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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十一岁的西蒙·佩雷斯离开波兰，跟随着母亲坐在装满家当的货运马车上，启程去火车站，前往英属巴勒斯坦与父亲汇合。沿路的石块令马车剧烈颠簸，吱嘎作响。旅途辛苦，但佩雷斯喜欢这样的颠簸，它提醒着佩雷斯，伟大的冒险已经展开——踏上以色列的土地，去创建一个犹太国家。 彼时，没人想到这个孩子将成为以色列的开国元勋。在长达66年的公职生涯里，佩雷斯接连作为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总理和总统服务于国家，亲历并领导了现代以色列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一穷二百到创新科技领先世界的全过程，同时也是中东乃至全球重大事件的决策人物。 近日，西蒙·佩雷斯自传《大梦无疆：勇气、想象和现代以色列的建立》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这本自传中，佩雷斯从亲历者、决策者的角度，记录了以色列的建国历程、再现以色列国家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决定性时刻。本书也是佩雷斯的遗作，在完成这部作品的几周后，佩雷斯与世长辞。  西蒙·佩雷斯 在西蒙·佩雷斯传奇的一生中，“勇气、创新、充满想象力”是几个关键词。 佩雷斯在创建以色列国防军、国防部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带头启动了以色列的核能计划和航空航天业，这些防御体系为年轻的以色列带来了强大的威慑力。 以色列建国初期，佩雷斯奉命帮助以色列国防军获得战斗机。在美国，他和同事注册了一家电影公司，把那些报废的战斗机维修好之后，借拍摄电影的名义让它们起飞，穿过北冰洋，最终降落在以色列境内。 凭借这样大胆的创意，佩雷斯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但是，他更进一步地想到：仅仅获得飞机是不够的，一个强大的航空工业才是以色列国土安全的有力保证。于是，他力排众议建立起贝代克航空（Bedek Aviation），让航空业变成了以色列的最大雇主，既保卫了新生国家的领土安全，也促进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 回到以色列后，佩雷斯领导下的以色列国防军，数次取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战争的胜利。但是，佩雷斯并没有矜功自伐；相反，他决定以一种特别的方法，让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居们走出战争泥潭——他希望从法国引进核技术。 这个决定遭到了国内外诸多势力的反对。以阿拉伯国家为首的国际社会担心以色列将制造核武器，国内专家学者们也集体抵制。佩雷斯在法国总理布尔日-莫努利任期的最后一天才争取到核技术授权，而项目建设过程中，法国新一届政府的高级官员甚至试图撤销这一授权。 即便如此，佩雷斯仍然成功地让核反应堆的巨大建筑矗立在迪莫纳高原。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这座建筑如同守护神一样，威慑着所有入侵者，让他们不敢进入以色列的中心地带——因为他们担心以色列具有意想不到的核打击能力。 如果说，建立航空工业与核反应堆证明了佩雷斯的远见，那么，恩德培行动证明了佩雷斯的远见相当富有创意。 1976年6月27日，恐怖分子劫持了从以色列飞往巴黎的法航飞机，并停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当所有人包括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决定与劫持飞机的恐怖分子谈判时，唯有佩雷斯坚持要营救人质。 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以色列向恐怖分子屈从，其他国家会表示理解，但不会再有哪个国家尊敬以色列，这个先例一开，以色列将会像“一块破布”，并将永远如此。 即便是内阁投票决定之后，佩雷斯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并试着不断完善它。所以，当内阁成员们回心转意之时，佩雷斯已经拿出了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方案。接着，佩雷斯鼓励所有人尽力发挥自己的创意，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最终，如同好莱坞电影一般的营救行动如期在恩德培“上演”：运输机搭载以色列士兵降落在机场，士兵们假扮成乌干达总统，乘坐一辆涂上黑色油漆的奔驰轿车，大摇大摆出现在恐怖分子面前……多年以后，耄耋之年的佩雷斯总结这场惊心动魄又充满戏剧性的军事行动：“不去鼓励人们大胆地设想不可能之事，我们将会增加而非减少风险。” 佩雷斯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天才，他曾经将以色列从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当经济危机袭来时，佩雷斯没有向任何可能影响选举的势力妥协，而是通过结构性经济变革，让以色列和过去的经济说再见。 佩雷斯建立起基金会，由政府承担风险，把回报让给投资者。他亲力亲为地运用自身影响力，向遍布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介绍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 为什么佩雷斯总是能够看到未来并紧紧抓住它？