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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新世纪的杜甫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文献整理、生平交游行迹、诗体研究、艺术的多维探索、杜甫思想、阐释批评与影响接受等方面，都有重要推进，下面分别介绍。 第一节 杜集文献整理与研究 21世纪的杜甫研究，在杜集文献整理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既出版了全面反映当代学术成就的全集新校注本，又对历史上的杜集文献做出了进一步的整理研究，在文献整理体例的探索、文献的综合集成与深入考辨方面都有重要创获。 一、两部新全集校注本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1]（以下简称萧注）、谢思炜《杜甫集校注》[2]（以下简称谢注）是两部具有重大创获的全集新校注本。 萧注的设想从1976年提出，1978年立项，萧涤非担任主编，主要参加者：廖仲安、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王佩增、刘卓平、杨广才、李华、朱宝清。校注工作因萧涤非先生去世，一度停滞，2009年重新启动，由萧涤非学生张忠纲（时任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担任全书终审定稿人，宋开玉、赵睿才、綦维、孙微参与校注工作。出版时署名：主编萧涤非，全书终审定稿张忠纲，副主编廖仲安、张忠纲、郑庆笃、焦裕银、李华。 萧注全书12册，680万字，对杜甫全部存世诗文做了校勘、编年、注释、汇评、备考等工作。全部诗作编年排列，系年主要依据杨伦《杜诗镜铨》，分为五部分：题解、注释、集评、备考和校记。文的编排打破旧注按体编排的成例，以赋及进赋表为一卷，余文一卷，均依年编次，并有附录。“解题”说明创作时间、地点、背景和主要内容。“注释”兼采众说之长，参综古今，每韵加注、逐句解说。“集评”汇集有参考价值的前人评论及有代表性的异解。“备考”辑录有关资料及异说别解，以备参考。“附录”包括《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等。书末附有依音序编排的篇目索引。体例十分完备。 萧注编纂中，对杜集版本进行广泛搜求，对公私书录所载及未载，而今尚存之杜集版本，几搜罗殆尽，得到清末以前著述二百余种，近人著述、海外译本数百种。然对底本和参校本的选择十分精审，以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校以十三种宋元刻本和一种明钞本，又以《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乐府诗集》《永乐大典》等最佳影印本中所征引者参校。十四种参校本如下：1.《杜工部集》二十卷、补遗一卷、清初钱遵王述古堂影宋钞本；2.《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残存六卷，宋阙名编，南宋刻本；3.《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宋郭知达编，宋刻本；4.《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三十二卷，传为宋王十朋辑，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宋丛书本；5.《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宋黄希、黄鹤补注，宋刻本；6.《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宋阙名编，宋刻本；7.《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二十卷，残存六卷，宋阙名编，宋刻本；8.《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残]，宋蔡梦弼笺，宋刻本；9.《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卷[残]，宋刻本；10.《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残]，宋刻本；11.《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年谱辨疑》一卷，宋黄希、黄鹤补注，元刻本；12.《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二十五卷，文集二卷，年谱一卷，宋徐居仁编次，黄鹤补注，元刻本；13.《杜工部诗千家注》六卷，宋黄鹤补注，元范梈批选，元明间刻本；14.《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五十卷[残]，宋赵次公注，明钞本。萧注的校勘，尊重底本，不轻易改字，考辨精审。 前代杜集编次，有分体、分类、编年、分韵四体，萧注采用了最能体现杜诗“诗史”特色的编年，全书虽以存世最早的《续古逸丛书》所收杜集宋本为底本，但编次则参照宋代以来诸家之考订，并参考新见文献和实地考察，有部分调整。1978-1979年，萧涤非率编撰成员，沿着杜甫的行踪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后撰成《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实地踏勘的成果直接反映在萧注中，例如校注组在踏勘湘江沿途景观后，将《入乔口》诸诗改编到《宿凿石浦》诸诗前。 萧注在“注释”部分，以张忠纲主编《杜甫大辞典》[3]为依托，兼采古今精粹之说，“继承萧涤非《杜甫诗选注》的善例，尊重旧注以揭示诗中典实、语词来源的引征前代文献的传统，又注意吸取历代学者诠释杜诗时的创说发明，更注意现代学者需要通过原句语译以便准确理解诗意的要求……融诸说之长，别择认真，解释客观”。[4] 全书附录备考近千例，罗列有关杜诗之争议的主要观点和证据，以清末以前诸家为主，对近人之说遴选严格，书末附录《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对援引较多的134种杜集做精当客观的介绍。 萧注前后历时36年，“集中了三代学者的接续努力，文献之丰备，校勘之精审，注释之周详，考断之稳妥，确能代表当代别集整理新注之最高水平，是一部总结一千多年来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5] 谢思炜《杜甫集校注》是个人独立完成的杜甫全集校注，共收诗1455首，文32篇，210万字。谢注不采用集解会注和资料汇评的形式，对如下两方面的内容不涉及：一、旧注有关诗歌作法、章法的一些繁琐讲解；二、诗歌用韵和诗律问题的讨论；也不采取逐诗附评点的做法。在版本校勘、编年考证、注释解读、语源典故的揭示等方面，都做了简明处理。 谢校不作全面繁校，底本仍采用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宋本杜工部集》，主要参校本仅选取三种：1.清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清康熙六年静思堂刻本）；2.宋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中华书局影印南宋宝庆元年曾噩刊本（习称《九家集注》）；3.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古逸丛书》影印覆麻沙本）。谢注认为杜诗在流传中所产生的异文，其来源和性质有所不同，其中最早一批异文来自五代、宋初的杜诗传本，二王本校文及吴若本（借助钱笺所见）校文“樊作某”“晋作某”等，即是这些异文的反映。宋初所编《文苑英华》收杜甫诗文二百余篇，其正文及初次校文（“一作某”）反映的也是这之前杜集传本的情况，这批早期异文，来源有自，可采信程度高，其文本价值与二王本正文几乎等同。《续古逸丛书》所收宋本杜集之后出现的异文，则出自宋人手笔，因宋人好改字，因此这类异文的校勘价值远逊于早期异文，杜集校勘要尽量区分开这两类不同来源的异文。明清时期新产生的异文，更加纷杂，偏离祖本愈远，谢注仅酌情对某些影响较大、引起严重歧义的例子加以说明。 谢注认为，相对于杜诗祖本，编年本完全改变了原有的编次，必然导致所有版本信息丢失，从存真的原则出发，谢注忠实维持了二王本篇目次第原貌，在每篇作品下考订作年以体现最新的编年成果。全书编年考订多有新的发明，例如《塞芦子》作年，旧说或谓至德二载，或谓至德间，谢注考证作于乾元二年。 谢注在注释方面，对前人成说，于赵次公、蔡梦弼、黄希黄鹤父子以及明清王嗣奭、钱谦益、仇兆鳌诸家援引较多，对有争议之处，辨析疑义，创获甚多，旧注忽略的官制、科举、军事等专门知识，有较多补充，对近代以来唐史和唐代语言研究方面的成绩，也有所参考，是“综括历代杜注精华、融贯古今治杜创获，并在繁复选择后完成的一部杜集新注本”。 二、历代杜诗学文献整理研究 在杜集新全集注本的编纂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新世纪对历代杜诗学文献的整理，也取得丰富的成果。宋代和清代杜诗学文献尤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在宋代方面，曾祥波《杜诗考释》[6]对杜集的宋本与宋注有深入的发掘考辨，在此基础上对杜诗注释研究的原则进行了理论思考。著者曾翻译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7]，受到洪业杜甫研究理路的深刻启发，曾著认为，洪业以史学家身份从事杜诗研究，其论杜诗注重追溯一切见解与资料的第一源头，能越过明清注家积累的成见而直指宋人注乃至杜诗本文。曾著由此确定自身撰著的三个原则：研究理路上以洪业为师法；诗义阐释上以宋注为源头；版本源流上以编次（系年）为核心。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杜集传谱考论”，阐述杜诗宋本、早期宋注、唐宋时期杜甫《传》《谱》的文献沿革流变、撰述特点。为以宋注为源头重新思考杜诗阐释奠定版本基础。下编“杜诗选释”分系年、题解、笺释三个部分，在贯彻上述三个原则的基础上，对部分杜诗的重要作品做出阐释。 上编有关杜集文献探讨的主要问题是：1.论杜诗系年的版本依据与标准——以王洙祖本为中心；提出探究杜诗系年，要重视杜集祖本王洙本在系年上的源头性。2.论吴若本与《钱注杜诗》之关系——兼论《钱注杜诗》的成书渊源，指出吴若本编次应与王洙本相同，《钱注杜诗》对之做了极大改动。3.早期杜集宋注师尹《杜工部诗注》的特点与价值，认为其与师尹个人经历有关，其所揭橥的“自寓说”对探究杜诗篇章本意不无启发；4.现存最早杜诗编年注本《杜诗赵次公先后解》平议，指出其作为现存最早杜诗编年注本，其特点与价值具有“导夫先路”的开创性；5.蔡梦弼《草堂诗笺》整理刍议，指出有必要以宋刻五十卷本系统及其他宋人集注本对其加以编次及注文两方面的校勘整理，以期得到一种最早之宋人编年集注杜诗善本。6.论宋代以降杜集编次谱系——以高崇兰编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编次的承启为中心，对高崇兰编次本在杜集编次流变中的枢纽地位进行了揭示；7.现存唐宋杜甫传谱考论，对各传谱对杜甫行实及杜诗系年的原创性贡献及先后承袭关系作了详细辨析；8.现存五种宋人“杜甫年谱”平议——以鲁訔《杜工部诗年谱》对赵子栎《杜工部草堂诗年谱》、蔡兴宗《重编杜工部年谱》的承袭为线索，对五种年谱的价值和相互关系进行了新的考察。 下编“杜诗选释”分系年、题解、笺释三个部分，在充分尊重杜诗宋注的基础上，对杜甫部分重要作品进行笺释，对洪业的意见也多有汲取和辩证。全书上编的讨论，为以宋注为源头重新思考杜诗阐释奠定版本基础；下编在上编讨论的基础上，围绕全书撰著的三个原则，对部分杜诗的重要作品进行了更为接近本原的探索。全书在考辨精审的基础上，也体现了对杜集整理方法论的深入思考。 孙微以清代为中心的杜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著有《清代杜诗学史》[8]、《清代杜诗学文献辑考》[9]、《杜诗学文献研究论稿》[10]、《杜诗学研究论稿》（与王新芳合著）[11]、《清代杜集序跋汇录》[12]、《杜诗文献学史研究》（与王新芳合著）[13]等著作。《清代杜诗学文献辑考》对清代杜诗学文献做了目前最为全面的搜集，全书共收清代杜诗学文献410余种，补充遗漏失载，订正疏失，重新厘定出一个相对完备、翔实的清代杜诗学文献书目。陆钺《杜诗注证谬》、沈起《测杜少陵诗》、刘佑《杜诗录最》、程琦《集杜各体诗》、许之渐《次杜草》、徐禄宜《杜诗偶识》、陈浩《杜诗读本》、王邻德《睡美楼杜律五言》等皆是本书第一次著录。对散佚的杜诗学文献，尽量搜检辑录其书序跋，著者生平考证也用力颇多。补述著者生平空白者多达120多人。纠正前人内容疏失70多处。对已经散佚的文献，通过辑佚而恢复原貌，例如申涵光《说杜》辑佚复原。对张笃行《杜律注例》、沈寅、朱崑《杜诗直解》、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等书初刻时间的考订，都颇为精审。《清代杜集序跋汇录》对清代杜集序跋进行了最为详尽的纂录整理，搜集存佚210种杜集中的460余篇序跋，其中如张羽《杜还七言律》、汪枢《爱吟轩注杜工部集》等数十种文献都是海内孤本。对全部序跋进行了点校，编排体例也颇为严谨。 在清代杜诗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孙微对杜诗学文献及杜诗学史展开综合思考，其《杜诗学文献研究论稿》，从校勘学、注释学、辑佚学、杜诗文献学史四个方面建构了杜诗学文献研究的理论框架，对杜诗文献学史进行梳理，选取了唐宋、金元明及清代不同时期最具文献价值的杜诗注本进行探讨，如宋吴若本《杜工部集》、赵次公《杜诗先后解》、元好问《杜诗学引》、卢世㴶《杜诗胥钞》与《读杜私言》、仇兆鳌《杜诗详注》等，揭示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杜诗学研究论稿》（与王新芳合著）、《杜诗文献学史研究》（与王新芳合著）两书，对杜诗文献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做了丰富的钩稽考辨。 关于杜诗学文献的综合性整理研究，还有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14]。本书有四个部分：一、杜诗学通论，范围包括七个方面：1.杜诗的著录；2.杜诗的版本；3.杜诗的校勘；4.杜诗的注释；5.杜诗的史料；6.杜诗的评点；7.杜诗的文化（绘画、书法、石刻、戏曲、集句）。二、杜诗学史论，包括：1.杜诗渊源论；2.唐代杜诗传承论；3.论宋末的杜诗学；三、杜诗学专论，侧重于杜诗学的专题研究。四、杜诗学年表。对杜诗学发展过程加以考证，按年代编次。附录包括安史之乱中杜甫行经地名笺证，杜集善本目录。作者在参考周采泉《杜集书录》、郑庆笃等编著《杜诗书目提要》及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杜甫卷》的基础上，广泛搜集资料，论述颇为翔实。 