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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条橙》是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的代表作，入选《时代》周刊“英语小说百强”。该书以天才的想象力震惊世界，也催生库布里克的同名经典影片。 小说对青春迷失的写照，对自由意志的反思，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发条橙”也成为一个重要意象，写入流行文化。 那你知道作者安东尼•伯吉斯创作《发条橙》前后的故事，以及它对电影、音乐和后世文学有着怎样的影响吗？这篇文章将为你深入解读。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发条橙》是英国未删节初版，也是该版本首次在中国出版。“人生，拒绝被上发条！”我们就从安东尼·伯吉斯开始认识幻想的艺术吧。  《发条橙》 （英）安东尼·伯吉斯 著 杜冬 译 译林出版社 2019年7月 01 1994年，就在安东尼•伯吉斯七十六岁逝世的前一年，BBC（苏格兰）委托一位小说家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执笔写了一部广播剧，来称颂伯吉斯的生平与作品。这部广播剧在1994年8月21日爱丁堡艺术节期间播出，此外还上演了一场演奏伯吉斯音乐的音乐会，发行了他的作品《格拉斯哥序曲》的唱片。这些节目被称为“伯吉斯电波全时段”，其中由演员约翰·塞森斯（John Sessions）出演伯吉斯以及他在小说中塑造的自己的分身：诗人F.X.恩德比。在同一天，《星期天时报》刊登了一篇头版文章，涉及的是同一个广播剧，其标题则是“艺术节惊曝恐怖暴力戏剧，BBC大事宣扬”。文章宣称，广播剧中将会现场直播“一段强奸戏的再现，这个片段来自很有争议的安东尼•伯吉斯的作品《发条橙》中的强奸情节”。这文章将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同名电影称为“和原作在犯罪情节上如出一辙”，并批评这部电影“极为详尽地描写了罪犯穷凶极恶的强奸、暴力和谋杀行为”。可要是有听众真正听了这部广播剧，满心希望能听到《星期天时报》所鼓吹的那污秽又刺激的内容，一定会大失所望。威廉•博伊德的这部广播剧只有不到两分钟的内容是从《发条橙》中抽取的。这部广播剧是对伯吉斯漫长的音乐和文学生涯之庄严的称颂之作。即便到了辞世之后，伯吉斯似乎依然无法摆脱被捕风捉影、夸大其词的新闻业所关注的命运（尽管他在小说中总是尽力显示出一言九鼎、偏右翼的专栏作家风格）。 若要理解围绕着《发条橙》的不同版本而起的种种争议，就不得不回到半个多世纪前的1960年，当时安东尼•伯吉斯正计划写作一系列小说，描绘他幻想中的未来世界。在目前所见《发条橙》最早的写作提纲中，他列出了一本约为两百页的书的大纲，共分三部分，每个部分各为七十页左右，将故事设定于1980年。书中的反面主角暂定名称包括“障眼巨木”或者“樱桃蛆虫”之类，他是一个名叫弗雷德•维里蒂的罪犯。第一部分主要描写他的罪行和最终被审判的过程。第二部分写监禁中的弗雷德遭遇了新型的洗脑技术，之后被释放了。第三部分主要写那些关心自由的自由派政治家和关心原罪的教堂为此事如何鼓噪起来。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弗雷德摆脱了这种疗法的影响，回去继续犯罪了。 这个时期，伯吉斯还在构思另一部小说，名叫《让交配繁盛起来吧》[Let Copulation Thrive，1962年10月出版时名字改作《缺失的种子》（The Wanting Seed）]，这也是一部未来小说，讲述了未来人口爆炸，宗教被打成非法，同性恋成为常规，甚至得到政府的公开鼓励以控制人口出生率。