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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京州 摘要：日藏宋本《初学记》虽迭经森立之、岛田翰、董康等学者著录，但其影印回归的历程却颇有隐曲，杨守敬、董康先后与其失之交臂。清中后期，另一宋本《初学记》在严可均、孙星衍、陆心源等人的鼓吹下盛传一时，却最终被杨守敬、傅增湘等证实并非宋本，而是明代的宗文堂本。从北宋国子监重写雕印毋昭裔刻版，到南宋书坊据监本覆刊，再到安国刻本和宗文堂本等明本的歧互纷出，宋本《初学记》的文本旅程可得以理清。 关键词：《初学记》 日藏宋本 校宋本 文本旅程 穿越靖康书厄“秘阁图书，狼藉泥中”的南宋王朝，只经历了建炎年间的短暂沉寂，从绍兴元年（1131）始社会上便掀起了刻书的热潮，由此开创了宋代刻书史上的中兴时代。[1]唐代三大类书，以南宋本而论，均只有绍兴间刻本传世，并均号称是海内外孤本，其中《艺文类聚》《白氏六帖事类集》的绍兴本藏于国内，《初学记》的宋本则流落海外。[2]宋本《初学记》不仅东渡日本，而且西越流沙，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庋藏的宋本《初学记》保存基本完整，“丝绸之路”上的黑水城则出土了宋本《初学记》的残页。[3]日藏宋本《初学记》的影印回归有一个看似平缓、实则曲折的过程，其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在宋本回归之前，国内仍流传着各种关于宋本《初学记》的消息，严可均据以手订的“校宋本”却最终被证伪。宗文堂本与宋本似远而实近，由此牵出南宋麻沙本、北宋监本等构成的早期刊本谱系，为《初学记》的宋本样态提供了丰富实例。 一 日藏宋本的著录与回归 日本国内对宋本《初学记》的著录始于森立之，他于《经籍访古志》著录“枫山官库藏”宋刊本《初学记》三十卷，对之不吝赞美之意，并迻录了多种藏书印，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此本的由来： 宋绍兴年间刊本。字密行疏，纸刻精美，盖系坊刻。第一、第五、第六卷有“金泽文库”印记。每卷首有“土屋守楷之印”“龙兰”二印。卷末有“复古堂”“虎五郎文库”二印。此本佐伯毛利氏献本之一。[4] 其后岛田翰在《古文旧书考》中也著录了该本，并进行了详悉的考证，其中提及该本所钤印章，与森立之的描述若合符节： 卷首有“金泽文库”“佐伯侯毛利高标字培松藏图书画之印”“土屋守楷之印”“龙兰”四印，卷末有“复古堂”及“虎五郎文库”二印。[5] 由藏书印可推知，宋绍兴间刊本《初学记》实系金泽文库旧藏。金泽文库是日本中世时代武家北条氏政权的文教设施，大约创立于建治初年，相当于我国的元至正年间。“金泽文库由于它本身存在的时代，决定了‘金泽文库本’主要是宋元刊本和明代初期的刊本与同时代的手写本”。[6] 日本进入战国时代以后，由于战争的摧残，金泽文库的库务日趋式微，其旧藏开始大量外散，主要为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所继承。德川幕府的藏书处原名“富士见亭文库”，后改名“红叶山文库”，又称“枫山官库”。明治时代“废藩”之后，枫山官库的珍本大部分流入了宫内省图书寮（即今宫内厅书陵部）。宋本《初学记》当即从金泽文库流散到枫山官库、最终又归于宫内厅书陵部之一种。 对日藏宋本《初学记》的关注，在中国学者中似以杨守敬为最早。他在《日本访书志》中分别著录了《初学记》“明宗文堂刊本”和“锡山安国刊本”，而在两篇著录文字的末尾，一再表达的却是未获见日藏宋本的遗憾之情：“据森立之《访古志》称，其枫山官库有北宋本，余本拟借出一校，因归期在迩，故不及”，“惜未得日本枫山官库所藏宋本一校录以决斯疑耳”。[7]对于前一刊本，杨守敬称之为“余所得明宗文堂刊本”“余所藏宗文堂本”，盖为其访日期间购入者。以此类推，后一刊本即“锡山安国刊本”当亦为从东瀛购进之古籍。杨氏协助黎庶昌编刻《古逸丛书》未收《初学记》，其原因可能是宗文堂刊本和安国刊本版本价值不高。历史不存在假设，但如果杨守敬稍有余暇，获见并复制宫内省图书寮所藏宋本，这一流落海外的宋刊珍品，是否就会及早回归呢？ 