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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文学创造史的“大分期”和“小分期” 应该说，作为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性脉络，要体现出“文学性”梳理的意义，如何接近“文学的分期”而不是“政治、文化影响文学的分期”，是首先应该解决的文学史理论问题。由于文学史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探讨“什么是文学自身的发展和分期”尚不太自觉，这就使得既有的中国文学史在分期问题上体现出以下若干种“弱文学性”现象： 一是以“朝代更替”作为文学史分期的基本依据，以“五四(辛亥革命)”“建国后”“新时期”等来标示文学的发展变化，这在政治起决定性作用的中国文化语境下，是一种被大多数文学史研究者所接受的文学史分期方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朝代和政治变革对文学制约的一面(如五四的“反封建”、新时期的“人道主义”)，但由于这种制约更多的体现出文学表达内容的变化，文学观的变化、文学性要求的变化便很难从这样的分期中体现出来。文学自身有没有内在的、区别于政治文化方面的变化，往往被这样的文学史分期所遮蔽。 二是以“文体演变”为文学史分期，体现出“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的发展脉络，应该说略微向“文学自身的发展”推进了一步。由于《易传》所解释的“八卦”受“阴阳太极”和儒家“仁义”所规定，“变器不变道”成为儒家为主导的政治文化对文学创新的要求，这就使得中国文学的变化往往停留在“载体”(文体)和“表达”(修辞)层面上，很难触及文学观念、文学本体的根本变革，所以这样的文学史分期虽然可以说客观上能把握住中国文学发展的“技术性变革”的一面，但“文学文体到文学本体的变革”这样的问题，却很难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 三是基于“描述文体变化现象的历史”而不是“挖掘文学独立自觉的历史”的困难，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干脆回避了文学分期问题，直接从时间纬度勾勒了“作品星丛史”。这样做的好处是让读者直接接触到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并通过对作品的分析，给读者“不同的文学如何超越文化”的文学自由精神之启示，但其缺陷在于难以把握文学自觉与文学独立问题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轨迹，所以很难说是严格的文学史。 因此，文学穿越论下的中国文学创造史“大分期”观念建立的是“文学艺术原生化时期”(新石器—殷商文化—春秋—先秦)、“文学艺术工具化和反工具化交替演变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代—明清—五四—建国后—新时期)、“1985年后文学本体论自觉努力”这样三大历史时期。这样三大历史时期体现三种不同性质的文学存在：文学与文化的原始平等与合一；文学从属伦理政治文化要求和对这种要求的突破；文学区别于文化的性质与本体在哪里？ 文学艺术原生化时期体现出文化起源时期文学艺术的一种原生化自由平等品质，可以在殷商出土文物以及各个文化区域考古中找到验证。一是“殷商文艺的生命初觉”是指诗歌尚未从艺术、武术、歌舞分化出来的“女娲—殷商”时期，是中国文学尚未受到儒家伦理等级规范的文学艺术原生化之生机勃勃的时期，故产生了青铜器、甲骨文、武术、神话传说、乐舞、玉雕这些中国文化令人自豪的伟大创造，也产生了《尚书》中难能可贵的“民为邦本”的轻君思想，尊重百姓的生命和生命力使这段时期的文学艺术文化具有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文化资源”的意义。这是多数中国文学史著作在“中国文化—儒道释文化”思维方式下很难发现的文化艺术资源。这一段文学艺术资源成为日后中国作家不断恢复生命力记忆从而走向尊重生命的文学创作的文化基础。二是“西周—春秋”时期，虽然周天子代表的儒家礼仪开始建立，但由于内部分权，文化结构基本是多元平等的。《诗经》中的“风”“雅”“颂”并立可为其代表。“温柔敦厚”的诗歌风范与“大雅”“小雅”比较接近，但“风”却具有尊重世俗生活和生命力的倾向，《诗经》因此成为多元并立的文学范本。三是先秦诸子散文思想平等争鸣互动时期，为日后中国作家个体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多元的思想文化准备。尤其是庄子、孟子、荀子、墨子、杨朱等人的思想，因为或倡导“无待”的独立思想，或衔接殷商民本思想，或倡导“天人相分”思想，或坚守“无差等之爱”和“贵己、保真”，而与文学独立、多元对等的思维方式更为接近一些。 文学工具化和反工具化交替时期是以儒、道哲学为主导、文化规范文学艺术以及突破文学这种规范的相互缠绕。在突破工具化时期文学的文体自觉、想象自觉、情感自觉、人性自觉、个性自觉开始产生。