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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个独特身份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让-保罗·萨特的终身知己。近日，她关于萨特人生最后阶段的回忆录《告别的仪式》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并于2019年9月推出中文版。 在扉页上，波伏瓦深情地写道：“写给爱过、爱着和将要爱上萨特的人。”作为最接近萨特，也是对他最重要的女性，波伏瓦依据自己一直以来坚持写的日记，以及从朋友的笔录和口述中收集的各种材料，在《告别的仪式》中详细记录了萨特最后十年的生活，无数巨细靡遗的细节和如同亲临现场的对话，罕见地展现了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萨特。 在波伏瓦的记录后还附有她与萨特的长篇对谈，萨特借此机会回顾了自己的家庭、童年和求学经历，并且梳理了对文学、哲学、阅读、写作、音乐、绘画、平等、金钱、时间、自由、生命等诸多主题的思考。 9月28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上海科勒体验中心举办了“在一个物质世界创造人的生活——波伏瓦作品《告别的仪式》分享会”，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闳与张念出席了活动。围绕存在主义、萨特与波伏瓦这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两位教授与现场读者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分享会现场 本文图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提供 波伏瓦和萨特引起中国一代青年的惊讶和关注 分享会开始，两位教授首先回忆了自己接触到波伏瓦的作品与存在主义的经历。张念第一次读到波伏瓦是在19岁，那时的她对世界、婚姻、爱的看法有很多奇思妙想，偶然在书摊上与波伏瓦的《第二性》相遇，她感到非常兴奋：“我觉得我在世界上不孤单了，遇到了一个我的精神伙伴，并且现在我已经到了中年，她依然伴随着我。”在她看来，她与波伏瓦的相遇也是非常存在主义的，她对于张念来说就像一个亲密的对话者。“萨特和波伏瓦对于写作的概念也是这样理解的，我们人类的精神和心灵通过文字这个物质材料而相遇，它是活的，有生命的。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他们的写，他们的思考，他们的爱和恨，尤其是他们那种存在主义者的无畏之勇的精神，幸好得到了文字这样一种物质载体，所才能够穿越时空。我相信波伏瓦不仅仅遇到了我这么一个汉语读者的精神伙伴，她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精神伙伴。”张念说。 张闳第一次读到波伏瓦和萨特则比张念早了近十年，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张闳解释说，萨特和波伏瓦对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影响很深，他们不仅仅成为了一代人文学和哲学上的关注对象，他们之间不结婚的终身伴侣关系，也引起了那一代年轻人的惊奇和关注。“他们是完全独立的自我，而且又能够彼此理解和融合。他们相爱，但彼此之间是完全透明的；另一方面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我不知道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至少是个透明的地狱，是可以彼此观看和彼此关注，可能还彼此相爱的一个地狱。”张闳说。 张闳坦言道，自己现在其实“有点烦”萨特和波伏瓦了。“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之间构成了某种参照，使得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生活和他们自由的生活之间有一种反差，再加上萨特在政治判断上跟我的政治理念是不一致的，所以我对萨特有一点敌意。”张闳说，“萨特对一些问题居然有这么愚蠢的判断，那我觉得他的判断力就很可疑，乃至于他的哲学很可疑，我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看《告别的仪式》这本书的，甚至我还想波伏瓦你是他的伴侣，你可能会对他进行一些掩饰。”不过张闳表示，《告别的仪式》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他的偏见。“因为萨特老了，生病了，而且还很痛苦，甚至要死了。当一个存在主义者真正要处理生命存在的问题，他就回到了跟普通人平等的水平上，同等的感受上，而且波伏瓦作为他的一个密友和伴侣，非常近距离、非常亲近地感受他的痛苦。这跟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息息相关，因此波伏瓦的笔下披露了一些非常真实细小的细节，甚至是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他的哲学的，那种微妙的、甚至为他自己哲学背叛的东西，我看了还是感觉到非常震撼。”张闳说。他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提醒了我们，这个时代当然需要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这样一种哲学，并且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关注、思考、反省和深切的体悟。 对于张念来说，她与萨特和波伏瓦的相遇与时代风潮无关，她将其看作一种纯粹的个体性的遇见。“就像针刺一样，他们俩带领我去穿透某些东西。这样的阅读体验是一种蔓延式的，是从个体生命的核心蔓延出去，然后再去探寻很多可能性的边界。”张念说。  张闳 萨特与波伏瓦长达半个世纪的开放式关系 张念认为，萨特和波伏瓦的写作和学说主要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就是人与自我的关系，这里牵涉到人与亲密伴侣的关系。张念解释道，萨特和波伏瓦在读大学时就已经签订契约，立志反抗婚姻制度。他们认为婚姻制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他们想要建立一种开放式的伴侣关系。“我们是伴侣关系，但彼此之间可能跟其他人恋爱，但是其他人恋爱不叫偷情，因为我们俩是坦白的，会向彼此谈论各自的恋爱感受和经历。实际上，他们是需要通过这种训练来建立起人和自我的关系，来克服‘他人即地狱’。” 关于“他人即地狱”，张念解释说，这句话针对的是理性主义认识论。萨特和波伏瓦生活在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下，即眼前的世界必须是清晰确定的、可把握的、可预期的，甚至伦理关系，朋友、亲人，还有爱侣的关系也是清晰的。因为背后有一套伦理秩序来担保我们；然而存在主义者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对他人的了解不能经由理性主义的方式，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与人之间的了解是直接的，尤其在亲密关系之中。