目验此本并著之于录的中国学者最早是董康，他在《书舶庸谭》卷三（1927年3月22日）、卷六（1933年12月18日）两处著录此本。董康之所以在四年前已详悉著录该本后，再到图书寮访书，并调阅《初学记》等宋本珍藏，其动因当为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关于选印善本的来函商请： 午前十时，偕无恙、鼎甫赴北羽门图书寮阅宋椠多种，大半记入丙寅记中。此次承袁君守和之托选印善本，自宜以孤本且有声价者为限，故前日与长泽、田中合定若[8]干种。乃今日鼎甫交来袁君函，大致倾向于类书《广韵》，俱吾国习见刻本者，莫测其意之所在。 在袁同礼的约请下，董康偕同长泽规矩也、田中庆太郎等日本学者商定了拟印善本书目，其选录标准是“孤本且有声价”。董康在此条日记著录善本三种，分别是《春秋经传集解》《初学记》及《游宦纪闻》，三书均为宋刊本，或即影印书目中的首善之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袁同礼并不认同董康的选录标准，而倾向于“吾国习见刻本”，董康为袁氏影印日藏善本书的热情顿减，这可能是二人最终未能达成合作的主要原因。 五十年前（1883），杨守敬因为归期在即，未能借出宋本《初学记》，《日本访书志》仅著录了宗文堂本和安国本，而对日藏宋本则付之阙如，《古逸丛书》更无从选印；五十年后（1933），董康应袁同礼之请，本有选印《初学记》之举，却因与主事者标准不合而中辍。宋本《初学记》的回归看似近在咫尺，却一次次失之交臂。 近年，在中国全国高校古委会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等单位的连袂推动下，议定将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一百四十余种宋元版汉籍全部复制。在已经复制回来的数十部汉籍珍品中，遴选出最具出版价值的善本古籍，先行编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一辑。[9]宋本《初学记》赫然列入其中。在此之前，台北的艺文出版社曾据日藏本进行影印，标题为《宋本初学记》。[10]日藏宋本《初学记》的影印回归，已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其版本和校勘价值也已获得了一定揭示。[11] 二 严可均“校宋本”的流传与真相 宋本《初学记》自元代以后，流传已趋式微，明清以降乃以安国刻本为“巨擘”。[12]叶德辉称“《初学记》明刻本至多，皆祖锡山安国本”， [13]至于清代亦然。安刻本卷首秦金序“锡义士安国购得善本”，所云“善本”未见得就是宋本，又经岛田翰考实为元代的翠岩精舍本，[14]由此更可证宋本《初学记》在明清两代的罕秘，然而学者们致力于搜访宋本的热情并未稍歇。 因辑佚和校勘之学的兴盛，类书的文献价值在清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尤其富藏佚文的唐代类书，更是被学者们视为鸿宝。所谓“校宋本”，指以常见本为底本，将稀见宋本的异文迻录于底本之上，若将这些录于天头地脚或字里行间的校记替代原本异文，宛若一睹宋本真容。严可均的“校宋本”《初学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嘉庆初，王兰泉少寇得宋版大字本。丙寅春，孙渊翁借得之以示余。余案头有徐本，取与对勘。开卷见刘序“刑名度数”，宋本“刑”作“形”，形名犹言名物，改便失之。因竭四十日力，得互异字累万，用丹笔悉注于徐本之旁，宋有而徐无者，注于上方；[15]宋无而徐有者，フレ之……至乙亥夏始以净徐本录取其长，仍其疑似，若讹谬灼然者，置不覆载。 有感于明刻诸本的“改窜删补”，失去了宋本的面目，严可均开始注意访求《初学记》的旧本。他先是与元版“黑口小字本”失之交臂，并因此懊悔不迭，所以当孙星衍将王昶搜罗而来“宋本”呈送在他面前时，他急忙校勘一过，大呼为“快事”，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部“校宋本”。“宋本”与通行本迥然有别，对勘的结果是“得互异字累万”，怎能不让人惊异！ 王昶所藏“宋本”《初学记》后归十万卷楼，陆心源又将其与安国刻本重校，写成校勘记八卷，刻入《群书校补》。