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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语写作已成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种趋势，双语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其语言观紧密相连。彝族诗人阿库乌雾长期坚持彝、汉双语创作，提出了“母语诗学”理论，其内容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母语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根脉，也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坚守母语文学创作既是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也是诗人理解世界和回归民族传统的途径; 第二，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汉语，已经被赋予了本民族的精、气、神，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汉语表达方式，可称之为第二母语或第二汉语。 关键词：彝族文学; 母语诗学; 双语写作 引言 阿库乌雾是当代彝族著名诗人，也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双语作家的代表。自20世纪80 年代末开始诗歌创作迄今，已先后在国内外出版多部诗集和文学评论集。其中包括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母语现代诗集《冬天的河流》( 1994) 和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母语现代散文诗集《虎迹》( 1998)，以及汉语诗集《走出巫界》( 1995)、《阿库乌雾诗歌选》( 2004)、《神巫的祝咒》( 2009) 等。2006 年其作品《虎迹》在美国以《Tiger Traces》之名出版，是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彝英对照版诗集。近年来，阿库乌雾以民族志学者的身份考察了美洲印第安文化，先后写作了《密西西比河的倾诉》《哥伦比亚河的召唤》;2015 年， 其旅美诗歌选《凯欧蒂神迹》以汉、英双语方式面世。而于同年出版的散文诗集《混血时代》不仅延续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风格，也是他对 20 年来一直坚守的多民族文学理念的实践。阿库乌雾是有明确文学思想的诗人，早在20 世纪90年代，便自觉反思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传统分期，宣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已经从“英雄时代”进入“寓言时代”。1996年， 他又指出“文化混血”和“文学混血”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诗人、作家无法规避的现实。在此基础上，他先后提出“第二母语”“第二汉语”等概念，试图解答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诗人、作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面临的共同问题。阿库乌雾不仅在理论上提出诸多新见，还以诗歌写作、文学批评等方式践行其观念。2005年，他策划了“‘人与自然――诗意的美姑’国际笔会”;2009 年召集学者在凉山召开了彝族母语诗歌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当代彝族母语文学作品选》; 2014年阿库乌雾又在西昌筹备举办了“中国多民族母语文学研讨会”，吸引了来自于蒙古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彝族、藏族、裕固族、傣族等多个民族的学者参与。不仅如此，他还在成都数次发起并组织母语诗歌朗诵，使参与者感受母语的魅力，也使彝族学子树立起母语保护意识。通过这些活动，目前在成都已形成了一支年轻的彝族母语诗歌创作团队，许多母语作品见诸各种媒介。纵观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坛，像阿库乌雾这样兼具创作与评论、母语与汉语的诗人并不多。因此，他不仅是彝族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标志性诗人，也代表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独异类型。 一、母语叙事与文化表述 阿库乌雾的母语诗学首先体现在对母语本源的认知和母语文学创作的坚守， 认为母语承载着民族的心灵史，母语叙事是沟通民族历史，回归民族根源的桥梁。这一思想奠基于他对世界语言从“多元”走向 “单一”这一根本性问题深入的思考。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和文化的载体，还是族群认同与凝聚的重要纽带。现今世界上大约保存了6000种语言，其中96% 的语言由仅仅约3% 的人口使用，97%的人口则使用着大约 4% 的语言。