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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跟几个朋友聊了一次《理想国》（又译《王制》）。我话音刚落，就有一位小伙子起身质问：你讲了这么久，只是讲故事，能不能总结一下柏拉图的观点、立场？ 我立刻像个遭到投诉的淘宝卖家，细问客户需求。小伙子说，他在教科书或专业论文里读到的柏拉图，都是有观点有立场的柏拉图。而所有那些观点、立场，都可以简化成一句话或一个公式，等待现代聪明人的检验、反驳。小伙子认为，一场关于柏拉图的讲座，应该让聪明人就柏拉图的“文学观”“妇女观”“教育观”展开辩论，而不是浪费一个小时讲故事。讲故事，是“理论思维”贫乏的表现。我唯唯。 那事过去了很久。我仍然自顾自看书，偶尔会友，有时给小朋友们讲些故事。我越来越发现，这是一个人们酷爱观点、立场、公式、辩论的时代。人人都想用辩论战胜别人，但没有一场辩论不是不欢而散，不了了之，或者沦为叫骂。人人都自信，人人都不耐烦。有一天，重新翻开《理想国》，我忽然发现，柏拉图要处理的，就是我正面临的困境：在一个城邦里，同胞之间丧失了共识。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败坏，每个人都充满意见，却无法彼此理解，也不耐烦去理解。更可怕的是，人们多半不知道自己的意见来自何处，也不知道顺着自己的意见将会走向何方。于是，整个城邦陷入无聊、无序的争吵，甚至从争吵生出相互轻蔑、仇恨、攻击和迫害。柏拉图对这种精神空气有非常深刻的体认。当代国人，只要上过网，逛过论坛、贴吧、微信群，参加过朋友聚会，也都会多少感受到类似的精神空气。《理想国》，用很庄严也很诗意的方式应对这种精神空气。柏拉图似乎是要告诉读者：辩论并不总是有效；当辩论总是无效时，人们得首先诊疗自己的心灵。而在诊疗心灵这件事上，故事可能比观点更有用。 感谢那位小伙子，他让我更加珍惜《理想国》这个故事。 一、旅 行 现代人所熟知的雅典，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雅典。先是希波战争，然后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希波战争，使雅典迎来了五十年繁荣。当然，这个繁荣建立在雅典霸权基础上。伯罗奔尼撒战争，使雅典走向衰落。雅典陷入民主（雅典的民主，与现代论战话题无关）-僭主循环，直至崩溃。雅典人对政治似乎失去了想象力和鉴别力。 苏格拉底死于民主的疯狂；柏拉图把民主视为有待诊断的问题。雅典人民认为民主和僭主是敌对的关系；柏拉图则认为民主和僭主是因果关系。正是崇拜民主却又不理解民主的人们，亲自迎来了僭主的奴役。这个洞见，贯穿了《理想国》这个故事。 整部《理想国》，有一个上行、下行的嵌套结构。我称之为一场“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旅行。 苏格拉底和格劳孔（Glaucon）从雅典城出来往下走，来到比雷埃夫斯港口，向女神祈祷，观看群众庆典。然后上行回城。中途遇见几个朋友，一起到波勒马库斯（Polemarchus）家里用餐。朋友们一边用餐一边讨论何谓“正义”。苏格拉底遇到几位朋友猛烈的攻击。这是空间中的下行、上行。 为了应对这些攻击，他邀请大家跟他一起，用言辞建立一座好的城邦。大家从现实城邦出发，在言辞中向着那座理想城邦迈进。这又是上行。在第四卷，朋友们已经对什么是好城邦达成了共识。然后又讨论城邦治理的具体问题，高潮，就是最好的城邦需要最智慧的统治者——哲人王。这是上行的顶点。 