佩雷斯热衷于学习新技术——是深入学习，而不是浅尝辄止地了解。佩雷斯在《大梦无疆》中写道：“真正的领导需要拥有复杂的知识——也就是把握任务的每一方面微小细节的能力。” 所以，当他决定建立核反应堆，他和以色列学者一起前往法国学习核工程专业；当他亲眼目睹早期计算机，立刻看到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并决定“国防部也要买上一台”；通过阅读专业期刊论文，佩雷斯领略到纳米技术的迷人魅力，立即在议会上为之站台，发动国家级的力量，及时投身这一新兴领域。 实际上，以色列的科技产业恰如佩雷斯的一个缩影。佩雷斯在书中写道：“不是以色列是否是高科技的领导者，而是它应该把世界引向何方……我们不得不永远立于科学的最前沿，拥有最新的技术还不够，我们必须拥有明天的技术。”这段话，是以色列近四十年来在科技创新领域不断突破的最佳注脚。 近日，西蒙·佩雷斯之子、佩雷斯和平与创新中心理事会主席舍米·佩雷斯应邀来到中国，参与《大梦无疆》中文版新书首发活动。9月12日，舍米·佩雷斯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与读者们分享他眼中父亲的形象，透过家人的视角，还原一个真实的西蒙·佩雷斯。 澎湃新闻：西蒙·佩雷斯是一位非常独特的政治家，早年的政治生涯中是鹰派人物，后期成为一位推动和平的领袖，怎么看待他的这种转变和复杂性？ 舍米·佩雷斯：不能说我的父亲是复杂、矛盾或者激进的，他在追求国防建设、经济发展、推动和平上确实可以说是非常坚定和有魄力的，但他的一生追求从来没有变化过，是非常一致的。我认为也不能拿鹰派或者鸽派，左派或者右派去定义他，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推动以色列向前进。 他创建国防军、航空业、核能项目、导弹系统、网络系统，他认为军事力量是追求和平的基础，正是因为这样的强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色列对邻国造成了震慑力，为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取得了一定的空间。第二步就是建立新的经济机制，吸引外商入驻和拥有技术、潜力的年轻人。再之后就是追求和平，远离战争和杀戮，着眼于更远的未来。 以色列要发展，就必须与邻国和平相处，正是因为这样的超前眼光，他在当时就开始推进和平谈判。第一个和平动作是在1970年代和当时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埃及签订和平协议，接着就是和约旦签订和平协议，第三步是最难的，是和当时还没有建国的巴勒斯坦进行和谈，当时巴勒斯坦人有一部分人居住在以色列境内，他们是作为以色列的少数群体，占人口的20%，另一大部分在当时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势力范围内，我的父亲认为，一定要和巴勒斯坦言和，这也是他后来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追求和平比发动战争更需要勇气，发动战争是因为有迫切性和必要性的需要，大家为了争夺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社会都会一致对外。而追求和平，人们会知道要付出一定代价，人们就会有分歧分裂，这时候更需要勇气克服这样的分歧。我父亲的这本自传就是在讲述我们必须追求没有战争的未来，必须和过去、战争、武器的旧时代告别从而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需要全球各个国家、社会一起合作，携手解决全球化的问题。 澎湃新闻：西蒙·佩雷斯面对重大决策时是否有犹豫、挣扎？比如恩培德事件时，是什么促使你父亲力排众议做出那样特别而勇敢的决定？ 舍米·佩雷斯：恩培德事件发生时我17岁，因为是高度机密的计划，所以当时我也并不了解具体情况，只记得晚上家中有很多电话进来，气氛非常紧张。事后，当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时，我并不惊讶，因为我知道他就是会这么做，他会做一切努力把人质带回以色列，向恐怖主义屈服从来不是一个选项。 前段时间，佩雷斯和平与创新中心组织了一次聚会，当时参与救援的士兵和部分被解救的人质都来参加了。一位参与救援，与我父亲关系很紧密的军官告诉我，劫机的恐怖分子把人质分为两部分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我父亲知道这种分离后非常愤怒，这让人想起了过去的大屠杀，当时他就立刻意识到并决定，肯定要发起一场军事营救行动战斗到底。恐怖分子把人质按照种族分离其实是促成他进行营救行动最根本的原因，这一点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当时这个行动的风险性很大，很多环节都必须完美协调，只要有一部分错了，就会导致整个行动的失败。人质有一百多人，救援地点距离以色列五千公里远，以色列也不被允许进入乌干达，所以可见我的父亲是多么有想象力的人，恩德培行动至今被认为是打击恐怖主义历史上最大胆最有创意的军事行动。 澎湃新闻：几次中东战争对你父亲的政治理念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舍米·佩雷斯：1967年六日战争时（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是以一种非常强大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几天时间我们就占据了优势。但是到了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突然发动了袭击，以色列猝不及防。