蔡锦芳著《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15]对郭知达《新刊校订集注杜诗》、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杨伦《杜诗镜铨》等重要文献进行了考辨。郝润华等著《杜诗与杜诗文献》[16]，对宋元明清有代表性的杜诗文献做了详细的考察，论及宋代杜注伪王注、赵次公杜注、《九家集注杜诗》、《黄氏补注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杜律意筏》、《钱注杜诗》、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黄生《杜诗说》等。书中还讨论了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与创获、晚清诗人鲁一同对杜诗的接受与超越，都是杜诗学史较受忽视而又颇为重要的问题。刘重喜《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17]对明末清初杜诗的校勘、年谱和编年、笺注、技法、解意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详细的论述。 刘文纲《杜甫学史》[18]对历代杜甫批评家的见解进行了梳理，对重要的杜诗学文献进行了考辨，如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黄氏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刘辰翁的杜诗评点、文天祥《集杜诗》二百首、单复《读杜愚得》、邵宝《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唐元竑《杜诗捃》、胡震亨《杜诗通》、卢世㴶《杜诗胥钞》、朱鹤龄《杜诗辑注》、卢元昌《杜诗阐》、张溍《杜诗注解》、吴见思《杜诗论文》，书中皆有论列。 在杜诗文献的专书研究方面，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19]、李爽《钱注杜诗研究》[20]、陈茝珊《<钱笺杜诗>研究》[21]、吴淑玲《<杜诗详注>研究》[22]值得关注。《<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周勋初在此书序言中指出：“前人注杜，虽名著甚多，而以钱谦益的贡献为大，因为他将古来以史证诗和以诗证史的方法系统化了，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诗史互证的体系，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润华以此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学术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作了深入的探讨，将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了系统归纳和阐发，并对这种方法的意义作了多方面的考察。”[23]全书对钱注“诗史互证”方法的创新性、内在阐释结构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和当代意义，做了系统的梳理和思考。陈茝珊《<钱笺杜诗>研究》，讨论了《钱笺》的版本体例、宋元明清杜诗注本的流变，对钱笺如何发扬诗史互证法做了更细致的讨论。李爽《钱注杜诗研究》认为钱氏对《洗兵马》1600多字的笺注可为全部笺注之纲，李著对《钱注杜诗》中涉及诗史互证的笺注，包括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典章职官、典故词语、修辞手法都做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这些笺注与唐史符合率约为百分之九十，不符合率仅为百分之十，因此钱笺“开启了对杜甫微言政治抒情诗的深度系统解读，是中国微言诗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24]。其中微言政治抒情诗的概念，源自邓小军《魏晋宋微言政治抒情诗之演进——以曹植、阮籍、陶渊明为中心》。[25]吴淑玲《<杜诗详注>研究》[26]对《杜诗详注》注杜的指导思想、批评方法、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失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全面梳理了仇氏的诗学批评思想及其对杜诗注释的影响。 专书研究之外，一些重要的杜诗学文献也得到整理和研究，例如张忠纲编著《杜甫诗话六种校注》[27]收录宋方深道辑《诸家老杜诗评》、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清刘凤诰《杜工部诗话》、清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蒋瑞藻《续杜工部诗话》、张忠纲编注《新编渔洋杜诗话》等诗话著作。韩成武等点校《杜工部诗集辑注》[28]。 刘文刚《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考论》[29]、李伟《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版本辨疑》[30]、彭燕《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师古注”考》[31]、彭燕《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述评》[32]，沈时蓉、庾光蓉《卢世㴶<读杜私言>发微》[33]、郝润华《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略论》[34]、周兴陆《从杜诗接受史考察黄生<杜诗说>》[35]都对所讨论的文献作了深入梳理考辨。聂巧平《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的编年诠释及其历史价值》[36]认为南宋初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的编年笺注既是杜诗学史上“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开山之作，也在实践上为后世“诗史互证”阐释学观念的产生与这一研究方法广泛运用于诗文诠释准备了充分条件。陈尚君、王欣悦《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版本流传考》[37]通过对所见各版本的比对，整理蔡笺从50卷本到40卷本的演变过程，重新认定40卷本系统的价值及黎庶昌刊刻“《古逸丛书》本”的意义。李小华《宋代杜诗编年考论》[38]梳理了宋代杜诗编年的演变过程。 曾绍皇《论杜甫陇右诗的清人未刊评点》[39]以数十家杜甫“陇右诗”的清人未刊评点为对象，具体剖析了杜甫陇右诗清人未刊评点的历史贡献。曾绍皇《明清杜诗手批本书目著录的辑补与辨正》[40]辑录43种《杜集书录》未曾著录之杜诗手批本，对诸家杜集书目误录杜诗手批本的情况进行了辨正。 三、文献研究的成果集成及未来发展方向 新世纪在对杜诗学文献及杜诗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方面，也有重要收获，以《杜集叙录》[41]《杜甫大词典》[42]为代表。 张忠纲、赵睿才、纂维、孙微编撰《杜集叙录》收录杜集文献1216种；1986年问世的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杜集书目提要》收录知见及著录书目600余种；周采泉《杜集书录》收录达1200余种（实际二书收录书目数量相近，只是收录标准和体例不同）；《杜集叙录》收录杜集文献1216种，唐五代14种、宋代124种、金元28种、明代171种、清代416种、现当代350种、国外158种。包括中国和国外（欧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和国家），体裁上包括有关杜甫诗文的全集、选集、评注本、研究著作、文艺作品（包括集杜、和杜、拟杜，以及传奇、杂剧、小说、电影）、港台硕博士论文等。编纂中尽量秉持亲见原书的原则，最大限度避免讹误，考订精细。 《杜甫大辞典》按作品提要（包括诗文）、名句解析、语词成语、家世交游、地名名胜、版本著作、研究学者七大类编排，计收词目七千六百八十余条。辞典正文前为《凡例》《目录》，而正文后又有《附录》与《笔画索引》，其中《附录》收入张忠纲编《杜甫年表》、杨广才编《杜甫研究报刊论文索引（1909—2003）》。王士菁编《杜甫词典》[43]收有词条1327条，侧重杜诗典章、文物、制度、历史人物和事件、山川、草木、飞禽、走兽、语言文字等。 杜甫文献研究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方向，首先是杜甫研究资料汇编唐宋部之外的辑录，冀勤《金元明人论杜甫》[44]对金元明三朝文人著作中有关杜甫的研究资料做了辑录，对辑录编排体例皆有深入的思考。目前中华书局正在委托刘明华主持进一步的辑录工作。 杜诗学史的编写，张忠纲主持并亲自撰写“唐、五代编”，梁桂芳撰“两宋编”，綦维“金元编”“明代编”，孙微“清代编”，赵睿才“现当代编”。完成后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对出土文献、碑志的利用，胡可先《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45]提示新出土的碑志当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杜甫其人其诗者不下于20方，这些资料，为探讨杜甫的家世生平、交游经历，解读杜甫的诗歌作品，提供了切实的依据，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胡可先《杜甫叔父杜并墓志铭笺证》[46]就利用1919年出土的杜甫叔父《杜并墓志铭》对杜甫家世多有补证。这方面的工作还大有可为。 文献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有范伟军《黄生及其<杜诗说>研究》（安徽大学，2006）、曾绍皇《杜诗未刊评点的整理与研究》（复旦大学，2010）、彭燕《宋代巴蜀杜诗学文献研究》（四川大学，2012）、王欣悦《南宋杜注传本研究》（复旦大学，2013）、熊言安《杜诗批点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4）。 第二节 生平交游行迹研究 对杜甫生平交游的研究，是20世纪的研究热点，学界围绕杜甫的生卒年、父系、母系与妻室、李杜交游、行踪、由华州至秦州、离蜀、南下湖湘、卒地与卒因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47]新世纪学界对上述问题，仍有进一步的关注。新世纪文学史研究更趋深细、地域文化研究日益兴起，这些新的学术趋向对杜甫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学者更多地着眼于交游和行迹的考察，杜甫交游研究和行迹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极大的拓展。 一、生平研究的新推进 关于杜甫生卒问题，杨经华《“南窑湾”“康店”之争——杜甫诞生地的历史真相》[48]，吴淑玲、康靖、樊纯轩《杜甫诞生巩义康店龙窝沟考》[49]，认为杜甫出生于巩义“康店”而非传统所认为的“南窑湾”。杜甫的卒葬问题，20世纪关注者多，但尚无定论。萧涤非主张杜甫“病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洞庭湖上”（《杜甫研究》再版前言）。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50]全面论述了杜甫的卒葬问题，认为杜甫于大历五年夏卒于耒阳。莫砺锋《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与傅光先生商榷》[51]，赞同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新世纪以来，霍松林《杜甫卒年新说质疑》[52]仍然认为卒于大历五年冬比较合理。王辉斌反驳了傅光的意见。[53]李定广《杜甫大历五年夏卒葬耒阳考实》[54]依据唐五代至宋初人祭拜杜甫墓者全在耒阳，绝无一诗一文涉及岳阳；北宋至明代人均曾为核实杜甫墓而进行过实地考察，证实唐宋元明四朝岳阳无杜甫墓。杜甫大历五年夏五月卒葬耒阳应是事实。 关于杜甫的妻室问题，据元稹《杜君墓系铭》载，杜甫妻子为司农少卿杨怡女，享年49岁，不少研究者认为，杨氏之卒当在杜甫之后，杜、杨结褵在开元二十九年，时杜甫30岁，杨氏19岁。王辉斌《杜甫妻室问题索隐》[55]则认为杨氏早于杜甫去世，其后杜甫又与夔州当地的一位少妇再婚。这一观点被陈冠明、孙愫婷《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外一种 杜甫亲眷交游年表）》[56]等采纳，但也受到很多质疑。孙微《诗圣杜甫家室问题考辨——与王辉斌先生商榷》[57]针对王氏再娶说进行反驳，认为王氏认为杨氏早卒的几点证据皆难以成立，而仅凭杜诗“山妻”“卓女”等意象，即论证其再娶，亦无说服力。谭庄《杜甫妻室问题辨正》[58]对孙氏之论有进一步补充。陈道贵《杜甫续娶“山妻”说辨疑》[59]，认为杜甫续娶的立论之基有三点：《促织》诗“去妻”问题，《孟仓曹步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诗之“山妻”问题，《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诗中“薛十二丈”“郎”“卓女”和杜甫之间的关系问题。王氏对与这三个问题相关的文献材料多有错解、误解，其续娶说难以成立。 关于杜甫二子，曾祥波《杜甫二子考》[60]提出骥子为宗文，熊儿为宗武之新说。[61]孙微《杜甫之子杜宗武事迹新考——以任华<送杜正字暂赴江陵拜觐叔父序>为中心的考察》[62]据任华《送杜正字暂赴江陵拜觐叔父序》对此说进行了反驳，认为仍以旧说为是。 关于杜甫由华州至秦州问题，阎琦《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考论》[63]认为杜甫罢官是由于其华州任内荒怠职务，尤其与触犯禁内外官员“私出州县界”的法律规定有关。杜甫因为牢骚太盛而行为有失检点，导致罢官是必然的，而西行秦州则是他罢官后无奈中的仓促选择。王勋成《杜甫罢官说》[64]认为杜甫于天宝十四载（755）秋，因曾献三大礼赋而被授河西县尉，不拜，旋改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自此起至乾元二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正好四年，应罢秩守选。