最后两卷，苏格拉底带着朋友们从顶峰下行，一路参观好城邦如何逐步败坏成坏城邦。下行的终点，就是朋友们正在饮酒、清谈的当代雅典。整个故事，是由朋友们的争吵引发的。苏格拉底没有直接回答朋友们的逼问，而是带着朋友们做了一次精神上的上行、下行之旅。当旅行结束的时候，朋友们看到了从前未曾看到的东西，视野更新了，原先的问题似乎也就不再是问题。 这是思想中的上行、下行。两个上行、下行结构套嵌在一起，正是苏格拉底终生从事的事业：让自己下行，继而引领同伴上行，是这位教育者的工作。从当前生活振起，上行，继而带着新的眼界回归当前生活，是这位教育者的工作方法。 促成这次旅行的，是两个思想实验。 刚开始，谈话只是常规的讨论。苏格拉底想通过概念分析澄清“正义”的意义。聊着聊着，一个朋友发怒了。这个人就是塞拉西马柯（Thrasymachus）。他对“正义”不耐烦。他认为，所谓“正义”，无非是弱者编造出来保护自己的谎言，而这种谎言归根结底只能约束弱者。强者是不在乎“正义”的。强者只做自己想做的。强者的欲望是什么，“正义”就是什么。 塞拉西马柯还有两个帮手，一个是格劳孔，一个是阿狄曼图（Adeimantus）。格劳孔也不大确信有所谓“正义”。他设计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吕底亚人的指环。如果一个牧羊人得到一枚隐身指环，他可以在无人知晓的状态下做任何事，他会做什么？如果没有任何东西阻挡他实现欲望，他还有什么理由压制欲望？紧接着，格劳孔又给出第二个实验。假如有两个人：一个终生不义却骗过所有人，有义人之名；另一个终生行义，却遭受所有人的误解，有恶人之名；哪种生活更值得过？格劳孔认为答案很清楚。如果行义的代价是一生，作恶的成本是零，没人会有不同的选择。 格劳孔的思想实验已经把苏格拉底逼到绝路。因为那几乎是说，人不可能在自己的灵魂中产生“正义”，或者说，人不可能管住自己的欲望，欲望远比“正义”真实、有力。如果“正义”不是人的自律，那就只能是神的他律。于是，阿狄曼图上场了。他说，雅典人关于神的知识，都是来自于诗人。诗人们说，神是喜怒无常的，神是可以贿赂的。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做尽坏事，但只要有钱，就可以做很多奉献贿赂神，逃脱惩罚。这当然也就意味着，根据雅典诗人的教诲，“正义”不在神那里。这是对苏格拉底的最后一击。 如果“正义”既不在人的灵魂里，也不源于神，那就只能是强者、弱者互相斗争时的工具或谎言了。塞拉西马柯、格劳孔、阿狄曼图是患上“正义不耐烦症”的人，他们偏偏催促苏格拉底快速证明“正义”。 要想摆脱这个困局，旅行比辩论有用。如果塞拉西马柯真的相信所有人都想为所欲为，强者的美德就是为所欲为，如果格劳孔真的相信独处的灵魂只能听命于欲望，如果阿狄曼图真的相信神就是喜怒无常的有超能力的受贿者，那么这场辩论根本不必继续下去。苏格拉底根本不可能说服对手，因为这根本不是修辞、逻辑的问题。这是视野的问题。你不可能为非洲朋友描述雪，除非他亲自看到。所以，苏格拉底建议大家，暂且搁置口舌之勇，保持友谊和耐心，跟他来一场精神巡游。辩论场上解决不了的问题，说不定可以靠旅行解决。 二、哲人王 旅行的目的：见识过好的，才能认出坏的。整个《理想国》就是一场关于旅行的故事。苏格拉底先跟朋友们一起探索什么是好的城邦、什么是好的灵魂，然后再以好为参照，认识什么是坏的城邦、坏的灵魂，坏在哪里。道理很简单。一辈子只见过印刷品和赝品的人，没能力鉴别古玩书画。他得见过足够多的真东西，才有可能辨别真假、好坏。 什么是好城邦？苏格拉底给出的初步结论不复杂：好城邦，就是正义的城邦；（正义，就是各司其职。）