陆心源的鉴定与严可均存有歧异，他认为此本是元本，不过同样珍若拱璧，而且在校勘记中仍沿用宋本旧称。既然宋元本难得一见，因此在《群书校补》的推助之下，严可均的“校宋本”开始不胫而走，先后出现了许旦复、刘浚、傅增湘、李之鼎、周由廑、胡景潮、佚名等多种过录本。[16]陆心源藏本自“为人攫去”之后，已无踪迹。严可均校宋本也流落东瀛，[17]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据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载，书后有识文“嘉庆二十年六月初二日，严可均依青浦王述庵少寇所藏宋刊大字本校于孙氏治城山馆”， [18]正与严可均在书跋末所云“以净徐本录取其长”的时间相合。然而问题是，严可均所校的“宋本”，真的就是宋本吗？ 书商为了牟利，往往通过剜改删补等手段，改变明刻本的时代标识，冒充宋元本以行世。这种陋习在清代屡见不鲜，如经陆心源审定为元版宗文堂本的《艺文类聚》，一直为清代学者深信不疑，直到傅增湘始发其覆，断定为明刻。此后，胡道静进一步指出：“这个版刻的流传印本，往往被书贾割去跋语、纪年，以冒充嘉靖前的刻本。” [19]1949年后在浙图发现的宗文堂本，卷末跋语后的落款印证了傅增湘、胡道静的判断，其刊刻年代确可定为嘉靖九年（1530）。[20]严可均所见所校的“宋本”《初学记》，有没有可能出于类似的情况呢？ 杨守敬曾经非常接近于发现严校本的真相，他在日本访书获见并购进明宗文堂刊本，并在《日本访书志》中迻录了该本卷首刘本序后的“木记”以及卷末署名为“壶云子”的跋语。细审此本内容，他不由不想到严可均经手的“宋本”，迎目可见的刘本序“形名度数”与严可均的描述何其相像！他甚至还仔细核校了严可均在跋尾提及却未清晰交代的“宋与徐绝异”之处： 按，铁桥言，第二十五卷至三十卷，有二十余翻与安本大异，而未言在何类。今略校之，则第二十五卷“火类”一叶半，廿六卷“并类”半叶，廿八卷“李类”“柰类”“桃类”“樱桃类”共八叶，廿九卷“狗类”一叶半，三十卷“鸡类”后半叶、“鹰类”前半叶、“蝉”“蝶”“萤”三类共六叶。[21] 然而杨守敬并未点明此本在《初学记》各种版本流传史上的位置，只是简单将其视为源于宋本的某个支流，其近似于“宋本”的面貌，而与盛行于明清时代的安刻本，显然不属同一脉系。但此本就是严可均所见的“宋本”，正符合其未被书商作伪前的本来面貌，这令杨氏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可以说，杨守敬已非常接近于发现严可均所见“宋本”的真相，只差了一小步而已。 杨守敬未能发现真相的关键原因，在于严可均没有对“宋本”的行款进行描述，令后人无所依凭。傅增湘辗转根据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十行二十字”的记载，[22]大胆假设又复小心求证： 余又疑严氏所校不独非宋本，亦非元本，当即明嘉靖时所刻之宗文堂本也。近时见临清徐司业家遗书，有题宋版元修本者，索观之，则正为十行二十字，序后有“谨依古本荥阳郑氏重刊印行”一行，当为出于宋本之一证。以严校比勘之，目后题“重刊大字初学记”，卷首题“新刊初学记”正同。取卷中考订之处参之，亦无不同。然后知徐氏所藏正宗文堂本，严氏所校即此本也。特以其镌椠尚精，文字佳胜，远出于明本上，真宋本既不可得见，故皆误认此本为宋本耳。[23] 文中所云“徐司业”为徐坊（1864—1916），清末著名藏书家，曾协助创立京师图书馆，藏书楼名“归朴堂”，所藏善本书520余种，宋元刻本27种，其藏书多为柯劭忞、王懿荣、盛昱、缪荃孙、罗振玉等人代为收集。此本虽下落不明，然而据傅增湘的考论，以及杨守敬的著录，相互推求，可知藏园所说，诚为不刊之论：严可均所校“宋本”，实为明宗文堂本。 三 宗文堂本的来源与谱系 宋本梦想的幻灭是清代《初学记》流传的缩影，严可均、陆心源等学者的权威遭受质疑，梦想中的宋本不过是明代的坊刻本——宗文堂本，这不免让后世学者大失所望。但撇开书商剜改文字的恶劣行径不谈，关于宗文堂本《初学记》的真实面貌与文献价值，因为缺乏相关证据，尚未见学者详细论及。比如它的刊刻人是谁？底本若何？更进一步说，它的价值是怎样的，是不是因为本身不是宋本就合该被否定呢？ 