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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生命诗学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本质特征。生命意识复归与生命空间建构是生命诗学发生的逻辑起点，共生同感的文学世界建构与渲染原始生命强力是生命诗学展开的基本维度，直面生命鄙陋与现代性痼疾标志生命诗学的历史承担；召唤敬畏、激发生命内在神性是消释生命苦难之方，也启示生命存在之最深意义与根本价值。 关键词：生命诗学 新时期 少数民族作家文学 文学特质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以生命诗学为创作的原则、观念和“共名”。生命诗学以生命观照为写作本位，并以其为创作最高追求。它从多民族作家的生命意识发轫，由建立在地方之上的生命空间承载，生发出凝眸生命形式本身、表现天人合一的生命共感、书写生命原始活力、消释生命苦难等构成向度，文字富于生命气息，风格奇异瑰丽、壮美沉雄。作为文学实践遵循的原则或观念，诗学揭橥艺术创作美的内在本质，至今强劲的生命诗学，确证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坛的价值，切中时代发展之殇，成就“浓于生命彩色的”文学景观乃至文学世界。 一、生命意义复归与生命空间建构 生命诗学出现，须要生命意识成为作家创作观念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生命意识指人类对生命存在状态、生命本体问题及永恒价值的体察、珍视与省思，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生命苦难的消释和超越，对生命自由的渴望与追求。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多有栖居自然的生命经验，其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中本就深植万物有灵的生命意识。20世纪50至70年代，这种生命意识曾让位于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新时期后“关注人性和人情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趋势”，这激发了一度潜隐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虽被商品经济洪流和全球化进程摧折却不挠，在地方知识兴起和民族文化根脉追寻浪潮中生生不息、义脉不断。从八十年代初期回族作家张承志追寻生命意义开始，八十年代中后期则有满族作家江浩、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谛视生命的复杂面向，九十年代藏族作家阿来、彝族作家吉狄马加、回族作家石舒清、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等齐聚生命诗学大旗下，新世纪后多个代际不同民族的作家们共同发力着意实践，生命诗学的诗学路径、意义空间和美学精神日渐清晰。 草原、森林、荒原、山地与江河等是生命诗学的生发凭借。张承志笔下的乌珠穆沁草原，是他写作一切开端的开端：“草原是我全部文学生活的诱因和温床。甚至可以说，草原是养育了我一切特征的母亲。”而黄土高原又寄寓作家对生命本质的洞察：“在那片雄浑浊黄的大陆背影里，我们一定会找到真理的一些残迹”。