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雷：用别人的故事感动自己
    我曾经参观过一个村里的陈列室，竟然还有讲解员！当然是村民。水平不能苛责，背诵痕迹不是一般地重，而且还没背熟，口音就更别提了。所以，参观者也不被吸引，散漫得很。
     
    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讲解员哭了。
     
    我们还以为她是为自己不尽人意的讲解懊恼呢，仔细一问，还真不是。随着讲解的深入，她被曾经在这里战斗的先烈们的事迹感动得流下热泪！一个连词也背不熟的讲解员，完全沉浸在她所讲的故事里，自己先感染了自己。
     
    说了这么多，是想说，这次，让我来当那个讲解员吧，讲几个感动我的央广故事。
     
    我来央广的时候，大家还自然地把央广称作中央台，办公地点还在前面的那幢老楼里，编辑们兢兢业业地手写稿件，为了让播音员看清楚，一笔一画。
     
    错字多了，会重抄一张。阿拉伯数字要改成中文，方便播音员读，不用现场反应。有些句子，编辑们还不嫌麻烦地加上“了呢吗”之类的语气词，为了读起来更像口语。
     
    有主持人好心地说，这些都别改了，到时我们自己加吧。老编辑淡然地说，我们加了，你们就省点心，可以专心备稿。
     
    后来我去国外培训，那里上的第一课，就是广播工作是teamwork。
     
    我的教育背景里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但却一点不陌生，带我的老师早就告诉过我，你的稿子写得不好，再好的播音员也读不好；你的播音不好，编辑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所以，节目好，我们每个人都要好。
    
    我的组长，四十多岁，获奖无数，但是，为了带上我们两个“小尾巴”，她还是积极组织策划节目，选题是她找的，专家是她请的，提纲是她写的，节目是她主持的，全过程除了沏茶倒水，我们只有学习的份儿，但是获奖证书上，却黑纸白字地印着我们三个人的名字。
     
    我自己获得的第一个中国广播奖一等奖叫《死者对生者的奉献》，署名是四个年轻人。但我们都知道，其实那是我们主任的作品。我们做出了好的采访，却没有写出好的作品，她把整个作品都重写了，最后却没有加上自己的名字，成全了我们四个。
     
    还有一位上司，我交上去的好几万字的报告，被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改过，包括标点符号。
     
    后来，我们一起出一本书，她审过的书稿送到出版社，编辑说，这本书之所以令她印象深刻，是因为校对老师一个错都没发现。
     
    她带着我们做活动，反反复复叮嘱我们一件事：品质。因为所有的活动都代表中央台。你心目中，中央台是什么样的，你的所作所为要称得上它。
    
    来台以后的第一次外出采访，去的是社科院西欧所，所里的老师特别重视中央台的采访，连上他自己，一共组织了四个人，滔滔不绝一上午。
     
    我抱着比砖头还大的采访机心满意足地回来了。那时候，做个带响儿的节目都要订机房，每个机房都配备一位录音员，由TA帮编辑合成出成品。
     
    我的那个她一定不记得了，当时她面无表情地说出“这个录音不行，得重录”的时候，我脑子里好像有一万个雷同时炸响，人一下子就懵了。
     
    我指着调音台上百十来个旋钮怯生生地问，难道不能调一下，把声音提高吗？她依旧神色不变：“调了，噪音就大了，不够中央台播出标准”。
     
    没办法，我只好回办公室，打了半个小时腹稿之后，拿起电话给社科院的老师解释我没录好，所幸他啥也没问，就让我过去了。于是，我又背上采访机，骑上自行车跑回社科院。
     
    不过，这次，就只有他老人家一位接受采访了。因为采访对象不再丰富，节目也做得兴味索然。但是从那以后，每次录音前我都会认真试音，检查表头；重要录音做备份，带耳机监听，生怕声音品质不符合中央台播出标准。
    
    几年之后，我的职业生涯里第二次听到“你这录音不行啊”，仍旧是在机房，仍旧是一位录音员跟我说的。
     
    我采录了一堆音响，自认为很典型、很丰富，能够成就我的作品野心。谁知，她听了几个就皱眉，说：“你这声音不干净啊，你听听人家的声音”，于是，她给我放别人录的黄河源头冰川融化的声音，一滴一滴的，每一次滴落都打在我心上。
     
    这是一个女记者背着砖头大小的两部采访机（其中一部还是那时少见的数字采访机，她专门从器材科借出来的），带了几只话筒，在青藏高原上爬冰卧雪录出来的。除了播出的那一段，剩下的都是她沉重的喘息声……
     
    于是我知道，有声音还不行，录出来的声音得漂亮！
    
    入台后我听到的第一篇广播特写是讲少林寺的，当作品的结尾处，山门打开的时候，外边街道上车水马龙的声音扑面而来，和此前构造的寺庙里的清静形成巨大的反差，把我自己的灵魂都震慑到了！
     
    声音，以不可思议的能量携生动的画面呈现在我的脑海里！原来，这才是广播的力量。
     
    那时候，特别羡慕他们可以做到用两支话筒记录山门开合的声音，听声音从一只音箱转入另一只音箱带来的动感。
     
    带着好奇，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也会讨论怎样录出果园里青苹果长个儿的声音；也会琢磨是否可以在野生动物园泡一整天，用声音还原一个动物世界……
     
    必须得说，那时候中央台对声音质量的要求真是严。
     
    记得好几位播音员都讲过，正直播呢，要加一篇稿子，编辑是跑上来的，呼哧呼哧直喘，被播音员一把摁到地上，只好蹲在地上蒙着头喘气，怕声音传到话筒里。
     
    这样的故事也被我们讲给每一位来台直播的嘉宾，听过之后无不肃然起敬。
     
    老楼有电梯，但是直播不让坐，怕电梯出故障，人被憋在电梯里到时间出不来。多大的专家也都被领着，走过长长的通道，爬上四层楼梯。路上，就是讲解安播纪律的时间。
     
    结果就是，等走到直播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在电台里说上话，很神圣。进了直播间，更是大气都不敢出。
     
    一次，一位专家想咳嗽，憋得满脸通红，绝望地看着我，马上就忍不住的样子。我用一秒钟的时间判断了一下后果后，果断地推起片花，然后把他从座位上拉起来，推出直播间，任他在走廊里尽兴地咳。
    
    现在，我也经常带着嘉宾在台里参观，无数次在台史展上指着一张张熟悉的照片讲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袁阔成的故事、少儿广播合唱团的故事、国庆转播的故事、汶川的广播故事，等等。
     
    有时候，我也会讲我看见的故事，因为细琐，更见专业力量，比如长达十几小时的直播，开盘带摞成小山，需要用平板车推来。
     
    随着主持人跨越时空的讲述，要依次把这些带子上到有限的三台机器上，适时推起，再换另外三盘，如此往复，直至直播完毕。
     
    这样的导播得算“肉电脑”了吧？脑子得清楚得令人发指，注意力还得高度集中。谁能干？每次听到这儿，来宾都会咋舌，我心里也会涌起一点小傲娇。
     
    是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我的同事，卓越且敬业，做出了全中国最好的广播，一代又一代。能和他们共事，是我的荣幸。也是他们，照亮了我的职场，给工作注入意义，对未来充满期待，骄傲于自己是央广人。
    
    作者：靳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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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