王做王该做的，并且做好；士兵做士兵该做的，并且做好；铁匠、诗人、农民做该做的，并且做好。换个方向说，得让最适合做王的人做王，最适合做士兵的人做士兵。这看起来不是什么深刻的道理。不过，如果再给苏格拉底一点儿耐心，它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 我们暂且不要追问什么样的人适合当王，什么样的人适合当士兵。重要的是，正义即是各司其职，这意味着什么？这首先意味着，城邦不是均质的，或者说，城邦不是由同一种人组成的。塞拉西马柯、格劳孔都坚信城邦只有一种人。强者、弱者其实是一种人，都是为欲望驱动的人，只不过强者因为力量而外拓、侵略，弱者因为无力而内敛、防御。如果城邦只有这一种人，那是无所谓各司其职的。因为所有人都是食物争夺者，只不过因为实力的差异，暂时接受某种成王败寇的恐怖秩序。这样的城邦可能是现实的城邦，但绝不是好的城邦。 好的城邦里，人应该是千姿百态的，因此也该过适合各自状态的生活。人为什么千姿百态呢？因为人的灵魂千姿百态。塞拉西马柯、格劳孔之所以认定城邦里只有一种人，是因为认定人的灵魂都是一个样子：欲望是灵魂的主宰，不受管辖，不受教训，不受节制。他们在当代的雅典城里见过太多这样的灵魂，以至于把这样的灵魂当成灵魂的模型。可是当他们踏上寻找理想国的旅途，他们也认为，好的城邦不该充斥这种灵魂，灵魂该有别的可能。正义的城邦，意味着城邦中的各种人各司其职。正义的灵魂，则意味着灵魂中的各个部分各司其职。这当然首先意味着，灵魂当中，不只有欲望一样东西。除了欲望，还有别的，比如理智、情感…… 苏格拉底设法让朋友们相信，正义即是各司其职。这已经把朋友们的视野打开了，因为在此之前，朋友们都是相信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各司其职。各司其职意味着秩序。铁匠铺有铁匠铺的秩序，学校有学校的秩序，军营有军营的秩序。仅仅依照铁匠铺的秩序建造城邦，或者仅仅依照军营的原则建造城邦，那非但不是有序，反而是无序。城邦，是要容纳所有这些小秩序，在多元的小秩序中形成整全的秩序。同样的道理，灵魂也应该有一个整全的秩序。欲望有它的权利，但灵魂不能仅仅满足欲望的权利。最好的灵魂，是让欲望、理智、激情相互玉成，形成整全秩序的灵魂。理解了什么是好的城邦，也就理解了什么是好的灵魂，反过来也成立。苏格拉底告诉朋友们，灵魂和城邦是互喻的。灵魂是小写的字母，城邦是大写的同一个字母。人们不愿意生活在强盗横行的混乱城邦里，那么他就不该欣赏为欲望驱动的灵魂。 在言辞中，苏格拉底引导着朋友们向王道城邦攀升。政治操心的过程中，心灵也渐次敞亮。一个相信灵魂就是欲望的奴隶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王道城邦，连在言辞之中隐约看见都不行，因为他能理解的制度，只能是围绕欲望的生存斗争，以及在长期斗争之后达成的一套算法。一个饱览城邦恶斗、团体党派尔虞我诈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配得上行使统治的好灵魂，连在言辞中姑且认可都不行，因为他能想象的灵魂，无不被贪欲驱使。所谓成王败寇，德性云云只能是欲望战争的包装。苏格拉底带领朋友们上行，就是要把他们从两种视野封闭中解放出来。唯有如此，才能理解好城邦、好灵魂。二者，要么同时理解，要么同时不理解，不可能取一舍一。 哲人王，是城邦、灵魂互喻的顶点，两重视野交汇之处。 一个能让理智、激情、欲望各司其职的灵魂，便是一个健康的灵魂。当然，各司其职的意思是理智理智引导激情，理智照料欲望。