基于相同的致思方式，江浩于荒原及雪谷审视生命芜杂样态；石舒清和马金莲在西海固的黄土与沟壑中刻凿生命的顽强高贵；乌热尔图和萨娜在森林和江河之间，呈现生命的内在矛盾和全部美感；阿库乌雾和吉狄马加在彝族的山地间实现“灵与灵的对话”；阿来和次仁罗布在青藏高原发现生命的神性。一如马金莲“所有的文字都始终围绕西海固”，多民族作家们积年经营这些地方，从不曾移步，经过情感浸润、经验透视和理性建构的地方已超越地理学意义，成为内蕴生命意涵的诗学空间，其间静默安放或磅礴交响着作家的生命认知。 植根于特定地方的生命空间与生命的千姿百态互释。正像福克纳将邮票一般大的故乡打造为蕴藏生命的文学金矿，张承志写黄土高原，意在关注“人、人心、人的处境问题”；又如沈从文在湘西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石舒清则说自己的乡村生命形式书写，不过是“小铺面”，“但我也很满足于开一个小铺面，而且在里面当掌柜”；相似表述还有吉狄马加“为土地和生命而写作”；马金莲“探索幽暗处属于人内心的柔软和光泽”，于是各色人等，由委身之地理地貌、经济形态和文化类型决定，以农民、牧民、猎人、骑手、萨满、巫师、盗马贼等身份出现，用殊异的生命形式表述生命的力量与本质。 殊相之人外，动物叙事成为少数民族作家共同的文学选择，通过动物生命故事凝视生命本质是共有诗学路径。乌热尔图《七岔犄角的公鹿》中刚烈的鹿，郭雪波“乌妮格”系列聪慧善良的狐狸，黑鹤《驯鹿牛仔裤》中洁净的驯鹿、次仁罗布《放生羊》中虔敬的羊，都是小说的主人公。它们与诗人和散文家笔下丈量天空的恣肆雄鹰、充满力量的雪豹、生生不息的小草、迅疾如闪电的忠义骏马一起，表征生命全部美感与无限可能。聚焦人和万物恒长细密的悲喜、凝眸于生命的常与变，令此生命空间远离政治历史剧变，甚至时空静止、相对封闭，但如鲍尔吉·原野发现，“牧区的一切都缓慢，像太阳上升那么缓慢，然而什么都没耽误。”这空间有笃定的文化来处和内在节奏，自有其存在价值。 生命意识勃发与生命空间建构让生命诗学写作文化色彩浓厚，毕竟，“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亦回归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就是一种以生命为本体、为最高真实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克服科学认知的理性局限后，生命获得更丰富的意义和更广阔的精神空间。 二、生命共感表现与原始强力渲染 生命诗学铺衍的两个路向，一为表现天人合一的生命共感，二是渲染生命原始强力与欲望。前者反映人与自然的关联方式，后者是对生命力量的领悟与赞美。由此，无限自由、极具强度的生命境界得以开辟。 表现天人合一的生命共感，是因少数民族作家普遍将万物视为生命体，他们也认定天地间众生共生，都应尊重。“蒙古人对人畜草木给予同等关怀”让鲍尔吉·原野写草原万物时无分别心。吉狄马加说“我只不过是这片土地的河流、岩石…哪怕是一只鸟的代言人”，既然人与万物同生，拟物或拟人就极为常见，张承志写与“我”一同赶路的两个孩子“活像两只精赤的直立着赶路的雪鸡”；马金莲说盛放浆水不曾清洗的大缸“像一个蒙垢已久的女人”，都是打破庸常认知界限的“及物”妙语。相信物与人同感，皆具七情六欲，巴·布林贝赫以“一棵娇嫩的、淡黄色的草芽从残雪的胸脯中钻出来”见“春醒”；鲍尔吉·原野确知银器会在半夜时到屋里屋外转一转，“三色堇的花瓣开累了，仰到后背”，别具只眼的奇象奇境在发生学上不奇，乃共生同感思维使然。 生命共感也让万物为友为亲的观念当然地发生。人与动物之间地位平等、彼此深切相通乃至合而为一的情境、情节比比皆是。次仁罗布《放生羊》细写放生羊坦然到茶馆喝茶，在寺庙用心干活，驮着鱼虔诚放生，日复一日地转经、礼佛，人们也从未把羊当物，羊和年扎老人相濡以沫，老人罹病求活是为守护仍在尘世的羊。