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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档案》这篇小说整整十年。应《长江文艺》杂志编辑之约，得以重新再来想想这个小说。我发现，十年后的今天，自己会更多地去关注和理解小说里那个中年男人李振声，而不是大学毕业工作不久的主人公“我”。李振声的形象愈发清晰，清晰得让我吓一跳，之后一段时间，我陷入沉默，逐渐感伤。 我相信，作家在一个作品动笔前，潜意识里会“趋利避害”，会在小说里选择一个自己好把握的视角去写，尤其会选好一个熟悉的“我”。在这种第一人称叙述里，“我”是小说的目光、情绪以及智力、能力，当然，“我”也是一个小说的局限。 十年前，我与这篇小说里的“我”年龄相仿。跟大多数那个年龄段的体制内人一样，处于一个工作爬坡期，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话语权力，都尚属于蓄势阶段。伺机、隐忍，同时也混乱、无助，最重要的是，与李振声那类人相比，他们还不会决绝地甩脱过往的牵扯，那些血缘的、故乡的、家庭的、人情的牵扯，自出生就组合起来的伦理还没有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他们的身上背着一张族谱，却又在城市里描绘个体生存的地图。选择“我”作为视角，我猜，十年前，我跟这个青年一样，对李振声毫无把握，对他的认识时而肯定时而否定，时而清晰时而含混。 十年后，李振声的形象逐渐清晰，如同一双终于老花的眼睛，看清楚了站在远处的那个人。只因为，我活到了李振声的那个年纪，得以与他平行并排而立。如果让此刻的我，代替小说里那个坐在人才交流中心柜台前，自以为能周转着他人命运的“我”，当第一眼见到李振声，我便会认出他那些脆弱、犬儒、冷酷、虚伪以及无奈。如同我身边来来往往出现过的那类人，他们衣冠楚楚，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他们每天小心翼翼地编织着关系这张蜘蛛网，在过往的岁月中，他们辛苦得到不少，因而更害怕失去。更为重要的是，在屡屡达成自己的意愿之后，他们竟然认为，一切相关的道理可以为了己利而得到修改，并说服自己在破坏规则之后依然能够安然度日。可以想见，李振声破坏规则和人情，顺利“洗白”之后，捧着体制这只铁饭碗，坐班、发言、签字，到夜间，摊平自己的肚腩，找到一个舒适的姿势，拧开电视机，从《新闻联播》里捕捉到政策的新方向，寻找到进步的新机会。而身后那个远去的故乡呢？或许，在某次出差偶遇到一些农田、庄稼、果实时，他久违并感慨地拍摄下来，在朋友圈中以九宫格图片的形式，拼贴出了一个不知名的故乡来。 《档案》是我写作中少有的一遇。男性视角、乡村经验，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那么得心应手，然而我还是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基于我对于“我”的那种彷徨无措，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彷徨和无措。血缘是与生命俱来的自然存在，档案是与生活俱来的社会存在，血缘是生命的根脉，档案是生存的地基，告别乡村进入城市生活的人，穷其一生都在夯实自己生存的地基。李振声也不会例外，他漠视血缘和伦理，决绝地从过往的牵扯里溜走并非毫无根据。徒留下那个年轻的“我”，脚踩在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中间地带，既不可能像父辈那样“走人情”安身立命，又还没掌握像李振声那样“走关系”栖身都市，这种彷徨唯时间和经验才能消弭。 人到中年，时常扪心自问——我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我？也不乏真挚的朋友向自己坦陈——我活成了自己年轻时鄙夷的那个人。我想，在一次次动摇及至修改着道理的过程中，我们一点点地变成了那样的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是多么可怕又无奈的事情。 写作奇妙的地方在于，作品一旦完成、发表，里边的人物就不会被修改，更不可能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成长。而作者，在这个文档之外，一次次地被生活修改，试对试错，肯定否定，这是人的一生最真实的成长。某种程度而言，写作就是作家在记录自己的成长，回头看的时候，如同在一间旧屋子里，找到墙上那些刻画着自己不同年龄的身高刻度一样，这些不可更改的轨迹，让人生发出无可言说的生命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