一个健康的灵魂是这样的：他依凭理智坚持着某些“正确见解”；这些“正确见解”，让他知晓自己之当为、不当为；他以全部理智、激情为所当为；当为之中，既有正当欲望的满足，也有不当欲望的罢黜；他就这样在自己的位置上过了一生。他的一生，没有沦为欲望的奴隶，做了自己的主人。用苏格拉底的话说，他的生活节制，且正义。这样一个人，足以成为好父亲、好兄弟、好工匠、好商人、好战士。城邦需要这样的公民，但只有他们还不够。那些足以指导他们生活的“正确见解”，不足以指导城邦。 “见解”总是破碎的、临时的，总是对自己的源头不甚了然的。一个铁匠，终生谨守某些关于铁匠生活的见解，就够了。城邦的教育者、指导者则不行。根据定义，“正义”就是城邦的有序。有序的城邦，首先要求整全的视野。一个满足于破碎的、临时的见解的人，不可能获得整全视野。唯有从“见解”上行，追寻世界之实相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整全的视野、健全的判断。苏格拉底称之为智慧。 所以，哲人首先得是灵魂有序者；但他不能满足于“见解”之有序，得从见解上行，寻求智慧。现实中的城邦统治者，往往是爱好某种“见解”的人。不完整的“见解”或许足以整饬一个铁匠的生活，却足以导致一个城邦的失序。哲人，则是爱智慧者。爱智慧者，是让灵魂之秩序接通了真理之源头的人。苏格拉底引导朋友们在言辞中看见这样一个人。大家都同意，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必须把城邦交托于他，不管他乐不乐意。 哲人王的话题，从第五卷持续到第七卷。这是《理想国》最“哲学”的部分。苏格拉底帮朋友们区分“爱意见”与“爱智慧”，“型”与“物”“实在”与“影像”。苏格拉底还区分了“理性”“理智”“信念”。当然，苏格拉底还提出了那个著名的洞穴譬喻。 苏格拉底要做的，是向朋友们展示真理与生活的关系。他要在真理和生活之间划定边界，还要让真理和生活之间保持通道。他即将谈论的城邦败坏，无非源于真理、生活的失序：或者错把生活意见当成真理，或者把真理逐出生活。 谈论哲人王时，苏格拉底顺便提及城邦对哲人的侮辱和损害。第六卷的航船譬喻，第七卷的洞穴譬喻都与此有关。哲人在城邦中遭受侮辱和损害，这正是城邦败坏的标志之一。它意味着，城邦的诸成员合谋切断生活与真理的联络： 如果他又下到洞中，再坐回他原来的位置，由于突然离开阳光而进入洞穴，他的眼睛难道不会因为黑暗而什么也看不见吗？……如果这个时候那些终生监禁的囚徒要和他一道“评价”洞中的阴影，而这个时候他的视力还很模糊，还来不及适应黑暗，因为重新习惯黑暗也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那么他难道不会招来讥笑吗？那些囚徒难道不会说他上去走了一趟以后就把眼睛弄坏了，因此连产生上去的念头都是不值得的吗？要是那些囚徒有可能抓住这个想要解救他们，把他们带出洞穴的人，他们难道不会杀了他吗？ 苏格拉底的譬喻里，真理的消息会让从未听闻真理的人焦虑、愤怒。愤怒的人们会联合起来抵制那个传递消息的人，杀掉他，诋毁他，或者，假冒他。败坏的城邦里会有大量假冒哲人的人。不配研究哲学的人假冒哲学家，这等于奴隶假冒自由人，僭主假冒王。败坏的城邦到处都有这种似是而非。 谈了哲人王，王道城邦的建造才算完整。王道城邦当然得是正义的。正义的意思，是各种灵魂各当其位各司其职。为了正义，城邦必须向真理敞开，与真理保持沟通。哲人就是城邦与真理之间的通道。为了灵魂，也为了城邦，他向真理发起“神圣的凝望”，再把真理的消息带回城邦。当他的眼睛从“神圣的凝望”回转人间，会出现“暂时失明”。任何人从亮处回到暗处，都会如此。这就对决心追求正义的城邦提出了要求。它得信任哲人，甚至得依赖哲人。就是说，它知道，与真理的联络是性命攸关的事。同时，它还得对哲人有耐心。