与傅增湘相比，杨守敬著录的“明宗文堂刊本”信息更为完整，应即未经书商剜改前的面貌，这主要体现在：一是载其前有木记云：“近将监本是正讹谬，重写雕镂，校雠精细，并无荒错，买书君子，幸希详鉴。”二是称其末有跋云： 《初学记》三十卷，宋后刻于麻沙，今岁书林郑逸叟再购以板其书。上天下地，明阳幽阴，贵人贱物，无不核也。经典史册，方言小说，长赋短诗，无不取也。门分类缀，大且勤矣。以钞本而赝字残简为多，献观于余，予[24]谫隘弗敢雠也。敢求正于识奇字、记杂书如扬子云、郑康成君子云。时嘉靖丙申冬，壶云子后跋。 跋文因明确记载写作时间为“嘉靖丙申冬”，作意篡改的书商当然留不得，而木记也一并被挖则令人费解。实际上，这篇自题作者为“壶云子”的跋文包含两处极为重要的版本讯息，一是“宋后刻于麻沙”，一是“钞本而赝字残简为多”，不仅指出宗文堂刊本的底本是钞本，而且点明此钞本与宋麻沙本有重要的联系，虽仍存疑问而指向甚明。 傅增湘著录此本无木记、无跋文，应是已经书商挖改后的面貌。其中明确提到该版本的两处重要标识，一是序中“重刊大字初学记”的点题，一是目录后“谨依古本荥阳郑氏重刊印行”的落款。傅增湘在著录时径称此本为“明嘉靖时所刻之宗文堂本”，而关于该书的版本信息却只有“荥阳郑氏重刊印行”，则在傅氏看来，“荥阳郑氏”与“宗文堂”应为同指，再联系“壶云子跋”所云“书林郑逸叟”，可以大致得出此本刊刻人的情况：这位名为郑逸叟的刻书人，其郡望是荥阳，书坊名宗文堂，而刊刻时间则是嘉靖丙申年（1536）。 杨守敬观海楼所藏宗文堂刊原本，如今已归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经书商挖改后的“荥阳郑氏刊本”，也尚有实物可寻。台北“国家图书馆”庋藏“明建刊本”《初学记》两种，一为完本三十卷，一为残本二十四卷。二本都题为“新刊初学记”，并均有“重刊大字初学记”字样，通过仔细查验，可以肯定此二本均为荥阳郑氏刊本，亦即宗文堂本。 完本前有近人钱辰手书题记，详引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所载有关《初学记》题记：“新刊《初学记》三十卷，题‘光禄大夫行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东海郡开国公徐坚等奉敕撰’，前有‘绍兴四年福唐刘本序’，目录一卷，末卷后有题云‘《初学记》三十卷，宋后刊于麻沙’（下尚有字，书贾已剜去），据此则此本为元时所刊。每页廿行，行廿字。”并下按语云： 细审末页，固如所云，剜补之痕，丝毫无差，足征为孙氏原物，惜其纸面破损，前贤手泽，只字无存，深可惜也。乙酉五月十四日，吴县钱辰挥汗敬识式诂堂。 孙星衍正是严可均提到的“孙渊翁”，他曾借示王昶藏本，与严可均俱为误定宋本的始作俑者。然而他本人的著录相对客观，特别点明其末卷“宋后刊于麻沙”一行“下尚有字，书贾已剜去”，却不知为何未引发怀疑，仍著录为元本。钱辰对此本的目验结果与孙星衍相符，甚至认为此即“孙氏原物”。今检此本，唯一的不同是孙星衍称为“黑口版”，而查实为白口，与傅增湘所云相合。那些前与“宋后刊于麻沙”相接、却被书贾剜去的文字，正是杨守敬著录的“壶云子跋”，共计剜去一百零五字。幸有杨守敬从日本购入之原本，并迻录于《日本访书志》，不然壶云子一跋很可能将因书贾之作伪，而永远消弭于天壤之间。 宗文堂本牌记“近将监本是正讹谬，重写雕镂，校雠精细”等语应非出自郑逸叟之手笔，而极可能是袭自前代版本，亦即壶云子跋所称麻沙本。由此则所谓“监本”自然不可能是明监本，而理应是宋国子监本。再联系撰于绍兴四年的刘本序应是为麻沙本而作，此时距南宋开国不久，所谓监本不大可能是南宋监本，而更加指向北宋监本。 北宋国子监曾刊印《初学记》。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内殿承制监管国子监刘崇超上言：“本监管经书六十六种印成，内《孝经》《论语》《尔雅》《礼记》《春秋》《文选》《初学记》《六帖》《韵对》《尔雅释文》等十件，年深讹误，字体不全，有妨印造。” [25]处于后列的《初学记》以下四件，在接下来的建言中被特别点名“须重写雕印”，显示这四种书损坏最为严重。但短短四年之后，监本《初学记》与《六帖》《韵对》等书，即被停止印行：“（天圣三年二月）癸酉，国子监见刊《初学记》《六帖》《韵对》等书，皆钞集小说，无益学者，罢之。” [26]《初学记》当然不是“钞集小说”，断言其与《六帖》等“无益学者”，恐怕还是根源于时人对类书的歧视。