当时我父亲不是在战争罪前线，也不是指挥这场战争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但这次战争让我父亲意识到我们需要和平，不能依靠武器和武力存活，这也促使了几年后他开始推进与埃及的和平谈判。这场战争对以色列和埃及来说都很糟糕，但也为后续的和平铺平了道路。 澎湃新闻：巴以冲突一直在牵动着世人的目光，怎样才能以和平取代冲突？ 舍米·佩雷斯：我父亲一直强调我们的未来取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能不能共同追求和平，我们要向整个阿拉伯世界，中东世界伸出手，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一起共赢和成长，以不牺牲任何一方利益来发展，在我父亲一生中，尤其是最后几年，他在大力推进和平进程，佩雷斯和平与创新中心也一直在做这件事。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两个层面上的，第一个层面是人民之间的信任基础非常薄弱；第二个层面是中东有几股力量在宣扬恐怖主义，到现在还在宣扬消灭以色列。 所以如果要从政治、领导层层面寻求解决方案，就目前来说可行性是比较低的，我们要的是新一代领导人，他们会关注未来，着眼塑造更好的明天，中东、以色列、巴勒斯坦可以互相合作，国家经济得以提升，年轻人都可以享受工作机会，这样人民之间才会建立互相信任的基础，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可能回到和平的谈判桌上。现在在中东也产生了新的力量，这些力量在创造彼此合作成为同盟的机会，这种力量如果发展强大起来，就可以让和平事业重新获得生机。 尽管奥斯陆协议现在已经被搁置了，但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还是有共同认识的，我想奥斯陆协议的基本还在，它只是需要时间的考验，我们有待时间去证明这个框架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 澎湃新闻：你父亲如何看待宗教冲突？宗教之间如何达成真正的对话？ 舍米·佩雷斯：我父亲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不仅需要国家、企业的领袖，也需要宗教领袖，宗教是有关引导、教育、道德的，所以他非常乐意并见过很多宗教领袖，他尊重所有有信仰的人，不光是犹太教，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 他认为宗教领袖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他生前曾多次见过教皇，希望通过这样的见面创造一些沟通的平台，他希望全球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尤其是领袖能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发表对恐怖主义的看法，不能保持沉默。 我父亲出生于波兰，祖父是当地犹太群体的拉比，他不仅尊重有信仰的人，他也尊敬全人类，他认为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时每个人也享有追求不同的权利。他本人对不同的宗教都很有兴趣，他想知道为什么人会有这么多不同的信仰，所以他在后来一直在推动对人脑的科学研究，也许有一天这样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到底是谁？是什么塑造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异？我父亲曾引用过一位以色列著名诗人Nathan Alterman的诗句“人类这个群体一直在问问题，但是到头来，对他们来说自己仍然是一个谜”。 澎湃新闻：世人看到的西蒙·佩雷斯是勇敢、智慧、果决的，他是否也有过犹豫和失败？在家庭教育上，他给了你什么样的引导？ 舍米·佩雷斯：他经历过的每个故事在现实中都是一场战争，都会面对巨大的反对声音，比如奥斯陆协议，到现在都有很多人反对这个协议，认为是失败的。但我父亲相信他当时做的决定都是正常的，而且他是个诚实的人，他一直追求自己相信的东西，他在书中说到，最大的风险就是不敢冒险。他在书中教会我们的第二个道理就是要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你面前只摆有两个选择的情况下，去寻找第三个原本不存在的选择。这本自传写的不是过去，而是教我们塑造现实和未来，当然任何尝试都有可能成功和失败。 他认为父母和老师不应该告诉孩子们应该去做什么或者应该成为什么样，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潜力，父母要做的就是给孩子们勇气和力量追求梦想，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擅长所在，要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潜力。 我父亲得到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重用时，不断听到人们问“为什么相信那个男孩？”本·古里安说“三个原因：他不说谎、他不说别人坏话、每当他来敲我的门都有一个新想法”。我父亲的这三个特点一直在影响着我。 他明确告诉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持续不断的阅读和思考。他说人们一日三餐，才会不饥饿保持健康，那我们起码也应该每天阅读思考三次，才会更有智慧和力量。大多数人喜欢沉静在回忆和琐事中，如果总是回忆或纠缠于琐事，你就生活在过去，而过去已经是完成时，不能改变，你所能做的就是塑造你的未来，另外就是一定要谦虚、诚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