此后需守选五年才可准其参加吏部铨选。罢官后没有生活来源，故赴秦州。王勋成《杜甫授官、贬官与罢官说》[65]进一步全面梳理了杜甫仕途起落经历，指出杜甫一生授官四次，贬官一次，罢官一次。第一次授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是在天宝十四载十月，其授官原因是献《三大礼赋》而被玄宗所赏，命中书门下试文取得了献赋出身之故，由吏部注授。至德二载四月逃至肃宗行在凤翔。五月，由胄曹参军提升为左拾遗，这是第二次授官，由中书门下敕授。乾元元年六月，杜甫因房琯之党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为中书门下以敕书形式贬谪。乾元二年九月，杜甫因一任四考已满，被吏部罢官停秩，开始其流浪生活。广德元年十二月，杜甫在梓州，由严武举荐，被中书门下敕授为京兆府功曹参军，但未赴任，此为第三次授官。广德二年夏秋之交，杜甫在成都被严武聘为剑南东西川节度参谋。十二月，又因严武举荐被中书门下制授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此为第四次授官。自此以工部员外郎为前资官漂泊而终。 关于杜甫离蜀的原因，旧说认为严武病卒，杜甫无所依靠，故而离去。陈尚君认为杜甫离蜀的真正原因，是入京为郎，时间在永泰元年严武未卒之时。[66]孙羽津《再论杜甫去蜀之原因》[67]通过对杜甫相关诗作及其职官、章服等问题的考辨，认为杜甫去蜀原因，仍以《旧唐书》“武卒，甫无所依”之旧说为信。 在对上世纪提出的老问题做新探索之外，新世纪还关注到一些新问题。张忠纲《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认为杜甫是在天宝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孙微、王新芳《一段被忽略的历史：杜甫是玄宗封禅泰山的亲历者》[68]认为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是指杜甫于开元十三年在洛阳亲睹玄宗封禅泰山出发仪仗之事。以封禅泰山为标志的开元盛世给少年杜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辉煌印象。韩立平《杜甫“卖药都市”辨》[69]从隐逸形象的塑造对杜甫《进三大礼赋表》中的“卖药都市”一语进行了新的阐释。薛天纬《杜甫“陷贼”辨》杜甫其实是出于关切时局、心系朝堂的人臣情怀，在确认无性命之虞的情况下“潜回”长安，并非陷贼。[70]邓小军《唐授杜甫左拾遗告身考——兼论唐代的皇帝直接授官》[71]从唐授官制敕格式、宋元明有关伪造制敕之刑法规定，考证唐授杜甫左拾遗告身是真品。这些观点都丰富了对杜甫生平经历的认识。 二、交游研究 交游研究在新世纪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相对以往有了很大的推进。 陈冠明、孙愫婷《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外一种 杜甫亲眷交游年表）》[72]对杜甫的交游做了十分全面的钩稽考订，全书包括“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包括杜甫家人、宗族、亲戚、交游行年考）、“杜甫亲眷交游年表”两部分。家人指有血缘关系之同宗，宗族指五服之外从亲，亲戚指杜氏外家外祖父及诸舅、姑父母、姑表亲、姨表亲等；交游指杜甫一生中所交往、接触之人，以及杜甫诗文中所涉及的相关人物。陈尚君序高度评价此书的创获，指出“本书的下卷《杜甫亲眷交游年表》将杜甫生平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排出约一百六十年间的年表，弄清了自杜甫祖父杜审言以下的几百位人物的生平情况。从谱例来说，也是有开创意义的。作者仔细阅读原诗、排比文献，罗列出494人的大名单。……遗漏的，印象中好像仅有我在《全唐诗补编》辑自《古今岁时杂咏》的那首《寒食宴苏二宅》之苏二”。作者广稽文献，对清末以来的石刻文献，也有较充分的利用，考辨精当，是新世纪杜甫交游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关于李杜关系、杜甫与严武关系，都是20世纪颇受关注的问题，新世纪对此有进一步讨论。胡可先《杜甫与安史之乱》[73]认为杜甫忠君爱国，只身逃离乱军，赴灵武投靠肃宗李亨，李白参加了永王李璘起兵，对于李白因永王失败下狱，杜甫不同情，李白与杜甫在后期思想上的差距，使得李白对于杜甫，表现比较冷淡。安史之乱使李白与高适由密友转为政敌。李白在狱中希望高适施以援手相救，但高适毫无反应。 关于杜甫与严武，傅璇琮、吴在庆《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74]对杜、严二人有“睚眦”之事的意见做出了辩驳，认为是深文周纳。李俊《杜甫两依严武事迹发微——以入幕和为郎为中心》[75]认为严武首次担任成都尹欲征杜甫入幕未果，代宗即位后，朝局发生变化，严武再次镇蜀，征杜甫入幕为参谋，待为幕宾，在措置蜀中军政及收复西山三城时，杜甫皆参与谋划。西山战事大功告成，严武受赏为检校吏部尚书，幕中并有封赏，杜甫因授检校工部员外郎，随即引退出峡。 邓小军《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上）（下）——兼论唐代的制敕与墨制》[76]认为唐肃宗对杜甫以墨制放还，是对中书、门下制度的破坏，是不合法放逐，是对清流士大夫的打击。邓小军《杜甫与李泌（上）》[77]认为李泌是唐代玄、肃之际最优秀的政治家。邓文以杜甫写到李泌的九首诗篇及相关唐史史料为依据，讨论杜甫对李泌的政治期望，以及杜甫与李泌的关系。伍钧钧《高适李白杜甫同游梁宋探析》[78]分析三人游历梁宋前的经历及心境，并参考现存诗篇及唐代的地理志，探索其游踪。辛晓娟《杜甫与高适蜀中关系新论》[79]认为杜甫、高适在蜀中关系疏远，是因为两人军政意见分歧，杜甫性格有过于刚正、不尽人情的一面。胡可先《杜甫与唐代京兆韦氏关系述论》[80]指出杜甫家族与韦氏家族存在多层婚姻关系，与韦见素族人、画家韦偃、吏隐文人韦讽以及韦之晋的关系都值得关注。杜甫晚年与韦迢关系密切，韦迢之子韦夏卿曾担任过宰相，其女韦丛嫁与元稹，杜甫之孙杜嗣业请元稹撰写《杜君墓系铭》，很可能通过韦丛达成，李杜优劣论公案，也可以追溯到杜甫与韦迢的交谊。刘占召《安史之乱前后杜甫的交游对杜诗创作的影响》[81]指出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杜甫和许多思想上推崇儒学，创作上以古体诗反映现实民生疾苦的诗人交往，对其用大量的古体诗反映时局动荡和民生疾苦的诗风变化有重要影响。 三、行迹研究 杜甫行迹研究，在新世纪受到特别的关注，宋开玉《杜诗释地》[82]对杜甫诗文中近3000地名名胜一一诠释，七十余万言，体例完备，考辩翔实，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纠谬辨误，颇多创获。行迹研究还被纳入地域文化观察的视野，得到广泛的拓展。 葛景春、胡永杰、隋秀玲著《杜甫与地域文化》[83]将杜甫一生所经历的诸种地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划分，深入讨论了杜甫与洛阳京城文化、黄河中下游地域的中原文化、长安京城文化、关中文化、陇右文化、蜀中文化、夔州文化、荆湘楚文化、吴越南朝文化的关系，指出以洛阳、长安为主的中原文化是杜甫思想形成的基础，并成为他一生思想和诗歌的主调；而吴越、陇右、蜀中、夔州、荆湘等异乡的地域文化，乃是杜甫精神的兼调。 蔡锦芳《杜诗学史与地域文化》[84]梳理了杜诗学在各个地域的历史发展情况，指出各地的杜诗学都鲜明地打上了各个地区的烙印，江苏从区域上来看，是苏南发达，苏北比较零落。从朝代来看，元以前研究并不太多，明代较有起色，清代最为兴盛。 除上述综论者外，还有围绕不同地域考察杜甫行迹、分析其创作特点的研究，有关论著论文有：中原：葛景春主编《杜甫与中原文化》[85]；山东：张忠纲主编《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86]、张忠纲《杜甫在山东行迹交游考辨》[87]；陇上：薛世昌、孟永林《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刘雁翔《杜甫陇上萍踪》[88]、刘雁翔 《陇月向人圆：杜甫秦州诗图景》[89]、温虎林《杜甫陇蜀道诗歌研究》[90]、高天佑编著《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91]、聂大受《杜甫陇右行迹及纪念物探赜（上）（下）》[92]、刘跃进《漂泊无助的远游——读<秦州杂诗>二十首及其他》[93]；夔州：谭文兴《杜甫夔州诗研究》[94]、蒋先伟《杜甫夔州诗论稿》[95]、封野《杜甫夔州诗疏论》[96]；湖湘：丘良任《杜甫在湖湘——杜甫湖湘诗研究资料汇编》[97]、袁慧光著《杜甫湘中诗集注》[98]等。 此外，对杜甫某些特殊经历，也通过梳理其行迹而获得进一步的认识，例如师海军《杜甫鄜州避乱行实考》[99]对杜甫“安史之乱”中避乱鄜州的行踪详细考辨，钩稽其路线，纠正了历代注杜家的疏误。查屏球《微臣、人父与诗人——安史之乱初杜甫行迹考论》[100]对在战乱初期一年间的行迹详做了详细梳理，订正了前人注解之误，为解读杜甫这一时期的创作奠定新的基础。郝鹏展、李令福《杜甫在唐代长安城南的居住环境》[101]探讨了杜甫在长安城南宅院的位置、选择城南杜曲东村建造宅园的原因，对理解杜甫在长安城南的生活与创作有积极的意义。查正贤《杜诗“庞公”意识发微》[102]指出在杜甫流离陇西以及西南时所作诸诗中，经常出现汉末著名隐士“庞公”这一意象。它在杜诗中有着颇为复杂的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杜甫在乱世流离中以隐逸自视的自我意识，是杜甫自我形象的写照；另一方面，基于自觉的家声意识，杜甫又以“儒”否定了自己“庞公”式的隐逸生活，信守自己的人生理想，从而超越了普通士人的隐逸意识。 李俊《杜甫夔州诗歌的“纪异”意识》[103]指出杜甫夔州时期的诗歌受到纪异传统的影响，记载了大历元年到大历二年之间夔州的旱雷、冬雷、苦寒等反常气象状况，由此申论到政局的得失和时局的安危，表达内心的忧患。他用纪异的手法不断疏离自己与夔州的关系，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过客情怀。 赖瑞和《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104]和左汉林《朝圣：重走杜甫之路》[105]是两部记录著者本人寻访杜甫行踪的著作，前者是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九次在中国大陆旅行的记录。后者著者将杜甫曾经到过的地方，基本走了一遍，拍摄了12万张照片，按杜甫行踪顺序粗略叙述。书前附有杜甫行踪示意图，分故乡、漫游的时光、在长安的十年、安史乱中、奔逃陇蜀、蜀中岁月、自成都至夔州、落幕荆湘等章节。两书寻访态度严谨，对理解杜诗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于杜甫行迹与地域文化之关系的博士论文，有李霜琴《杜甫两川诗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4）、张倩《杜诗与长安文化》（陕西师范大学，2011）。 第三节 诗体研究 20世纪的杜诗艺术研究，主要侧重艺术风格和语言修辞的讨论。新世纪以来，艺术风格的讨论显著减少，语言修辞的分析继续平稳推进，诗体的研究则吸引广泛关注，这与新世纪文体研究的影响显著增强有密切关系。杜甫集大成的艺术成就，最为集中地体现在诗体的艺术开拓之上。学界对杜诗的各类体裁皆有深入的观察，在研究方法上也有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 葛晓音《杜诗艺术与辨体》在深度与广度上，集中体现了杜诗诗体研究的重大创获。本书运用体式研究的方法，对杜甫的五古、长篇七古、短篇五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五绝、七绝这几类体式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具体论题及主要观点如下：1.在分析杜甫五古、新题乐府和律诗绝句等不同诗体叙事方式的基础上，反思了杜诗作为“诗史”和史书在性质和功能上有何本质区别，以及杜甫如何运用五古、五言新题乐府、七言新题乐府的不同表现方式来描写史实。在不适宜叙事的律诗、绝句和排律中，杜诗如何体现叙事的特长。2.指出杜甫的七古和歌行在艺术风格、体制声调、表现手法等各方面都能随物赋形，开创了许多新格和新调。除了首先利用“行”诗和七古宜于叙述的特性来陈述时事的重大创新之外，还区分了短篇和长篇七古的体调，显示了“歌”诗、“行”诗和七古的抒情脉络、节奏幅度的差异。3.指出杜甫五律的“独造”主要体现在取景造境内涵的极大拓展，以及对“物色生态”穷理尽性的深入体察，并能运用五律句、字组合不受散文语法逻辑限制的自由度，使其所造之境的象外之意和所写事物的内在之理包含在无字之处。从而使五律达到了更深邃的表现层次。4.指出杜甫极大地开阔了七律的题材内容，丰富和发展了七律的表现艺术。他不但赋予七律写景造境、抒情议论等多方面的表现功能，而且在体调上解决了初盛唐七律与八句体七古歌行不易区分的问题。他利用早期七律曾经单句成行的特性，加大句联之间转折变化的自由度，充分发掘了七律体式的独特潜力，七律因此获得“融各体之法，各种之意”的巨大容量，成为中唐后应用最广的诗体。5.指出表现对时事的思考和批评，是杜甫对五绝题材的重要突破，这类小诗不但突破了传统题材范围，而且根据内容的变化，通过句意的跳跃或典故的多义性等引起思理逻辑方面的联想，在艺术上属于有别于盛唐绝句的变格。杜甫七绝更多地表现了轻松愉悦的抒情基调，尤其突出地呈现了诗人放达幽默的性情和风致，以及对深层审美感觉的追求，这是其七绝的“别趣”，同时他突破传统作法的禁忌，以各种“创体”辟出新径。6.分析了杜甫近体诗、七古、五古中的“奇思”。杜甫的近体诗加强了对直觉、幻觉、错觉等内心感觉的探索乃至潜意识的捕捉。杜甫七古的超现实奇想多出现在“歌”体中，大多是发自现实生活的奇想，五古融合多种心理感觉和超现实想象。对五排写景抒情的潜力也有独到的发现。全书的讨论始终关注到杜诗历史批评的三个主要争议：1.“诗史”说能否体现杜诗成就；2.如何评价杜甫晚年尤其是夔州时期的诗作；3.怎样看待杜诗的“变体”，通过诗体的研究，对上述三个问题做出回应。本书运用诗歌体式研究的方法，开拓了杜诗诗体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有关见解很值得关注。 杜诗诗体的研究，针对各类体裁从语词、语序、章法结构、抒情特征等多个角度，都有丰富的探索。 一、关于古体与律诗的讨论 关于杜甫的古体诗，霍松林《纪行诸赋的启迪，五言古风的开拓——杜诗杂论之一》[106]指出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从命题到以纪行为主线的结构模式，上承纪行赋，其中《自京》一诗题中的“自京赴奉先县”，取法《北征赋》题下注“发长安至安定”、《东征赋》题下注“发洛阳至陈留”。