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与政治传统》，[美]霍华德·J.威亚尔达著，郭存海、邓与评、叶健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定价78.00元 在《拉丁美洲的精神》里，霍华德·威亚尔达断言，独立后的拉丁美洲罹患了“精神分裂症”。的确，它是大病难愈之人，一只手握着独立自由的新生，另一只手却被旧日枷锁牢牢铐住。 1815年，委内瑞拉独立运动受挫，日后被尊为“解放者”的玻利瓦尔逃亡加勒比海岛。他反思美洲的历史与现实，寻觅革命失败的症结。在那一年发表的《牙买加来信》里，玻利瓦尔犀利地将矛头指向了宗主国。 霍华德·威亚尔达笔下，伊比利亚史和拉丁美洲史是不可分割的，前者无缝融入后者。正因如此，玻利瓦尔的声音振聋发聩。《牙买加来信》不仅是一篇反抗殖民的檄文，也是一本剖析美洲的报告。伊比利亚困住拉丁美洲的第一道枷锁，就是经济剥削。哥伦布远航之后，征服者与殖民者怀揣着一夜暴富的梦想，前往美洲寻找“黄金国”。他们没能发现传说中的宝藏，却意外觅得不少银矿。无数印第安人被皮鞭驱使着，加入繁重的采矿劳动。他们在黑暗巷道的血泪，化作了一船又一船驶往西班牙的白银。三个世纪里，超过一亿公斤白银跨过大西洋，抵达了伊比利亚半岛的港口。有人说，西班牙就像一张嘴，填进食物加以咀嚼，仅为把它送到别的器官，除了经过的气味和偶尔粘在牙齿上的碎屑，什么都没有留下。的确，坐拥财富的西班牙将白银挥霍一空，养肥了欧洲，但西班牙人至少尝到了金银的味道，美洲人却只能望之兴叹。不止如此，正像玻利瓦尔所说，西班牙人还垄断了殖民地贸易，各地只能向宗主国高价购买制成品，而不能私下互通有无。食盐、火药、纸张、墨水都在专卖清单之列，足见控制之细密。 单一的出口模式与粗暴的垂直管理相伴而生，葡萄牙人在巴西的统治可谓典型案例，红木、蔗糖、黄金、咖啡周期里，殖民地往往集中产出某一种物资，缺乏经济活力。在全球扩张进程中，由于没有财力与精力大肆征伐，葡萄牙人倾向于在沿海建立商站，而非侵入内地。在腹地广阔的巴西，尽管殖民者一度向亚马逊挺进，但绝大多数时间满足于在海岸线上搭设居民点，转运红木和黄金。对于殖民地的建设，统治者漠不关心。拉丁美洲丰富的资源，在伊比利亚的剥削模式之下，无法转化为商业繁荣，借用前辈学者索飒的书名，这正是“丰饶的苦难”。直至20世纪中叶，单一产品出口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仍困扰着拉丁美洲，劳尔·普雷维什称之为“依附性”，而它的始作俑者正是伊比利亚模式。 制造苦难的，不惟严苛管理，还有移植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社会阶层。历史上，西班牙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斗争的前沿阵地。在收复失地运动里，立下功勋的将领和士兵获得大片土地，成为国内新贵。征服美洲之际，统治者沿用此法，吸引游民和穷人远渡重洋。在阿兹特克和印加故土，许多双手沾满鲜血的“先遣官”，凭借军功一跃成为大地主。他们及后代经营着大庄园和大种植园，终日以斗鸡、比武和举办奢华宴会为乐。宗主国派往殖民地的总督和大小官员是庄园的座上宾。在遥远之地，总督对国王命令奉行“服从但不执行”的原则，过着土皇帝的生活。耕种和采矿的重压，通过劳役派遣制，施加在印第安人身上。当大量印第安人死于繁重劳作和欧洲疫病，官员和庄园主引入了非洲奴隶。奴隶生产的财富，先由殖民地的掌权者层层盘剥，继而运往旧大陆。与宗主国风气如出一辙，美洲的上流社会贪图享乐，迅速将财富换成了奢侈品，民众常年生活在贫困之中。时至今日，贫富悬殊仍是拉丁美洲的关键词，良田千里的庄园与脏水横流的贫民窟同在一城，形成鲜明对比。 无论在西属美洲或巴西，天主教都是殖民者的一大遗产。对天主教的倚重，源于伊比利亚独特的历史进程，在与穆斯林王朝长达几个世纪的斗争里，宗教被用作笼络人心的精神武器。