萨娜《达勒玛的神树》里，年迈多病的达勒玛相信“树是有皮有脸的生灵，跟人是一个样的”，她想方设法破坏油锯是为让树木不再遭受砍伐之痛。鲍尔吉·原野《凹地的青草》里，牧人走很远的路扛回电视机，为的是安在羊圈里，“让羊看看电视剧”，人与动物情意相通的种种，反“常”而合道，引人深思、耐人寻味。乌热尔图《你让我顺水漂流》里，人死于熊的怀抱，隐喻由死亡达至的最好归宿：天人不仅共感，而且合一。这里，人与万物并无价值、地位、层级之高下，亦无主客体关系，人类与草木鸟兽同是世间生灵，也均适应四时与地理而活，彼此各得其所又相互支撑乃至生死相依。 共生同感还让少数民族作家们流连于地方风俗或是“最根本的、原初的、本真的”日常生活世界场景。这也是深彻的生命意识理解、照亮栖居之所的结果：这些风俗或场景凝定了最持久的生命形式。张承志《黑骏马》写长调在茫茫草原响起时，“它叩击着大地的胸膛，冲撞着低巡的流云”，长调的流变与强度，与万千心绪深藏于心的蒙古族骑手巨大的生命力量相协共振。石舒清写洒扫后，“院子里亮得像能生出鱼鳞似的轻轻跌宕的水纹来，那被团成一个圆的糜子在阳光下红得让人心跳”，繁复描写场景意在充分表达“日子”里饱满的生命喜悦。马金莲写腌酸菜时细密复杳，源于腌酸菜牵系一家人的喜怒哀乐与整个家族的亲疏远近。郭雪波写安代舞跳起时尽情尽兴，文字中灌注排山倒海般的激情与力度，亦因被语言描述的舞动凝聚着极致的生命体验。这些流动着作家们精微生命体验、发散淋漓元气的场景，构筑各族人民感性生动的历史。 生命诗学必然聚焦生命原始欲望。正如尼采所言，“生殖、怀孕和生育行为中的每个细节都唤起最崇高最庄严的情感……在其中可以宗教式地感觉到最深邃的生命本能，求生命之未来的本能，求生之永恒的本能——走向生命之路，生殖，作为神圣的路。”对于人口较少，在征战、迁徙和灾荒中求生存的族群，其庄严神圣之意尤甚。萨娜《阿隆神》坦然赞美生命力量：瓦罗吉“身体里原本平静流淌的河水，突然间发出惊天的呼啸，奔腾涌动。”又写它让因为世仇无法结合而离群索居的瓦罗吉与达霞超越孤独：“他们并不孤立，因为周围的生灵在陪伴他们。”直至最终一泯恩仇。这是萨娜对生命本然力量极为深刻的观察：克服衰老、恐惧和孤独，更消释了仇恨和伤痛，瓦罗吉如此，《巴尔虎草原》中走出心结的乌勒奇也如此，《金灿灿的草屋顶》爱着同一个男人的雅鲁和玛尼互相关心，亦如是。生命强力划刻或灼热或蕴藉的生命之美。 江浩对生命本然力量大写意般地渲染也意义独具。他一方面将其意象化，置于文学世界的中心，如《盐柱》中的盐柱千古静默地矗立荒原，隐喻永在的原始野性力量。二是泼墨般反复书写欲望，《雪狼和他的恋人》《圆寂》《老枪》等屡现狂欢化的欲望描写，可谓生命充满活力但也芜杂无序存在样态的文学镜像，当他的人物“赤身裸体，走向上帝”时，人与荒原上动物在最原初的意义上平等共生。 如果说观照生命本质问题时，主流文坛的作家乐写人与人、人与社会（包括与政治、伦理）的关系，将其目为作用与反作用，那么在少数民族作家笔下，人和万物不再是改造与被改造关系，人同天地万物并育不悖的认知令其拥有异常开阔的创作视阈中，在线性和一维外，开辟具有天地情怀的生命境界。由此，少数民族作家们成为万类霜天的守护者和赞美者，这种主体身份令其目光所及四野，气度雄浑壮阔。 三、生命暗面书写与社会文化忧思 少数民族作家从未回避生命的鄙陋与暗面，“文字营造的世界，是温暖的，是矛盾的，当然，也难以避免生活中那些必须面对的残酷和冰冷”，不曾用简单化、理想化的眼光看待生命，得以切近生命的本质、问题和困境。 石舒清《牺牲》写“粮食比人的命贵”的时节，11岁的瘸子舍巴在邻村偷豆荚被抓，两村之人为此持刀对峙，因无助暴怒的舍巴父亲砸死了瘸腿狂奔避难的儿子，成人的暴戾冷酷被极大暴露。