两首诗中大量铺陈与描写，以及以议论收尾，也体现出与纪行赋的接近。王斐然、段晓华《浅论杜甫五古中的“势”》[107]从“势”的角度，对杜甫五古的抒情结构与特点，做了动态的、综合的观察。分析了章法顿挫之势、沉郁的情感之势、风骨与力量之势等。葛景春《吴体是杜甫所创的新体古诗》[108]认为吴体是杜甫“自为音节”形似七律的新体古诗。杜甫新创的吴体诗，是其对新诗体的探索。 关于杜甫的律诗，吴淑玲、韩成武《杜甫五律体制研究之一》《杜甫五律体制研究之二》，[109]指出杜甫五律严守声律规则者占45%，其余则由正格律句和变格律句混合组成。押韵严格依照平水韵，覆盖了平水韵28个平声韵部；大量使用宽韵。对仗规则严密；种类题材多样；风格以沉郁顿挫为主，兼具雄浑、豪健、清奇、自然之美；章法以起承转合为主，句式错综、词语省略、词序倒置。叶汝骏《杜甫五言律诗章法研究》[110]讨论了五律的起承转合之法以及连章组诗的章法。 关于杜甫的七律，孙立尧《杜甫七律语序阐微》[111]对杜甫七律“句首词”的选择、“插入语”及“关系语”的位置、“首尾句”“连锁句”的运用，以及因此造成的语序变化和由此类变化引起的“奇格”及“多义性”，进行了深细的分析，在具体分析中，作者对比了古希腊语《荷马史诗》、梵文《薄伽梵歌》、拉丁语《埃涅阿斯纪》的相关语序特点，视野开阔，论述深入。刘顺《唐代前期七言近体的韵律规则与句法机制分析——兼及杜诗“沉郁顿挫”的生成》[112]认为唐代前期在近体声律规则建设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上四下三基本节奏的尊重、病忌理论的推进以及调声术的构建上。杜诗“沉郁顿挫”的生成，自句法与韵律的技术层面而言，主要源于句法上“三顿”法的使用以及声律上对旁纽与小韵、韵律单位重音模式及平仄组合规则的利用。兰香梅《杜甫“大拗”律诗的声律分析——兼谈杜甫拗律的归属》[113]分析杜甫的“大拗”七律的声律特点，指出杜甫的拗体诗拗而不乱，自有其变化规律，并未违背律诗在声律应用上的基本原则，即平仄相对，平仄和谐，用粘对的规则组织句子，在字数、句数、对仗、用韵上都符合律诗的要求。张英《论杜甫的正体七律及其声律特色》[114]将通见标准平仄句式以及在共约性允许换易平仄处换易平仄，包括换易之后的“拗救”者，皆视为正体律诗，认为杜甫的正体七律体现了他对历来七律形式的总结，为七律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吴淑玲、韩成武《杜甫七律体制研究之一》《杜甫七律体制研究之二》[115]认为杜甫七律的声律.确立了四种正格律句和三种变格律句，其对仗体制：1.对仗规则严密，杜绝一联中重复用字；2.对仗数量多、种类多样，最先将“狭义当句对”引入七律。其题材内容，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内心体验；风格沉郁顿挫、慷慨悲壮、老成稳健、萧散自然；章法上主要有钩锁连环式、起承转合式；联章组诗章法有无序式、有序式；属对自然天成、句法错综、字法状物精准、常字生辉。刘占召《“以古为律”与杜甫七律艺术的革新》[116]对杜甫七律如何借鉴古诗艺术做出分析，指出修辞上，杜甫通过运用拗律、用词拙朴等手法，变传统七律之圆转和谐、华美清丽为奥峭顿挫、朴质疏野；篇章结构和表现功能上，吸纳古诗叙写人生事态驱驾才势、曲折尽意的特点，变盛唐七律板滞僵化的情-景结构为气脉动荡、首尾浑成；诗学精神上，吸纳《诗经》的“比兴”精神改造源自齐梁的用于应酬、应制的七律诗体。魏耕原《杜甫白话七律的变革与发展》[117]将杜甫华州之后开始创作的一种以日常生活为题材，采用白话语料与民歌句式的七律，称为白话七律，认为虽然不是杜甫七律的主体风格，但平添了一种陌生的新面貌，对中晚唐与宋代具有深远的影响。牛睿《杜甫七律拗体的规律探究》[118]认为杜甫的七言拗体有拗必救，有突兀必有平缓相对，整体音调浑融和谐。 对律诗的分析，还注意到组诗章法、用韵等层面，如叶黛莹、尚永亮《论杜甫格律组诗的艺术开创》[119]指出杜甫格律组诗有主题集中、诠次分明、章法一线的特点，最大程度地发挥了篇章连缀的整体效用，极大扩充了组诗的容纳承载量，通过巧妙组合营造独特的戏剧效果，通过隐含的时序使组诗各篇内在贯通。看似不自觉的词语重复以及意象的并置叠加，形成情感之潜流与层进层深。韩潇《论杜甫律诗中情感表达效果与用韵技巧之关系》[120]指出杜甫巧妙选择恰当的韵部与特定的情感相配合，从而创造出浑融的诗境；在诗篇内部和联章组诗中，结合情感变化的脉络，通过开合、等呼等音韵要素和韵部的变化，形成与之相对应的韵律线索，全面增强诗歌的表现力。詹杭伦《论杜甫律诗的意脉结构》[121]结合具体诗例，梳理了宋元明清诗评家对杜甫律诗意脉结构的论述。韩晓光《杜甫律诗中的语词超常嵌合》[122]从感知方式、结构形式和审美功能等方面，对杜甫律诗语词的超常嵌合做出分析。 关于杜甫的排律，许德楠《“铺叙感慨”的需要、诗体发展的必然——略论杜诗的排律》[123]指出杜诗的“铺叙感慨”乃至“乱离叙述”，需要篇幅较长的排律、歌行、乐府等作为载体。林继中《论杜甫铺陈排比的叙述方式》[124]指出排律 “基因”源自赋的铺陈排比的艺术精神。跳脱的叙述方式与反讽的内结构，则是杜甫排律成功的要素。毛若苓《生涯与时代：杜甫长篇五排的结构主线及组织方式》[125]指出杜甫的长篇五排围绕“生涯”与“时代”两条相呼应的线索进行书写，构筑整体框架；通过对句、联之间对仗、承接和呼应关系的控制，来控制诗歌中两条线索的分合，把握诗歌的整体节奏变化。莫砺锋《文学史视野中的杜甫排律》[126]分析了杜甫排律题材的丰富多样，主题倾向的鲜明阶段性变化，认为杜甫是排律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高峰。 二、关于绝句、歌行、乐府的讨论 关于杜甫的绝句，刘曙初《论杜甫五绝的正与变》[127]认为杜甫五绝有与初盛唐一般审美风尚相符之“正”，又有大异其趣之“变”。“变”体现在注重文字本身的审美功能，包括声音与形体。刘青海《对杜甫变体七绝的再认识》[128]指出杜甫大部分七绝创作于入蜀之后，且一开始就是变体，其变体七绝发端于晋宋的徒诗体七绝，而非盛唐乐府体七绝，因而其在艺术上主要取法初唐七绝乃至晋宋以来广阔的徒诗体绝句传统，而与盛唐诸家异径，创造出以逼真再现自然和社会生活为主的审美类型。魏耕原《杜甫绝句变革的得失及其意义》[129]具体讨论了杜甫绝句变革的表现，指出其以体物取代言情，属于绝句之变调，在绝句组诗、题材拓展及口语汲取上的创新，议论以及幽默的拟人化的运用，都体现出鲜明的特色。裘寅《杜甫组诗<江畔寻花>结构研究》[130]认为这组诗有三种结构模式在交织运用：1.叙事结构；2.定性发展；3.重覆方式。 关于杜甫的歌行，辛晓娟《杜甫歌行艺术研究》是一部思考颇为深细的专著。本书通过对杜甫现存140余篇歌行作品进行编年梳理，从抒情、叙事、审美风貌、体制、音乐等五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指出杜甫歌行艺术以“革新为复古”的精神实质，在歌行一体高度成熟、日趋走向文人化的盛唐，杜甫有意识回归更早的乐歌传统，从抒情、叙事、审美风貌、体制、音乐等五个方面继承了汉魏乐府的精神内核，开拓了歌行艺术的表现力。在抒情方面，向前代乐府歌行学习，将歌的抒情手法引入诗歌之中；叙事综合了《诗经》与乐府两大不同的叙事传统，以《诗经》为精神内核，记述重大历史事实，展现诗歌的史学批评价值；向乐府叙事传统复归，强调叙事的虚构性、情节性、传奇性等娱乐特质。创作出一批写人叙事与伦理价值完美融合的杰作，深刻影响了中唐叙事诗的繁荣。审美风貌深入研习掌握初盛唐歌行通体高华流利的艺术特征，一方面以革新的姿态，用大量率意句子入诗，破其“丽”；另一方面，又以一种超越后的姿态向丽的基调回归，用重大的悲剧色彩冲破丽的凝滞感，产生瑰玮沉郁的艺术效果。体制上，杜甫歌行“自创新题”，摆脱了拟篇法和赋题法的局限，直接开启了中唐“新乐府运动”。音乐上，突破前代特有的音乐节奏，完成了七言是个从“曼声促节”向“沉郁顿挫”的节奏特色的转变，也标志着七言歌行的音乐节奏系统从正音到变体两方面达到高峰。魏耕原《杜甫歌行大篇结构论》[131]指出杜甫歌行有侧重对比、反衬、详略、多少的二分结构、富于变化的三分结构、多分结构等。 关于杜甫的乐府诗，王维《杜甫新题乐府论析》[132]认为杜甫有七十三题可作新乐府解。这些诗歌对其后的诗人进行乐府诗创作影响深远，堪为中晚唐及后世“新乐府运动”的先导。吴淑玲、韩成武《杜甫乐府诗的叙事风貌及其转型价值》[133]杜甫乐府诗的艺术新变体现在完整的故事性、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长于剪裁和细节描写、善于通过人物语言传达情境、叙事视角的多样化和场面的客体化。内容上的全方位拓展，极大拓展了乐府诗的写作范围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吴淑玲、韩成武《杜甫乐府诗的体类特征》[134]指出杜甫乐府诗在音乐体制上，多使用新题者，旧题多尽可能发挥其原题之本意，并深入开掘。新题完全扣题，就事论事，把反映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作为追求的目标，成为杜甫诗歌中最具史诗意义的传世佳篇。追求更加自由的语法修辞，以突显乐府诗自由灵活的语体特征。创造性地运用连章组诗的乐府诗形式，扩张乐府诗的表现力。 关于诗体研究的博士论文有周非非《杜甫排律研究》（吉林大学，2013）。 第四节 杜诗艺术的多维探索 新世纪对杜甫诗歌艺术和主题内容的研究，在诗体探索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取向，或在传统课题与方法的基础上集成深化，或对一些尚未深入开掘的领域进一步钻研。 这一时期出版的吴小如《吴小如讲杜诗》[135]、叶嘉莹《叶嘉莹说杜甫诗》[136]、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137]都是著者在长期沉潜杜诗基础上撰成的集成之作。《吴小如讲杜诗》是在吴小如先生晚年家中讲授杜诗的录音基础上整理而成，吴先生本人亲自审订了整理稿。依杜甫生平经历顺序，对杜甫重要诗歌作品进行了深细的考辨解说，颇多发明。《叶嘉莹说杜甫诗》汇编了著者关于杜甫的若干解说。《杜甫诗歌讲演录》则根据著者杜甫诗歌讲课稿整理而成，内容十分全面。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杜诗研究的集成与深化，体现了著者深厚的功力和学术积累。 在继承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新世纪的学人对杜甫诗歌艺术与主题内容的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开拓，从语言修辞、典故意象、题材和表现手法等多个角度，展开讨论。对上世纪学者较为关注的“沉郁顿挫”、“诗史”等问题的讨论，也提出了新的认识，对以往关注较少的杜甫的文章创作特点，也给予了关注。 一、关于语言修辞的讨论 关于语言修辞的讨论，刘明华1991年出版《杜诗修辞艺术》[138]，从对仗、借对、互文、用典、拟人、夸张、对比、句法、构词、叠字等角度，探讨了杜诗的修辞艺术。2002出版的《杜甫研究论集》之中编《杜诗的修辞艺术》对上述讨论又做了进一步的修订。下编《语词探微及其他》则讨论了例如杜诗“以汉喻唐”的构词特点及内涵等问题。蒋绍愚《唐诗语言研究》[139]作为一部综论唐诗语言的著作，有不少讨论涉及到杜诗的语言现象。这些研究都颇具创获，对学界深化杜诗语言修辞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于年湖《杜诗语言艺术研究》[140]是一部全面研究杜诗语言的专著。全书包括声律篇、语汇篇、语法篇、修辞篇、语言风格篇，构建了一个包括总体特征、声律、语汇、语法、修辞、语言风格在内的相对完整的系统；对杜诗语言从语言与文学的结合角度进行了综合研究，既指出了语言现象在语言方面的特点，又指出了它们的文学表现力；对杜诗语言中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如拗体、错位句，发表了新看法；论及一些人们极少涉及的问题，如杜诗语言的总体特征，杜诗之含境对与人名对的艺术，有别于艺术风格的语言风格等。指出杜诗语言的一些创造性用法，如某些动词的化实为虚，率先将某些口语词用于诗歌，对比辞格的非常规运用。于著比较深入地将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孙力平的专著《杜诗句法艺术阐释》[141]对现存杜诗中630首五律、151首七律、31首五绝、107首七绝逐句进行了分析，归纳出数以百计的句式。对于全面认识杜诗句式有重要意义。 孙力平《近体诗句法变异的韵律与语用分析——以杜甫诗为例》[142]以杜甫诗歌为例，指出成分异置是近体诗最重要的句法变异现象，其基本成因有二：韵律规则对句法结构的客观制约；语用上对诗句词序的主观调动。马德富《杜诗名词缩略语研究》[143]指出名词缩略语是杜诗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别具匠心的言说形式，是对散文句式的一种诗化变异。韩晓光、郑昕蒂《杜甫诗歌中的特殊名词词组及其表达功能》[144]指出杜甫诗歌中常常运用一种较为特殊的名词词组。这种名词词组定中关系比较复杂，也比较灵活，是形成“诗家语”审美特征的重要方式。李子荣《论杜甫诗歌问句的类型与表现功能》[145]指出杜诗问句使用很多，同时代其他诗人无人可及，论文对杜诗问句的类型、表现功能 （文体功能和表达功能 ）做了细致的分析。这方面的博士论文有胡绍文《杜诗动词研究》（复旦大学，2005）。 谢思炜《从有“来历”到“没来历”——试析杜诗语言运用的创新》[146]指出杜诗在采用来自经史典籍和前代文献的有“来历”语时，扩大了其采用范围；同时也使用当代新语，尤其是大量采用口语词汇。此外，诗人也通过创制新词实现诗歌语言的更新，其所造新词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位居前列。韩成武、贺严《杜诗“当句对”艺术研究》[147]指出杜甫对“当句对”的贡献是把前人的五律“当句对”引入七律，并通过创作实践把这种对仗形式推入极致。周远斌《以硬语“文言”——论杜甫诗文语言的突出特点》[148]从用字、意象、用韵等角度分析了杜诗的硬语，认为这体现了杜甫尚硬朗劲峭和古拙深奥的审美倾向。 谢思炜《试论五言诗与七言诗的句式异同——以杜甫七律为例》[149]通过考察杜甫七律，指出五言诗与七言诗的共同点是都采用三字脚，七言句中确有一部分有可能包含五言句，但此外还包含有更多的五言句所没有的四字组合形式，因此在总体上不可能是由五言句扩展而来。与五言句相比，七言句还增加了更多的复杂句形式。谢思炜《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注释学思辨》[150]指出宋人所提出的“无一字无来处”说，所谓“来历”，并不限于经史典故成语，是指在前代文献中有用例的其他各类词语。魏晋南北朝以后诗歌新创词语数量下降，唐代《文选》学兴起后诗歌用语日趋规范。杜诗扩大了采自《文选》的词语范围，并通过缩略等方式从《文选》用语中派生出新词，这两方面相结合充分显示出杜甫在语言运用上的纯熟与自信，达至他所追求的语必惊人的艺术目的。 杜甫为诗“语不惊人死不休”，其诗歌语言深具特色，从语言修辞的角度展开研究，有广阔的空间。新世纪的研究不仅着力对此进行开拓，也积极探索了综合语言、文学多重视角的分析方式。 