它不能用培养律师、修辞学家的方式培养哲人，也不能到法庭、议会、智术学校当中去寻找哲人，更不能任由党派分子、群众鼓动家嘲讽、诋毁哲人。这样，王道城邦就有三层美德：接受真理的指导，向真理敞开，抵制对真理的轻佻。这就意味着，一个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只爱自己不爱真理的城邦，注定败坏。 苏格拉底引领朋友们，在言辞中眺望到王道城邦。这个城邦是否能在日光下实现？当然可能，因为它是一切城邦的型。一切模仿品都在趋近或背离自己的型。只要眺望到型，并且决心趋近它，可能性就永远不会封闭。可是，答案也可以是当然不能。不过，答案也可以是不能。因为王道城邦向日光下的城邦要求的，不是模拟，而是悔过。尤其需要悔过的，是那些拙劣的赝品制造者——僭主，以及僭主的帮闲——轻佻的诗人、假冒的哲人。 苏格拉底带领朋友们见识了好城邦和哲人王，这是旅行中最快乐的攀登部分。当哲人王重回洞穴之后，旅行就进入阴森恐怖的下半程了。 三、雄蜂与僭主 旅行的上半程是说，朋友们有可能走到洞穴之外。旅行的下半程是说，人类历史的主要故事，是洞穴里面的故事。洞穴里面的故事是什么呢？首先是洞穴居民集体拒绝和迫害哲人。接下来，就是洞穴里面的城邦退化和灵魂退化。 第八卷、第九卷，苏格拉底推演了一个败坏的因果链：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柏拉图意义上的“民主”，与各种现代争论暂时无关）、僭主政制。和政制败坏对应的，是灵魂的败坏。 如果说“正义”就是各当其位、各司其职，就是城邦与灵魂的有序，那么败坏的过程就是失序的过程，就是最不配统治的篡夺了统治。这件事，既发生在城邦里，也发生在灵魂里。 荣誉政制靠少数人的荣誉维系，荣誉是一种指向德性的激情。 寡头政制，靠少数人的财富维系。当城邦膨胀，党争蜂起，财富比荣誉更有效。荣誉感通常是阴谋家的绊脚石。 民主政制，靠人的数量维系。从寡头制到民主制，往往经由革命，多数穷人对少数富人的革命。所谓革命，其实不是生活原则的更替。相反，少数寡头的生活情调成了全体民众的生活指南。民主，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小寡头，好利的欲望统治着他们的生活。民主时代的好利，质量要比寡头时代更低下。寡头时代的寡头们，身上尚有荣誉时代的遗迹，珍惜荣誉，崇尚节制。民主时代的私人寡头们，则在私人生活和灵魂里放逐了荣誉、节制之类的牵绊。节制代表着有序。放逐了节制，意味着对秩序的无视。在一个民主灵魂里，理智、激情、欲望之间不需要秩序，各色欲望之间不需要秩序，只要一物在，它就该在。与民主灵魂匹配的，是社会的“自由”气氛。苏格拉底说，那种“自由”其实是失序的代称。从寡头政制蜕变而来的民主政制，在其初期，总是振奋人心的，看上去色彩斑斓，生机勃勃。色彩斑斓底下，却是善恶、美丑、好坏、高贵、卑劣的杂陈。人们逐渐丧失辨识拣择的能力，也逐渐丧失辨识拣择的愿望。人们宽宏大量，对所有事物一视同仁，给它们平等竞争的机会。人们相信，在自由竞争中迟早会形成某种自发秩序，那将是最好的秩序。人们无比信靠这种“自由”，对未来无比乐观。人们不知道，“自由”正在走向末日。 灵魂里的民主原则，意味着灵魂失序。依照“正义”原则，理智领导激情，照看欲望，那样的灵魂是自由的（真正的自由），那样的城邦是自由的。依照民主原则，理智、激情、欲望绝对平等，公平竞赛，胜者优先。其结果，只能是利爪戳瞎眼睛，欲望践踏理智。人们盲目信赖自发秩序，等来的则是丛林里的自发秩序。当然，对公平竞争抱有幼稚幻想的心灵会说：如果善是好的，就该自动战胜恶，连自己都不能保护的善，也没办法证明自己。