在这个伯吉斯所设想的未来中，男人们被强征入伍，投入战场，而战争的真实目的不过是将战死者的肉体做成罐头肉来喂养饥饿的大众。《缺失的种子》以及《发条橙》两本书共同想表达的是政治不过是左摇右摆的钟摆，在两本书中，政府都是在威权主义的强硬控制和自由主义的放任纵容之间摇摆。尽管伯吉斯有写喜剧的天赋，并且当教师时还曾表现出文化上的乐观情绪，但伯吉斯依然是一个奥古斯丁派的天主教徒，他无法将对于原罪（即人类更容易作恶而不是行善）的信仰全部嗤之以鼻，早在他还是学童时，曼彻斯特的沙勿略男校就将这些想法注入他的心中。在他的朋友与教友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中也能看见类似的对善恶之辨的痴迷。他的小说《布赖顿硬糖》（Brighton Rock，1938）中描写的社会腐败与青少年犯罪和伯吉斯的作品可比较而观。  安东尼•伯吉斯 在伯吉斯动笔写自己的反乌托邦著作前，他花了近三十年时间阅读这一流派其他的经典之作。在文学批判著作《当代小说》（The Novel Now，1967年作为小册子出版，1971年扩展为完整的一本书）中，他专门用一章来讨论虚幻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他认为，20世纪的文学家们总体上都拒绝H. G. 威尔斯的乌托邦理想，威尔斯否认原罪，转而信仰科学的理性主义。伯吉斯更中意的是阿道司•赫胥黎的反乌托邦传统，赫胥黎通过诸如《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单身男子》（After Many a Summer，1939）等作品，挑战了认为科技进步就会自然而然带来幸福的进步派设想。伯吉斯同样深受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反乌托邦主义小说《不会在这里发生》（It Can’t Happen Here，1935）的影响，本书阴暗地预言了美国右翼独裁政权的崛起。同样影响他的还有雷克斯•华纳（Rex Warner）的战争寓言小说《航空站》（The Aerodrome，1941），故事讲述了一个有法西斯倾向的帅气又年轻的飞行员的故事。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面世后不久，伯吉斯就读过（他1951年的日记开头就写着：“打倒老大哥”），不过他总是将奥威尔的这部小说贬低为将死之人的危言，认为奥威尔对工人阶级在反抗统治者进行意识形态洗脑上的能力太过悲观，毫无道理。在他1985年所著的那本集小说和文学评论于一体的著作中，伯吉斯指出，奥威尔只是将1948年他身边所见所闻的大事描写出来而已。“或许每一个反乌托邦的想象都有现实的依据，”伯吉斯写道，“它们只不过将现实的某些特点打磨，夸大，好提出道德观点，警告世人。” 1960年代初，英国的反乌托邦小说遭到一些轻微的反抗，当时伯吉斯正在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约克郡邮报》写新书评论。他因职责所需，发现了这一现象，就写出了自己的幻想作品来回应。1960年，他读到了L. P. 哈特利（L. P. Hartley）所写的《脸部正义》（Facial Justice）以及康斯坦丁•菲茨吉伯恩（Constantine Fitzgibbon）所写的《当吻必将终结时》（When the Kissing Had to Stop）。但最让他关注的莫过于戴安娜（Diana）和迈尔•吉利翁（Meir Gillon）所写的《无眠者》（The Unsleep，1961），这对夫妻搭档已经合作写了许多政治的非虚构作品。在《约克郡邮报》1961年4月6日的书评中，伯吉斯写道： （《无眠者》）很合我胃口，是一部未幻（或者说未来幻想）小说，以“后奥威尔时代”的风格书写，真正回归到了《重返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Unrevisited）的道路。