二、关于表现手法及文学思想的讨论 关于杜诗的艺术手法，张戬《论杜诗的以典咏怀手法》[151]指出杜甫在诗歌当中大量运用并发展了以典咏怀手法，使用典与他的现实人生思考和自我体认浑然一体。典故群的使用及对多重典源的消化，又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秘响旁通”的美学活动。张戬《杜诗的“事对”艺术》[152]认为杜甫对“事对”手法运用自如，为了形成工整的对仗，对典面进行了多方面的锤炼。丘睿《杜诗切姓用典试论》[153]指出杜甫诗歌中有典故人物与诗歌实指人物姓氏相切的用典方式，即“切姓用典”，丰富了杜诗的修辞艺术。但“切姓用典”可能因“断章取义”而失之精切。这种不精切和与之相关的“过誉”现象，正是杜诗“社交诗”性质所决定的。韩成武、贺严《论杜诗的用典艺术》[154]认为杜甫在用典艺术上的成功体现在：1.使用熟典；2 .活用典故；3.不露痕迹。杨凌峰《杜诗“碑志式”叙事中的事典运用艺术探微》[155]认为大量的运用事典是杜诗碑志式叙事的显著特征之一。句中、联中事典的分布形式甚为多样，事典的处理也做到了灵活多样，且在叙事中的运用也较为精密。 陈伯海《“感事写意”说杜诗——论唐诗意象艺术转型之肇端》[156]认为古典诗歌艺术的发展，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由“感物兴情”转向“感事写意”，杜甫成为这一新诗潮的领路人。杜诗在“感事”与“写意”两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果，从整体上拓宽了传统诗歌的表现范围与功能。杜诗于感事述怀之际，常要引入“反思”的因子，则又为宋人的“主意”诗学创设了前提，成为由“唐音”向“宋调”过渡的起始。叶嘉莹《杜甫诗在写实中的象喻性》[157]认为“象喻”指的是诗歌中的情意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诗人的内心与外物之间的关系。作者将对外物的认识分为感知、感动和感发三个层次，与此相对应的诗歌内容也可以分为感觉、感情和志意三个层次。杜甫诗歌的象喻性主要体现为他在物象之中表达了一种理念，即诗歌内容的第三个层次——志意。 关于杜诗的表现手法，赵艳喜《试论杜甫送行诗中的“己客双提”》[158]指出杜甫送行诗中诗人不再只是送行的配角，而是与所送之客并立，双双成为诗中的主角。“己客双提”正是杜甫送行诗“送人纯是写怀”特点形成的主要原因所在。杨榕《论杜甫以诗“代书”及其诗史价值》[159]指出杜甫以诗“代书”大多作于成都草堂时期和夔州时期，这些作品可视为书信体诗歌。这些作品兼有回信体和去信体，艺术面貌独特，对韩愈、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后世诗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杜诗的诗法，钱志熙《杜甫诗法论探微》[160]考察了杜诗中“法”及与“法”内涵相近一系列概念的理论价值，从而明确杜甫诗法论理论上的丰富性和实践上的一贯性，认为它们在杜甫那里是一种诗法论，而非简单的声律论。文章指出杜甫诗法论，不是指导初学的门径之法，而是达到最完善的艺术创造状态的一种自觉意识。文章进一步追溯了杜甫诗法论的渊源及对后世诗学的巨大影响。张红《杜甫与中国诗法理论》[161]指出杜甫《偶题》一诗是杜甫诗法理论发展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诗法理论的重要成果。诗中“法自儒家有”一语包含有深刻的诗学内涵及理论与实践意义。任竞泽《杜甫的文体学思想》[162]从 辨体理论、集文体之大成、破体观三个方面阐释了杜甫文体思想的特点。 对杜诗艺术表现和文学思想的研究，新世纪的探索更趋细致，但相较于诗体、语言的研究，其开拓性并不显著。 三、关于“沉郁顿挫”的讨论 关于杜诗艺术风格的讨论，对“沉郁顿挫”的分析仍吸引了许多关注。韩成武《新论“沉郁顿挫”的内涵》[163]指出“沉郁”和“顿挫”兼具内容和形式因素。“沉郁”的内容层面是思想博大精深，内容厚重丰满，感情深沉郁勃；“沉郁”内涵的形式层面是使用“时空并驭”的手法，造成景物的巨大空间感和厚重历史感，造成抒情形象“视通万里，思抚百年”之特征。“顿挫”内容层面是批判现实，匡正君王；形式层面是诗句意思的频频逆转，以丽景反衬愁情的手法所形成的回旋、激荡的文势。吴相洲《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含义辨析》[164]认为沉郁顿挫的风格是指杜诗运思深刻，感情浓烈，声情悲壮而又忠厚缠绵、含蓄蕴藉、回环往复的特点。 王辉斌《杜诗“沉郁顿挫”辨识》[165]认为“沉郁顿挫”是杜甫将“沉郁”与“顿挫”合而为一所产生的一个诗学概念。在杜甫之前中国古代诗文等作品中，沉郁和顿挫既与思想内容无关，也不属于风格之列，而是构思深刻、声调变化，皆属于艺术（表现形式）的范畴。以“沉郁顿挫”称指杜甫诗歌风格者，乃肇始于明清之际贺贻孙《诗筏》，其后广为接受，将本属于艺术（表现形式）范畴的“沉郁顿挫”当作风格以待者，是杜诗接受史上的一项创举。 四、对题材和主题的讨论 对杜诗题材和主题的研究，莫砺锋《长使英雄泪满襟——论杜甫对诸葛亮的赞颂》[166]指出杜甫首次对诸葛亮的人格精神做出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是诸葛亮最深执的异代知己，寄托了自己鞠躬尽瘁的精神追求和怀才不遇的感慨。张宗福《论杜甫诗歌中的诸葛亮情结》[167]指出杜甫诗歌中的诸葛亮情结与他对诸葛亮“弘毅”、“大丈夫”人格精神的认同密切相关。莫砺锋《穿透夜幕的诗思——论杜诗中的暮夜主题》[168]指出暮夜诗是杜诗中非常重要的一类主题，作品数量较多，艺术水准极高。杜甫身世艰辛，忧愁填胸，夜难安眠。杜甫对夜景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绘声绘色的描写，对不眠之夜的复杂情怀有深刻真切的抒发。杜甫暮夜诗中的名句名篇数量惊人，是唐诗艺苑中的一束奇葩。顾友泽《试论杜甫杜鹃诗意蕴的拓展及其影响》[169]指出杜甫对杜鹃意象的内涵，从“杜鹃啼血”和杜鹃为冤禽两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对后世诗歌产生显著影响。吴在庆《杜甫咏雨诗刍议》[170]指出杜甫的咏雨诗不仅思想内涵丰富，而且艺术手法多样，值得研究总结。吴建辉《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论杜甫的夜景诗》[171]指出杜甫作诗喜取材夜景，其对夜色风光的独特建构，创造了独特的审美意趣，反映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及审美趣味。 杜诗表现了许多日常生活内容，随着新世纪学界对日常生活研究的强化，这些内容也吸引了不少关注。张宗福《论杜甫诗歌的酒文化内涵》[172]指出杜甫诗与酒有关的诗作就有266首，约占杜诗的20%，需要关注杜诗的酒文化内涵。高正伟《杜甫涉酒诗文辑录与研究》[173]选录涉酒诗文318首，根据杜甫的人生经历分为7个板块，包括解题、注释、集评，提供了一个从涉酒角度去认识杜甫的全新视角。阳静《色香味的扩散——浅谈杜诗的食物描写及对宋诗的影响》[174]关注了杜诗对食物的描写。杨挺《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杜甫草堂栖居时的酒与物及其“日常生活”》[175]对杜甫草堂时期日常生活体验做出了分析。胥洪泉《杜甫诗中的宴饮音乐》[176]指出杜甫描写宴饮时演奏的音乐，多为悲声哀调，常常用“悲管”“哀丝”“箫管哀吟”来形容。这与初盛唐时期宴饮音乐，多使用哀怨激越之清商乐有关。周睿《杜甫诗谶初探》[177]对部分被后世解诗者释为“诗谶”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对其产生原因做出解释。周克勤《杜甫失眠诗探析》[178]对杜诗中的失眠诗从题材到情感内涵做了全面的梳理，指出杜甫失眠诗多有名篇名句，感人肺腑。 王煜《“圣”照耀下的“史”——杜甫几首咏怀古蜀史迹诗读后》[179]指出杜甫几首咏怀古蜀史迹的诗歌既是对“古史”（古蜀史）的阐发，又是对“今史”（唐玄宗、肃宗政权更替）的暗喻。 罗宁《杜甫诗中的雁意象和咏雁诗》[180]指出雁是杜甫诗中描写最多的禽鸟，雁意象包含四个方面含义或象征：兄弟之情、故乡和乡思、羁旅和漂泊、传书。这些含义或象征常常是相互交叉融合的。杜甫还在对前代雁典故、意象的袭用和变化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意象和词汇。 亲友之情的表达。庄逸云《简论杜甫的兄弟诗》[181]指出杜甫的兄弟诗多写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十余年间，在情感内容上多自叹衰老，感叹无力扶助兄弟。葛景春《杜甫在陇右的思亲怀友诗》[182]分析了杜甫独具特色的陇右思亲怀友诗。 五、关于“诗史”的讨论 关于杜诗“诗史”的讨论，始终是杜诗研究广受关注的内容，新世纪学界运用新方法、新视角，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新的探索。 对杜诗“诗史”内涵的分析，高建新《杜甫“诗史”略论》[183]认为杜甫“诗史”作品有以下几类：反映了社会转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强烈写实性的长篇叙事诗；以叙事为主，带起抒情、议论的长篇巨制，多从诗人自身经历的情境出发，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熔铸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沉现实思考。韩成武《杜甫新论》[184]指出学界一般认为，杜甫诗史精神包含两重含义：第一，杜诗能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第二，某些反映个人家庭生活的作品亦能折射时代的心理特征。应该补充三点：反映人物之大略关节、展现人物之精神风貌、评价人物有史家风范。杨义《杜甫的“诗史思维”上、下》[185]以“诗史思维”纵论杜甫诗学，详细论述了杜诗中诗与史的异质同构思维特征、诗史思维的精神指向、诗史思维的文化底蕴、诗的时事化与时事的诗化及诗史思维中的叙事主体及时间距离等问题。 对“诗史”观念的历时性检讨。王世海《杜诗“诗史”说当时意向探究》[186]认为孟棨《本事诗》言杜诗“当时号为诗史”，论文对唐朝杜甫同时或略后诗人对其诗的评价和孟棨前后的杜诗接受作详细论述，指出“当时”是指元白新乐府诸人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开掘；在杂录中杜诗多被认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诗诗史的价值得到发挥。郝润华《宋代史学意识与“诗史”观念的产生》[187]指出宋人“诗史”理论的产生有其特殊背景，史学的发达使宋代学者的史学意识十分强烈，特别是以写实为主的文学创作主流及“比兴”传统也与史学理论整合而产生了新的诗歌解释学。杜甫借以古题写时事的“比兴”传统创作出了大量反映唐中叶时事的作品，因而被宋人称为“诗史”。王朋《宋代史学语境下“诗史”说的阐释与演绎》[188]认为唐代孟棨《本事诗》提出“诗史”一说，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与演绎，并逐渐形成了新的“诗史”说。这一变化深刻影响了“以史释诗”笺注方式在杜诗解读中的流行。孙之梅《明清人对“诗史”观念的检讨》[189]梳理了明清人对“诗史”的不同阐释及相关争议。魏中林、贺国强《诗史思维与梅村体诗史》[190]对比了吴梅村与杜甫诗史思维的同异，认为诗心与史思的结合贯穿于“梅村体”史诗的四个部分之中，并渗透在叙事特点和意象营造等诗艺层面上，表现出对诗史传统的新创造。罗汉松《“诗史”的意义生成及使用考论》[191]辨析了历史上“诗史”这一概念概指和特指的两类使用意义，即诗歌史、具史征的诗。李昇《南宋理学家选杜诗与杜诗“诗史”名作的传播》[192]认为南宋时理学家以诗文选本的形式最早编选杜诗“诗史”之作，如三吏、三别、《北征》、《古柏行》、《兵车行》等，对促进宋代杜诗“诗史”地位的确立，起到重要作用。 还有的研究，将对杜诗“诗史”内涵的讨论与史学思想演变联系起来观察。刘宁《杜甫五古的艺术格局与杜诗“诗史”品质》[193]认为杜甫五古的核心题材是赠答与行旅，注重表现赠答双方的丰富情事，通过自身行旅经历反映时代社会。宋人以胡宗愈为代表的“诗史”观，强调杜诗之为“诗史”在于通过详陈个人出处，由“知人”以“论世”，这与宋代历史笔记和日记写作趋于兴盛、注重以个人经历反映公共历史的新史学风气有密切关系。杜甫五古独特的艺术格局，反映了宋人诗史观的独特内涵。郝润华《论杜诗的写实性与<史记>实录精神》[194]认为杜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不仅仅因为它善陈史事，还因为它能“书法不隐”，直言批判唐代最高统治者，这固然与时代环境、杜甫忠君爱国之心以及对《诗经》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等有关，但更是杜甫在思想层面上自觉接受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结果。 六、杜甫的文章创作特点 杜甫的文章一直为研究者所忽视，新世纪以来，随着散文研究渐为学界所关注，杜甫文章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思考兴趣，虽然成果仍然不多，但对于其散文创作的特点、“艰涩”文风的成因、赋的创作成就，都有了相当深入的讨论。 熊礼汇《杜甫散文创作倾向论——兼论杜甫以诗为文说》[195]全面分析了杜甫散文创作的特点，指出杜甫散文转益多师，取向顺应开元文风走向，跨晋宋而追两汉，吸收散句、融散体之气于骈体；以诗为文，呈现出对称思维模式和章法、句法的惯性转移。由于忽略了诗文体制的不同，因而在散文中借鉴诗歌艺术的许多尝试是不成功的。闵泽平《试论杜甫文风“艰涩”的成因》[196]对杜甫文风的“艰涩”做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杜文“艰涩”主要是受到了“沉郁顿挫”的审美追求、“熔铸经史”的创作方法、“随时敏捷”的创作宗旨的影响。对古拙的过分追求，使他的文章不能做到文从字顺，流丽畅达。 刘朝谦《杜甫赋文心迹与赋论、赋评》[197]指出杜甫赋文风格以刚健、壮大为主，杜甫以“沉郁顿挫”概括之。杜甫的赋论、赋评在理论上没有创新之处，但其赋文风格范畴“沉郁顿挫”，却是他对中国文学理论的贡献。林继中《为情造文——从<雕赋>看杜甫的文体创构》[198]认为杜甫《雕赋》是其求仕的最后一试，期望表达光荣的家世与非凡的才能。雕的意象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的象征，因此该赋属“为情造文”的“诗人之赋”。在语体上则注重多视角、多层次铺叙的赋法及其语词的双指向，并由两组不同指向的语词造成依附性与野性间的张力。雕意象的二重性深刻地体现了杜甫人格的内在矛盾。 