如果他真的这么想，那他已经为迎接僭主做好了准备。（僭主，就是那个用丛林里的胜利证明了自己的人。） 苏格拉底意义上的“民主心灵”，不只是热爱城邦里的民主投票的心灵，更是让理智、激情、欲望施行民主选举，争夺灵魂主权的心灵。争夺的结果，通常是欲望称霸。苏格拉底用“雄蜂”比喻欲望以及被欲望驱使的人。日光之下，没有任何地方干净到没有雄蜂。雄蜂永远是城邦和灵魂的一部分。有序状态里，雄蜂是被统治、被照料、被规训的对象。而城邦和灵魂的败坏史，则是雄蜂的解放史、奋斗史、称霸史。僭主政制丝毫也不深奥，无非是城邦里雄蜂窃取了他不配拥有的统治权。与之相应的，则是灵魂里的雄蜂获得了对灵魂的独裁。僭主制就是雄蜂的称霸，雄蜂称霸的前身，则是对雄蜂的放任。无节制的“自由”，最终为雄蜂贡献了一片通往专制的丛林。 僭主是看穿民主、利用民主的人。民主心灵总乐观的，乐观里带着一点儿善良和很多天真。借助民主气氛崛起的僭主可不善良，更不天真。他早就看穿了养育了自己的那种“自由”，一旦掌权，他会毫不容情地终止自由。终止自由是一个系统工程。城邦里的诛除异己，只是常规战术。更隐秘也更重要的，是在灵魂里诛除异己。苏格拉底把僭主比作带刺的雄蜂。带刺的雄蜂最乐意统治的，是无刺的雄蜂。当他发现城邦里无刺的雄蜂太少，便会为自己制造合适的臣民。制造方法也不难，只要让欲望在大多人的灵魂里行使统治就可以了。有时只要一点儿威逼、一点儿利诱，有时则需要编造一些新的“哲学”。这都难不住僭主。他必须动用他知道的一切手段，维护统治。他对统治的全部理解，可能就是杀掉自由。僭主是最聪明的坏人，最有力的傻子。 民主心灵失去了对好的理解力，因此失去了对坏的反抗力。有人指责苏格拉底鄙视民主，这不是实情。民主本身不值得鄙视，民主里面那种导致僭政的可能性，则须警惕。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大多数纯正的民主心灵丧失了警惕的能力。丧失自我理解之力的民主，是通往僭政之路。此事，在他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在此后的时代还将反复发生。 从哲人王一路下行到民主政制、僭主政制，苏格拉底就帮朋友们理解了当下的处境：当下的雅典，已经卷入民主、僭主的乏味循环。这个乏味循环，不是个别政客的责任，是由城邦公民的灵魂状态决定的。当公民的灵魂已经退化成雄蜂的水平，他们便只配接受僭主的奴役，而且，他们根本不能理解自己的被奴役状态。这种对自身状态的不理解，典型代表，就是塞拉西马柯、格劳孔。他们欣赏强者，因此是僭主灵魂；他们又假定所有人都是欲望的奴隶，因此又是民主灵魂。他们已经意识不到灵魂还有别的可能，因此无法理解政治的其他可能，因此不能理解“正义”，甚至对“正义”不耐烦。他们其实是把退化了的灵魂的样子，当成灵魂本来的样子。他们自以为对人性非常了解，其实对自己一无所知。苏格拉底带领他们旅游，不是要说服他们，只是让他们见世面，改换视野。他们的问题，不是错误，而是偏狭。一旦脱离偏狭，他们自会重新审视自己、城邦以及时代。 四、诗人何为 《理想国》里有两次重要的“驱逐”。首先前面提到过，败坏的城邦总是要驱逐哲人。那意味着，它总是试图崇拜自己，切断与真理的关系。另一次“驱逐”，则发生在建国之旅的开端。建国之旅刚一开始，苏格拉底就发起对诗人的“驱逐”。这是一次常遭误解的，著名的“驱逐”。 苏格拉底让朋友们想想，拿什么教育城邦的卫士，该把城邦的卫士教育成什么人。雅典人都活在荷马、赫西俄德的教育里。不管荷马说了什么，他唱出的诗句塑造了雅典人的灵魂，训导着雅典人的生活。神是什么性情，英雄是什么风度？他们就是荷马诗句里的样子。荷马就是教养，雅典人不可以选择。但是此刻，朋友们打算建一个全新的城邦。