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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詹福瑞 [主持人语]唐诗选本是唐诗传播与经典化的重要途径。自唐代以来，历代文人通过编选、评点、注释唐诗选本，开展诗歌教育，传播个人文学情趣或某一文学团体或派别的文学观。至明清两代，诗坛出现了宗唐与宗宋之争，唐诗选本便成为各派张扬其主张的重要载体，编选刊印者甚多。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和陈伯海、朱易安《唐诗书录》是目前梳理唐诗选本文献比较详尽的著作。其中，《唐诗选本提要》收录唐诗选本659种，其中存世唐诗选本348种；《唐诗书录》收录唐诗选本392种，著录存世者237种。陈伯海、朱易安二位学者2015年出版的《唐诗书目总录》收录唐诗选本460余种，著录存世选本362种。这个结论显然不够准确，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历代编写的唐诗选本不下700种，存世唐诗选本超过460种，这些唐诗选本是研究唐诗传播、唐诗经典化及历代诗学的重要文献。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立项的重大招标项目《历代唐诗选本整理与研究》，立足于唐诗选本的文献搜集与整理，撰写选本提要，影印汇刊历代唐诗选本，精选点校部分有诗学价值的选本；并在此基础之上，开展唐宋金元、明代和清代三个阶段的综合研究。此次刊发的三篇文章系这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唐代重视诗歌，唐人编选本朝诗歌以选本的形式加以传播，具有开创性意义。在这方面，唐以后各代无能出其右者。在唐代，大型类书如《艺文类聚》、《三教珠英》，文学总集如《文馆词林》、《芳林要览》等，皆由官府主持编纂，而唐朝诗歌的编选并未纳入官府管理范围。考之，皆因选本规模较小，故多系由个人来完成。一方面，编选者因所处时代不同，文学主张有别，故“立意造论，各该一端”[1](P10)，此乃正常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编选者社会地位高卑悬殊，编选目的迥异，存在权要与士人两个阶层。本文所说的权要和士人，既指编选者的身份，也包括诗歌入选者。唐人选唐诗，在看似简单的编纂整理背后，充满着权要与士人的博弈。 唐人秉承立德、立功、立言之古训，立德建功，孜孜以求，于立言也看得很重。白居易《唐扬州仓曹参军王府君墓志铭并序》：“古人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余庆。今其将在后嗣乎？不然者，何乃德性、政事、文学之具美聚乎公之三子乎？”[2](P2723)“德性、政事、文学”集于一身，可谓“三不朽”。立言本指著书立说，但对唐人而言，文学也是立言之一种，而借诗歌立言，选本无疑是最佳选择。唐人看重诗歌选本，即在于可借此扬名当时，流誉后世。例如，刘希夷，“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3](P128)。由此可见，选本能够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左右舆论。相反，有诗名而未入选本，若无别集，则当时传播不广，以致后世被湮没。例如，陆海的诗歌为贺知章所赏识，“长于五言诗，甚为时人所重。行峻不附权要，出牧潮州，但以诗酒自适”[3](P127)。“郑蜀宾颇善五言，竟不闻达”[3](P127)。现存唐人选本均不见此二人诗入选，《全唐诗》仅录陆海诗二首，郑蜀宾诗一首。入选唐诗选本甚至也要在墓志上书写一笔，引为荣耀。上引白居易所作墓志铭称王士宽之父王异“诗入《正声集》”[2](P2721)。元稹称“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4](P554—P555)自得之情溢于言表，所言“模勒”及乡间所用启蒙教材，当是元、白诗歌选本。 看到选本扬名立言的巨大作用，致使朝野对诗歌选本格外重视。朝官杈右，功名显赫，王公贵戚，炙手可热，功成名就之后，仍要借诗歌选本以求立言流布。《翰林学士集》所收皆帝王与朝中重臣之作。其中，长孙无忌正一品，高士廉从二品，沈叔安、杨师道、岑文本皆正三品，许敬宗为从三品。编选者在作者之前将所有官爵全部列上，如许敬宗为“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行太子右庶子弘文馆学士高阳县开国男”，赫然显耀。选本所收限于皇帝朝臣，中下层官僚皆不得预焉，布衣诗人更被摒弃于外。崔融《珠英集》所收全是朝中预修《三教珠英》者[5](P162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珠英学士集》五卷，右唐武后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书者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融为之序。”[6](P1059)所谓官班，即官职等级。