这就使得中国文学创造史之“小分期”近似于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的“两种潮流的起伏”(周作人17)的描述，但又有所区别。周作人这本书虽然是从五四新文学何以可能的角度梳理出“言志”和“缘情”两种波浪形运动的文学资源，但至少是从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学思潮具有“阴阳互动”规律的一种梳理。虽然钱钟书批评这两种文学观念是彼此渗透、边界并不清晰的(钱钟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因此周作人如果将“言志”改为“载道”更为恰当，但是“言志”和“缘情”的波浪形交替，倒是可以给文学史分期进一步向文学本体接近提供某种启发。亦即，如果我们将“言志、载道”作为儒家和道家文化规范文学的时期，将“缘情、性情”作为文学突破儒家规范的时期，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就会呈现另一种面貌，不仅朝代更替的文学史分期会被突破，而且文体演变的文学史分期也会被突破，更重要的是，由文化决定文学是否自由的思维方式可以被突破。诸如“初唐、中唐、晚唐”就会呈现不同的文学面貌。这样的文学史“小分期”特点是：一是“文学工具化”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交替演变，使得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时期文学并没有在根本上突破“载道”的框架，文学现代性只是更多承载西方文化观念而已；二是在“文学反工具化”时期存在着文学借情感、人性和个性来获得独立品格的努力，但依然没有解决文学区别于文化的“理”是什么的问题；三是文学反工具化时期虽然具有模糊和跨越朝代分期的倾向，但仍然具有受不同文化的不同程度制约的问题。 所谓“文学工具化”时期，主要是指文学的目的是为文化和政治的意图服务，文学的性质具有明显的观念教化的特点，文学的表达方式符合文化和政治所给定的要求，文学自我实现的空间往往限制在表达和修辞层面的文学时期。“文学工具化”时期文学创造的张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但依然存在可圈可点的文学力作，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作家“穿越文化政治”的创造意识和方法是否自觉萌生。之所以不能在一般的意义上得出“文学工具化”时期文学创造力虚弱的结论，是因为关键还在于作家创造性追求是否得以展现与如何展现。在中国文学史中，这样的历史时期大致可以包括这样五个历史时期：一是“秦皇—汉武”文学从属于歌功颂德政治要求时期，《子虚赋》《上林赋》可为代表，并开历代歌功颂德文学之先河，但“乐府民歌”却有以质朴性突破颂歌文学的张力。二是“唐宋古文运动”重新提出“文以载道”时期，恢复儒家道统对文学的规范，代表性人物是韩愈和柳宗元。但唐宋八大家的文学创作与文学主张常常错位，从而提出作家文学创造对文学观念和思潮的突破性问题，韩愈自身的创作也丰富复杂需要辨析。三是“清代文字狱时期”140余年间文学荒芜但《红楼梦》一枝独秀，从而提出政治高压与文学独创的复杂关系，并提出非文学化的环境是否是阻碍文学创造的主要力量的问题。四是“清末—民国”文学从属于民族救亡和西方文化启蒙要求的时期，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白话文革命”、巴金的个性解放小说《家》均为其标志性的思潮和作品。但个性解放的思潮并没有产生“贾宝玉”这样独特的文学形象，反而产生一批相似的反叛封建家庭离家出走但却不知去哪里的个性解放者，其间悖论饶有意味。而白话文学的总体成就至今并没有超过古白话小说，也说明这样的革命并没有涉及文学创造性问题。鲁迅、张爱玲质疑、疏离个性解放的西方文化启蒙要求，反而获得了文学创造的张力，也因此提出“小说界革命”“白话文革命”“文学革命”真的是“文学本体观念的革命吗”的问题。 所谓“文学反工具化”时期，同样应该理解为是文学的表现方式到表现内容自觉的历史性过程。这样的过程不一定是线性的，而可能是曲线或回溯性的。从理论上说，文学的自由和独立，主要表现为文学突破文化和政治束缚所显现的努力得到了文化的默许，从而显得相对多元、自由和丰富。这种多元、自由和丰富，不仅体现在文学内容突破文化和政治的要求，也体现在文学表现形式突破文化和政治所规定的审美风范，当然也体现在文学对既定的文学观念和内容突破后的不可重复性，从而呈现出“魏晋文学的文体自觉”“唐宋文学的想象自觉”“明清文学的人性自觉”“五四文学的个性自觉”这样四种历史分期。一，被学界称为“文学文体的自觉”之魏晋时期，经过曹丕《典论·论文》强调文之不朽和陆机《文赋》对文体、文思、文词的推崇，文学初步具有了某种独立的品性。竹林七贤虽然总体上没有突破道家玄学思想而存在个体化理解世界不够的局限，但人生和创作个性的显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文学可以疏离权力的后世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学也终于从汉代宽泛的学术中突围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萧绎对“情灵摇荡”的强调，陆机对“诗赋欲丽”的强调，都可以是对“文学文体自觉”的一种验证。