这本书所描写的内容之所以可畏，不仅仅是因为最终的那个极权主义噩梦，还因为自由主义的梦想走向了疯狂。在吉利翁笔下的那个或许并不遥远的英国，已经通过先进的心理技术实现了和平（没有战争也没有犯罪），生活就只剩享受而已。生活的最大敌人是睡眠；因此，睡眠必须被根除。只需要几针“清醒剂”，人们就能从黑夜手上夺回三十年时光。 但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长夜漫漫导致人们不停地在清醒中沉湎于作乐：犯下罪行，为非作歹，非有警察不可。然后就是昏迷病毒流行，人们相信这最初是由从火星上带来的病毒造成的。自然猛烈地报复着“清醒剂”，警告人类，正如它之前也曾警告过人类，不要过于狂妄，过于自行其是。 伯吉斯在准备动笔写《发条橙》的时候，还读过《重返美丽新世界》（1959）。这本书是赫胥黎所写的非虚构作品，是他更早一部小说《美丽新世界》的续作。伯吉斯从赫胥黎处学到了所谓的行为矫正、洗脑和化学矫正这些刚出现的技术。没有证据表明伯吉斯曾读过心理学家斯金纳（B.F. Skinner）所写的《科学与人类行为》（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ur）一书，但他在赫胥黎的书中发现了不少摘录总结下来的斯金纳理论：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发现这样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即哈佛大学的B.F.斯金纳教授，他坚持认为：“随着科学解释运用得越来越广泛，那些可以归功于个人努力的贡献将聊胜于无。人们自吹自擂的创造力，在艺术、科学或者操守上的成就，选择的能力，以及我们让其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的权利，这些在新兴的科学的自我评估面前，都不值一提。” 正如乔纳森•米德斯（Jonathan Meades）所说，“在今日，若不是伯吉斯痛恨斯金纳，估计他早就被彻底遗忘了”，对斯金纳的憎恶，伯吉斯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通过小说的方式，在《发条誓言》（The Clockwork Testament，1974）一书中塑造了巴拉格拉斯教授一角。在当时，斯金纳因为其乌托邦小说《瓦尔登湖第二》（Walden Two，1948）而闻名。小说中，他幻想了一个由技术官僚统治的光明未来，一切规矩森严，社会养育孩童（以至于“母亲”和“父亲”这样的词汇变得毫无意义），穿着讲求功能主义，人类在同性的宿舍中安宁度日。广告的明亮灯光和光怪陆离在斯金纳的理想社会中都被废除，历史变得毫无学习价值。在《科学与人类行为》一书中，斯金纳更认为在决定人类的性格方面，基因、文化、环境和个人的选择自由都不足为道。但伯吉斯坚信自由意志是第一位的（至于个人的社会角色，则几乎完全是自我创造出来的），斯金纳所畅想的未来是最令人厌恶的胡言乱语。伯吉斯写作自己的反乌托邦小说，目的之一就在于反抗斯金纳及其追随者们的机械决定论。《发条橙》中监狱牧师曾非常精准地说出了伯吉斯的观点：“一个不能选择的人是不可称之为人的。”  心理学家斯金纳 伯吉斯是一位极有天赋的语言学家，曾研习马来语达到了可获学位的标准，还曾翻译过法语、俄语和古希腊语作品。他在1961 年6月及7月前往列宁格勒（即今日之圣彼得堡）边工作边度假，正是出于他对俄语以及俄国文学的兴趣，而不是政治。他的出版商威廉•海涅曼（William Heinemann）之所以送他去俄国，是希望他写一本苏联的游记。伯吉斯通过白马礼（Mario Pei）所写的《俄语一本通》（Getting Along in Russian）、马克西米利安•富尔曼（Maximilian Fourman）所写的《俄语自学》（Teach Yourself Russian），以及《企鹅俄语课》（The Penguin Russian Course）自学了俄语。