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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杭州女孩章子欣的遭遇让无数人深感悲愤。 失踪儿童的悲惨结局并不只有一种。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球每年约有120万儿童被拐卖。而英国反奴役儿童慈善机构（ECPAT UK）的调查证实，全世界每年会有550万儿童被贩卖，市场估值每年超过120亿美元。 这让人想到上个世纪20至50年代的美国，以乔治娅·坦恩（Georgia Tann）为首的“田纳西儿童之家”孤儿院，还曾打着慈善的名义，干着拐卖儿童的勾当。 这一真实贩童丑闻被写进了小说《守护者》中。小说至今销量已超过110万册，卖出36国版权，出版以来一度成为《纽约时报》《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出版人周刊》年度畅销书。今年6月，《守护者》简体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小说作者丽萨·温盖特（Lisa Wingate）曾是美国新闻记者，借着书中小女孩里尔·福斯的家庭故事，她让这段罕为人知的历史重见天日。近日，澎湃新闻记者就《守护者》对丽萨·温盖特进行专访。  丽萨·温盖特 WHITLEY LIND PHOTOGRAPHY 摄 澎湃新闻：在《守护者》中你同时开展了两条平行故事线，一条是被迫被收养小孩（里尔）的心路历程，另一条是当事人孙女（艾弗里）多年之后探寻真相的过程。为什么这样设计？ 丽萨·温盖特：写了30本小说之后，我开始像母亲看孩子一样去看我的作品。它们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在某些方面又是独特的。故事有时就和人一样，或许因为它们本身也是关于人的，有它们自己的个性。在结构上，《守护者》和它的许多“兄弟姐妹”类似，我喜欢在双重时间框架下创作故事，将现代故事与历史故事融合在一起。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把里尔的故事写成一部历史小说呢？在我看来，将里尔和艾弗里的叙述交织在一起，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跟随艾弗里的脚步，一点点地揭开真相的面纱。同时也设置了悬念，让读者拥有探索真相的乐趣。此外，读者可以感知到艾弗里想要了解真相的迫切心情，以及她的最终发现有可能影响、改变甚至威胁到她的未来。 设置双重时间线最大挑战就在于如何将故事编织到一起，从而有效推动情节发展。尽管小说蕴含两条故事线，但一般情况下，会以一条故事线作为小说节奏的主导。可能是历史那条线，也可能是现在那条线。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展现当下人物对历史真相的探索将如何改变现在的生活。我们将吸取什么教训？哪些习惯、自我认知或未来计划可能因此变化？可能会泄露什么秘密？这个矛盾冲突越激烈，情节的张力就越大。 自然而然地，我想大多数人都对自己家庭和社交圈里的谣言、荒诞故事和奇闻轶事感到好奇。而平行故事线的作用就是，发现联系并挖掘隐藏的过去。 澎湃新闻：《守护者》这部小说是根据美国历史上真实的社会丑闻改编的，但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历史现实与虚构想象之间进行平衡。你如何看待并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丽萨·温盖特：我喜欢历史，当我看到某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时，经常上谷歌搜索，翻阅书籍，查找文章和电影来满足我的好奇心。当我决定要写一个关于乔治娅·坦恩的故事时，我开始搜集大量信息，包括书中的一些材料，直到我对事实有了全面了解。 然后，我开始思考这些角色是什么样的？由谁来讲这个故事？我在研究时发现，一直以来，我们缺少的似乎是那些被拐走的孩子们的声音。那些突然被乔治娅·坦恩偷走、送入收养家庭，但却对‘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发生’都一无所知的孩子。于是，我脑海中萌生了“福斯一家”的故事。 孟菲斯是一个河畔小镇，也是一个贫民区。人们可以在那里扎营，留下来生活。当然，有些家庭一贫如洗，他们找不回他们的孩子，所以我把“福斯一家”的生活设定在河上船屋里，从里尔的角度开展整个故事。而艾弗里则是现代时间线上的人物，她会发现福斯一家的故事与她自身息息相关。此外，我把艾弗里放在一个政治家庭中，当她试图揭露家族过去的丑闻时，因此牵涉的利害关系更大。 澎湃新闻：在写这本书之前，你做了大量的调查。你曾经提到，主人公里尔·福斯的经历是从幸存者讲述的内容中获得的。我们对几十年前那些被拐儿童的生活现状很感兴趣，当年的事依然影响着今天的生活吗？ 丽萨·温盖特：这是一本充满调查与研究的小说。