可见，大部分语言都被少数族裔使用，但随着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同一性，许多语言濒临灭绝。母语危机早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多语种化”，也于1999年将每年2月21日设定为世界母语日。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2004年的母语日致辞中，充分肯定了母语的重要性，他认为每种语言都“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表达严密的价值观念体系，因为语言确实是体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面镜子”。但母语的保护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更需要语言持有者具有自觉的保护意识，主动参与到保护母语的行动中。这对少数族裔尤为重要，因为母语往往是少数族裔历史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少数族裔“为了使其特性得到尊重，为了保护其遗产，捍卫母语仍然是他们的主要诉求”。一位美国印第安 TohonoO’odham部落长者——克里斯廷·约翰逊曾表达语言对少数族裔的重要性: 我说着我喜爱的语言 因为那就是我自己 我们向孩子传授我们喜爱的语言 因为要让孩子知道他们自己是谁 对中国彝族而言，母语的意义同样如此，保护母语已经成为以阿库乌雾为代表的当代彝族知识分子的共识。阿库乌雾不仅坚持用母语进行文学创作，还在跨文化的视野中对母语、母语思维进行深入探讨，他一再强调自己与母语的血脉关联，并自豪地宣称其生命的起点与归宿都被他的母语命名和规范。但更重要的是，母语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根脉，也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母语叙事的传承与创新，“意味着一个民族文明体系的传承与创新，意味着其文化历史形象的重塑， 精神资源的保留和精神生命的再生”，以及对其当下处境的 “主位”记录。阿库乌雾认为就彝族而言，正是因为族人在文化大混血时代缺乏自觉意识，才造成了 “母语的河床断流， 生命，由搁浅起步!”但这并不能成为悲观而无所适从的理由，作为知识分子群体，必须承担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责任，让人看到在 “母语的汪洋上，千万只纸制的航船已经起锚! ” 阿库乌雾坚持用母语创作，并不意味着他仅仅将诗歌的接受群体设定为本民族。在他看来，诗歌可以跨越语言的鸿沟实现不同人群间的心灵交流。他曾通过诗歌的方式追忆 28岁时许下的诺言——“用我的母语跟世界诗坛对话”。在 20世纪 90 年代初，这很可能会被视为一个青年的豪言壮语， 但阿库乌雾却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将它变为现实，《诗歌也是世界语》便记录了他 2005年用彝语与世界诗坛对话的经历: 我站在美国大学的讲台 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 向美国华侨作家 向日本和韩国学者 向印第安诗人 向黑人音乐家 朗诵我的彝语诗歌。 让阿库乌雾惊讶不已的是，这些来自世界不同地区、操不同语言、传承不同文化的人却能够被他的诗歌触动。与之同时，当其召唤彝人之魂的招魂诗被一个“不曾听说我的民族，也不会经历我的遭遇”的美国女孩子用英语动情地朗诵时，虽然“我不懂英文 /但我听得出来/她懂我 /我那漂泊不定的灵魂/再一次被她 /神秘的牵引”。“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诗歌也是世界语”。由此可见，诗歌可以是连通不同地域、国家、种族间人群沟通与交流的桥梁，即便对方对你的母语和文化传统一无所知，也能通过母语朗诵进入诗歌内部，走进诗人的世界。为了获得一种跨文明的视野，在北美大陆访学的日子里，除正式的学术活动，阿库乌雾时常流连于印第安文明的遗迹和保留地。在行走、参观、访问过程中，他也偶尔感到人与人跨语际交流的可能。如他访问塞勒姆市 Willamette河畔的一个印第安保留地时写道: 我慕名来到这里 仿佛回到了久别的山寨 所有的目光真挚而亲切 所有的隔膜瞬间化为山岚 消失语言只是一种装饰 河水冲濯着我的内心。 这些跨越语言障碍的亲身经历，不仅让诗人坚信诗歌是人类的公分母，同时也坚定了他母语创作的信心。他相信用母语表述一个民族，不仅是对民族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民族尊严的维护，还是诗人理解世界和回归本民族文化精神的路径。 当然，怀揣希望的同时失望也往往相伴而生，我们虽然看到阿库乌雾的母语诗歌在跨文化对话中具有广泛影响力，但更多的彝族母语诗歌却并未引起彝族以外群体的广泛关注。这也使得阿库乌雾的招魂诗成为阿库乌雾个人的文化标识，并演变为一个彝族的文化符号。但问题是，更加庞大的彝族母语诗歌创作却因缺乏有效的传播而淹没在众声喧嚣的时代噪语中。更令人担忧的是，母语一旦离开民族生活的场景便面临被主流语言取代的危机。如在《电话里的母语》中，诗人便深深地感受到久居美国的彝族校友拉玛母语能力已开始减弱。与之同时，现代社会的诱惑造成的对母语的摒弃已经深远地影响到下一代。对此，阿库乌雾曾在散文诗《联姻》中写下了一段象征性十足的话:“我儿晨读，纯正的汉语、惊醒我格言民族残存的天性:真理之见，出自孩童之口! 