二，唐宋的“文学想象自觉”时期。创造力在此不仅指文学的文体、情感和修辞表达，而且指作家的文学想象力所建构的理解性世界，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以李白和苏轼为代表，他们将唐宋诗词构建奇特意味世界的想象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致后世再难以企及。这一方面得益于唐宋宽松多元的政治文化之下文学工具性状态弱化，也得益于唐宋文学家在唐宋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均具有较高的地位，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韦应物、刘禹锡等诗人和政治家兼具的身份，使得唐诗宋词具有将个人对世界的想象、理解深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政治生活和自然生活的倾向，从中可以发现殷商文化关怀生命和先秦文化思想多元的文化渊源，具有“回溯—整合”的特性。三，元明清文学是中国商业文化兴起调动民众的日常欲望从而建立起了一个“文学人性自觉”的时代。这种自觉，为中国文学注入了一定的可现代性内涵。无论是猪八戒对吃喝玩乐的兴趣解构唐僧的宏大叙事，还是贾宝玉对女孩子的意淫怜爱，抑或西门庆沉湎于淫欲享乐，乃至缺少七情六欲的梁山好汉最后的凄凉失败，包括杜丽娘因为性爱冲动产生的春梦，使得中国文学进入到对儒教轻人欲的虚伪文化进行全面审视批判的时期。正是这样的批判，建立起五四“打倒孔家店”得以可能的文化性土壤。虽然清代文字狱给这一时期的文学自由套上过枷锁，但曹雪芹在朝代、地点以及内容上的含混其词和真真假假，则给我们提供了文学如何穿越时代意识形态的上好经验，从而把写得好不好的问题只归于作家的创造力和创造方法问题，并在“载道”阶段是否作家就一定得载意识形态之道的问题上给出了智慧性的解答。虽然康熙、雍正、乾隆大行文字狱，但是政治上的禁锢没有波及文学对人性欲望的展示，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将元明清时期算作文学内容的人性自觉时代。四，“文学的个性自觉”是指文学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潮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五四启蒙文学所展示的“我的人生我做主”的对个体意志尊重的文学创作时期，时间上可以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所以，从鲁迅的《伤逝》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这种突破既有文化规范的个体解放意识是贯穿始终的。由于这种文学形象更多是受西方个体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所以无论是子君、涓生，还是森森、孟野，由于只是被生命活力和个性所唤醒，他们就都还不能思考在中国文化环境中个体如何自我实现才能安身立命的问题，也就是个体如果没有自己在人生追求、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独特理解，被激发的生命和个性冲动是没有办法抵御既有的文化和社会规范的挤压的。这也就是个性解放在中国往往是悲剧的原因。所以这一段时期的文学还不能考虑从“个体何以独立”到“文学何以独立”的问题。 文学本体自觉探索时期开始考虑文学区别于文化的独立性是什么，而且必须思考中国式的、区别于西方“纯文学”的独立基础是什么，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才刚刚开始。“当代文学的本体自觉”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文学思潮，这是一个对文学如何突破“文以载道”有理论自觉的时代。虽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本体自觉总体上依附于西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纯文学”理论，缺乏对中国自己的文学独立经验的挖掘和理论提炼，使得“新潮文学”并没有在“形式”上留下可以作为“中国经典”的优秀作品。而且随着“新潮文学”的沉寂，文艺理论继续“中国文学本体论”的探索也寥若晨星，但是“文学本体”问题的提出，毕竟使得中国文学的自觉进入了一个现代性转折的历史性阶段，并因此突破了王国维等中国现代学人在“文学内容”上思考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框架。就这段时期文艺理论“问题提出”的意义远远大于“成果实绩”的意义而言，基于中国文学创造经验的“中国式文学本体论”与“中国式文学性”等命题的提出，可以作为21世纪的中国文论界对这个问题的持续深入的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