苏格拉底问大家，要不要把荷马原封不动带到那里去？那实际是问：要不要把今日雅典街头的同胞带到新的城邦？ 诗人，是建国之旅遭遇的第一个问题。苏格拉底并非小题大做，强行引入。实际上，他是接着阿狄曼图谈。引出建国之旅的是“正义”问题。阿狄曼图的最后陈词，提到了诗人。他把荷马、赫西俄德视为雅典人的生活导师。雅典人依照他们的教诲认识神。那些自相矛盾的说法在雅典人头脑里造成混乱，那些任性的可以贿赂的神，那些感情用事动不动就撕扯头发的英雄，让雅典人的生活变得轻佻。如果人和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如果“正义”就是源自这样的神，那么人没理由不把“正义”当成一个圈套，或一出戏。阿狄曼图的陈词已是对“诗之罪”的举证。诗人是风俗的引导者，因此也得对风俗的败坏承担责任。诗人是危险的，因为诗的魔力太大，诗人的技艺太惊人。诗人能向幼嫩的灵魂灌注正确的见解，也能从哪怕苍老的灵魂里把正确的见解抹掉。阿狄曼图的困惑表明，诗为雅典人带来的，是混乱的见解。苏格拉底紧接着阿狄曼图发言，谈论诗人，水到渠成。 苏格拉底问朋友们，新的城邦要不要诗，如果要，要什么样的诗。这不是文学问题，是教育问题、政治问题。最重要的，这是由何谓“正义”引出的教育问题、政治问题。 “正义”只发生于健康的灵魂，只存在于健康的城邦。而健康的灵魂和城邦，只能在时间当中栽培、成长。这就是教育。苏格拉底的朋友们立刻领会了这个意思。他们都爱荷马，但他们都明白，眼下的工作，不是捍卫荷马，而是捍卫城邦。这就好像一帮父亲讨论该拿什么饮料喂养孩子，无论多么热爱美酒，也不会有人高喊美酒适合喂养。 苏格拉底的朋友们明白当前问题的实质。柏拉图的读者们未必明白。《理想国》有很多著名的段落，审判诗人就是其中之一。在大学的文学课堂上，这段常被视为柏拉图的罪状。教材和老师经常提醒学生：柏拉图的文艺思想是敌视文艺；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带有迫害文艺的倾向；允许城邦迫害诗人，是现代极权的古代先兆。类似的说法很多，几乎已经变成常识。 其实，败坏社会之所以败坏，不是因为它驱逐诗人，而是因为它驱逐好诗人。而在此之前，它必定首先容忍、怂恿坏诗人。而在此之前，它的人民早已丧失了辨别好坏的能力。而在此之前，人民和诗人都忘了诗何为，诗人何为。 这样一个社会，人们仅仅把诗当成娱乐，觉得用诗娱乐就够了。多数人把诗当成娱乐工具的地方，就会有少数人出来，把娱乐当成宣传工具。仅仅把诗当成娱乐的人，一定是对宣传失去抵抗力的人。对宣传失去抵抗力的人，一定被最坏的宣传俘获。当诗成了坏宣传的工具时，驱逐诗人的事情就发生了。败坏的城邦，会把那些威胁到自身之败坏的好诗人驱逐出去。实实在在经历过败坏社会的人，都断定驱逐（迫害，杀戮）诗人是一桩暴行。可是，实施这桩暴行的人，一定是重视诗的人。他知道诗是捏造人心的武器，得把它抓在自己手里。他能抓住这件武器，乃是因为大多数人早已抛弃这件武器，根本不知道它是武器。没人善用诗，就有人滥用诗。 苏格拉底提议在王道城邦里驱逐诗人，恰恰是提醒那些关心正义的朋友：必须重视诗，重申、重建“诗”与“正义”的联系。诗能影响灵魂，所以诗关乎世道人心。如果说诗人有罪，罪不在诗，而在于诗人忘了诗与正义的联系。诗人技艺卓绝，惊心动魄，易如反掌。足以惊心动魄的诗人，常常忘记，技艺本身不是目的，该是“正义”之事业的一环。一旦忘记这点，诗人的技艺就可能被滥用，被他自己滥用，被僭主滥用。 苏格拉底当然不是仇恨诗，仇恨诗人。他如此严苛地谈论诗，其实是要引导朋友们理解秩序。 在一个日益浮华、腐化的社会里，诗，常被认为与秩序无关。正因如此，苏格拉底才在建国之初，把逍遥于化外的诗拉回“正义”的视野。