按《珠英集》现存两卷，卷四顺序排列，依次是沈佺期、李適从六品上，崔湜、刘知幾从七品上，王无竞从七品下；卷五是马吉甫、乔备、元希声正六品下，房元阳从七品下，杨齐浙从八品下，胡皓从九品下。选诗而按诗人官职等级排列，说明崔融的官位意识根深蒂固。当时，曾预修《三教珠英》的张说对这种刻意显示官位等级的做法极为反对。《大唐新语》卷七载：“张说拜集贤学士，于院厅宴会，举酒，说退让不肯先饮，谓诸学士曰：‘学士之礼，以道义相高，不以官班为前后。说闻高宗朝修史学士有十八九人，时长孙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饮，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许在后，乃取十九杯一时举饮。长安中，说修《三教珠英》，当时学士亦高卑悬隔，至于行立前后，不以品秩为限也。’遂命数杯一时同饮，时议深赏之。”[3](P103)张说以为集贤院众学士虽官位有别，但同为预修者，身份相同，不应有品秩之限。但浓厚的官班意识，不仅影响到聚会宴饮，还深深地嵌入崔融所编的《珠英集》中。 这种观念不仅反映在庙堂之上，甚至也影响到下层士人编选唐诗选本。例如，芮挺章唐天宝初举进士未第，遂编《国秀集》，目录中诗人除孙欣、王之涣、王羡门三人，其余多加官职，甚至把执戟这样的小官职也加在梁锽之前，未免滑稽可笑，而孟浩然一生未仕，则被冠以处士。虽然楼颖在《国秀集序》中称“道苟可得，不弃于厮养；事非适理，何贵于膏粱”[7](P280)，但通观目录，仍使人感觉是在选官吏之诗而非诗人之诗。家集编选也受此影响，褚藏言编《窦氏联珠集》，取“以偕列郎署，法五星如联珠”之意，兄弟五人官职全列无遗，如窦群为“故朝议郎御史中丞容管经略使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但是，官阶高与诗好与否，并无直接的联系。在唐朝，诗好且官高者有之，但为数不多。中唐诗人徐凝诗云“诗好官高能几人”，当是实情。在这种观念和氛围中，选本被涂上了浓重的权要色彩，变成了官吏诗歌之选本，互相唱和，圈子狭小，重官位而轻作品，诗歌的本真性被异化。唐开元二年(714年)六月，“左拾遗蔡孚献《龙池集》，王公卿士以上凡百三十篇，请付太常寺。其词合音律者为《龙池乐章》，以歌盛德。从之”[8](P412)。《中书省试咏题诗》则只选中书省试诗笔。《元和三舍人集》编选令狐楚、王涯、张仲素唱和之作，有些诗无病呻吟，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高。有些选本如《高氏三宴诗集》，预宴者或有一定地位，或家族显赫，或已登进士第。是集编选者高正臣“连姻帝室，官至卫尉卿，寓居洛阳，善咏爱客，一时名士，多所交接”[9]。高瑾是高士廉之孙，唐咸亨元年(670年)登第；郎余令博学擢第，曾任唐高祖第十四子李元轨府中参军。预宴者只有陈子昂低微，然三宴皆预，其目的是历抵群公，广交名士，渴求援引，功利色彩颇浓。 选诗着眼于官位，诗歌变为权势的附庸，选本成了某一特定权势集团彰显名声的工具。狭小的格局和低下的境界，导致选本根本不能客观反映某一时期和某一方面的诗歌优长及特色。这样的唐诗选本，对于优秀诗人及其诗歌起到的是排斥和阻滞的作用，这就必然引起下层诗歌编选者的强烈不满。从现存唐诗选本和可检阅的文献资料看，孙翌的《正声集》首开先声，顾陶称其“朗照之下，罕有孑遗，而取舍之时，能无少误”[10](P7959)。孙翌不重权要势利，把真正优秀的诗歌作为唯一入选的条件，如选入落魄不拘长格的刘希夷诗歌，且为“集中之最”，最见孙翌的胆识和眼光。真正树起大旗的是殷璠，他的《丹阳集》选了18位诗人，虽未能免俗，有16位诗人冠以官职，但立意不同以往，入选诗人官职卑微身处下僚，诗歌却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殷璠评价诗人，着眼于骨气、词采、情理，与权要选本比，特色卓然而出。尤应注意的是，他评丁仙芝诗是“迥出凡俗”[6](P136)，评张彦雄诗“非凡俗之所能至”[6](P139)。言在此而意在彼，当是针对权要选本所选的庸俗之作而发。高仲武批评“《丹阳》止录吴人”，其实是误解了殷璠。《丹阳集》所收地域范围虽只限于润州五县，但此地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杜佑《通典》载，扬州“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11](P4850)。殷璠借《丹阳集》昭告，这些身处卑位的诗人作品呈现出来的价值，远非权要所选诗歌能比拟。逮至编选《河岳英灵集》，殷璠的视野扩大了，选诗理念更加成熟。他痛责当时选本陷于势利藩篱：“大同至于天宝，把笔者近千人，除势要以贿赂者，中间灼然可尚者，五分无二，岂得逢诗辑纂，往往盈帙。盖身后立节，当无诡随，诠检不精，玉石相混，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6](P156)当时官场污浊不堪，势要横行，贿赂成风。张鷟《朝野佥载》载：“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明经、进士、十周、三卫、勋散、杂色、国官、直司，妙简实材，堪入流者十分不过一二。