征服美洲，是用剑与十字架完成的。传播福音是大航海的最初动力和说辞，印第安人的原始信仰被禁止，天主教会渗入社会的每个角落。在殖民地，从生老病死到赋税教育，教会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教亲关系则是串联社会的关键纽带，大庄园主和官员互为对方子女的教父教母，构成了更牢固的统治阶层。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教会是一副无形枷锁，裙带关系盛行，阻断了穷人的上升通道，它宣扬的神学限制了知识传播和思想交融，使得独立以前的拉丁美洲文盲率奇高，在一些小市镇，甚至找不出十个能够识文断字的人。不容忽视的是，教会拥有令人咋舌的财富。在独立运动之前，它占据了拉丁美洲三分之一的土地，一边收取庄园和牧场的捐赠，一边借助放贷生财。在墨西哥，教会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仍是凌驾于世俗之上的权威，共和国不得不打响一场战争来摆脱它的束缚。 墨西哥的教会顽疾，只是独立后拉丁美洲困境的一个缩影。抛开经济、社会与宗教的桎梏，单是如何统治国家，就曾让“解放者”玻利瓦尔忧心不已。手握大庄园和大种植园的克里奥尔人，对锦衣玉食并不陌生，对治国理政却无甚经验。宗主国放任他们穷奢极欲，却紧紧掌控着总督等高级职位的任免权。玻利瓦尔说道：“美洲人突然站了起来，事先一无所知。最成问题的是，他们没有掌管公共事务的实践，难以在世界舞台上掌握立法者、律师、司库、外交官、将军等以及其他高级或次一级的官职，而这些官职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通常必设的……一个刚刚挣脱锁链的人民在进入自由的领域时，不会像伊卡洛斯那样，翅膀烧坏、堕入深渊吗？”果然，拉丁美洲没有逃过伊卡洛斯的命运，在奔向自由的旅程里，伊比利亚枷锁牵绊了它的脚步。新生国家不能填补宗主国遗留的政治真空，也无力对抗虎视眈眈的英美法诸强，更没有办法敉平国内多如牛毛的派系。在许多国家，独立与共和成了一出你争我夺的闹剧，人们只得求助于某个强权人物来稳定局面，“考迪罗”应运而生。 “考迪罗”原意是“领袖、头目”，在拉丁美洲成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名词，他们在独立战争登上历史舞台，独揽一方大权，引领了过渡时代的社会走向。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太过激烈的社会变革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故而，欠缺政治经验的拉丁美洲选择妥协，将国家蓝图交给保守的权威。大庄园主与天主教会是“考迪罗”的坚实后盾，他们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底层民众也不乏“考迪罗”的拥护者，他们希望强权人物革除弊病、换来新生。在风靡全球的文学作品里，“考迪罗”往往是墨西哥圣塔·安纳那样的乱世枭雄，或是阿根廷罗萨斯那样的暴虐屠夫，事实并非如此。戴着现代化面具的“考迪罗”不在少数，他们修建铁路、兴办教育，引入外资、奠基工业，确实掀起了新风气。进入20世纪，与“考迪罗”一脉相承的军政府唱起了主角，成为新旧之间的调解者，一面推进着自由贸易，一面镇压着进步人士，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的现代化事业了烙下了深刻痕迹。 美墨边境以南的广袤土地上，独立降临已近二百年。然而，曾经物产丰饶的拉丁美洲，依旧在穷困与动荡里苦苦挣扎。西班牙与葡萄牙统治时代早已远去，但它们留下了有形和无形的枷锁，仍在桎梏着昔日殖民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