可是原来的非虚构作品计划很快就为一本初现雏形的不同的书让了路。在离开英国前，伯吉斯就考虑写一本小说，内容是十几岁的混混使用着1960年代早期的英国俚语，可他又担心还没等这本书出版，这些俚语就会变得老套过时。在列宁格勒的大都会宾馆外面，伯吉斯夫妻目睹了一群一群崇尚暴力、衣着华丽的年轻团伙，这让他想起英国老家的“泰迪男孩”（Teddy Boys）。他在回忆录中坚称，正是此刻，他决定为自己的小说发明一种新的语言，基于俄语，名叫“纳查语”（Nadsat，这是俄语的后缀词，“十多岁”的意思）。小说中的城市“可以是任何地方”，他后来写道，“不过在我的想法中，它类似于我的老家曼彻斯特、列宁格勒以及纽约的城中心”。对于伯吉斯而言，重要的是这些衣着华丽、无法无天的年轻人在哪里都有，铁幕的两边都不乏他们的闪亮身影。 02 伯吉斯的文学代理人，彼得·詹森-史密斯（Peter JansonSmith）在1961年9月5日将《发条橙》的打字稿交给了威廉•海涅曼，还附了一封信，说他自己太忙，没时间读。海涅曼的首席小说阅读师梅尔•林德（Maire Lynd）写了一份谨慎的阅读报告，说她认为：“一切都取决于读者能多快地读进这本书……一旦读了进去，就停不下来。但语言颇为晦涩，尽管钻研也很有趣。如果运气好，这本书可能大卖，让青少年拥有一种新的语言。但是也有可能一败涂地。只会是如此的霄壤之别。” 詹姆斯·米基（James Michie）是伯吉斯的编辑，他在10月5日留下了一份备忘，其中他将这本小说形容为“所能想象的最古怪的出版问题之一”。他担心的是如何推广这本书，该书在风格上与伯吉斯之前所写的关于马来亚和英格兰的喜剧小说截然不同。米基有信心的是，这本书发明出来的语言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并不特别困难，但他指出，有一个风险是书中某些包含性暴力的章节可能会触犯1959年通过的《反淫秽出版法令》。“作者可以以艺术创作的名义自证清白，”米基写道，“但玻璃心的文学批评家可以雄辩地攻击他恣意书写性变态的幻想。”米基的建议之一就是，为了避免对伯吉斯的名誉造成伤害，最好利用彼得·戴维斯（Peter Davies）公司（实际上是海涅曼的出版公司）来出版本书，并且作者用笔名。伯吉斯对他的出版商们这些忧心忡忡的紧张情绪应该毫不知情。1962年2月4日他给海涅曼的营销部主任威廉·霍尔登（William Holden）写信，内容是关于一份纳查语的索引，他准备提供给书店推销员传阅使用。 另一个出版问题则是伯吉斯本人造成的。在本书第三部分末尾，第六章的打字稿上还有伯吉斯的手写笔记：“要不然在这里收尾？可以加一个‘尾声’。”詹姆斯•米基决定在英国版中将这个尾声放进去（有的地方这个“尾声”指的就是二十一章）。当W.W.诺顿于1963年在美国纽约出版该书时，美国编辑艾里克•斯温森（Eric Swenson）却对伯吉斯的这个出版问题（“要不然在这里收尾？”）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二十多年后重提此事，斯温森写道： “我记得他给我的评论回复道，我是正确的，他之所以加上了轻快积极的第二十一章，是因为英国出版方想要一个开心的结局。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催着我出版一个美国版的《发条橙》，不需要最后一章，我还记得，他原本的小说就在这一章前结尾，于是我们就这么印刷了。”伯吉斯后来后悔让《发条橙》的两个不同版本在两个地区分别流通。1986年他写道：“人们为此给我写信——说起来，我后半生的大量时间都用于复印我的声明，以及说明为何我的意图被扭曲了。”不过从1961年的打字稿上来看，伯吉斯对于本小说如何收尾从一开始就不太清楚。 海涅曼于1962年5月14日印刷出版了六千本《发条橙》。 