不只是诗，城邦里的所有技艺都得如其所是地守住自己的职分。任何一种技艺，忘记或错置与更高事业的关联，即为不义的。鞋匠忘了鞋要为脚服务，是为不义，但此事极少发生。铁匠以为自己是城邦的导师，是为不义，但此事极少发生。诗人则经常忘了自己对“正义”的责任，却又同时想要扮演众生的导师。 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建国之旅，始于诗人问题，终于诗人问题。那是因为诗是雅典生活的重要表征，也是雅典人最引以为傲的光荣之事。要想诊断生活的问题，人们必须从最珍视的那部分开始。 僭主在现实的败坏城邦里驱逐诗人，苏格拉底在言辞的王道城邦里驱逐诗人。因为苏格拉底知道，能够对抗败坏的，不是空洞无物的宽容（不是说宽容全都空洞无物，柏拉图鄙夷空洞无物的宽容），而是捍卫正义的斗争。不想遭受僭主迫害的诗人，必须加入斗争。至少，他不可以在城邦里助长那种滋生僭主的败坏。 苏格拉底的建国之旅始于不宽容，正是要帮助人们记起比宽容更重要的事，那才是宽容的根基。 五、兄弟相认 旅行比辩论有用。当两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各抱一孔之见争论不休时，他们需要的不是胜利，而是旅行。旅行的好处，是拓展视野。视野的拓展，会让人意识到比战胜对手更紧迫的事：认识自己。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到处发现敌人，却永远认不出兄弟。《理想国》就是一个关于旅行的故事。当然，这是发生在灵魂里的旅行。发生在灵魂里的旅行，苏格拉底称之为“辩证法”。 第七卷末尾，苏格拉底谈到自己的技艺：不是向灵魂注入本来没有的，而是让灵魂恢复原本就有的。那是一种由伟大视力而来的伟大知识。当灵魂深陷泥淖不能自拔时，唯有依靠这种视力自救。苏格拉底的技艺，就是帮助人们恢复这种视力，他称之为辩证法。 苏格拉底所谓的辩证法，是使灵魂获得解放的技艺。只见过欲望的灵魂，便只能盯住欲望不放。偏狭的视野是灵魂的累赘，压着人，让他永远往下看。等他见识了荣誉、理智、理性、神，沉重的累赘就消失了。他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视野里重新面对欲望，给欲望一个合宜的位置。于是，他成了“辩证法家”：在事物的相互联系中认识事物的人。使他得以眺望真理的，不是苏格拉底的耳提面命，是他自己那恢复了的“辩证法家”的视力。苏格拉底只是帮他促成了这个恢复。 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旅行，上穷碧落下黄泉。可是，这样的旅行有什么用呢？它既不能把天上的王道城邦带到尘世，也不能把僭主从地上赶走，终归只是一场谈话而已。但这样的谈话里，保存着反抗奴役的希望。僭政的实质，是僭主与人民之间的内战，是全体人民之间的内战，是每个人灵魂中的内战，是为欲望驱使的雄蜂与雄蜂之间的火拼。苏格拉底的言辞旅行，则是让人们兄弟相认的艺术。首先，它让听众意识到自己是人，而非雄蜂，或欲望的奴隶；其次，它让人们在旅途中兄弟相认，结成伙伴。这意味着，世上至少有几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在共同的旅途中见过些世面，见识了好，因而有能力辨别坏，因而摆脱了僭政赖以维系的，无教养的精神土壤。 别忘了，《理想国》的出发点，根本不是依照观点、立场、公式建造人间天国。苏格拉底讲述一个漫长的故事，只是为了治愈朋友们对“正义”的不耐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