我几乎把所能找到的关于乔治娅·坦恩和孟菲斯的田纳西儿童之家的所有资料都看了一遍。的确我从中获得了小说创作的养分。探索频道一档专门关注女性杀手的真实罪案纪实节目（Deadly Women）及其他新闻片段提供了有用的视觉信息；各种非小说类书籍、新闻消息和田纳西州的报道有助于了解与乔治娅·坦恩有关的政治腐败和丑闻掩盖行为；哈伦·哈伯德的《棚户区日记》（Shantyboat Journal）是一部关于河上棚户区生活的著作。此外，我还在孟菲斯呆了一段时间，参观当地博物馆、图书馆和大学照片档案馆，以及与田纳西儿童之家中对当年事件还有印象的人员交谈。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与一些受害者进行了交流。我遇到了当年贩童丑闻中真正的幸存者，一些人给我写了信，现在我仍能收到那些自称被乔治娅·坦恩收养的人的来信。当这本书出版时，一些人写信给我，问我是否有兴趣与那些仍受这段历史影响的人们重聚。一些人自愿帮助安排这样的会议，我们组成了一个核心小组，并按照计划在孟菲斯度过了一个周末。我聆听了他们的故事，分享了当年的领养文件和寻找家人的情况，还看了报纸文章和与田纳西儿童之家有关的其他资料。 许多人都想分享他们的真实故事，因此，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朱迪·克里斯蒂（Judy Christie）开始记录田纳西儿童之家被收养者以及他们家庭成员的真实经历。这些记录将作为一本非虚构作品于今年秋天出版，以在世者的声音讲述一段真实过往。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被拐儿童长期承受着某种类似的共同影响。就像里尔一样，他们感觉自己失去了“根”。许多人都对亲生父母的问题感到困惑，即使几十年后，即使在领养成功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许多人都挣扎于一种证明自己或努力适应的感觉中。长期影响因人而异，但他们身上有一些共同特征。 澎湃新闻：这本小说写得顺利吗？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丽萨·温盖特：最大的障碍是处理情节，使过去时和现在时的部分融合在一起，故事的神秘感被一点点地揭示出来，能让读者不断翻页读下去。我很喜欢看到这样的留言，如“我放不下这本书”或者“我花了整晚时间来看这本书”。我常带着这样的想法写作：“什么会让读者继续看下去呢？” 澎湃新闻：乔治娅·坦恩和田纳西州儿童之家协会的真实故事其实是一个悖论。不可否认这个机构把许多孩子从各种或悲惨、或危险的环境中营救出来，但也有无数的孩子被这个机构从慈爱的父母身边抢走。你如何看待这个矛盾？ 丽萨·温盖特：人生总有好事和坏事。困难在于，我们如何度过难关，变得更好、更强大。我总是希望读者能感觉到，书中的角色已经走出了风暴，重新回到了阳光下。 许多读者会问，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更多关于格宾、卡米莉娅和朱迪双胞胎的故事。在我看来，在那个时期，找到福斯家族的所有孩子是不现实的。尽管田纳西州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公开了一些家庭团聚的记录，但有关乔治娅·坦恩的许多文件被大幅篡改。当丑闻爆发时，许多细节记录也丢失了，大多数幸存者都难以找到他们的家人。 但今天人们又有了新的希望，通过DNA测试，一些人甚至可以与远亲建立联系，了解他们的生身家庭，一些美好的团聚正因此而发生。但是，当艾弗里在寻找她的过去时，一切都无法选择。 澎湃新闻：有一种观点，如果给不了孩子好的生活就不应该生孩子。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在与同龄人玩耍时会敏感地察觉到这种差距，从而责怪他们的父母。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穷人就不配有养育孩子的权力吗？ 丽萨·温盖特：乔治娅·坦恩收养的多数孩子来自贫困家庭，或由单身母亲所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她们无法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尽管这些父母中有一些人自愿放弃了孩子，但许多小孩还是通过邪恶的手段落入了坦恩手中。有些人是在前廊或放学回家的路上被绑架的，其他人被坦恩医院和社会工作网络中的“侦察员”掳走。坦恩觉得，他们的父母很穷，不适合抚养或爱他们的孩子。 不幸的是，由于乔治娅·坦恩的个人动机是利润驱动的，孩子们往往会遭受比他们原本留在原生家庭更艰难的处境。所有陷入坦恩手中的孩子都处于田纳西州儿童之家的糟糕设施或寄宿家庭带来的危险之中。 许多收容所是肮脏的，工作人员冷漠自私，孩子们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和适当的医疗看护。