒙，香港著名报人胡菊人，国际著名研究学者李欧梵，天津大学教授宁宗一，北师大教授王一川等知名人士都对金庸武侠小说给予极高的评价。冯其庸先生在与我的四次交谈中，多次讲到金庸的武侠小说，他说，有七八部金庸武侠小说他已读了三遍以上，而且每一次都读到通宵达旦，一读就放不下来。 而在普通读者方面，只要看金庸小说在中国大陆与港台地区的印刷情况，就能明了。据不完全统计，金庸小说在港台地区有远景白皮版、远景花皮版、远流黄皮版，还有黑皮版、绿皮版、大字版等。大陆有广州出版社与花城出版社联合版，还有三联书店版，文库旧本版，由金庸授权的文化艺术出版社独家发行、冯其庸点评的精装珍藏版等。至于盗版本，更是不计其数。 由于金庸小说脍炙人口，他的15部武侠小说都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在世界上拥有十几亿观众。而且一些小说还有好几个电影、电视剧版本，这在当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一部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坛达到了如此畅销的地步，金庸或许是中华文学史上第一人。 对“假大空”文学模式提出了质疑 金庸新武侠小说第三个突破，是结束了中国传统文学“主题先行”的写作方式，打破了正反面人物形象之间的绝对界限，对“假大空”的文学模式提出了质疑。 细看中国传统文学，不少作品都奉行“主题先行”的原则。比如《三国演义》作者以“尊刘贬曹”思想统领整部小说，罗贯中通过各种细节来褒扬刘备，也通过不少情节来贬低曹操。《三国演义》中的一些场景与人物评述与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存在很大差异，小说的描写与历史的真实也有较大不同。尽管罗贯中不遗余力地“尊刘贬曹”，但在读者看来，这一“主题先行”的效果并不成功，读完《三国演义》，对刘备存在好感的读者并不占多数，喜欢孔明、关羽、张飞、郭嘉、许禇、陆逊的人却不少，甚至有人还赞扬曹操的了不起。 这个现象，在《水浒传》中也同样存在。《水浒传》褒扬宋江，通过各种情节与场景来歌颂“及时雨”宋公明，但读完全书，读者最钦佩的人物往往是武松，或者是鲁智深等梁山英雄。原因何在？是因为作者虽然极力美化他笔下的第一号人物，但由于对一号人物写得过分完美，读者心中反而产生怀疑。而这样戴着耀眼光环的人物也令读者顿生反感，以至于不少读者的观感往往与作者的主观愿望相违。 在这方面，金庸新武侠小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他笔下塑造的郭靖、令狐冲、胡斐、张无忌、石破天、狄云，哪一个不是历经苦境、受尽磨难，乃至九死一生？如狄云一再陷入悲愤的境地，以至于让人不忍卒读；张无忌的善良与轻信，让他吃足了苦头；令狐冲的抱打不平又让其几次跌落绝境；石破天童年的绰号就是“狗杂种”……可见金庸对其笔下的主角不是极力美言称赞，也不是尽情歌颂，而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布满了各种生死攸关的陷阱，最后让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再来看金庸笔下的正反面人物形象之界限，也不是那么一清二楚，好人身上有很大的缺陷，恶人身上也有人性的光彩。如杨过是个正面人物，也是众多女性读者喜爱的一个大侠，但他身上有叛逆性，他对义父郭靖有厌恶感，甚至想杀郭靖。他为了救小龙女，居然情愿让全城的婴儿惨遭屠杀。再如杨逍，他是武艺高强的明教“光明左使者”，他在路上偶遇峨嵋派女弟子纪晓芙，纪晓芙已婚配给“武当七侠”之一的殷梨亭为妻，但杨逍凭高超武功强行占有了她，并让纪晓芙为他生下一个女儿。照理说，杨逍必定为广大读者所唾弃，但纪晓芙却为女儿取名“杨不悔”，并且深深地爱上了杨逍，为了不出卖丈夫，宁可死在灭绝师太掌下。杨逍虽被名门正派斥为大魔头，但他行事光明磊落，对纪晓芙一往情深，在大是大非中又站在张无忌一边，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与处世之道是与众不同的。再看“采花贼”田伯光，他一出场便是一个喜好女色的淫棍，但他却不用武力强奸民女，他捉了仪琳，心中有欲，却不动手动脚。他与令狐冲对打，在打斗中变成了朋友。后来他在“桃谷六仙”的面前受尽折磨，却始终不肯说出令狐冲告知他的秘密，当令狐冲问及此事，田伯光只是轻描淡写说了四个字：“痛加折磨。”可见其颇有大丈夫气概。金庸笔下还有诸多角色，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有优点也有弱点、有长处也有欠缺的真实人物。 关于“假大空”的表现手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例子，把正面人物高度理想化，拔高其精神境界，遮掩其人物性格中的缺陷，这样的文学作品中的主角看来十分高大完美，其实却是虚假的。 由此可见，金庸新武侠小说不仅在中国武侠小说领域内是一个突破；同样，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个新的突破，它的文学影响力不仅仅限于武侠小说，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