这就使得人在世界当中的处境带有一种道德的模糊性。“他人即地狱”相当于立下了一个目标，他们要做的是通过实验的方式，在他们的亲密关系里攀援这种模糊性、不可认知性。为此，他们决定从青春期开始，到死都彼此保持坦诚。“我和很多朋友也讨论过亲密关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脆弱的，所以需要安全感，需要一种确定性，认为某种社会赋予这个关系的认知程序可以担保我们的确定性。但存在主义者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只有彼此毫无保留的坦诚才能确保我们的忠贞。的确他们做到了。”张念说。她对萨特和波伏瓦跨越了半个世纪的这一种关系也非常感动。 而张闳对于这种关系的理解更加残酷一些。他引用萨特在自传式作品《词语》中的名言“言辞不由我们支配，它比我们来得更加狡猾”，表示当人们说彼此坦诚的时候，或者我企图彼此坦诚的时候，我们用语言来做事的时候，充满着欺骗，也充满着误解。“我相信萨特和波伏瓦可能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做得更好，但语言不是他们两个创造的，语言是一种狡猾的、我们难以把握的事物，当我们企图说出某种东西的时候，它已经在遮蔽那些东西，”张闳说，“我并不是希望大家都对你所爱的人撒谎，而是说我们尽可能地做到坦诚，但也要知道这种坦诚的限度、边界以及它的不可能性。只有我们知道它的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的坦诚才是可能的。否则要么是有意的欺骗，或者陷入到无意的欺骗当中。” 张闳认为，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现实，他人才就是我的地狱，因为他人就是我的边界。我们和语词之间，和他人之间并不常常是亲密关系——虽然在萨特和波伏瓦那里常常是——但是它在普通人之间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敌意，是一种搏斗，是一种彼此的试探和交锋，而这正是我们真实生活、真实世界的残酷性的所在。而认识到这种残酷性，才能知道萨特和波伏瓦做了多么艰难的努力。“这不经常是顺利和成功的，即使是在萨特弥留之际，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虽然波伏瓦有那种感人的、一辈子跟萨特相连，不可分割的一种伴侣情感，但也有觉得不可理喻的、甚至是冷漠、厌倦的一面，虽然她透露得非常少，但依然能感觉出来。”张闳指出，一个敏感的、一个真正直面自己生命本身的人，一开始就能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有这样一种难以逾越的隔膜。“这种隔离也是存在主义对于人性理解的根本性命题。所以萨特在很多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这种隔膜和难以穿越的这样一种人之间的屏障，这也是我们存在本身的真相。  张念 他们是巴黎的叛徒，也是巴黎的灵魂 而张念由此谈到了存在主义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她介绍说，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诞生是战争的产物。“萨特当时在战俘营里面，被德军支使来支使去。他发现自己不仅是一个物件，而且是一个卑贱的物件，他体弱、视力又不好，是战俘里最低贱的存在。所以他越发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垃圾，就写出了《恶心》《墙》这些作品。”张念说。她解释道，鉴于战争经验的影响，加上城市和工业化的影响，存在主义者对外部世界充满敌意，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就是死寂的，人与人的相互理解是不可能的，周围仿佛竖起了一道道墙，然而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一种“越狱”的过程。“世界越阴冷，反而越能激起他们的道德勇气，他背后就有一种成为道德英雄的意愿。”张念说。 张念进一步阐释说，虽然存在主义者是反资本主义的，但却聚集在资本主义的产物——巴黎这座城市里。因为城市所能提供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还有一群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共同生活。存在主义者很强调行动，强调交流和交谈，并在交流和交谈的这种话语行动拓开了一个空间。“这不是一个现成的物理空间，是不是真的要等到有一个书店，才能聚在一起。存在主义者有一种冲动：即使把所有的空间给我们封闭了，到时候我们就站在街头开读书会，我们需要这个东西，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说话，这是一个我们的共同生活。是因为我们生活、我们言说，才有了一个叫城市的空间。”张念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变态，存在主义者的回答是我要比你更变态，才可以回击你的变态。” 而张闳感叹说：“巴黎这样的城市、这样的文化塑造了这样的人，虽然他们是巴黎的叛徒，但是只有巴黎这样的城市，才能容纳这样一种反叛者，他们是这个城市的灵魂。”他介绍说，巴黎左岸那边很多咖啡馆都能提供一种存在主义者需要的精神生活，这样的一种生活能为人们的精神和话语留下空间。“虽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对言谈有一种排斥，他认为不是没有意义谈论的闲话，而是有一些跟我们每个人的感受相关联的散漫的谈论，才使得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成为可能。”张闳说。在他看来，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与1968年“五月风暴”时的一代青年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的行动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正是因为拥有萨特这样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使得那些看上去好像跟精神性没有关联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行动，能够成为一种精神性的生活。 “今天看来，五月风暴不管是从正面还是负面上去评价，1968年的那一代人成为了20世纪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而且他们的这一成就并不是在书斋里面完成的，而是在街头行动、在咖啡馆、在彼此日常的社会生活，甚至包括他们的恋爱。他们的颓废与堕落赋予了他们生活的意义，这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强大之处，它把颓废和无聊也变成了一个哲学概念。”张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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