马金莲《舍舍》写舍舍丈夫车祸去世，面对十几万的赔偿，意识到家族贫困会因此改变的公婆，“心里的喜悦，也毫不掩饰地流露了出来”，如何分配则让舍舍婆家和娘家大打出手，爱和亲情面对金钱彻底落败。同样，郭雪波《银狐》写狐狸救活快被人逼死的珊梅，反衬出人的残忍卑劣；物欲激发的人性贪婪程度，在阿拉提·阿斯木《时间悄悄的嘴脸》中，经由换了脸的艾莎麻利与至亲好友的相处尽现；萨娜《卡克，卡克》写人为得到熊胆不择手段折磨熊，残忍程度令人发指；阿来《三只虫草》以孩童之眼映现官员的虚伪，对这些生命暗面入木三分地书写，切近生命复杂鄙陋的内质，直抵其斑驳底色。 赞美生命强力的同时，误入歧途的生命强力，也在少数民族作家们笔下开出了或恐怖或压抑的恶之花。张承志《黑骏马》中的索米娅，萨娜《敖鲁古雅的咒语》里索兰的女儿，美好而遭强暴，她们被生命强力催折。乌热尔图《丛林幽幽》中的熊娃，生殖力惊人，破坏性也极强。江浩小说中拥有生命强力的男性，如《雪狼和他的恋人》中的雪狼，《北方的囚徒》中的猞猁，用蛮力征服践踏女性，最终以命赎罪。对生命暗面的严峻审视，让少数民族作家们开掘着罪与罚、生与死、义与利等存在的终极性命题，生命灵与肉、欲望与道德冲突的内在张力成为上述命题展开时的深层诗学结构。毫不退避生命的困顿晦暗处，也就找到了打开生命本质的秘钥。 生命与社会时代构成紧密复杂的现实联系。少数民族作家们从未放弃关切现实问题与历史走向的应有担当，或由今昔对比呈现荒诞；或者直书少数民族文化遭遇商品化、全球化时的无措，由此，生态恶化、人的异化、传统文化失据断流等现代性痼疾被直面。 东北林海多奇珍、北方草原牛羊遍野、西南高原虫草竞生、西北和田沉埋玉石，这都是自然恩赐，可这些自然的馈赠一旦成为商品流通获利，为求温饱的取予就异变成涸泽而渔的掳掠。乌热尔图写砍伐的无节制，“这里原有整片整片的密林，短短几年被砍伐得七零八落”，这一现象也在《悔恨了的慈母》《玛鲁呀，玛鲁》《萨满，我们的萨满》屡现；又在萨娜《卡克，卡克》《敖鲁古雅，我们的敖鲁古雅》《伊克沙玛》等小说中惊现，熊鹿消失、山林荒芜是代价。海勒根那《骑马周游世界》里，“机井把地下一百米深的水都快抽干了”、“漫天的苞米地遮住了我们的眼睛”，草原在工业和农业文明铺天盖地的夹击下荡然无存。自然被掳掠、生态危机发生，缘于商品经济大潮下逐利渴望压倒生态保护观念，人性贪婪放恣的劣根难逃其咎。 利益异化生命也被密切关注。阿来《三只虫草》里藏民曾经在虫草和三十元钱之间的纠结，他们挖了虫草后对拿走本属于高原的宝贝的歉意，已在虫草热销前消退。阿拉提·阿斯木《时间悄悄的嘴脸》写羊脂玉暴涨之后，“现在我们是全民挖玉”，不知道“平静的生活到哪里去了”；“日子越过越复杂，从前是吃住的麻烦，现在是欲望和感情的麻烦”，艾莎麻利的换脸，是他生命扭曲异化程度的精准隐喻。萨娜《敖鲁古雅，我们的敖鲁古雅》里，人们现在“只看到有形的利益，看不到无形的天道”，果利嘎因单纯赴死，索军诚挚遭遇背叛，皆因道义和真情在利益前已化为齑粉。从痛心自然掠夺到警醒人性异化，书写个体在商品化进程中受到的戕害，显示着作家们的当代经验处理能力和现实批判能力，这种批判从生命感性体验生出，直击要害且挟带真切痛楚，有振聋发聩之力。 传统技艺或文化断流，是更为深刻根本的民族之痛。关注这一问题时，生命个体的时代之殇依然是有效有力的诗学通道，传统文化负载者、传承者失能、失途的现代命运是基本叙事模式。 《骑马周游世界》写“骑马的蒙古人也改种了地”的现在，雄心壮志要重走成吉思汗征战之地的蒙古人“我”，怎么也上不了马鞍，骑马之技已失。《猎人之路》《在哪儿签上我的名儿》《敖鲁古雅，我们的敖鲁古雅》皆焦灼追问曾决定民族生死的狩猎技艺在禁猎时代何去何从。《萨满，我们的萨满》《寻找维拉》的深刻遗憾是，作为民族文化象征和精神领袖，萨满故去也就永远带走了民族神性的历史。这里，无论传统技艺不存还是族群记忆丧失，文化负载者永失传承之能都直接导致文化的断裂。阿来《格萨尔王》与次仁罗布《神授》均关注深藏藏文化密码的格萨尔王史诗的活态传承困境，峻烈的文化忧思是小说缘起也是终极指向。