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那里，他们的家庭发生了什么事，或者他们将被收养，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大多数是为了利益而被收养，还有一些是为了帮助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获得孩子）。如果没有对收养家庭进行适当的审查，坦恩孤儿院常常会造成令人心碎的悲剧后果。有时，这些孩子根本不适合他们被收养的家庭。 我遇到的几个成人幸存者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情绪：他们宁愿在贫穷的环境中长大，拥有完整的亲生家庭和遗传基因，也不愿在被富裕的家庭收养。其他被收养者则没有这种感觉，他们的理念是：虽然不赞成收养过程中的不正当因素，但他们对养父母以及由此带来的机遇心存感激。不过一般来说，不管他们成年后的情感如何，被收养者都想知道自己的血缘真相。 澎湃新闻：新世纪以来，跨国界、跨大洲贩运儿童的现象屡见不鲜。你认为这种趋势对保护儿童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 丽萨·温盖特：我经常听到一些国家的儿童权利倡导者在为保护儿童和家庭而斗争——不仅保护亲生父母，而且保护寻求收养的家庭——以防止贩童者利用儿童和家庭来谋取私利。他们认识到，乔治娅·坦恩的方法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儿童贩运者使用的方法有相似之处。那些提倡公平和公开收养的人，优先考虑儿童的福利，正在与看似不可逾越的困难作斗争。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人贩子更容易建立起一个广泛的网络，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潜在的买方父母，找回孩子变得更加艰难。腐败官员、高薪律师和罪犯更容易转移资金、隐藏交易和隐瞒事实。在乔治娅·坦恩的时代，报纸广告被用来招揽和识别潜在客户，通过信件、电报和电话进行交易。而现在，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进行跨洋越海的交易。 澎湃新闻：我们注意到，国内外儿童交易黑市上的掮客很多是女性，就像乔治娅·坦恩一样。一方面，女性承担着母亲的角色，本应对孩子怀有更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却又成为此类犯罪的主流。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丽萨·温盖特：我不确定在以营利为目的的收养中，哪种性别的参与比例更高，但在这种犯罪活动中，女性处于有利地位。因为公众往往认为妇女是儿童的养育者和保护者。 在公众眼中，乔治娅·坦恩曾是一位外表无辜、慈祥如祖母的女士，她只关心贫困儿童的福利。人们对她的判断往往是基于她的外表，而实际上，她是数千起绑架和非法收养的幕后黑手。她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利用它为己谋利。最危险的罪犯往往是那些外表无害的人。 澎湃新闻：你在未来还有其他写作计划吗？是否同样关注某些社会问题？有没有对小说进行影视化方面的考虑？ 丽萨·温盖特：我总是在写作，但有时候想法很多，我无法将所有的想法都写出来。我三十部小说中的人物既反映着今天，有时也反映着过去。 如上所述，我和朱迪·克里斯蒂（Judy Christie）会在10月份出版《之前与后来：从田纳西儿童之家贩童丑闻中幸存下来的孤儿如今怎么样了》（Before and After: The Incredible Real-Life Stories of Orphans Who Survived the Tennessee Children’s Home Society）。我们采访了这些孤儿和他们的后代，以及一些原生家庭的成员。在那本书中，我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以及乔治亚·坦恩的无耻行为在千家万户中造成的悲剧。 另外，我的下一部小说也已经完成，正在编辑过程中，预计将在2020年春夏发布。这也是一个双重时间线的故事。目前还没有命名。 在那之后，谁知道呢？我有一个“点子抽屉”，可以随时从中拿出几个小纸条，找到我最需要的那个。平时，我会撕下餐巾纸、便条纸的空白边儿，把想到的点子写在上面，然后分类放好。可能是今天在书上读到的，电视上看到的，也可能是有人在电子邮件里发的一个小故事，这些都能让我的思维拓展、获得创作灵感，成为我写下一本书的动力。 据我所知，米高梅（MGM）已经购买了《守护者》的电影版权，有一个编剧团队正在着手准备剧本。另外，我早期的一部小说《蒲公英之夏》（Dandelion Summer）也被选中了，听说剧本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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