虽然刊印即罢，但应未毁版，南宋坊刻均标榜监本，[27]应是有所依据，而非信口开河。 再往上推，北宋监本则又源于毋昭裔刻本。后蜀宰相毋昭裔是私刻图书的开创者，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据有重要地位。九经、诸史之外，他还主持刊刻了《文选》《初学记》和《白氏六帖》。据《宋史·毋守素传》：“昭裔性好藏书，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版，补三班奉职。” [28]北宋国子监刘崇超管理之经书及《文选》《初学记》《六帖》，很可能即毋守素传至中朝而由毋克勤表进印版的本子。 由此可以理出宗文堂本的来源，其据自南宋麻沙本，而麻沙本又号称是从监本而来，北宋监本又可以上溯至五代毋昭裔刻本。由此可见，宗文堂本所谓“谨依古本”绝非欺世之谈，而是从宋本，甚至是从监本一步步传递而来的。宗文堂本本身虽然不是宋本，却犹存宋本之面貌，“仅下宋本一等”，具有比肩宋本的价值，其异文理应得到充分重视。由此反观清代学者，虽被书商所误，却误打误撞，偏执而深刻地揭示了宗文堂本的宋本属性和价值。 四 余论：《初学记》的文本旅程 通过以上考论，再结合目下常见材料，可大致还原《初学记》的文本旅程：《初学记》问世于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此后整个唐代，应均是以写本形式流传，安史之乱后，逐渐从宫廷走向民间。五代时期，毋昭裔将其手写上版，经毋守素、毋克勤等子嗣的传布，“到后来成为北宋的官版”。[29]北宋国子监曾据旧藏本“重新雕印”（天禧辛酉，1021），却刊印不久即罢（天圣乙丑，1025）。 至于南宋，坊刻一时称盛，绍兴年间先后出现了麻沙刘朝宗宅刊本（绍兴甲寅，1134）和崇川余四十三郎宅刊本（绍兴丁卯，1147）两种。两种刊本均号称是从“监本”而来，二者之间显然具有某种递承关系，此监本很可能即是北宋监本，甚至就是毋昭裔刊本传至北宋的“官版”。其中，余四十三郎宅刊本很早就传入日本，而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另一坊刻本也西越流沙，在“丝绸之路”上的黑水城留下了具体而微的版本遗存。 至于元代，又有翠岩精舍本（至正庚子，1360）。翠岩精舍为绵延元明两代的坊刻世家，创始人为建阳人刘君佐。根据岛田翰的考察，翠岩精舍本是安国本（嘉靖辛卯，1531）系列的底本。明嘉靖、万历间，古学复兴，《初学记》凡九刻，基本上都是从安国本翻刻而来，至于清代犹然。安国刻本甫一产生，同年即有杨鑨九洲书屋翻刻本，也可乩《初学记》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真正起而与安国本相抗衡的是宗文堂本（嘉靖丁酉，1537），郑逸叟在刊刻时，宣称“谨依古本”，并照录了宋本牌记，壶云子还在跋语中交代以钞本为底本。宗文堂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安国本的地位，以至于后来陈大科还特别在翻刻安国本时（万历丁酉，1597），于序中指斥郑逸叟为“南国一妄男子”。[30]不过随着私刻的盛而不衰，安国刻本的权威仍坚若盘石，终明及清代初期，宗文堂本都没有摆脱被淹没的命运。 至于清嘉庆间，本来已经沉寂、乏人问津的宗文堂本又因为书商的作伪，摇身一变为“宋本”，经过严可均等人的鼓吹，在清中后期盛传一时，时隔近三百年后，又再次对安国本的地位发起了冲击。这一次，安国刻本差一点儿落败，连版本大家叶德辉都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宋本最终被证伪，安国刻本又重新恢复了声誉，两种版本系列的此消彼长颇富有戏剧性。相比于在东瀛沉睡了近千年的余四十三郎宅刊本，国内《初学记》的流传过程可谓跌宕起伏，颇不寂寞。 