忽警觉:我儿之母语与我有别，谁是谁非? 人是语非? 语是人非? 非人非语? 与谁说是论非?”可见，母语的终结者或许正是文化混血时代无所适从的族人本身，于是他忧伤地感叹道:“一生为母语而奔突 /语言森林的深处 /哪一棵树上结满我的果子/一生用母语求活/生命世界的底部/谁是我的终结者。”这是诗人的自我追问，也体现出他对母语命运的无限担忧。但严峻的现实并未使阿库乌雾绝望，他仍坚定地走在母语保护的道路上，并清晰地认识到: 母语自觉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保护母语更多时候就是一种警示与自我警示行动。保护母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母语创作，保护母语也是一种人类文明的“记忆工程”和不同文化的“基因工程”。 可见，阿库乌雾已将母语上升为对一个民族自信与尊严的维护，以及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的高度上。正因为此，母语创作与汉语创作相比在接受群体上固然存在较大差异，但当作者怀着这样的文化使命时，接受群体的多寡便已不再是衡量文学作品价值最重要的指标。 母语创作是中国所有具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本身便具有悠久的母语书写传统。在民族传统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时，母语有可能成为族人最后的精神家园，这些民族的知识分子也更应承担起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责任。所以在阿库乌雾看来，即便母语书写的受众和读者群均有限，但“作为一个文化人，没有权利在自己这一代丧失或抛弃还具有系统而健全的命名功能的自己的母语”。他也因此写下了 《母语，最后的家园》: 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背叛过你，即使你一千次托梦让我放弃你。……其实，我与你相遇是从母亲的子宫里开始的。……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背叛过你，在所有的生命纷纷丢失自己的家园的时代，我依然骄傲地拥有你，我的最后的家园! 从对母语的个人情感，到对母语的理性认知，再上升到“母语诗学”的学理思考，阿库乌雾从未中断与母语的情缘和放弃母语诗歌创作。不仅如此，他还长期致力于参加和策划母语保护的社会活动，身体力行地推动彝族语言文字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在母语创作中深化母语诗学，在母语诗学指导下从事母语创作，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二、汉语书写的诗性智慧 阿库乌雾母语诗学的另一个维度是他认为汉语是一种多元共建的语言，少数民族的汉语书写具有民族特质，它们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这种认识基于他对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中使用汉语所持的理性态度。母语表达固然是现代少数民族作家必须担当的责任，但汉语在社会交流中的主体地位也不容忽视。同时， 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也无疑是少数民族文学被更广阔世界接受的重要渠道。为处理母语与汉语的关系，阿库乌雾早期提出“文化混血”的概念，近年来又提出“第二汉语” 和 “第二母语”。当然在他看来，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汉语，已经被赋予本民族的精、气、神，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汉语表达方式。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的关系是民族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话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人将民族语言视为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民族文学最重要的标准。如 1831年成立的旨在宣传芬兰历史，倡导和发展民族语言的芬兰文学协会，其纲领中就强调: “语言是民族的基础，没有民族语言，就不可能有民族文学。”此观点也曾得到部分中国学者的认可，但它无疑具有片面性，原因在于: 第一，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但并非每个民族都有文字书写传统，如果将是否用本民族文字进行创作视为判断民族文学的标准，势必会将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排除到民族文学之外，这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 第二，在历史上，如萨都剌、马祖常、丁鹤年、纳兰性德等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了大量诗词曲赋，这些作品多用本民族之眼状物、写景、抒情，因此“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文化特色”，如果将其排除在民族文学之外，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所以自20世纪 