七、杜诗的当代普及 新世纪杜诗的普及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12年出版的《杜甫诗歌鉴赏辞典》[199]内容丰富，还有多种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的杜诗选本，例如林继中《杜诗选评》[200]、谢思炜评注《杜甫诗选》[201]、张忠纲编《杜甫诗选》[202]、康震著《康震评说诗圣杜甫》[203]、倪其心等译注《杜甫诗选译（修订版）》[204]、葛晓音著《杜甫诗选评》[205]、葛景春注评《杜甫诗选》[206]、萧涤非选注，萧光乾、萧海川辑补《杜甫诗选注（增补本）》[207]、莫砺锋、童强撰《杜甫诗选》[208]等。 第五节 杜甫思想研究 对于杜甫的思想，20世纪的研究者是以考察儒家的影响为主，清人刘熙载云：“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新世纪学界在对儒家思想历史演变和精神内涵更深入梳理的基础上，对杜甫思想的儒家面向有了更丰富的讨论。同时，学界也进一步关注到佛教、道家（道教）对杜甫的影响，对“诗圣”的内涵，也有新的讨论。 一、儒释道思想的多重影响 赵海菱《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209]立足儒家文化传统的历史演变，对杜甫儒家思想的特点，做出新的观察；对杜甫与原始儒家士风之期许、杜甫与汉代士人的以文为谏传统、杜甫与汉代循吏文化传统、与汉代士人的舍生取义传统都有细致分析；详细剖析了杜甫与传统儒学的伦理政治品格、儒家的诗学传统、审美传统、以史经世传统的复杂联系。指出杜甫之忠，非愚忠，非一以贯之的孟子式直忠，更非董仲舒式的“君权至上”。其间存在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从安史之乱初期的常为王者讳，到明言君王之过失，表现出远超汉儒之上的实践理性。 林继中《杜诗的张力——忠君爱民思想在杜诗中的表现形式》[210]指出忠君与爱民的矛盾，在杜诗中形成了两种类型的张力：一是在字句间形成张力：一是在内、外结构间形成张力。后者是指诗歌形式结构与内在思维方式形成的张力，这种内、外结构的矛盾往往达成杜诗特有的悖论、反讽、自嘲的叙事方式。许德楠《史才、诗笔——论杜甫如何面对“古封建”的千年聚讼与迷局》[211]透过杜甫对房琯、李璘、肃宗和“制置”等人、事的微妙态度，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史才、诗笔，分析杜甫倡导“古封建”的来龙去脉，及其真正的含义（制衡藩镇跋扈等）。 韩成武《杜甫新论》[212]指出杜甫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但这不妨碍他在不同生活阶段里接受其他思想，比如当他痛别仕途，走向山野，来到秦州以后，所作的诗篇明显流露出道家的意识。杜甫思想中有浓厚的任侠意识，从杜甫对侠文化的选择性接受，对为侠之弊的批判以及他接受侠文化的原因等几个方面，对杜甫的任侠意识进行了研究。杜甫还具有众生平等的思想意识。杜甫忠君是为了兴国。在杜甫心目中，振兴国家恢复开元盛世，是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国人的立身行事之大节，杜甫确乎为国家至上主义者。 关于佛教对杜甫的影响，20世纪的研究已有所关注，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最早谈到杜甫的宗教信仰，指出杜甫是禅宗的信徒，并从杜诗中找出十七处例证。吕澂《杜甫的佛教信仰》[213]认为杜甫首先信仰北宗禅而完全与南宗禅无涉，后来禅宗思想逐渐动摇，终于改信净土宗。杜甫晚年在夔州创作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214]中“双峰”“七祖”的具体所指，因为涉及南、北宗法统之争，学界形成不同看法，按照维护南宗观点的说法，双峰在南宗祖师慧能传法的曹溪，七祖指神会；按照拥护北宗的说法，双峰在禅宗发祥地的湖北黄梅，而七祖指神秀弟子普寂。陈允吉《略辨杜甫禅宗信仰》[215]讨论了盛唐禅学的历史背景、双峰寺在何处、七祖是谁等问题。结合南北两宗禅在盛唐力量的消长，以及当时佛教地域特征，论证了杜甫对北宗禅的信仰。论证了双峰寺在蕲州东山，而非曹溪双峰山。杜诗中的七祖，乃普寂而非曹溪。谢思炜《净众、保唐禅与杜甫晚年的禅宗信仰》[216]论证杜甫在四川时受到净众、保唐禅的影响。朱学东《杜甫诗论与禅佛宗风》[217]以“读破”“诗兴”等八个关键词，考察杜甫的诗论观所受佛禅宗风的影响。张培峰《杜甫“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新考——兼论唐代禅宗七祖之争》[218]，根据浦起龙《读杜心解》重申双峰寺在潭州，七祖系南岳怀让。孙昌武《禅思与诗情》中《王维、杜甫与禅》[219]，根据杜甫的诗歌，考察了他与僧人居士的交往。 新世纪学界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做了更细致的观察。孙昌武《杜甫与佛教》[220]考察了杜甫与旻上人、巳上人、大云寺赞公等的交往，指出他交往的这些朋友都是亲近禅宗的，他深受禅宗影响，热衷习禅，也表现出对净土的热衷。但总体上看，无论是观念还是人生实践上，禅宗对他更有吸引力，也发挥出实际的影响。孙文指出，杜诗在具体的创作内容，特别是艺术思维方式和美学趣味方面，受到佛教影响。就创作内容说，他写了许多佛教题材的作品。他把涵泳心性的体验转化为美感诗情，其惬理适心、平顺自然的一类，明显反映出禅的影响。佛教思想一方面成为他儒家积极用世之道的补充，另一方面又在他困顿失意时给予安慰。卢燕平《杜诗禅思之轨迹》[221]围绕开元年间和漂泊西南两个时期，分析了杜甫接受禅宗影响的思想轨迹，指出开元年间盛行于京洛的北宗给游宦中的杜甫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漂泊西南时，蜀中为农和夔州旅居的静态生活，又促发其禅思。陈耀东《黄庭坚论杜甫与寒山子——兼述杜诗中的佛学禅宗意蕴》[222]详细梳理杜甫与佛门禅僧的交往、其诗歌中所涉及的佛寺以及杜甫参与的佛事活动。 鲁克兵《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223]，这部专著的前身是陈允吉指导的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此书对杜甫与佛教的关系，在前人基础上多有推进。第一章“杜甫佛教思想之背景”；第二章“杜甫所游历的佛教景观”，详细考察了33处景观；第三章“佛教与杜甫的交游”，详细考察了李白、李邕等32人的交游情况，例如对于争议较多的杜甫与王维的交游问题，本书指出：杜甫在到长安之前，与王维相识的机率很小；安史之乱前，这两位诗人很可能相识；后二人同僚，时有唱和。王维对杜甫诗歌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鉴于二人对于佛教的爱好，从以禅入诗的角度来说，杜甫借鉴王维寓禅于境、以动显静等方法，同时，杜甫的禅诗也有自己的特点。第四章“杜甫的佛教思想”，指出杜甫受北宗禅影响较深，对南宗禅也有接受，南宗禅的道家化倾向，更有利于佛教思想和杜甫内在心理结构中的道家意识相通融。针对学界争论颇多的“双峰寺”与“七祖禅”问题，书中否定了部分学者认为“双峰寺”与“七祖禅”不宜定论的观点。通过对杜诗的具体分析，重申“双峰寺”在蕲州、“七祖”为普寂的结论。第五章“佛教与杜甫的诗歌创作”，讨论了佛教与杜甫诗文的闲静情调、杜诗动静关系中的相即原理、佛教与杜诗创作方法、佛偈与杜甫以文为诗等问题。其中分析杜甫如何化禅法为诗法，尤为深细，以暗合云门三句而言，杜诗“函盖乾坤”之法，在理、事、情上体现出一与多的圆融无碍。随波逐浪之法，自净其心，应机接物，不仅表现在立意造句，还表现在脉络安排与创作理念上。至于截断众流之法，更是杜诗的一大创造，具有出人意表、跌宕多姿的艺术效果，开启宋诗之一法门。第六章“杜甫与佛教艺术”，讨论杜甫与佛教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舞蹈、书法艺术之关系，也是前人较为忽视的视角。 关于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张振谦、聂巧平《也论道教文化对杜甫的影响》[224]分析了杜甫道教观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在诗歌中的具体表现，并且论述了道学意象在杜诗中的具体表现及杜甫对神仙丹药的态度。从而说明了道教文化对杜甫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李乃龙《论杜甫对道教的态度》[225]指出杜甫与道士的交往和对道术的选择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是为他疗疾服务的；他对金丹道的一贯关注既来自李白的影响，也有对生命眷恋的心理原因；对上清派的漠视则出于他对玄虚的怀疑和否定，是他不能也不愿遁世的人生观的曲折体现；对方仙道的注意则出自一种诗学的关注，无关乎他对道教的态度问题。 汪聚应《杜甫所受的侠风濡染及对侠文化的接受》[226]指出杜甫与侠和侠文化的关系是全面认识杜甫及其诗歌创作精神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视角。而杜甫所受的儒家传统教育、刚正侠义的家风濡染和刚直不羁的个性等因素成为他崇尚侠义、歌颂游侠的精神支柱，也成就了他儒侠互补、书生气与侠义并行不悖的个性气质。莫道才《沉郁顿挫背后的清狂——从任华<寄杜拾遗>看被忽略的杜甫清狂性格》[227]指出通过任华《寄杜拾遗》这首诗和杜诗的自述，可见杜甫沉郁顿挫背后还有清狂的一面。 谢思炜《杜甫的精神探索与思想界限》[228]指出杜甫的思想发展经历了理想破灭、社会批判和自我人性发现三个阶段，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儒家伦理自觉的意义，从对“儒术”的质疑而重新回到儒家仁政理想之上。他从内心深处发现了“恻隐”的善的情感，并始终保持着仁爱理想和博大情怀。同时，他又以诗人的方式不断反身自省，探寻人性的本质。从杜甫的思想界限看，他最终无法逃脱中国专制社会传统政治格局和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思想格局的限制。林继中《论杜甫集大成的情感本体》[229]指出杜甫所以能超越众人，获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主体性，在于其情感本体的特点是真与善无间的结合；其真与善在生活中介的作用下双向建构为杜甫独特的情感结构，从而完成其扬弃与继承的主体性。 二、关于“诗圣”的讨论 关于“诗圣”的讨论，一是对“诗圣”的内涵做出更丰富的阐释；二是梳理宋代以下杜诗批评对“诗圣”观念的建构。 对“诗圣”内涵的新阐释，主要有祁和晖《杜甫“诗圣”论（上）（下）》[230]，认为杜甫之为“诗圣”体现在：杜诗体势集大成而堪称圣、杜诗用语艺术堪称汉语诗歌之圣、杜甫其人其诗在体现儒教伦常之美上媲肩儒家经书、杜甫成为诗圣是千年历史选择的结果。莫砺锋《“诗圣”的意义》[231]，认为杜甫在精神上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其诗歌艺术达到较高水准所具有的典范意义，是其成为“诗圣”的主要原因。曾永成《“大而化之”说“诗圣”——从孟子论“圣”看“诗圣”的人格内涵》[232]杜甫之为“诗圣”首先在于其臻于圣境的人格精神。可以从孟子的“大而化之之谓圣”的观点来考察杜甫诗中所表现的“圣人”人格。作为杜甫崇高人格的核心的仁爱精神，超越自我，博大深厚，广被天下众生，并凝结为以尧舜自期的政治抱负，具有积极进取、勇于担待的历史责任感。 对宋代以下“诗圣”观建构之梳理，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张忠纲《说“诗圣”》[233]，分析了杜甫被视为“诗圣”的历史演变过程，指出宋人视杜甫为诗圣，但诗圣成为杜甫的专称则在明代中后期以后。杜甫诗艺高超绝伦，道德修养达到极高境界，为人们所景仰和崇拜。这是杜甫之为“诗圣”的主要内涵。刘重喜《明遗民王嗣奭的“诗圣”说》[234]，提出要注重王嗣奭在杜甫“诗圣”说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孙雪萍《王嗣奭“诗圣”说与晚明士人对杜甫诗歌伦理内涵的开掘》[235]进一步论述了这一问题，指出王嗣奭自觉以儒学价值观来审视和重估杜甫的地位，重塑其典范形象。晚明时期的杜诗批评，承继宋代诗学批评取向，重道德伦理内涵的开掘蔚为气候。将杜诗放在现实需要下予以观照，将杜甫的经世精神推广于他人和整个社会群体，进而解决现实中面临的种种危机，王嗣奭的主张反映了晚明诗学的普遍追求。吴怀东《在诗人和读者之间——“诗史”、“诗圣”说源流考述》[236]指出杜甫之为“诗圣”“诗史”，其含义是不断变化的，唐宋时期，“诗圣”称颂的是杜甫的诗歌艺术，“诗史”的是他的人格情操，而明清时期以及现代之理解恰恰与此相反。 杜甫的思想对其诗文创作有深刻的影响，深入认识这一影响，也是新世纪研究者所关注的。陶文鹏、赵建梅《论诗哲杜甫》[237]指出杜甫诗歌对社会、人生、自然、宇宙的哲理表现，达到了中国诗歌史上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杜诗中的哲理，有以议论和警句的形式表现的，更多是寄寓在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物象与事象的生动描绘之中。这些作品是诗情、画意与理趣三者完美的结合。杜甫哲理诗对宋诗理趣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是宋诗理趣的开山祖师。刘宁《杜甫的忠君体验与诗教》[238]认为与两汉时期注重尊卑纲纪的忠君观相比，杜甫使“忠”的尊尊之义，有了更为丰富内在的情感内涵。这种独特的忠君体验，与初盛唐时期的政治环境以及淡化了天道阴阳色彩的政教理想，都有密切的联系。汉代士人以屈原为忠君的典范，对楚骚艺术有丰富的继承。杜甫对与楚辞有密切渊源关系的抒情传统做出深入创变，从一个重要的角度形塑了他特有的沉郁顿挫诗风，对儒家的诗教传统做出新阐发。 有关杜甫思想的博士论文有张轶男《杜诗佛禅世界》（吉林大学，2013）。 总的来看，新世纪对杜甫思想的讨论，视角更为丰富，思想史的视野也更为开阔。 第六节 阐释批评与影响接受研究 杜甫及其诗作，在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对杜诗艺术渊源与影响接受的研究，以及对历代杜诗阐释批评的考察，是杜诗学的重要内容，在新世纪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一、阐释批评研究 杨经华《宋代杜诗阐释学研究》[239]对宋代杜诗阐释做了十分深入的理论探索。作者认为“杜诗学的根本问题，就是杜诗的理解与解释问题，如果不围绕杜诗阐释这一根本问题进行系统的反思，任何杜诗学的建构将永远是沦为一种现象与文献的罗列，难以深入”。（该书绪论）此书围绕杜诗阐释，深入分析了宋代杜诗学的理论内涵，涉及如下重要问题：1.杜诗与宋调形成之关系，梳理了从宋调初创、宋调典范建构到江西派诗法阐释建立，杜诗阐释的变化；2.探讨千家注杜与杜诗典范建构的复杂关系；3.拟经阐释与“诗圣”的建构以及杜诗集注与别集阐释的升格；4.