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赃污狼藉。流外行署，钱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员外行案。更有挽郎、辇脚、营田、当屯，无尺寸之功，并优与处分。皆不事学问，唯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12](P6)这种社会风气“尘黩士人之品，诱悦愚夫之心”[12](P7)，选官之风也会影响到选诗。殷璠所言“势要”、“贿赂”、“权压梁窦”，高仲武所言“权右”、“媚俗”，皆有所指。殷璠将选本定名《河岳英灵集》，一是放眼唐朝整体诗坛，一是所选皆诗才出众者，二者结合才不枉称河岳英灵。他摒弃权要势位并称“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6](P156)。这是选诗不可逾越的底线。《河岳英灵集》与权要所选迥异，殷璠对此充满自信：“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憾。”[6](P157)明确了与以往选本截然不同的分界线。 高仲武承袭殷璠选诗主张，他批评《英华》浮游，《玉台》淫靡，是针对诗歌风格，而《珠英》“但记朝士”则是批评编选者居庙堂之高而忘却了江湖之远。他极力反对“苟悦权右，取媚薄俗”，称“今之所收，殆革前弊”[6](P451)。高仲武仿殷璠对每位诗人进行品评只着眼诗歌艺术性，并不涉及诗人的仕途遭遇和官职高下，这实际上比殷璠更进了一步。因为殷璠虽鄙视权右高官，但又对诗人仕途困蹇深表同情，如常建“高才无贵士，沦为一尉”，李颀“惜其伟才，只到黄绶”，薛据“自伤不早达”。这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反映了殷璠鄙夷权要诗歌入选，因为选本的本质是看诗不看官；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笔下的优秀诗人获得高官，这其实是很难相容的。他选入的诗人之所以能写出好诗，多是因为命运多舛，仕途坎坷，情动于中，有感而发。高仲武未对《河岳英灵集》加以评论，但他不同于殷璠的是“朝野通取”、“兼包众善”，而“通取”、“兼包”的前提是弃权右、黜媚俗，诗歌艺术性是入选的唯一标准。 姚合编选《极玄集》的宗旨更加明确，入选者全是优秀之作，所谓“射雕手”，是指诗艺超群出众者，与官位势要无涉。“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玄者，深奥神妙也，强调优中选优。元蒋易《极玄集序》云：“唐诗数千百家，浩如渊海。姚合以唐人选唐诗，其识鉴精矣。”[6](P709)可谓至评。姚合《极玄集》自署“谏议大夫姚合纂”，按谏议大夫为正四品下，但姚合是以诗家身份和眼光选诗，《新唐书》称他“善诗”，《唐才子传》谓其“以诗闻”，与权要选诗截然不同。 晚唐时期编选唐诗，权要影响式微，情势利禄的干扰也减少了。顾陶编选《唐诗类选》直言“已无情势相托，以雅直优异成章而已”，“不以名位卑崇、年代远近为意”，公正客观，博采众善，“终恨见之不遍，无虑选之不公”，唯一的条件是“不亏六义之要”[10](P7959)。顾陶74岁时又为《唐诗类选》作后序，称自己“一名已成，一官已弃”，再次申明编选此集“不惧势逼，不为利迁”[10](P7960)。摒弃了势利因素，唐诗选本才真正回归到诗歌的本真。其后，韦庄编选《又玄集》，承袭姚合的主张：“昔姚合选《极玄集》一卷，传与当代，已尽精微。今更采其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其宗旨更加鲜明：“执斧伐山，只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甘泉”，“金盘饮露，唯采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飨醍醐之味”[6](P773)。韦縠编选《才调集》，标明“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追求“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境界[6](P919)。韦庄、韦縠所选，眼界更为阔大，中晚唐自不必说，盛唐许多优秀诗人如李、杜、高、岑、王、孟全都入选。《才调集》不仅选了初唐沈佺期，甚至连无名氏、佛道诗人也都选入，又为女性诗人专列一卷。细检《又玄集》、《才调集》会发现，早期权要选本中的许敬宗、长孙无忌、高士廉等一首也未选，讲究官班的崔融亦不见踪影。 自殷璠以来，唐人选唐诗力矫权要和官班，编选者用实践打破了选本中的门第观念和地域歧视，消解了庙堂威严和官班优越，清除了唐诗选本的异化因素，使之回归诗歌本身，这对唐诗编选而言，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权要选本自有其文献价值，但从选本传播上看，则影响甚微，盛唐以后更是日趋式微；而士人选本则流布后世，影响深远，宋元明清笺注评点者，络绎不绝，有的选本经过时间淘洗终成经典。在唐人选唐诗发展史上，这是士人编选家的胜利。 (责任编辑：admin) |