80 年代以来，语言不能作为判断民族文学最重要的标准在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实际上在此之前，一些著名少数民族作家对此已经零星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言论，如蒙古族诗人纳·赛音超克图便指出，汉语不仅承载了历史悠久的汉文化传统，而且与“新的先进的文化”最为接近，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只能通过汉语才能进入更加广阔的文学世界，从而实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因此汉语是少数民族作家的“第二家乡话”。虽然纳·赛音超克图将汉语称之为“第二家乡话”的提法与阿库乌雾“第二母语”的说法好像非常接近，但二者之间却有着本质的差异。在阿库乌雾看来，汉语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绝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运用，它更浸透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审美思想，是经过 “再造”后的汉语。而少数民族作家转向汉语创作本身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一种语言的叙述方式、写作形态的被颠覆，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生存方式、精神实质的全面变迁”。这便上升到了语言观的层面。阿库乌雾认为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的汉语写作，不是对汉语符号系统的简单运用，而是“母语文化与汉语表述方式的深层凝合”，即在汉语已有义项的基础上，从本民族的文化沉淀中赋予汉语以新的义项，通过诗歌创作为汉语的更新作出贡献，使少数民族汉语写作与汉语发展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最终将汉语变为一种多民族共同作用的超民族语言系统。阿库乌雾曾在诗歌《蛛经》中写道:“在全面叙述的时代 /中断叙述”，为什么要中断叙述呢? 因为诗人必须重建自身与词语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对母语的 “背叛”，也意味着对汉语的“背叛”。“背叛”是基于对语言与文学关联的理性思考，是少数民族诗人真正走进汉语世界的必由之路。阿库乌雾自己就是这一语言观和文学观的实践者，他的汉语诗歌的语言特色非常鲜明，颠倒的词语序列、错乱的语义组合、冷僻的意象世界，大大出乎习惯了传统汉语表达方式的读者的意料。如他在《还原》中写道: 从山谷深深的渊燃起/从那些被冲濯被淤积/死者的骨灰燃起/燃过幼兽惊悸与战栗的呼吸/燃过一切熟悉而陌生的足饰和头饰/啄食脚下坚硬的基石/和头顶坚硬的神位/思想的森林燃尽/肉体的土壤燃尽。 在《水果》中，他写道: 我用随身携带的/祖传史诗/切开水果/水果里住着一个语言的/夜它的身上开满/红色的杜鹃花……海藻如梦中文字的锈/海贝刀鞘注满泥沙/贝壳被削去的果皮/划破/拾贝儿童的嫩足/在世纪之交。 在《透影》中，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表达方式: “行乞于灵肉间的透/标价出卖的透/拈花惹草的透 /生儿育女的透/透一颗冷冰冰的方块汉字/有影无踪。”《性源》的语言同样充满了陌生的意象和“无规则”的词语组合:“春天，隐形的爬行动物/在身体的里里外外/繁星鳞波夜籁芳土/春天，网在鱼里鱼在网外。”在阿库乌雾的诗作中，此类具有实验性的语言组合方式屡见不鲜，甚至于许多诗歌的题目，本身就充盈着无限的阅读诱惑，如《人鸟》《透影》《极姿》《街铺》《春殇》《性源》《雨蛇》《刺界》《镜梦》《蟒缘》《船理》《家论》《书光》《木品》等。有论者认为阿库乌雾这种实验性的诗歌创作，是“依凭着彝语的音节化思维来拆解、拼接、重组汉语的词法、句法，将现代文明的沉重代价，将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失陷凸在灵与灵的对话中”。由此可见，阿库乌雾的诗歌语言并非文学创作中一种可以随意替换的元素，这些具有实验性的语言选择所营造出的“陌生”感，是诗人对“第二汉语”诗学思想的创作实践。 但阿库乌雾的目的绝不仅仅为汉语的创新贡献力量，而是希望打通汉语世界与母语传统的关联，用陌生化的汉语表达营构民族的寓言，这也正是他视汉语为 “第二母语”的缘由。为了凸显汉语叙事表达民族特质的有效性，阿库乌雾在创作中善于回到民族叙事的“元话语”系统，深入地把握彝族的精神根脉。以对雪的认知为例，彝族认为雪是一切物种的起源，具有神圣的意味。正因如此，雪作为彝族的元话语成为阿库乌雾诗歌中一个常见的意象，如诗人在《雪史》中回到传说时代追溯了彝人世界观的起源，“雪，开始渗入一个民族的肌理 /从此， 冷与暖不再分离。”在《夭亡》中，他写道:“冬天一场雪 /天下一片白茫茫。”在《雪之巫》中诗人揭示了雪对彝族的意义:“雪花是无根的花，雪花是无果的花。因为雪花早已扎根于我们伟大的民族史诗，因为雪花早已在我们不朽的母语深处果实累累。”除雪之外，虎、鹰、蜘蛛、毕摩等彝人最崇尚的元素，也是阿库乌雾诗歌中常见的意象。这些诗歌蕴着彝族文化的根脉，在赋予汉语诗歌鲜明民族特质的同时，也丰富了汉语的表达，为“第二汉语”和“第二母语”提供了创作的依据。 