书卖得很糟糕，尽管文学评论家们，诸如朱利安•米契（Julian Mitchell）在《旁观者》、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在《观察家》中对本书不乏赞誉。据出版商档案备忘录记载，直到1960年代中期，这本书也只售出了三千八百七十二本。早期评论的一个基调是对这本小说的语言实验深表困惑，认为这是场灾难。约翰•加勒特（John Garrett）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中称《发条橙》是“扯不清爽的一大串冗辞，如同大腹便便之人，是世风日下的产物”。罗伯特•塔博曼（Robert Taubman）在《新政治家》中说本书“读起来费时费力”。戴安娜•乔斯森（Diana Josselson）在《凯尼恩评论》上将《发条橙》与威廉•戈尔丁描写尼安德特人的小说 《继承者》（The Inheritors，1955）恶意地相提并论：“人们是多么关心这些毛茸茸的生物，又是多么痛恨它们的继承者—人类啊。”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的评论则有些积极，刊登于《笨拙》（Punch）杂志上，声称《发条橙》是一本“当代”小说，因为其所描写的是“我们丧失方向，彼此冷漠，我们充满暴力，彼此蹂躏对方的肉体，我们反叛，我们抗议”。  年轻的斯坦利•库布里克 尽管主流媒体褒贬不一，但《发条橙》很快就开始吸引地下群体的关注。威廉·S.巴罗斯（William S. Burroughs），《裸体午餐》（The Naked Lunch，1959年于巴黎出版）的作者，为巴兰坦出版社在美国出版的该书版本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评论：“我不知道还有任何其他作家能够像《发条橙》中的伯吉斯一样将语言发挥到极致——在语言的对比之下，这个有趣的故事本身倒显得黯然失色。”1965年，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他的长期合作伙伴罗纳德•塔维尔（Ronald Tavel）拍摄了一部低成本的十六毫米黑白电影《黑胶唱片》（Vinyl）。这部电影和伯吉斯的小说有一些轻微的联系，主演是杰拉德•马兰加（Gerard Malanga）和伊迪•塞奇威克（Edie Sedgwick）。即便是这部电影的仰慕者也称其为六十六分钟的酷刑折磨。《黑胶唱片》由四幕构成，台词明显是即兴发挥。电影首映是在1965年6月4日，地点是纽约电影中心。据安迪•沃霍尔的回忆录《波普主义》一书记载，在1966年，这部戏又起码上演了两次，还成为地下丝绒乐队（the Velvet Underground）在纽约和罗格斯大学各场音乐会的一系列背景图片。在1966年4月，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日记中写道，布莱恩•赫顿（Brian Hutton，此人还执导了1978年的电影《血染雪山堡》）请他根据《发条橙》的故事写一个电影剧本。第二年5月，泰瑞•塞瑟恩（Terry Southern）和迈克尔•库珀（Michael Cooper）将他们的《发条橙》剧本草稿提交给不列颠电影审查局委员会审查，迈克尔•库珀还提议让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出演男主角，但这个版本被否决了，理由是“耸人听闻地消费青少年的团伙暴力……不但可恶，而且危险”。也有人让伯吉斯本人在1969年1月又创作了一个剧本，但是没有哪怕一个人愿意据此拍一部电影。直到1970年1月，斯坦利•库布里克一直在和西•利特维诺夫（Si Litvinoff）和麦克思•拉布（Max Raab）通信，两人很快将电影版权卖给了华纳兄弟娱乐公司。若要回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书籍出版开始，伯吉斯所写的这个故事就一直在期待获得更广大的观众。