“口头文化遗产是高度依赖语境的，一旦语境丧失，生存条件缺失了，就万难恢复。”《格萨尔王》中以“现代”面目出现的社会语境和受众需求让说唱艺人晋美不知民族文化根脉何在、自身何往，为吸引听众甚至学唱流行歌曲；《神授》中行吟草原的神授艺人亚尔杰被都市和科研机构圈养后，常年面对录制机器终于失去自己也失去了说唱格萨尔王的能力，又从输出角度分析传统文化断流的原因。无论接受还是输出，因生命与文化的合一特点，传承者失途给民族文化发展带来的是致命损伤。从生命出发，少数民族作家们深广的文化忧愤中不绝回响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的终极之问，直面巨变的历史洪流中，世界上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困境。时代之重因而写出。 四、敬畏意绪召唤与生命神性归趋 召唤敬畏、激发生命内在神性是克服生命鄙陋和暗面，消释生命苦难的应对之途，也启示生命存在之最深意义与根本价值。这种生命救赎之途与生命境界提升之力赋予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的生命诗学以思想力度、哲学深度和强烈的实践性，至此，生命诗学成为完整的、有着精魂的体系。 敬畏自然神性让生命保持进取与克制、放与收、强力与柔和间的平衡，有效趋福避祸。乌热尔图《雪》里肆无忌惮异常功利的伦布列逼死公鹿，又将怀着鹿崽的母鹿逼到冰上，接连犯忌的代价是暴雪地震的严惩，因为山神无处不在“远远地瞧着你”。类似的严惩也在萨娜《哈勒峡谷》《多布库尔河》等小说中多次出现。这里，以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面目出现的现代性大行其道时，由生命视镜观之，已被现代性祛魅的自然神性，仍有调节生命行为的巨大力量。 自然神性也让马金莲《夜空》中瘫痪了的男人在亘古长存的夜空下释然，超越生命缺憾悟得生命真谛；还让张承志《残月》里的杨三老汉在“主啊——”的神秘唤声中与悲苦命运达成和解：“日子慢慢地不那么难过了，心也不那么屈得憋堵了”，他身处穷山内心沉静。自然神性又启发人获得勇气和智慧：《七岔犄角的公鹿》里，公鹿以自己倔强刚硬的生命精神和“那‘勇士’和‘英雄’般的气概”让本是孩子的“我”迅速成长为优秀的猎手；与之形成对比，《最后一次出猎》中敬畏不在，猎手谢幕。鲍尔吉·原野了然，失却敬畏“在草原看天看地，说人要‘改天换地’，真是愚不可及。”这里，自然神性以启示、神谕、幻觉、异境等唤起敬畏，疗治生命鄙陋铸造伟岸人格。 相信未知世界和超现实力量的存在，亦是敬畏之源。联系此岸彼岸者，往往是萨满、祭司或是主等。吉狄马加《毕摩的声音》赞美彝族的祭司“同时用人和神的口说出了/生命与死亡的赞歌/它呼喊太阳、星辰、河流和英雄的祖先/召唤神灵与超现实的力量”，正写出民族灵魂人物祭司的强大作用：用宇宙、祖先鼓舞生命、面对不堪，以肃穆浩大的精神力量涤荡人心、消弭困厄，将每一个族众领上正途或是歧路招魂。同样，三少民族作家笔下晓彻一切的萨满，藏族文学里作为灵魂朝向的布达拉宫，回族、维族作家所写无处不在的主，于现实和超现实之间为族众深拓宏阔渺远的生存视野，激扬生命的风神、尊严与向善意志。发现动物神性与彰显人的神性皆为提炼生命内在神性。 少数民族作家以动物神性高标生命风范时或决然或凝敛，足以照彻愚暗。《银狐》开篇确认“银狐是神奇的，遇见它，不要惹它，也不要说出去，它是沙漠的主宰”，其王者气度缘于昂扬不屈的生命精神。江浩写人剥皮辱狼，“没有皮的狼，在众人的注视下，神圣地走上荒原，走进夕阳里”，对耻辱的自觉与对尊严的护卫慷慨凛然；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写牛觉悟死期后便不再吃喝，以求洁净归去，标示生命高贵坦然的超迈神性。