杜诗编年与诗学阐释的历史化；5.产生杜诗伪注的文化学术背景；6.刘辰翁对杜诗评点的开创贡献、对传统笺注的颠覆。全书富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思辨深入，对推进杜诗学研究的理论探索，做出积极的贡献。 吴中胜《杜甫批评史研究》[240]讨论了从唐至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后的历代杜甫批评，每一阶段选取有代表性的批评家进行分析。例如宋金元部分，讨论了王安石、苏轼、江西诗派、陆游、理学家、严羽、文天祥等；清代讨论王嗣奭、金圣叹、钱谦益、仇兆鳌、王夫之、叶燮、神韵派、沈德潜、浦起龙、赵翼、翁方纲、杨伦、刘凤诰、桐城派等。作者主要借鉴了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研究框架，着重围绕批评家及其批评见解展开观察，从批评的角度丰富了对杜诗学史的认识。 刘重喜《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241]、魏景波《宋代杜诗学史》[242]也在杜诗批评阐释史的梳理方面做出探索。 二、艺术渊源研究 对杜甫诗歌艺术渊源及历史影响进行梳理，也是研究的重心。吴怀东《诗史运动与作家创造：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243]是多有创获的专著。本书运用作家论与文学史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杜甫与六朝诗歌的关系，讨论了杜甫对《文选》、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脁、阴铿、何逊、庾信的继承。本书指出魏晋、六朝与初盛唐在文化范型上具有一致性，这内在地决定了初盛唐在深层文化精神以及价值观、诗学观方面对魏晋、六朝有一定程度的继承，由此决定了杜甫人格思想、审美趣味对六朝有继承。在此基础上，吴著全面阐述了杜甫与六朝主要诗人的密切关联，突出了其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书中讨论杜甫接受“选体”、陶渊明与杜甫思想异同、陶渊明对杜诗的影响、谢灵运对杜甫的影响、长安时期杜甫思想转型与对鲍照影响的接受都富有创获。吕正惠《诗圣杜甫》[244]也集中分析了杜甫对六朝诗人的接受，着重讨论了杜甫与汉魏晋诗三个传统的关系，谢灵运、鲍照、齐梁诗人、庾信对杜甫的影响。全书下编则讨论了杜甫对元和诗人的影响，以期揭示杜甫承先启后的集大成诗圣面貌。徐公持《转益多师：杜甫与汉魏六朝诗人》[245]集中分析了杜甫对曹植、陶渊明、谢灵运、庾信等诗人的取法，以及由此所折射的杜甫文学观念、人生态度和人格面貌。刘跃进《文学史为什么选择杜甫》[246]指出在唐代历史上，李白功在承先，将六朝遗风暂告一段落；杜甫功在启后，影响遍及中晚唐，遥导宋诗先河。韩泉欣《为杜诗“熟精<文选>理”进一解》[247]指出杜甫在其《宗武生日》诗中督责其子研习《文选》，主要是为了绍述家学继承传统。“熟精《文选》理”的“理”字，其基本内涵是“使字”和“诗法”项，杜甫以此为研习《文选》着手之处。杜甫“以文为诗”和“援古入律”，都离不开对《文选》的学习和借鉴。彭燕《论汉赋对杜甫创作的影响》[248]指出杜甫对汉赋取法甚多，注重“以赋为诗”，创作大量长篇排律和系列组诗，以雅正、整饬为风格。 三、历代影响接受研究 对于杜诗的影响接受研究，是新世纪颇受关注的思考热点，研究者对杜诗从杜甫生前直到现当代的影响传播接受状况，都有所关注。 杜诗在唐代的接受。张忠纲《杜甫生前杜诗流传情况考辨》[249]指出杜甫生前诗名在安史之乱前后有所不同，安史之乱发生前已有一定名气，而安史之乱以后才渐渐在诗坛取得了与李白并称的地位。中唐是并尊李杜的时代，其影响遍及天下。吴河清《今存“唐人选唐诗”为何忽略杜甫诗探源》[250]从编选者的艺术追求与艺术趣尚与杜甫不同，杜诗的创作倾向——诗的时事化与时事的诗化，不符合编选者的要求。对唐人选唐诗忽略杜甫做出解释。吴光兴《李杜诗风与唐诗疆域“三国”说》[251]探讨李白、杜甫齐名所代表的诗风之兴起，以杜集流传、杜诗声名之起为主要考察线索，指出中国西南巴蜀荆湖地区是杜诗最先流传的区域，然后渐次至江东地区、两京中原地区。这样的次序，亦大略对应着古“三国”的统治范围。戴伟华《杜甫：一个被边缘化的当代诗人——从<河岳英灵集>失收杜诗说起》[252]认为诗歌史上的李杜并称是杜甫死后的事，大体上说，今天文学史上说的新乐府诗人比较推崇杜甫，李杜并重始于韩愈并不准确，《旧唐书》杜甫传“论李、杜之优劣”对李杜优劣论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陈尚君《李杜齐名之形成》[253]认为根据通行的唐人选唐诗没有收录杜甫诗歌，因此而认为杜甫在唐代诗人中地位不高，影响不大，实为皮相之见。陈文根据第一手文献，证明李杜齐名在杜甫生前已经为部分人所认可，其最终获得举世公认，则在杜甫生后三五十间完成。李杜地位的确定，是中古诗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引导唐宋诗歌转型的关键所在。 孙微《名岂文章著：论杜甫生前诗名为赋名所掩》[254]认为杜甫因天宝九载冬献《三大礼赋》而骤得赋名，此后其诗名一直为赋名所掩，这才是唐人选唐诗中不选杜诗的根本原因，也是李杜生前文名主要差异之原因。 杜甫对后世诗人的影响，亦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张忠纲《李贺学杜及其影响》[255]细致勾勒了杜甫对李贺的影响。陈才智《杜甫对白居易的影响——以咏物诗为中心》[256]指出白居易对于杜诗的创作态度、写实精神、造语遣辞、音律节奏、篇章结构等都自觉学习取法。李俊《白居易元稹对杜甫理解的差异》[257]认为白居易注重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乐府传统，由此推崇杜诗的价值、意义，而忽视其艺术性；元稹注重杜诗新题乐府的新变形式即题与义之间的关系，及其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但不甚注重杜诗的价值追求。范洪杰《刘禹锡与杜甫的诗学关系》[258]指出刘禹锡在使典用事﹑雄浑诗风﹑句法﹑章法、怀古艺术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杜甫的影响。崔际银《论唐代小说中的杜甫形象》[259]指出唐人小说中与杜甫相关的故事，约有三十则左右，在“传奇”“志怪”“杂事”三种体类的小说中都有分布，包括杜甫的生平经历、才艺诗情、结交朋友、声名影响等内容。 杜诗在宋元的接受。马东瑶《论北宋庆历诗人对杜诗的发现与继承》[260]指出杜甫诗歌是对庆历诗歌乃至宋诗影响最为深远的诗歌传统，在以丽语写哀景、以文为诗、用诗的形式去表现本用散文表现的内容，破体、以俗为雅等方面，集中体现了对杜诗的取法。谷曙光《陈师道：学杜而得韩——略论陈师道对杜甫、韩愈诗歌的接受及其比较》[261]，分析了杜诗、韩诗对陈师道“后山体”艺术特质的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李巍《异时同调：杜甫、陈与义“乱后诗”创作风格论》[262]指出杜甫、陈与义在时代动乱后呈现出某种心灵的契合，其“乱后诗”的内在联系值得关注。杨理论《陆游与杜甫——一个诗学阐释的视角》[263]指出陆游继承杜甫，“诗意”与“诗艺”并进，而且尤其重视杜诗深广的社会内涵和忧君爱国的情怀。其重要的诗学目的是矫正江西诗派过度专研诗艺的诗学偏向。吴中胜《诗歌若杜甫——论文天祥学杜》[264]指出南宋文天祥深受影响，详细讨论了两位诗人在诗歌内容及表现技巧等方面的同异。蔡龙威《论杜甫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坛的影响》[265]指出南宋高宗朝贬谪爱国诗人，诗作内容忠贞爱国、艺术风格沉郁顿挫，句法艺术注重锤炼，这些都受到杜诗的显著影响。 有些研究的视角颇为独特，例如吴华峰《从三首题画像诗看北宋诗坛对杜甫的接受》[266]分析了欧阳修、王安石和黄庭坚分别创作的三首题杜甫画像诗，从中也可以看出宋人对杜甫由隐到显、由浅入深的接受过程。沈扬《经典缺失的诠释与补亡——论宋人对“杜甫不赋海棠”的讨论与书写》[267]从宋代文人对“杜甫与海棠”这一话题的浓厚兴趣入手观察宋人杜诗阐释的特征，指出宋代题咏海棠之作的腾盛与宋人的补亡心态不无关联。宋人形塑了杜甫诗学的典范地位，也尝试去超越典范。祝尚书《论北宋诗学典范的选择及其得失》[268]，通过梳理杜甫由“村夫子”到“诗祖”的地位逆转，反思北宋诗坛诗学典范选择的利弊得失。 綦维《杜甫骑驴形象与元代诗、画的异读》[269]元代之前的杜甫骑驴形象，突出其干谒求进，与隐逸清雅的孟浩然骑驴形象“浩然踏雪”形成对立，元人对此做出改变，体现了对杜甫其人其诗的深沉热爱与深刻了解。 杜诗在明清以下的接受。李思涯《论明代复古派对杜诗的态度》[270]指出明代复古派针对杜诗既“高于盛唐”又“不失为盛唐”提出了特别的学习方法：五律与排律，先学初盛诸家，然后老杜；七律，以老杜为主，融合高、岑的格调与王、李的风神。陈水云《清代词学与杜甫的诗歌思想》[271]从“诗史”意识、风骚比兴的观念、沉郁顿挫的风格几个方面，分析了清代词学与杜甫诗歌的内在联系。秦敏、沙先一《词史与诗史的交融——论彊村词对杜诗的师承》[272]指出朱祖谋词自觉广泛借鉴杜诗，以词当史，委婉曲折而深刻细腻地抒写个人之悲与家国之痛，成为晚清民初词坛上的最强音。冯乾《杜诗典范与清初诗风的递嬗》[273]指出清初诗坛的学杜现象是诗学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亦与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相关。清初诗人继承杜甫的“诗史”精神并发扬光大，并对如何学杜进行了探索。邬国平《以杜诗学为诗学——钱谦益的杜诗批评》[274]指出钱谦益杜诗批评的特色和贡献有三方面：一对杜诗忠君论的反拨；二指出杜诗有三大审美特征，即铺陈排比、飞腾绮丽、危言直道与婉而多讽；三提出了对杜诗《秋兴》结构的独特认识。廖宏昌《二冯尊杜诗学的理论意涵》[275]从二冯之理论切入，剖析其尊杜诗学的理论意涵。 韩宁《清初唐诗选本与杜诗的经典化》[276]指出清初的唐诗选本对杜诗经典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选诗、序跋和笺评，以新方法解诗，杜甫的七律更受推重，杜诗的情感内涵被充分揭示。丁放《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以唐代至明代唐诗选本为例》[277]指出李白与杜甫诗歌的经典化过程，在历代唐诗选本中有不同的体现。现存的唐五代选本，仅三种选李诗，一种选杜诗；宋、元人对李、杜的评价很高，唐诗选本却常常不选二人诗；明代唐诗选本普遍重视李、杜诗，不但二人诗在选本中占突出地位，得到最高评价，而且是李、杜并尊，李、杜诗歌的经典化，在明代唐诗选本中正式完成。 刘明华《现代学制文学教育中的杜甫形象》[278]认为杜甫形象和地位为国民广泛认知，与现代学制中的文学教育密不可分，官方教学大纲的制定影响到文学教育，最终确立了伟大诗人的崇高地位。孔令环《民国诗话中的杜甫评论》[279]指出民国诗话中的杜甫评论，涉及杜诗注解、校勘与评点、杜诗渊源与影响、杜甫生平考证、杜甫与他人之比较、后人的杜甫评论五类，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孔令环《杜甫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280]指出从20年代到40年代，胡适、闻一多、冯至等新诗人，对杜甫的取法侧重点也有所差别。郝润华、王燕飞《杜诗排行榜及其传播与接受——基于对20世纪以来杜诗选本的考察》[281]对《唐诗排行榜》、国内杜诗选本排行榜与日本杜诗选本的选诗差异，做出了分析。 高利华《论诗绝句及其文化反响》[282]对杜甫、元好问在论诗绝句史上突出的个性建树做出分析。蒋寅《杜甫与中国诗歌美学的“老”境》[283]指出杜诗对“老”的标举和追求，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真正成就了一种诗歌美学。经宋代诗歌批评的广泛运用，在明代杨慎手中得到理论总结，到清代发展成为富有民族特色且与传统审美理想关系密切的美学概念。许德楠《杜诗的“解构”与“重构”》[284]指出杜诗的“解构”指历代对杜诗的严格审视与批评；“重构”则指在较后的时代对杜诗的接受与定位。文章回顾了此种“解构”的背景、原因，主要论列道学家对杜诗的“解构”，并简要说明了“重构”的价值、意义。程得中《杜甫入蜀诗歌刍议》[285]指出杜甫入蜀诗开启了后代文人入蜀创作的先河，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三、海外传播研究 杜诗的海外传播研究，也在新世纪颇受关注。左江《李植杜诗批解研究》[286]、沈文凡《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287]，着眼于海外杜诗文献的研究辑考，颇多创获。苏岑《朝鲜文人对杜诗“诗史”说的看法》[288]指出朝鲜文人对杜诗“诗史”说的看法和理解十分多样，有实录、褒贬美刺、详陈出处的知人论世说，强调杜诗的叙事特色等不同角度。李岩《朝鲜高丽时期文学中的杜诗》[289]指出高丽文人学杜诗不仅学其精湛的诗艺法度，而且还注重考究其审美把握和营造意象的门径。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和注疏杜诗的工作应运而生。曹春茹《朝鲜柳梦寅<燕京杂诗>与杜甫<秦州杂诗>之比较——兼论柳梦寅对杜诗的接受与批评》[290]则通过具体作品的比较观察杜诗的影响。 陆颖瑶《<秋兴八首>的英译策略——以柳无忌、葛瑞汉、宇文所安译本为例》[291]对照分析柳无忌、葛瑞汉、宇文所安《秋兴八首》译文，探讨其不同的翻译策略，指出其得失。赵化《变异的“诗圣”与“诗史”：英语世界的杜甫研究》[292]指出英语世界的学者对于“诗圣”和“诗史”的理解却与中国学者有很大出入。他们往往脱离了儒家文化精神的背景，而从纯文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两个概念。郝稷《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293]介绍了《古今诗选》中的杜诗翻译。李特夫《21世纪以来杜甫诗歌在英美的译介与传播——兼论首部英译杜诗全集》[294]、李特夫《20世纪前杜甫诗歌在西方世界的译介考论》[295]，黄强《论杜诗在越南的译介》[296]，文军、李培甲《杜甫诗歌英译研究在中国》[297]，杨经华《远游的寂寞——杜甫诗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变异》[298]，冯雅、高长山《日本的杜甫诗研究——以五山、江户时期为例》[299]，沈文凡《杜甫名篇名句日本江户以来汉诗受容文献初缉》[300]，王京钰《菅原道真与杜甫逐臣思君主旨诗歌中的意象同质性——以<九月十日>和<至日遣兴二首>》为例》[301]，李寅生《日本近三十年杜甫诗集版本内容介绍》[302]都对有关的域外传播情况进行了介绍。 