母语传统意义上最重要的功能是“把这个民族同其他的民族区分开来”。不过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少数民族固然仍传承着祖先创造的独特的语言系统，但汉语也因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成为其日常生活用语，甚至部分地扮演了母语的角色。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并且早已在凉山彝区出现，20 世纪 30 年代俄国人顾彼得在穿越彝区时便记录下该现象: 我感觉到，用汉语教育彝人似乎相当的不协调，我也看不到任何可以变通的方法。所有彝人所渴望的现代化的东西都来自汉族地区，或是经汉族地区而来，不管他们多么强大和多么勇敢，他们都不能忽视这个事实。因此，不管骄傲与否，他们不得不扩大与汉人的联系，如果没有汉语知识，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就完全淹没在汉语世界中，阿库乌雾对此曾自白道: (我的很多作品)都不是按照传统汉语诗歌、散文写作的要求去做的，而是继承彝族万物有灵、万物皆诗和诗如生命的生命诗学传统，持有一种广义的诗学观和文学观，使我所记录、描述、推演、暗示和隐喻出的事和物、情和景、思和理具有一种更广阔的文化诗学和文学人类学的思想空间和人文价值。 事物具有两面性，“第二汉语”和“第二母语”在理论上固然具有创新性，且可以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符号的语言在“能指”与“所指”间的任意性一旦被操这种语言的人们约定俗成地使用后，便具有了规约性。打破规约性必然带来语义系统的紊乱，造成传播的困难。而作家传播信息有一个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化入符号的过程，读者接受信息则有一个将符号化出为与作家同感的过程，如果符号的输出与接受不对称， 势必影响符号的有效传播。对此有人曾尖锐地指出，民族文学工作者“如果在创作时滥用怪僻生造的所谓民族语言，随意描画所谓的民族心理、民族形象， 或者一写蒙古族就是绿草、白云、骏马; 一写藏族就是雪山、酥油、糌粑。谁还来读你的作品”。该论断固然失之偏颇，但其提出的问题却应引起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高度重视。因为只有最大程度上赢得读者，才能将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质呈现给更加广阔的世界。否则，作品便有可能被视为语言的试验之作，无法获得应有的效果。 结语 20 世纪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大部分民族都进入了双语写作的时代，并自觉地接受了本民族、汉民族、其他少数民族，以及西方文化的广泛影响。这些民族的作家在母语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开辟出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阵地，并自觉思考双语写作的诗学特征。阿库乌雾从彝族的现实出发，看到在文化混血时代彝语所遭受到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刻承受着来自内心世界莫名的悸动与恐慌”。这使他决心坚持母语创作，承担起母语保护与传承的责任，并基于丰富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经验提出“母语诗学”概念。他认为母语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根脉，也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坚守母语文学创作既是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也是诗人理解世界和回归民族传统的途径; 同时，由于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汉语具有民族特色，因此可称之为“第二母语”或“第二汉语”。阿库乌雾是既能运用诗性思维写出优秀诗歌的诗人，又是能用理性思维进行理论总结的学者，他用学者的理性打量诗性的自我，又以诗性的自我为学理分析提供了主位视角，从而获得了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感同身受”，这使其母语诗学更有意义。总之，阿库乌雾的“母语诗学”不仅与其民族身份息息相关，而且也是其文学创作的内在需求，它是阿库乌雾在充分把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发展基础上提出的原创性学术概念; 虽源于阿库乌雾对自己以及当代彝族诗人汉语写作的思考，却可以概括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语言困境，具有普适性的意义。 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注释已略去。 本文系徐新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11ZD＆104)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