注释： [1]据夏其峰《宋版古籍佚存书录·宋版书目》，南宋绍兴年间刻本古籍多达三百五十余种，占全书所收宋本的五分之一以上，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举其要者如绍兴十五年临安府刻《十三经注疏》、绍兴十四年四川眉山漕司刻本《眉山七史》、绍兴八年严州刻本《世说新语》以及蜀刻本《李太白集》、浙刻本《杜工部集》等；又如《史记集解》有绍兴八年建刻本、绍兴十年邵武朱中奉宅刻本、绍兴年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江南东路转运司刻本、衢州刻本等；《文选》现存于世的明州本、陈八郎本、赣州本均源于绍兴年间所刻。绍兴刻本亦多类书，如《事类赋注》有绍兴十六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海录碎事》有绍兴十九年刻本、《皇朝类苑》有绍兴二十三年建阳麻沙书坊刻本等。参见夏其峰：《宋版古籍佚存书目·宋版书目》，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232—383页。 [2]《白氏六帖事类集》的版本系统更为复杂，此处所论仅就单刻本而言，不包括与孔传《续六帖》合刻本以及添注本。 [3]《俄藏黑水城文献》有一组黑水城出土的《初学记》残页，段玉泉认为残页是北宋刻本，秦桦林则认为是南宋早期建本。参见段玉泉：《俄藏黑水城文献〈初学记〉残片补考》，《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秦桦林：《黑水城出土宋刻〈初学记〉残页版本考——兼论宋元时期江南至塞外的“书籍之路”》，《浙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4]涩江全善、森立之等：《经籍访古志》，杜泽逊、班龙门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5页。 [5]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杜泽逊、王晓娟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88页。 [6]严绍璗：《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34页。 [7]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张雷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6、177页。 [8]董康：《书舶庸谭》，朱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7、210页。 [9]《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1辑《初学记》，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初学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0]《宋本初学记》，台北：艺文出版社，1976年。阎琴南：《跋艺文引书馆景宋本初学记》，《木铎》1979年第8期。 [11]如阎琴南：《初学记研究》，私立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81年；刘玉才《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本汉籍三种》，见宫晓卫主编：《藏书家》第19辑；陈清慧、肖禹：《明代晋藩虚益堂本〈初学记〉考论》，《图书馆杂志》2009年第1期；刘芸：《略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本〈初学记〉》，见王勇主编：《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第96—113页。 [12]岛田翰：《古文旧书考》，第188页。 [13]叶德辉：《郋园读书志》，杨洪升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6页。 [14]岛田翰：《古文旧书考》，第189页。 [15]严可均：《书〈初学记〉校宋本后》，见《严可均集》，孙宝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75—276页。 [16]《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傅增湘（国图）、李之鼎（首都）、许旦复（天津）、胡景潮（国图）、刘浚（北大）、佚名（上海）过录本，遗漏了易培基、周由廑过录本两种。见《中国古籍总目》子部五，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83页。易培基过录本见叶德辉：《易氏过录严校宋本〈初学记〉跋》，《图书馆学季刊》1926年第1期；周由廑过录本见中华书局整理本《初学记·前言》，又见《赵守俨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48页。 [17]据叶德辉记载，“严校原本在嘉兴某布政许，匿不示人”，“其原书则在某布政许，秘不示人”，《郋园读书志》虽两处言之，但语焉不详；后于《易氏过录严校宋本初学记跋》中详言之，所谓嘉兴布政指沈曾植，其书后散出，易培基曾经眼，但无力购买，“因留案头，竭二十日力，兼程并校，覆审再三”。此书或即此时流入日本者。见叶德辉：《郋园读书志》，第255、256页；《易氏过录严校宋本〈初学记〉跋》。 [18]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80页。 [19]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2页。 [20]孙麒：《宗文堂本〈艺文类聚〉刊印考》，《图书馆杂志》2007年第11期。 [21]森立之在《经籍访古志》中也著录了此本，并据卷末壶云子序后木记“嘉靖丁酉岁冬书林宗文堂刊行”，直称之为“明嘉靖丁酉刊本”，著录其系市野光彦旧藏，现藏于容安书院。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第176页；涩江全善、森立之等：《经籍访古志》，第166页。 [22]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江宁陈宗彝校刊本，第15—16页。 [23]傅增湘：《新雕初学记三十卷》，见氏著：《藏园群书经眼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04页。 [24]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第175—176页。 [25]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750页。 [2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378页。 [27]日藏南宋绍兴刊本刘本序后牌记亦称：“今将监本写作大字，校正雕开，并无讹谬，收书贤士，幸详鉴焉。” [28]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894页。 [29]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第 97 页。 [30]陈大科自序谓：“南国一妄男子，谬以其意损益之。”叶德辉误以“妄男子”指安国，刘芸联系文本实际及刊刻者的籍贯，认为陈大科本身乃以安国本为底本，不应再贬斥安国，而实指郑逸叟。刘芸：《略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本〈初学记〉》，见王勇主编：《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第 112 页。 作者简介：王京州，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戏曲选本研究》（12BZW04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本散曲集成》（15ZDB074）子课题。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