库布里克电影版的《发条橙》于1971年12月在纽约公映，1972年1月在伦敦上映。库布里克说，他被伯吉斯的这部小说所吸引，主要因为其“情节巧妙，人物鲜明，哲思明确”，伯吉斯对他的赞美也投桃报李，称这部电影是“对我小说原作的大胆改写”。由于受视觉媒介的情况所限，库布里克删除了大量伯吉斯自己发明的语言，但他尽力地去暗示第一人称视角，例如将其中一段斗殴戏码用慢动作拍摄（音乐是罗西尼的作品），又用了十倍速来拍摄性乱交的场面。但电影的现实主义风格让这部作品前四十五分钟的暴力场景更加直接。或许正因为如此，库布里克才决定不拍第二段监狱中的谋杀情节，并且将阿历克斯用性暴力蹂躏的十岁小女孩变得老一些（她们在电影中变成了可自主决定是否与人发生性关系的成年人）。 从伯吉斯与他代理人的信件来看，库布里克很清楚这部小说有两个结局，他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决定采用更短的美国版故事。库布里克1980年与米歇尔•西蒙（Michel Ciment）谈话时说：“最后那一章描写的是阿历克斯如何转变，并恢复成正常人，但在我看来，这没有说服力，与本书的风格和意图都不合……当然了，我甚至都没有考虑过要不要拍最后一章。” 尽管伯吉斯本人在1972年电影首映时给予作品盛赞，可当导演库布里克自己发行了一版插图本的书，还冠名为《库布里克的发条橙》之后，他就变了心思。对于库布里克将自己打扮成文化产品《发条橙》的唯一作者之事，伯吉斯怒火中烧。他以阿历克斯的口吻在《图书馆杂志》（1973年5月1日）上对此“电影的原著”加以评论，还增加了一些在小说中未曾出现的新纳查语词汇： 说起我们的老伙计库布里克，这个臭玩意，哥们儿啊，从他的奖金或者什么狗屎东西里整出来这么个鬼东西。这可真是一部棒棒的电影，是他的大师之作，足以让任何好样的、正儿八经的小伙子把卵子和肠子都笑翻出来。这电影，就是极端暴力的鞭打，老一套的把戏，不会打开话头，除非是有什么家伙唠唠叨叨，但说的你都听得懂，不会让你的脑袋瓜放空死睡，不像在图书馆里用冷腚贴板凳。如今，你也看得出，这个由血肉和狗屎组成的家伙，叫库布里克还是祖不里克（阿拉伯人管那脏玩意叫祖不里克），他生命的意义就是写本书。现在他可算写了书了，哦我的小兄弟啊，货真价实，没错没错。这可是他朝思暮想的了，如今可算是到手了，库布里克，祖不里克，写书人。 不过，兄弟们，让我笑疯了的是，这本书肯定要一路掉进黑窟窿里，给之前就掉进窟窿的那本书做个伴。也就是F. 亚历山大或者斯特吉斯或什么鸟人写的那本。因为如果大家都能瞪大了眼珠子看到真正的日子是咋过的，谁还会屁话啰嗦？ 这就是了，没错没错，好极了。祖不里克荷包里的票子啪啪地响，对于你小兄弟来说，也可算得上是大人物了。咱要对各位爷们儿，狗屎玩意，大弹嘴皮子，噗噜噜噜。——阿历克斯。 03 对于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电影忽视了小说亚文化中着重描写的毒品的重要性。库布里克曾经拒绝了伯吉斯所改写的舞台剧剧本，这一剧本最后也未能印刷。这一版故事中，阿历克斯的床头柜里有各种各样的可怕玩意儿，包括一个婴儿的头骨和静脉注射器。在小说中，阿历克斯强奸那一对女孩之前，曾给自己注射毒品来增强性欲。在克洛瓦奶吧（“克洛瓦”在俄语中是“奶牛”的意思）里，当阿历克斯和他的同伙们聚集起来，商讨如何作恶时，牛奶中也掺有各色毒品，比如“合成丸”（墨司卡林）和“刀子”（安非他命）。 伯吉斯在20世纪50年代的马来亚曾经常吸食大麻和鸦片，据说他还是一位“吸毒写作运动”的先锋。他在瘾君子圈内一定因为《发条橙》这本书而声名大噪，因为库布里克所拍摄的这部电影中几乎毫无毒品的痕迹。但若有人读过这本书，又对1962年这一年或其后一段时间有所关注，就肯定会发现青年团伙文化、时尚、音乐和随意吸毒之间的关系。这些元素对小说《发条橙》在反主流文化圈内获得盛誉也有很大帮助。从很多角度来看，这本书是经过刻意策划安排的，既能吸引60年代末追求迷幻的佩花嬉皮士，又能吸引70年代整个十年中风行的、更好战的光头党和朋克一族亚文化圈。