蒙古族诗人们乐写骏马的神异，它们有着无比刚硬的生命强度，狂雪暴雨“只能反衬出它的铮铮风骨”；也有未曾止息的自由渴望，“当天空打开一爿窗子/它就会亮出/身体里的翅膀”，具备突破生命局限的全部可能。这里，不同于二十世纪以来以现代性和革命为关键词的再一种启蒙话语出现，少数民族作家的动物神性颂扬，昭示善美向上、坚毅自由的生命境界，在终极目标上，与鲁迅所倡之“立人”并无二致。 “人的个性自由地、内在地与神的原则相连，只是因为人的个性自身在一定的意义上是神性的，或准确地说，参与神。”石舒清和马金莲常在日常生活里发现人的神性，《逝水》无家可归的姨奶奶寄居“我”家时，以九十多岁孤身离开为代价替“我”承担犯错后果；《老人与窑》中的“老疯子”以速死救小羊倌，这些自身被命运和时代碾压的善良老者，以担当点亮高贵神性。海勒根那《骑手嘎达斯》中的嘎达斯，在骑手时代终结之际，将骑手风范带到西域，得见成吉思汗的骏马，世易时移中的坚守让他近神。生死之际的抉择也擦亮人的神性，吉狄马加诗赞唐加勒克之死，“一个崇尚自由的灵魂/为了得到人的尊严和平等/有时候可供选择的/只能是死亡！”当死亡为自由、尊严的献祭，人的神性已然焕发。可以说，作家们对生命内在神性的书写沉郁厚重，有各自之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既写出生命的超拔处，也彪炳生命能够达到的至高境界，确立生命典范的诗学努力让生命的精神和光芒统一了民族精神与人类生命意志，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生命诗学得以建构，并担待写作的意义世界，文本的文学性最终生成。 新时期以来的生命诗学，其意义生产与风格生成有自身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已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本质特征。因为文化血缘其来有自，其生命诗学并未流于异乡异闻的猎奇，居高临下的述异，而是以其内在的本质性力量，在同质化的文学时代获得坚实的地方性、差异性与真切的文化精神。而以生命为思想与诗艺通道，人性反思、时代追问和文化心忧从未缺位，并以历史和文化生成物的生命表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验。其创造性还在于，自鲁迅关注浙东始，经由汪曾祺在新时期续接，文学叙述地方已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重要传统，不离特定地方的生命诗学，为这一传统增添了新的脉动。以生命经验历史、眺望未来，尚未终结的生命诗学，终会如生命般在文学的大地上生生不息。 原文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崔荣，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汉语言文学系主任，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内蒙古作家协会文学理论评论委员会秘书长，内蒙古自治区青联委员，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青年科技英才计划”入选者，中组部第十四批“西部之光”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民族民间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