四、关于李杜比较问题 李杜比较的问题，是20世纪研究的热点，相关的讨论包含两个主要方面：一、李杜其人其诗的异同对比；二、李杜接受的历史演变。新世纪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明显减弱，主要是对上世纪的讨论进行集成深化和反思。杨义《李杜诗学》[303]从艺术思维的角度观察了李杜的差异，对李杜精神与艺术从艺术心理、美学建构等多种角度进行了对比研究，富有理论新意和启发性。葛景春《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304]认为李杜之变反映了从浪漫转向写实的诗歌主潮转型、从理想转向现实的文化思潮转型，对李杜差异的文化思想史意义进行了阐发。余恕诚《论20世纪李杜研究及其差异》[305]对20世纪李白、杜甫研究的差异做了深入的分析，反思了杜甫诗歌艺术研究相较于李白开拓为难的原因，颇有启发。钱志熙《李杜赋合论》[306]指出赋体在李、杜的创作定位不同，李白在赋体创作中具有与其诗体创作相近的通过复古而全面突破赋史的宏伟计划，其赋体以讽喻、抒情为主，杜赋创作集中于中年，属于唐人献赋求仕的创作行为，其赋以雅颂为主。 有关杜甫阐释批评和影响接受的博士论文有安末淑《杜甫诗和韩国朝鲜时代诗研究》（山东大学，2005）、贾卉《符号意义再现：杜甫诗英译比读》（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张家壮《明末清初杜诗学述论》（福建师范大学，2009）、孙玉霞《丁茶山与杜甫诗歌创作的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0）、李新《宋代杜诗艺术批评研究》（河北大学，2011）、赫兰国《辽金元时期的杜诗学》（四川师范大学，2011）、杨永发《杜诗四家注之内容系统与功能系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李受映《杜甫对韩国三唐诗人影响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3）。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新世纪杜甫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是上世纪改革开放后重新启航的杜甫研究的集成突破期，一方面继承研究传统而集成深化，出现了以《杜甫全集校注》为代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集大成之作；另一方面随着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学术开放与交流极大加强，文献数字化迅猛发展，由此形成了众多新的研究热点和焦点，尤其是在杜集文献整理、交游和行迹研究、诗体研究、阐释批评与影响接受研究等几个方面，有十分突出的收获，呈现出旺盛的学术活力。从目前来看，这些热点还将继续吸引学界的关注，推动杜甫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不断拓展。 注释： [1]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2]谢思炜《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3]张忠纲主编《杜甫大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4]陈尚君《杜甫研究的里程碑》，《文汇学人》2014年04月14日，第11版。 [5]陈尚君《杜甫研究的里程碑》，《文汇学人》2014年04月14日，第11版。 [6]曾祥波《杜诗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7]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8]孙微《清代杜诗学史》，齐鲁书社2004年版。 [9]孙微《清代杜诗学文献辑考》，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10]孙微《杜诗学文献研究论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孙微、王新芳《杜诗学研究论稿》，齐鲁书社2008年版。 [12]孙微辑校《清代杜集序跋汇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13]孙微、王新芳《杜诗文献学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14]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蔡锦芳《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6]郝润华《杜诗与杜诗文献》，巴蜀书社2010年版。 [17]刘重喜《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 [18]刘文刚《杜甫学史》，巴蜀书社2012年版。 [19]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黄山书社2000年版。 [20]李爽《钱注杜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21]陈茝珊《<钱笺杜诗>研究》，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 [22]吴淑玲《<杜诗详注>研究》，齐鲁书社2011年版。 [23]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5页。 [24]李爽《钱注杜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39页。 [25]邓小军《魏晋宋微言政治抒情诗之演进——以曹植、阮籍、陶渊明为中心》，《中国文化》2010年第2期，第94-112页。 [26]吴淑玲《<杜诗详注>研究》，齐鲁书社2011年版。 [27]张忠纲编著《杜甫诗话六种校注》，齐鲁书社2002年版。 [28]韩成武等点校《杜工部诗集辑注》，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9]刘文刚《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考论》，《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6期，第149-152页。 [30]李伟《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版本辨疑》，《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1期，第74-88页。 [31]彭燕《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师古注”考》，《杜甫研究学刊》2012年1期，第45-49，72页。 [32]彭燕《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述评》，《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3期，第74-79页。 [33]沈时蓉、庾光蓉《卢世㴶<读杜私言>发微》，《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第65-72页。 [34]郝润华《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略论》，《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第52-58页。 [35]周兴陆《从杜诗接受史考察黄生<杜诗说>》，《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第45-51页。 [36]聂巧平《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的编年诠释及其历史价值》，《文艺研究》2010年第4期96-103页。 [37]陈尚君、王欣悦《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版本流传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5期，第20-26页。 [38]李小华《宋代杜诗编年考论》，《齐鲁学刊》2011年第1期，第109-113页。 [39]曾绍皇《论杜甫陇右诗的清人未刊评点》，《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第79-89页。 [40]曾绍皇《明清杜诗手批本书目著录的辑补与辨正》，《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45-51页。 [41]张忠纲、赵睿才、纂维、孙微编撰《杜集书录》，齐鲁书社2008年版。 [42]张忠纲主编，赵睿才、宋开玉、綦维副主编《杜甫大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43]王士菁编《杜甫词典》，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4]冀勤《金元明人论杜甫》，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45]胡可先《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文史哲》2012年第6期，第17-27页。 [46]胡可先《杜甫叔父杜并墓志铭笺证》，《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第35-44页。 [47]参见王辉斌《建国以来杜甫生平研究综述》，见所著《杜甫研究新探》，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286-296页。 [48]杨经华《“南窑湾”、“康店”之争——杜甫诞生地的历史真相》，《西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3-14页。 [49]吴淑玲、康靖、樊纯轩《杜甫诞生巩义康店龙窝沟考》，《社科纵横》2012年第1期，第120-125页。 [50]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51]莫砺锋《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与傅光先生商榷》《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第2期。 [52]霍松林《杜甫卒年新说质疑》，《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第138-139页。 [53]参见王辉斌《建国以来杜甫生平研究综述》，见所著《杜甫研究新探》，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286-296页。 [54]李定广《杜甫大历五年夏卒葬耒阳考实》，《学术界》2016年第5期，第16-24页。 [55]王辉斌《杜甫妻室问题索隐》，《大庆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第39-44页。 [56]陈冠明、孙愫婷《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外一种 杜甫亲眷交游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57]孙微《诗圣杜甫家室问题考辨——与王辉斌先生商榷》，《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2期，第38-41页。 [58]谭庄《杜甫妻室问题辨正》，《古典文献研究》第14辑，第423-432页。 [59]陈道贵《杜甫续娶“山妻”说辨疑》，《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73-76页。 [60]曾祥波《杜甫二子考》，《杜甫研究学刊》2013年第1期，第79-81页。 [61]李有林《骥子不是宗文，熊儿不是宗武——<杜甫二子考>摘误》，《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2期，第91-96页。 [62]孙微《杜甫之子杜宗武事迹新考——以任华<送杜正字暂赴江陵拜觐叔父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40-45页。 [63]阎琦《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考论》，《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88-93页。 [64]王勋成《杜甫罢官说》，《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23-26页。 [65]王勋成《杜甫授官、贬官与罢官说》，《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28-39页。 [66]陈尚君《杜甫为郎离蜀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第72-80页。 [67]孙羽津《再论杜甫去蜀之原因》，《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2期，第20-27页。 [68]孙微、王新芳《一段被忽略的历史：杜甫是玄宗封禅泰山的亲历者》，《开封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31-34页。 [69]韩立平《杜甫“卖药都市”辨》，《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第137-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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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日本杜甫学会”网站，http：//japandufu.toho.u-tokai.ac.jp/custom3.html 本文上部之日文版，由加藤聪、绀野达也翻译，刊载于日本杜甫学会主编《杜甫研究年报》（第二号），勉诚社2019年3月版，第44-74页。 作者简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