伯吉斯本人就曾大声疾呼，表明他对嬉皮士（被他称为“胡子莽汉”）和流行音乐的痛恨。他在小说中曾预言的文化转变，真正到来时让他自己也胆战心惊。 无论如何评价《发条橙》对流行文化的影响都不算高估。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列举出一大堆乐队，其名字直接来自这本小说，Heaven 17、Moloko、The Devotchkas 和Campag Velocet只是其中最鲜明的例子。朱利安·科普（Julian Cope）是利物浦乐队“眼泪爆炸”（The Teardrop Explodes）的主唱，他在自传中回忆，读完伯吉斯这本小说时他还在读书，当下就决定学习俄语。“性手枪”乐队（the Sex Pistols）的鼓手宣称，他一生只读过两本书：克雷兄弟（Kray Twins）的自传和《发条橙》。滚石乐队在他们一张专辑的唱片封套上的宣传语是用纳查语所写。“污点”乐队（Blur）成员在他们的歌曲《宇宙》（“The Universal”）的视频拍摄中穿成《发条橙》中团伙的模样。库布里克电影中的克洛瓦奶吧也原样出现在丹尼•博伊尔（Danny Boyle）的电影《猜火车》中。甚至凯莉•米洛（Kylie Minogue）在她2002年的专辑《发热》（Fever）的巡回演唱会上，也穿着白色连裤装，搭配黑色圆顶帽，戴着假睫毛。 除此之外，伯吉斯的小说也打开了之后数代英国小说家在语言上探索的可能性，并且影响颇为深远。承认自己受到伯吉斯影响的作者颇有其人，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J.G.巴拉德（J. G. Ballard）、威尔•塞尔夫（Will Self）、威廉•博伊德、A.S.拜厄特和布莱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 伯吉斯本人除了以小说家和语言学家为主业外，也是一位高产的业余作曲家。他在1986年和1990年先后推出了两部根据《发条橙》改编的舞台音乐剧。其中一部（带有未来主义的标题，叫作《发条橙2004》）1990年由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在伦敦巴比肯剧院 （Barbican Theatre）上演。在这个版本的音乐剧中，作曲的是爱尔兰乐队U2里的Bono1和The Edge2。在《星期天时报》中，约翰•彼得（John Peter）如此评价这部由罗恩•丹尼尔斯（Ron Daniels）执导的“平庸到人畜无伤”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舞台剧：“暴力场景都变成了哑剧：结果是造成了如同芭蕾舞一样狂舞的歇斯底里，一点都不恐怖。表演很粗糙，生硬又机械，不过也不能全怪剧本，尽管剧本大费周章地塑造人物，却对其他的都不屑一顾。菲尔•丹尼尔斯（Phil Daniels）饰演的阿历克斯并不吓人，相反倒让人讨厌。他边做事，边讲述，让这情节变得仿佛是在说古怪的奇闻逸事。我当然知道小说也是用第一人称写成，但是用文字来讲述剧情和在舞台上现场表演剧情，这可大不相同。”伯吉斯所写的戏剧版本后来在很多地方上演过，最近的一次是在伦敦和爱丁堡，但在笔者写下此文的时候（2012年春），他所写的《发条橙》音乐剧只完整上演过一次。 在伯吉斯所写的《发条橙》舞台版最后一幕中，“一个蓄着胡子，形似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男子”走上台来，用小号演奏《雨中曲》，他被其他的演员踢下了台。伯吉斯夺回作者对作品控制权的决心通过这个音乐版闹剧的小安排昭然若揭。不过可能他对于作品著作权的担心并无用武之地。自从他1993年过世之后，新一代的读者成长起来，他和库布里克的两个《发条橙》，哪一个更能风光常在，不言而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